毛泽东亲自发起、集体编撰《红军长征记》

毛泽东亲自起草征稿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几个月后，即1936年春天，经毛泽东提议，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开始组织征集撰写红军长征的忆述文章。最初计划是将能找到的原始文件资料和征集到的长征亲历者的口述经历以及日记等材料集中起来，再请几个“笔杆子”进行编写。但是，由于“被指定写的人偏忙着无时间，一直延宕到8月”。这样，组织者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而采取更大范围的集体创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记者斯诺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斯诺的到来，客观上促进了毛泽东加紧国内外扩大宣传红军影响的想法。1936年8月5日，毛泽东起草并以他与总政治部负责人杨尚昆联名的形式，发出了一封致各部队首长的电报和一封致参加长征同志的信。

致各部队首长的电报说：“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致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9月5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发起集体撰写和宣传《长征记》的意图很明确：一是为了进行国内国际宣传，扩大红军的影响；二是为了红军抗日筹集资金。在给各部队首长的电报中还专门强调：“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红军将士们纷纷拿起笔来撰写记述长征的文章。通知发出的第二天，童小鹏就在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这里说的“洋人”就是斯诺。

▲1936年，毛泽东（右一）与斯诺在陕北合影。

到1936年10月底，在短短的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文章，共50多万字。由于将士们撰写这些记述文章时距走完漫漫长征路，也就是短短一年时间，长征途中的种种战斗经历、故事趣闻，仍清晰地浮于脑际，是记忆最真切之时，所以，这批文章具有无可替代的最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还送给了当时已到了延安的斯诺参阅。斯诺在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那里还看到了红一军团编辑的《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斯诺自述中说，1936年10月他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据说其中就有《长征记》的部分稿件。

由于征稿时红二、红四方面军尚在长征途中，所以后来编成的《红军长征记》中反映的只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情况。

参与撰写《红军长征记》的一些作者的情况

《红军长征记》编辑成书时，在编辑经过的说明中对参与写稿的作者有这样两段描述：“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角、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所有执笔者多半是向来不懂所谓写文章，以及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章的人们，他们能粗糙质朴地写出他们的伟大生活、伟大现实和世界之迷的神话，这里粗糙质朴不但是可爱，而且必然是可贵。”

编者将这些“可爱”的作者们，称为“数十个十年来玩着枪杆子的人们”。编者最初也曾有过担忧：“征文启事发出后，我们仍放不下极大的担心：拿笔杆比拿枪杆还重的，成天在林野中星月下铅花里的人们，是否能不使我们失望呢？没有人敢给有把握的确信。然而到了8月中旬，有望的氛围来了，开始接到来稿。这之后稿子从各方面涌来，这使我们兴奋，我们骄傲，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在撰写忆述文章的作者中，张爱萍以“艾平”、“斯顿”的笔名共写了20篇文章，有人考证他也曾参加了部分誊写、编辑工作。彭加伦撰写有11篇文章，还记叙了长征途中将士们常唱的4首歌曲，他当时在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任职，因此也是该书的编者之一。童小鹏撰写了7篇文章，长征时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毛泽东发起征文倡议时，他正在红军大学学习，作为政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有人考证他也参与了此书的编辑工作。

这些长征将士所写出来的亲历文章，仅仅是涉及了可歌可泣的长征战斗和英雄故事的极小部分。正如1937年2月编辑者在说明中表明的：“我们把这约三十万言的稿子汇齐了，然而看一看目录，却使人有极大的不满，这里所有的还不到我们生活过的和应该写出的五分之二！然而我们不能再等了，环境和时间都不容许我们了。”

最后编成的《红军长征记》，选用的稿件也只是收到的大量来稿中的小部分，也未曾列出所有提供稿件的红军将士名录。从《红军长征记》收入的100多篇文章和歌词来看，至少有40多位作者，我们是应该记住他们的。他们是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李富春、张云逸、谭政、萧华、彭雪枫、刘亚楼、张爱萍、陆定一、李一氓、王首道、杨成武、冯文彬、邓华、耿飚、莫文骅、曾三、童小鹏、黄镇、贾拓夫、陈士榘、周士第、舒同、廖志高、熊伯涛、张震、郭滴人、刘忠、王辉球、李雪山、李治、彭加伦、陈明、谢翰文、罗华生、周碧泉······

还有一些作者不详，如何涤宙、李月波等；另有一些作者用的是笔名，未能查出他们的真实姓名，如莫休、曙霞等。

由于工作繁忙和时局变化，发起这次集体编撰《长征记》的毛泽东本人，曾经应允为《长征记》撰写“总述”的愿望未能实现。这件事在谢觉哉的日记中作过记录。1945年11月2日，谢觉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工夫，隔了10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究是缺文。”这件事成了永远的缺憾！

《红军长征记》的编辑、印制和传播情况

在征稿信发出不久，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红军总政治部专门成立了《长征记》编辑委员会，由丁玲、徐特立、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

编委会经过仔细筛选，于1937年2月选定了100余篇文章，10首长征中传唱的歌曲和歌词，还有两篇红军英雄谱，4份资料表。编好的书约30余万字，开始取名为《二万五千里》。编者还写了《关于编辑的经过》，落款是“1937年2月22日于延安”。

《关于编辑的经过》里说：“这本书本应早日和读者见面，但因稿子大量涌来后，编辑委员会的人出发了，结果只有一个脑力贫弱而又肢体不灵的人在工作，加以原稿模糊，誊写困难，以致延长预定编齐的期间约两个月，这是非常抱歉的。”这里提到的“一个脑力贫弱而又肢体不灵的人”，是最后完成编辑任务的徐梦秋的自称之语，他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因长征中受风寒双脚被截肢。

从保留在上海的一本誊清稿看，被称为“红军书法家”的舒同，也参加了该书的编辑修改工作。

国内最早报道《二万五千里》一书编辑情况的，是上海的出版刊物。1937年8月，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个月后，上海复旦大学黎明社出版了《文摘·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文摘》第二卷第二期）。在这一期特辑上，刊登了记者任天马的一篇延安采访记：《集体创作与丁玲》。其中说到了《二万五千里》的撰写与编辑经过：“在这里可以比在外面更自由些，更有趣些，没有什么拘束。也许正是因为这里一切都不受拘束，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乃得写就了它的初稿。这初稿的内容是从许许多多身经二万五千里路程的征人们日记中采取来的。”还说：“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段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了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合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任天马还描写了丁玲编辑这部书稿时的工作状态：“在丁玲的桌上，也放着那样宽约一尺，长约一尺半，厚约二寸的一份……这稿子外面包着绿纸的封面，里面是用毛笔横行抄写的。在每行文字之间和上下空余的白纸上，已让丁玲细细地写上无数极小极小的字。据说，在另外的二十三本上，也同样改得糊涂满纸了。”采访者当时问：“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丁玲说：“今年秋天可以完成，现在大家都在加倍努力。”采访者又问：“将来怎样发行呢？”丁玲说：“能在外面发行更好，有困难呢，我们自己来印。这部东西自然的有它历史的价值。无论如何，它一定会流传到全世界去的。”

就在丁玲预计“今年秋天”可以发排的时候，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出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书稿中有的内容似不宜公开出版，再加上编辑人员被派往延安以外的岗位工作等原因，这本书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为《红军长征记》，分上下两册，作为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印数非常有限。

在1942年出版的延安印本《红军长征记》中，有一篇署名“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出版者的说明》，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本书的写作，系在1936年，编成于1937年2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红军长征记》在延安内部印制以后，朱德总司令曾亲笔签名送了一套给斯诺。斯诺后来带回美国，现珍藏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朱德签名版《红军长征记》

丁玲所说的“能在外面发行更好”，不只是编辑委员会的意见。在1937年2月编好《二万五千里》一书清样的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曾考虑在外面出版的问题。当时曾通过党内交通员将《二万五千里》一书的誊清稿本带到了上海，交给了冯雪峰（冯雪峰参加完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4月被张闻天和周恩来派往上海，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从事党的工作）。冯雪峰拿到《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后，原打算尽快在上海出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整出版。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等人通过选登期刊和出版摘编本等方式，尽量将书中的内容传播开去。

▲《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影印件。

1937年7月5日，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上，连续发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长篇文章《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介绍了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它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写起，叙述了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过程。以后按时间顺序，叙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如突破湘江封锁线、四渡赤水、强渡乌江、通过彝民区、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通过藏民区、攻克天险腊子口，最后以吴起镇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而结束。这篇连载文章的许多生动情节来自《二万五千里》一书，如讲述红军品尝茅台酒，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讲述红军在草地断粮，引自舒同的《芦花运粮》；《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二万五千里》一书的附表一致，等等。据考证，“幽谷”是化名“王牧师”、参与安排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上海引起了轰动。

几乎同时，在上海还出现了一本题为《从江西到陕北》的书，署名赵文华，内容也与《二万五千里》雷同，显然为誊清稿本之摘录本。

由于在上海完整出版未果，冯雪峰将《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原件，交由为党作过不少工作的党外人士谢澹如保管。1962年，谢澹如的子女将包括《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的一批革命文物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这部誊清稿本，与1942年延安出版的《红军长征记》内容大体相同，但有的篇目是延安版中没有的，而延安版中有一些篇目该誊清稿上也没有。2006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了近70年的《二万五千里》誊清稿本重新影印出版，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在纪念红军长征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于1954年在其内部刊物《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根据延安版的《红军长征记》整理而成的。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书中选取了延安版《红军长征记》的回忆文章51篇，诗1首，并附表3份和综述文章4篇。

根据上述版本，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出版社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为书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红军长征记》的原书名，分别出版了该书，将当年长征亲历者们讲述的历史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