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大跃进”为啥会在中国发生

1958年的“大跃进”为啥能在中国发生

1958年“大跃进”为啥能在中国发生？

对“大跃进”持否定态度的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胜利面前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头脑发热，错误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可以大干快上，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大跃进”。第二种说法是，毛泽东受苏联赫鲁晓夫的影响，为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头，在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15年赶上美国后，毛泽东轻率地表示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15年赶上英国，为了保面子，不得不发动“大跃进”。第三种说法是，“大跃进”想通过突击运动把经济搞上去，违背了生产力只能渐进的客观规律，必然招致失败。第四种说法是，中国当时根本不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大跃进”本来就不该发生。第一种说法叫头脑发热论，第二种说法叫盲目追赶论，第三种说法叫违反规律论，第四种说法是不该发生论。

“大跃进”是头脑发热吗？

“大跃进”是盲目追赶吗？

大跃进”违反规律吗？

“大跃进”不该发生吗？

笔者通过考证得出的认知是：对上述四种说法都可用“非也”来作答。作者得出的结论是：1958-1960年间的“大跃进”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客观要求，有四大历史原因决定“大跃进”一定会发生，必然要发生，而且势不可挡。

一、“大跃进“能够发生首先来自国际军事斗争的召唤

新中国1949年成立，1950年美国就发动了朝鲜战争。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并不是看中朝鲜的三千里江山，而根本的目标是剑指中国，企图对红色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把中国的红色政权扼杀在幼年。经过战争摧残的中国此时百废待兴，但出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不得不派出大批的军队赴朝参战。朝鲜战争打了三年，最终虽然我们胜利了，但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毛泽东从朝鲜战场中体味到，装备落后就会挨打，没有强大的国防就直不起腰杆。为建设现代国防，使中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发出要建设一支现代空军和现代海军的号召；为取得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还下了最大的决心，要研究导弹原子弹。

1954年和1955年世界和平会议在日内瓦与芬兰闭幕。在这两次会议上，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声浪成为压倒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遭到爱好和平人民的谴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对世界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阵营都面临休养生息的问题，世界性大规模战争在10-12年内打不起来。立足这样的判断，毛泽东就八大的准备工作会议上向中央提议：“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

1955年12月5日，中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122名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经过讨论，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这个休战期，加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中国制定了《1956年-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2年规划不仅确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同时也确定了国防现代化及武器装备的发展规划和目标，还确定了至1967年战略物资储备要达到的标准，“大跃进”关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步伐的要求就是从这里引出的。“大跃进”是形势所迫，安国之要，所谓“大跃进”盲目追求高速度的说法是对历史的无知。

二、“大跃进”反映了民族振兴的客观要求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宏伟志愿，是执行中国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发展战略构想的必然结果

1949年，毛泽东在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上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两大任务，以后他把两大任务说成“两件大事”：一是巩固我们的国防，防止帝国主义侵略；二是进行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较短的时间内医治战争创伤，争取财政形势的根本好转。毛泽东清楚，中国要做好这两件大事，当时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正是立足这样的思考，毛泽东在主持开国大典之后，就立即决定访问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是带着双重目的的：一是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通过条约的签订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二个目的是经济考察，学习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为中国即将进行的全国性经济建设探路。在访苏期间，毛泽东把条约的签订交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而他则用较多的时间到工厂和集体农庄进行考察。通过考察毛泽东开阔了眼界。

根据苏联的建设经验和参观的感受，从中国国情出发，毛泽东回国后就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1950年—1952年作为过渡时期。在这个期间对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做好准备。第二步从1953年起，执行以工业为主导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156个苏联援建项目的建设，创建初步的工业体系，为尔后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第三步，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进入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逐步把中国建成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强国。

1950年—1952年，我国顺利地完成了手工业、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医治了战争创伤，实现了财政形势的基本好转。至1952 年底，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为21.1%。但此时，中国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如钢产量美国人均为538.3公斤，中国仅为2.37公斤。为了改变中国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状况，因此，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极重要的任务之一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建立工业基础而努力。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毛泽东形象的描述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集中主要力量，抓好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单位为中心项目的落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落实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农业合作化，进行手工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财政、信贷、市场三大平衡和安排人民生活。按照这个计划，一五期间基本建设计划总投资427·4亿元，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定为14·7%，农业增长速度4·3%，农村入社户达三分之一左右，钢产量412万吨，粮食总产量1·9亿吨。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投资总额达588.47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92亿元，相当于1952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1.9倍。 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8%，农业增长4.5%，轻工业增长12.9%，重工业增长25.4%。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大跃进”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为进行第三步，即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振作了全党全国人民大跃进必胜的信心。

三、科学技术追赶先进国家必然实行大跃进

1955年1月1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国发展原子事业的决定。把导弹核武器即“两弹一星”的研制提上国防现代化的日程。两弹一星是集当代尖端科技于一体的高科技战略工程，没有一支宏大的科技人才队伍是不可想象的。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南海怀仁堂专门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刘少奇主持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报告中鲜明地指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落后，“我们必须急起直追”，“我们必须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在上述两个方面重要论断的基础上，周恩来着重阐述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和措施，以及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战略规划，用相当大的篇幅阐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与会代表围绕周恩来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1月20日，毛泽东出席了闭幕大会并作重要讲话，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好”，指出，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怎样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必须急起直追”。急起直追就是大跃进。

根据这次会议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的组织领导下，集中几百名科学家和近百名苏联专家，历时七个月制定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即《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凝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从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616个中心问题的重大科学技术任务。规划还对全国科研工作的体制(主要是科学院、产业部门和高等院校三个方面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原则)、现有人才的使用方针、培养干部的大体计划和分配比例、科学研究机构设置的原则等作了一般性的规定，这个规划成为科技兴国的总纲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能造了。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比过去强，以后还会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说：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我们要准备用几十年的时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毛泽东的强国梦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期望，成为中华民族向科学进军的号角。1957年，中国又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派出一千多名专家帮助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使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如虎添翼，向科学进军在1958年“大跃进”的锣鼓声中全面展开。后来的历史表明，12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对中国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四、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中国需要大跃进

中国是继苏联之后第二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强大与崛起对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具有世界性的意义。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毛泽东说：“中国是有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因为没有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1956年是400多万吨，1957年可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假如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还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

这就是毛泽东为我们提出的强国梦。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会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正式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的口号，说：“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联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够赶上并且能够超过美国”。同时还宣称：“我们有一切根据宣布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参加庆祝大会的毛泽东不甘落后，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的宏伟目标。他说：“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1957年12月2日，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当时，世界把钢铁及其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作为衡量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而毛泽东把抓钢铁作为中国大跃进的突破口，试图通过工业的大跃进带动中国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从此，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而后发动“大跃进”一个纲领性的口号。这样，工业“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展开。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大跃进“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客观要求，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因而是合理的。但即使这样，仍然受到资产阶级右派的攻击。右派分子诽谤毛泽东大跃进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为此，毛泽东多次反驳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好大喜功——好六万万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就是要急功近利；过去不轻视不行；希望总是寄托在将来。”毛泽东这段反击右派言论的讲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同时也抒发了对困难和形形色色反对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蔑视。

这里一定有人会问：“大跃进“既然反映了时代要求，在践行时为什么遭受那么多的挫折和失败？这里暂不展开，笔者将在后边专题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