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纳粹党与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演变

纳粹党之所以能在30年代初上台执掌政权，虽然同它在经济危机的历史条件下靠煽动性的社会宣传取得相当广泛的中下层群众支持有关，但关键还在于获得德国统治集团的支持，其中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主要成员来自社会下层,纲领上写着“反对大资本”条款的纳粹党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错综复杂的发展过程。考察这个过程，对于我们认识纳粹党的性质，认识它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演变,它得以在1933年上台执政及其所推行的政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啤酒馆暴动以前,纳粹党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联系甚少。1921年,希特勒曾在汉堡民族俱乐部向资本家作过一次报告。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只吸引了个别中小企业主。通过这些企业主,希特勒结识了鲁登道夫、鲁尔地区大资本家胡戈·施延内斯和钢铁巨头弗里茨·蒂森。后者曾于1923年向纳粹党捐赠10万马克。

由于垄断资本家对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心存疑虑,希特勒又把群众性的暴力活动作为夺取政权的主要手段,因而,从总体上说,这段时期纳粹党同资产阶级的交往主要限于巴伐利亚地区的部分中小企业主和商人。他们并不是把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而是把他作为某种下层黑社会集团的头子,给予若干金钱资助,用以对付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决定走合法斗争的道路。他出狱后,一方面重整纳粹党,加强控制,压制和排斥那些当真追求纲领中“社会主义”条款的人。另一方面加紧同垄断资本家拉关系。

1924-1929年是纳粹党为同垄断资产阶级确立广泛联系打下础的时期。希特勒通过各种途径,频繁同大资本家们接触,陈述自已的政治主张,解释纳粹党的纲领,打消他们的疑虑。

1926年2月,希特勒第二次在汉堡民族俱乐部向资本家发表秘密演说。这个组织全称汉堡1919年民族俱乐部,是一个当地社会和经济界头面人物的联合会。创始人银行家马克·冯·申克尔,系北德银行和贴现公司首脑。前总理古诺曾任该俱乐部主任。1826年初,该俱乐部成员约有400-500人。

1926年夏,希特勒周游鲁尔和莱茵地区,在各种非公开场合同工业家聚会。6月18日,希特勒在埃森第一次向鲁尔和莱茵地区40名经济领导人,做了题为《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报告。同年12月1-3日,希特勒在柯尼希斯温特和埃森,向鲁尔区重工业家做了题为《民族基础之上的民族复兴》的报告。1927年4月27日,希特勒又应鲁尔区经济界领导人要求,在埃森作了第三次报告,题为《领导与群众》,参加者约200余人。

此后,希特勒同工业界领导人频繁交往.1927年10月26日,他会鲁尔区14名经济界领导人。同年6月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同重工业巨头、煤矿大王埃米尔·基尔道夫所作的长达四个半小时的谈话,可以说是这段时间内希特勒与大资本家政治性聚会最重要、最典型的一次。事后,基尔道夫要求希特勒把他的政见整理成小册子,定名《重新崛起之路》,在资本家中广为散发。随后在1927年12月5日,希特勒把这次谈话的内容以《重新崛起之路》同样的题目,在埃森克房伯大厅,向来自埃森、波鸿、斯尔森基尔逊、杜伊斯堡和整个鲁尔工业区的600多名工业家发表了演说。

从《重新崛起之路》小册子以及其他几次演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向垄断资本家们阐明的纳粹党的真正纲领。他鼓吹“生存空间”论,声称每个民族都需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定的空间,只有当它参加普遍存在的生存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当作民族繁衍的前提时才称得上是健康的。他强调德国政治的崇高任务在于使这个天然的帝国得到天然的满足,而据他说德国依靠本国的土地已无法养活全体人民;德意志民族是优秀的民族,但近几十年来民族水准正在不断下降。他宣称纳粹运动要以民族主义思潮去代替目前占统治地位的国际主义思潮,要用个人绝对权威去代替以民主方式推行的对群众的崇拜,要用宣传反抗和斗争去代替和平主义的污染,以拯救德意志民族。他还声明,纳粹党不是议会政党,其目的是推翻魏玛共和国,但纳粹党不是要改变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是“维护私有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扩充军备,发动战争,实现德国的扩张目标。他特别强调争取群众的重要性,宣称纳粹党具有争取群众的特殊能力,能够发动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将“广大群众引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怀抱”。

希特勒意识到,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中有关反对大资本和社会改革的条文,是大工业家和大农业主不能接受的,将成为他取得统治集团支持的障碍。因而希特勒在1927年前后同重工业家多次会晤中反复表白,纳粹党的反资本主义只是反对“贪婪的犹太资本”,绝不反对“创造性的雅利安人资本”;并解释纳粹党纲领之所以提出反对大资本的要求只是出于宣传上争取民众的需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约束力;“反资本主义”非但对大资本家和大农业主无害,而且有利于将群众引入反犹主义轨道。他还向大资本家进一步解释说,民族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仅限于向民众提供衣食娱乐的社会政策,并不触动私人财产,与经济和政治决策无关;国家通过采取福利政策,把工人争取到民族主义方面,建立起一个克服一切阶级对立的“民众共同体”,为工业家带来更大利润。

为了避免引起大资本家的惊恐,希特勒本人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上,很少采用“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口号,主要是进行民族主义的煽动。在他的演说中,尽管充斥着反马克思主义、反犹主义和对魏玛共和国的攻击,但是特别明显的是宣扬民族主义,反对凡尔赛条约,强调国家权威的民族扩张主义。为了迷惑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希特勒对“社会主义”进行民族主义的解释,声称二者的意思是一致的,使“社会主义”从属于“民族主义”。1926年6月17日,希特勒在鲁尔区群众集会上讲话时指出:“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他的国民在一切生活领域中,为生存斗争制造所需武器的人……但是,社会主义者也从事同样的事业。谁想成为社会主义者,谁就必须为他的人民服务,在各民族生存的残酷斗争中,能够使民族自我保存……。如果出于这种认识,将二者合成一个新的概念,那么作为唯一的可能是将广大群众的社会力量同天才人物的民族思想融合为一。”

与此同时,希特勒十分明瞭“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在争取群众、赢得选票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并不限制纳粹党其他领导人进行这方面宣传。他认为,获得群众选票是他合法夺权的门票,是同垄断资本家讨价还价和提高身价的砝码。

1926-1927年,希特勒同鲁尔重工业家接近的行动,开始引起对方的重视。1927年3月30日,赫斯就希特勒向鲁尔工业家们发表演说所写的报导中指出:希特勒基本上赢得了听众。他描述说,最初,会场的气氛“相当冷漠,人们持保留态度,部分人面带讥笑……后来,听众的态度渐渐变了,明显地表露出内心的斗争,最后响起一阵掌声。而这些先生们是不轻易鼓掌的。”赫斯认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希特勒已不再是“一名陌生的异国人”,而是一位政治领导人”;他们已经认识到希特勒及其运动的作用和可信赖性;并发现在为“德国帝国主义”交易所活动的众多其他竞争者中,希特勒可以充当影响群众的媚动者。他们相信纳粹党能够起到对群众发挥影响并保证一种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作用。

这一时期,纳粹党在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取得的主要进展,在于希特勒把自已的影响从主要在下层打入到企业界和政界的上层,从主要局限于南德巴伐利亚地区扩展到整个德国。如果说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以前,已经向像蒂森和斯廷内斯这样的鲁尔巨头搭上关系并获得过某种资助的话,那么现在他已把这种带有个别性质的、不稳固的联系与资助关系,发展为同企业界经常的联系和获得定期资助的关系。其中有两个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鲁尔媒矿大王,当时掌管鲁尔基金(德国重工业界的政治贿赂基金)的基尔道夫;另一个是化学托拉斯头子、当时同美国柯达公司合作的德国最大的照相明胶奥丁化学股份公司财主威·凯普勒。这两个人在后来扶植希特勒上台时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但是,纳粹党当时仍不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主要资助对象和主要政治代表。从全国范围来说,工业界的政治基金大部分仍旧是给了德国民族人民党、民主党和人民党。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当然渴望对外扩张和对内加强垄断统治,渴望以强大的武力支持重新走上争霸欧洲和世界的帝国主义角逐舞台。但是20年代,从道威斯计划实施之后,德国获得了美英的大量“输血”,重新繁荣了经济,政局比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仍然需要一个对外能以“和平”外交同协约国实行某种合作、对内能以“民主”政治调和各阶级关系的魏玛共和政权。因此,以推翻魏玛共和政权为目标、鼓吹暴力扩张、独裁统治和民族沙文主义的纳粹党,自然尚不能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特别青睐。何况对于这个成员主要来自社会下层、纲领上又写有某种反大资本的社会要求的党,他们仍有种种虑。不过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仍然是纳粹党同垄断资产阶级关系发生战略性转变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下一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把纳粹党捧上台的发展。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德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工业生产降低40.6%,其中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指数分别退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水平。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锐减至13.63亿马克。而1931年到期必须偿还的贷款高达64亿马克,信贷体系濒于总崩溃边缘。由于德国在凡尔赛体系中被剥夺了全部殖民地,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本位集团等区域性经济和货币集团又堵住了德国经济向外渗透的缝隙,它的外贸量一落千丈。1929年-1935年,出口总额降低69.1%,进口总额降低70.8%。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刻化和持久化。危机期间,民众要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强烈,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剧烈动荡。垄断资产阶级急需寻找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对外打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夺取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对内控制深怀不满情绪的下层民众,稳定社会秩序。纳粹党遂开始受到更多的青睐,特别是它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跃升第二大党之后。

1930年11月27日,蒂森在德国工业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公开呼吁发挥纳粹党的领导作用。这标志着德国大资产阶级开始把希特勒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提出来。不久,基尔道夫利用自已在矿山联盟中的地位,作出一项决定,规定莱茵一一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所属企业,自1931年1月1日起,每售出一吨煤,就提取5芬尼资助纳粹党。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资本家开始投向纳粹党,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弗利克联合公司的奥托·施泰因布林克、温特斯哈尔股份公司的奥古斯特·罗特克、国家银行行长沙赫特、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易所报》主编瓦尔特·丰克,形成了以鲁尔区重工业巨头为核心的纳粹工业集团”。1931年6一7月,部分资本家和政治团体呈文总统办公室,要求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但没受到重视。同年秋,凯普勒联合愿意帮助纳粹党夺取政权的资本家组建“凯普勒集团”,从经济和政洽上策划扶助纳粹党上台执政。

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对扶植纳粹党上台一事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当纳粹工业集团积极资助和策划希特勒。攫取总理宝座之时,以加工工业部门和输出工业部门为主的垄断集团,仍与纳粹党保持距离。其代表人物包括G-法本化学公司经理卡尔·杜伊斯堡、西门子电气公司财主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大输出商和制铁工业家奥托·沃尔夫、克虏伯康采恩巨头古斯塔夫·克虏伯、通用电气公司理事会成员赫尔曼·比歇尔。他们由于一次大战后所处的地位比较有利,同国际资本有着广泛的联系,经济大危机期间其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较少受到威胁,所以仍希望维持国际关系现状,通过国家干预的手段来疏导国内危机,政治上仍支持魏玛政府,反对让纳粹党执掌国政。

当然,即使这些垄断集团,也不是对纳粹党完全不加理踩。同是进出口、电力、化学工业中的IG-法本康采恩,就同纳粹党人建立了一种并不明显的微妙的联系。法本公司理事会主席、1925年兼任德国工业全国协会主席的卡尔·杜伊斯堡指示在各党派中寻找代理人时要求,除同国会和政府中各大党派保持联系以外,也不忽视同尚不著名、尚待考察的党派秘密联系,观察它们的适用性,旨在必要时能够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领导人格·施特拉瑟、莱伊、罗姆和赫斯等人,分别同法本化学公司的重要人物威廉·科普勒、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海因利希戈廷瑙、魏尔纳·但茨等人保持个人接触,并不断得到该公司金钱资助。

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事实表明,运用资产阶级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已不足以应付这场危机。运用国家权力实行大规模干预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改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之适应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成为势所必行的趋势。但是,魏玛政府中缺乏这种明智人物。

1930年7月起,布吕宁政府依靠总统紧急权力实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议会的牵制。然而,他恪守陈旧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危机是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国家应该通过通货紧缩去推动一个衰退的螺旋形下降”,以促使经济再次回升。他甚至希望用德国的经济崩溃景象来逼迫原战胜国取消赔款。布吕宁政府的紧缩经济政策,减少了社会的有效需求,深化了危机;而其停留在口头上的一些许诺,如降低物价,实行一定的社会改革,接管某些破产庄园的地产分配给无地农民,既不能安抚民众,又引起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反对,最终在政治阴谋中倒台。

1932年6月1日,中央党右翼领导人巴本,以资本家“右翼凯恩斯主义”集团为后台,组成政府。该集团包括IG法本化学公司的杜伊斯堡和H·施米茨、莱茵褐煤矿山及煤矿生产股份公司资本家保罗·西尔费贝格、上沃尔森希望之窝股份公司资本家卡尔·哈尼尔,通用电器公司董事瓦尔特法伦霍斯特,古斯塔夫·西门子、银行家罗伯特·普费尔德门格斯等人物。

巴本政府前期基本上仍延用传统的经济政策。他所实行的“干预”经济措施,只不过是增加捐税、削减社会保险和颁布法令允许资本家将法定工资削减一半,实行有利于大地主利益的农业定额分配制,其结果不仅进一步压缩了社会的有效错求,而且以其公开维护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色彩丧失了群众基础。同时,巴本在政治上顽固坚持反对议会民主的立场,鼓吹实行独裁统治,遭到包括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基督教工会和原布吕宁政府阁员在内的各种政治集团的反对。

1932年8月起,巴本政府放弃通货紧缩政策,开始推行新的财经政策,试图通过分配国家任务和削减企业税收刺激私人经济,间接解决劳工就业问题,并规定实行“进口限定制”以保护国内市场。这一政策首先得利的是资本家,而且是由一个以公开维护资本家利益为色彩的右翼政府来推行,自然引起了工人的强烈反对。罢工运动进一步高涨。另一方面,巴本的“进口限定制”,又使许多同进出口贸易有利益关系的资本包括克虏伯等不满,其统治基础遂进一步缩小。

1932年12月,施莱歇尔将军取代巴本组成政府,他既是部分国防军高级将领的代表,象征着国防军对政治的干预,同时也代表了被称为“左翼凯恩斯主义”集团的资本家的政治要求。这些资本家包括克虏伯、O·沃尔夫、奥特·伦根丹茨、克吕希纳工厂股份公司资本家汉斯·克雷默尔、德国电器工业联盟成员汉斯冯·劳默尔、法兰克福—美因茨金属贸易公司资本家里夏德·默通等。

具有强烈政治野心和善于搞阴谋活动的施莱歇尔,推行了不同于前任的政策。他为了获得国会多数的支持,力图建立“横向阵线”,即横贯所有政党派别的阵线,以便阻止纳粹党独掌国政。他力图扩大自已的社会基础,政治上同社会民主党控制的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基督教工会合作,甚至想让格雷戈尔·施特拉瑟担任副总理以削弱希特勒的实力和影响;经济上采纳亨特雷克的方案,声称既不赞成资本主义,也不拥护社会主义,把“创造就业”作为主要奋斗目标。施莱歇尔政府执政期间,下令不增加新的税收并控制物价,取消巴本内阁削减工资和救济金的规定,废除农业定额分配制,在东部实行补贴无地农民定居的庞大计划,同时决定耗资5亿马克,发行特别期票,用以增设劳动就业岗位:外交上准备同苏联谈判,延长1926年德苏条约,并扩大两国贸易关系。

这个出身军官团的施莱歇尔,不仅在政界经营时间不长而根基尚浅,即使在军界也以资历欠深和喜弄权术而缺乏有力支持。他既未能为自己在政治上层和垄断资本集团中建立稳固基础,也未能以其某些社会政策拉拢到工人和下层的广泛支持。相反,其干预经济的措施引起垄断资本集团中“巴本派系”的恐惧,认为其政策具有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西门子甚至表示:与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危险相比,希特勒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这就给希特勒提供了进一步争取垄断资本集团的可乘之机。

1930年9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惊人成就之后,在与垄断资本关系方而出现了质的变化,由原来的秘密接触转为公开结盟。首先是1931年10月11-12日,纳粹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和泛德协会等组织的领导人,同重工业家、大银行家和大贵族结成了反革命联盟—一哈尔茨堡阵线。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向魏玛共和国发起总攻击,谋求在德国建立公开的恐怖专政。希特勒同垄断资本开始公开结盟的标志是1932年1月27日杜塞尔多夫城集会。这为他日后上台执政奠定了基础。不过,当时垄断资本各派别对希特勒上台的方式、时间仍然存在分歧,希特勒的合法夺权未能立即实现。

1932年7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1378万张选票,占总投票人数的37.4%,取得230个议席,成为德国国会第一大党。施莱歇尔政府统治基础薄弱,它无法确立一个能够迅速摆脱经济政治危机、维持社会稳定的局面。这就迫使德国统治阶级各种权势集团重新进行抉择。形势越来越对纳粹党有利。1932年12月6日,一批德国大资本家联名上书总统兴登堡,要求“委任民族运动中最大集团的领袖负责领导一个由具备实际能力和个人才干的人士组成总统制内阁”。这就表明,德国统治阶级的权势集团决心任用希特勒及其纳粹党作为他们主要的代理人。

1932年7月曾当着蒂森的面拒绝付给纳粹党任何竞选费用的杜伊斯堡,同年年底同意向纳粹党资助10万马克。支持巴本的资本家集团迅速向纳粹工业集团靠拢。两大集团经过协商讨论并促使巴本和希特勒举行多次会谈后达成妥协。“左翼凯恩斯主义”集团中大部分资本家在关键时刻抛弃了施莱歇尔。资产阶级内部的力量重新分化和组合,终于把希特勒扶上了台。

长久以来,史学界一直把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作为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的标志。其实,这时希特勒还未能确立纳粹党的极权独裁统治。作为德国两大统治支柱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国防军,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尚有相当的保留。希特勒十分清楚,要维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必须更进一步获取垄断资本集团、容克地主和国防军的支持。

希特勒一上台执政就大力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把经济管理大权直接交给垄断资本家。1933年7月,成立德国经济总会,由蒂森、伏格勒、西门子等十二名垄断资本家和五名纳粹党人组成,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定经济法令。1934年春,又成立部门经济国家调节机构“工业最高集团”和区域经济国家调节机构“邦经济厅”,任命大资本家担任主要职位,负责各部门、各地区的分配订货和原料等。

同时,颁布《国民劳动秩序法》,规定企业主是企业的法定领袖,为该企业工人的全权最高上司。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同国家机构日益直接融合起来。

在政治上,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掀起反共高潮,镇压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稳定秩序、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利用纳粹党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善于煽动群众的优势,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用戈培尔的话来说叫做“直接诉诸人民”),然后通过《授权法》,排除议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牵制。

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一批大资本家加入纳粹党,一批纳粹党头目借助于国家权力而成为新富豪(其中最典型的是戈林),而原有一批资产阶级传统的政治代理人,则纷纷被排挤出政治舞台,或是改换门庭成了纳粹党人。纳粹党成了唯一存在的资产阶级政党,希特勒成了再无竞争对手的垄断资本利益的政治代理人。因此,当1934年6月希特勒以清洗冲锋队的行动最后划清了他同小资产阶级下层民众的关系后,德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就毫不犹疑地把独裁大权交予他。尽管后来这个集团中的某些人(如沙赫特、蒂森等)同希特勒发生分歧以至分道扬镳,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没有发生过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