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反潮流”

昨天，202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生127周年纪念日。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人山人海，据说广场上有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自发到铜像广场为毛泽东通宵守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恐怕你再也找不到一位能像毛泽东这样深受普通老百姓深深敬仰，且无论他在世还是已经辞世，其敬仰的心情从未改变。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他都是人民内心深处的“伟大领袖”。

屈指一算，毛泽东已经辞世40多年了。人们不仅没有淡忘他，反而越来越思念他，亲近他，近些年来，每逢他的诞日和忌日，全国各地都有人民群众自发纪念他，且各种纪念活动盛况空前，长盛不衰。

人们事实已把他的诞生日，当做了一个表达自己心声的最好的纪念日，狂欢日。

今年的12月26日，全国各地就有数以百万计的普通老百姓到湖南韶山、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到陕西延安、到贵州遵义、到江西井岗山、到他曾经生活战斗过的每一处故居纪念地，去瞻仰他的遗物、遗容、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韶山铜像广场数十万人通宵达旦自发为他守岁。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是不会同意人民群众这么做的，因为他自己过生日历来低调，党内也不容许做寿。他在世的时候，大多数时间过生日，就是吃一碗长寿面。

现在，动不动就有数百万人劳动群众集体为他过生日，为他做寿，他能同意吗?他当然不会同意。但是，他现在已然无法反对了。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们已经多次论述过，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服务的一生，亦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毛泽东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一辈子“反潮流”，“反潮流”三个字也贯穿了他的一生。

毛泽东前半辈子“反潮流”，也就是新中国建立前“反潮流”，已毋须多做“解释”了。因为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是黑暗的旧中国，旧中国民不聊生，外敌入侵，官场腐败，政治黑暗。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难以为继，无法生存。

此时此刻，若不带领中国人民奋起抗争，推翻强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国就有可能亡国，甚至灭种，其下场不见得会比印第安人强多少。

正因为如此，在那个年代，唯一能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就是“团结起来”，造“三座大山”的“反”，推翻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反掉”这个千百年来从不把人民当“人”看的反动政府的旧的“统治制度”，阻断维护这个“旧制度”的所谓社会“潮流”及它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毋容置疑的。

可是，新中国建立后，那个强力维护“旧制度”的反动政府已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些常年不把人民当“人”看的“旧制度”也被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彻底否定。

在新政权的主导下，农村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在城里，政府号召“公私合营”，引导大家步入社会主义，各级政府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新建工厂不断开工、兴办商业一片兴旺，人民生活也在短期内基本恢复正常。政治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经济上各项各业协调发展。

千百年的历史“潮流”已经被翻转了。此时，再“反潮流”，不就是反“自己”吗?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建国后，毛泽东重提“造反有理”，是有一个清楚的脉络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并没有再提“造反有理”以及“反潮流”这些口号了，他的关注重点已变成了“进京赶考”。

他清楚地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考试不及格，就要退回延安，甚至退回井冈山。

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宣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全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后不到一个月，他刚进北京城，暂驻香山，还未进中南海，就发现有军队干部在香山风景区自建小洋楼，气得雷霆大怒，直斥：“你这是要我们学李自成，拉出去枪毙算了。”

在周恩来、聂荣臻的力劝下，毛泽东的愤怒才慢慢平息下来，那位军队干部后来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击美国侵略者，却竟然发生上海黑心商人以劣质原料生产志愿军伤员使用的药棉、绷带，导致部分伤员伤口感染、化脓、牺牲。志愿军战士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不法资本家肮脏的药棉里，毛泽东被激怒。他亲笔批示：“彻底查办、依法严惩。”

结果，上海方面一查，此类现象远不止一例，而涉击一批人，毛泽东再次被震惊了，他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革命表面上虽然胜利了，人民也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但不法之徒依然存在。不仅党内有发蜕化变质者，社会上还有国民党庞大的残余势力，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敌视人民政权，于是，中央在上海率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此后不久，天津又发生刘青山、张子善公然贪污挪用灾民“救济款”，用于个人挥霍，造成极坏影响。毛泽东不得不示明确指示华北局薄一波等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并严令华北局任何人不准讲情。

一系列党的高级干部蜕化变质事件，加速了毛泽东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继续革命的问题的思考。

1959年冬天，河南省商丘、信阳等地发生饿死人事件，当时的河南省委竟对中央封锁消息，省委秘书长竟指示收押写信反映信阳地区饿死人真实的社队干部。直到中央直接委派李先念(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时任第二书记)等同志亲赴信阳，才彻底弄清事情原委。令毛泽东愤怒不已，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被毛泽东连夜叫到自己的住处，讨论处理这一重大问题。

“信阳事件”的曝发，直接导致了党中央在全国部署“四清运动”。

全国范围内的“四清运动”加速开展，又暴露了更多、更大、更高层级的“负面因素”。使毛泽东的内心更加焦虑，他因而判断，共产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阶层，他与中央高层领导谈话，直接打招呼：“他们官当大了，有厨师，有秘书，有警卫员，还有保健医生，比过去的资本家还厉害……他们脱离人民群众，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

“林彪事件”暴露，在“毛家湾别墅”里，满屋子挂的都是林彪亲笔书写的大小条幅，其中，尤以“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已复礼”最为醒目、显要。

原来，林彪一伙整天“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都是假面伪装，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克己复礼”。当然，这个所谓的“礼”，就是旧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了几千年的旧“礼教”，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有所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封妻荫子”等等。

林彪及其儿子搞的“571”工程纪要，当然就是为了“林家王朝”，这从“571”工程纪要的文本里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

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党内蜕化变质份子的“精神食粮”和“思想理论武器”，这些遗害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礼教”现在仍然在遗害林彪、叶群等党内一众高级干部，毛泽东也终于了解了，他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思想根源，这就是所谓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

因此，这个时候，毛泽东果断地出手了，他再提“造反有理”，重提“反潮流”精神。

1973年，在筹备召开党的“十大”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谈话时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但并没有把封建旧礼教批倒批臭，他们还大有市场，还主宰着我们这个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

正是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公开表达了对郭沫若《十批判书》的不满，还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代表政治局向党的“十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就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毛泽东建国后“反潮流”，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充分总结了建国二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制定出来的伟大战略方针。毛泽东后半辈子“反潮流”不是反“政府”，更不是反“人民”，而是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产生他们的思想体系及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的晚年，他已经充分意识到：不把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土壤”及“环境”清除干净，不把产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体系及理论基础彻底粉碎，仅凭在大会上说说，在党和各级政府的文件上讲讲，“铲除‘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说到底，毛泽东持续“反潮流”，就是为了不让已经得到过一次解放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

对于这一点，广大人民群众也看得最清楚的，因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

这也正是毛泽东辞世40多年后，仍然有那么多人敬仰他的最真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