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馨 | “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左翼话语：从李辉英《万宝山》说起

万宝山事件开始于1931年4月间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地区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在土地租种方面的经济纠纷，日本(以朝鲜侨农为本国国民的借口介入)派出武装警察激化矛盾，并且在朝鲜煽动反华情绪，进而引起朝鲜排华暴动，一场地方冲突由此升级为国际事件。东北籍左翼作家李辉英于1932年创作了同名小说《万宝山》，次年出版单行本。考察作品的创作缘起、故事构架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发现作者的叙述话语与情感隐喻存在着某种无意识错位。在话语层面，作者肯定了中朝人民联合抗日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但在情感意识层面，作者又借人物之口传达了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杂糅并置的文本张力，体现了彼时左翼革命话语在“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微妙情态。

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揭示了左翼阵营的国际主义革命理论与左翼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之间的暧昧关系。大多数研究在左翼“从阶级到民族”的话语转变方面达成了共识，以1930年代中后期民族危机的加深、革命策略的调整作为转变动力。1但这种观点难免简化了话语背后观念变化的复杂性，割裂了“民族”与“阶级”。也有研究指出国际主义观念与民族主义情感从根本上并不矛盾，但并未进一步剖析二者的矛盾共存状态。2本文以《万宝山》为切入点，结合1930年代初的革命形势，讨论左翼知识分子在理论与情感层面如何消化无产阶级革命观。　　

1

《万宝山》对万宝山事件的阶级化改写

1931年4月，长春“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在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其从万宝山地主处所租土地400余垧非法转租给朝鲜侨农。为引伊通河水进行灌溉，朝鲜侨农不顾地势条件强行横跨当地农民的田地挖沟开渠。由于此番操作可能毁田断航，伊通河水若泛滥成灾则损失更甚，加上土地遭到无端侵害，万宝山农民在劝阻无效之后于5月27日求助于当地政府。5月31日，长春县公安局出面劝阻朝鲜侨农。在后者同意停工并陆续撤走之际，日本警察却以“保护韩人”为由督饬挖沟工程继续，并于6月持续增派持枪日警监视朝鲜侨农。眼见官方作为不力，中国农民自行填沟并与日本军警发生多次摩擦。7月2日，被淹田地的面积逐渐扩大，中国农民与日本警察发生鸣枪冲突，所幸现场无人伤亡。但日方随即施加外交与军事压力，收买《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向朝鲜发回不实报道，有“中国官民袭击韩人情形危急”等语，导致朝鲜多地自7月3日起爆发大规模排华暴动，华侨商店、住宅甚至中国领事馆均受冲击。3

排华惨案引起国内舆论震动，多家报刊在事件溯源、图片展示和时事评论方面进行了跟踪报道。7月14日，《吉长日报》上豁然出现金利三发布的《朝鲜日报记者之谢罪声明书》，将自己因受制于日方而发布讹报的真相公之于众。7月17日，上海《新闻报》上出现《金利三遭暗杀》的新闻，将15日金利三被杀时的案发现场与其谢罪声明书一并刊登。天津《大公报》、上海《时报》等刊物也进行了后续报道。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北平、天津、武汉、南京等城市掀起经济绝交活动，上海成立了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以抵制日货等方式表示抗议。

次年3月，丁玲邀请东北籍左翼作家李辉英创作一部以东北为背景的反日长篇。身在上海的李辉英便收集报刊材料，写作两个半月之后交稿，经丁玲大幅修改后于1933年出版单行本。4此时的万宝山事件报道高潮已过，李辉英完全根据报刊新闻获取事件信息和取材角度，虽然在作品中使用了与事件一致的人名地名和租地合同，在接近故事原型方面极尽逼真，但在人物塑造和故事走向方面的虚构与改写，使得作品成为了一部无产阶级立场非常鲜明的反帝小说。

小说描写了汉奸郝永德勾结日本驻长领事引来朝鲜侨农强行挖沟导致中国农民不满，后中朝农民在同病相怜的阶级觉悟中联合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故事。故事从郝永德租地开始，以7月2日中朝农民自卫军与中日联合警察之间的武装冲突结束，7月3日朝鲜各地报纸出现的“韩人惨死”等不实新闻只在结尾一笔带过。就事实而言，万宝山事件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朝鲜侨农挖沟引发的土地矛盾，后一阶段是不实报道引发的朝鲜排华暴动。《万宝山》只截取了前一部分，将7月2日中国农民与日本警察鸣枪对峙的突发事件升华为中朝农民有计划的反击行动，并且虚构了中国官僚与日本警察同流合污的敌对方，以反帝斗争场面作为小说结局。

作者如此取舍的原因和目的，都集中在对中朝农民关系的改写上。为了体现中国与朝鲜作为无产阶级同盟的革命友谊，作者改写了万宝山事件中因受日本警察牵制而消极作为的朝鲜侨农形象，将其塑造为反帝战士，传达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正因为这样的先在设定，朝鲜排华暴动便不能在小说中展开，否则无法解释暴动的民族主义色彩。李辉英的改写不仅抹去了中朝民族冲突，而且还强化了朝鲜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关系，把朝鲜人分为工头与苦力，让前者与日本警察一道压迫后者。中国农民看到朝鲜农民被压榨的苦境产生了同情，对后者说“你们比我们还苦”，于是两国农民便产生了穷人之间的阶级情谊。

除了改写中朝农民的关系，作者还虚构了具有革命意识的朝鲜侨农金福和师范学生李竟平。金福是展现中朝联合反帝的关键人物，作者不仅模仿城市工人的斗争模式使金福指导朝鲜农民怠工反抗，而且还让他以亡国奴经历屡屡向中国农民发出谨防日本侵略的警告，哭诉自己家破人亡的惨剧，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并最终促成了中朝农民自卫军的联合。在中国农民预备组织化斗争的会议上，金福说日本人因为要对付苏联所以急需占领东三省，显然是作者将中东路事件之后左翼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生硬套在了金福身上。5有人高喊“打死日本警察和老虎工头”“也不许中国警察来，来就打”，更表明作者是以阶级视角划分了敌对双方。6而师范学生李竟平，则一出场就为农民们分析土地纠纷的“祸根”乃郝永德，还预测了日本占领万宝山之后进行殖民侵略扩大满洲势力的计划，警告他们地方政府不可依靠，并建议找朝鲜侨农金大爷商量联合之计。通过朝鲜农民的现身说法和中国学生的政治动员，万宝山农民的阶级意识顿然觉醒。可以说《万宝山》中的反帝抗争，是由金福、李竟平和万宝山农民三方合力完成的。这个中朝友好、知识青年与农民并肩作战的反帝故事，在“官逼民反”的模型上附着了一层革命逻辑，表达了跨越民族壁垒的国际主义精神。　　

1931 年 9 月，《良友》杂志第 61 期刊载对万宝山事件的报道

对于作者消解民族矛盾、凸显阶级意识的做法，茅盾表示了极大的肯定，认为“作者努力使阶级意识克服民族意识。如果说万宝山这部小说毕竟有无可取之处，那也许只在这一点上”7。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茅盾赞同作者把朝鲜排华事件中的民族冲突改写为中朝联合来表达反帝主题，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民族与阶级”立场问题进行的有针对性的回应。前文已述，李辉英创作《万宝山》缘起于丁玲约稿，其回忆文字中并没有说明丁玲是否进一步指定了小说主题。但联系到《北斗》1932年初曾发表华蒂的《一九三一年的日本文坛》，文中介绍了日本版《万宝山》的情况，笔者推测李辉英版《万宝山》很有可能是对此的反击之作。《一九三一年的日本文坛》是华蒂介绍日本文坛的总结性长文，他认为“文战”派健将伊藤永之介的《万宝山》等作品，证明了“文战”已日暮穷途，甚至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8日本左翼作家伊藤永之介的《万宝山》于1931年10月发表于《改造》，以朝鲜农民赵判世一家为故事主角，通过叙述其来到中国东北与几个朝鲜农民开渠种稻而被中国农民敌视、被中国当局禁止、被中国军警监视，最终被驱赶至旷野流浪的屈辱经历，以朝鲜农民在中国受到民族与阶级双重压迫的悲惨遭遇重构了万宝山事件。9小说虽然对被日本压迫的朝鲜农民寄予了深切同情，也借朝鲜农民之口控诉了日本压迫之残酷，但作者将日本军警保护朝鲜侨农挖沟的强势态度反写成消极应对，将中国官府对朝鲜农民的蛮横执法、中国军人对朝鲜人民的肆意践踏凸显为导致悲剧的重要原因，这便淡化甚至遮掩了日本对万宝山事件所负的主要责任，只将阶级同情诉诸“日本国民”朝鲜农民而未能尊重中国农民的利益，显示出阶级立场让位于民族主义的“不彻底性”。就在华蒂介绍日版《万宝山》的同期，《北斗》发表了李辉英的处女作《最后一课》。丁玲是否因为华蒂此文得知日本版《万宝山》歪曲事实，故而起意向李辉英约稿暂时无法证实，但如果这样的可能存在，那么李辉英凸显日本作为悲剧主谋的立足点，就的确体现了反击日版的意图。

茅盾对于“阶级意识克服民族意识”的肯定，一方面明确给出了“阶级”优先的价值排序，另一方面似乎也印证了学界对左翼在1930年代初“只讲阶级不讲民族”的常规印象。然而，表层话语与内在观念之间存在着偌大的思维缝隙，尤其是在异质观念因话语混乱而发生误解误用的时候——左翼所谓的“民族”，因为有其革命理论的先在设定，本身就是一个只在无产阶级革命逻辑中才能获得自足性的专有概念。

2

“非民族主义”话语背后的无产阶级民族观

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号召反对代表地主豪绅和充当帝国主义工具的国民党，打出“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10国民党将中东路事件视为“赤色帝国主义”的入侵，借民族主义情绪扩大反苏反共的舆论宣传。111930年代初左翼知识界因为单纯露骨的阶级宣传而带上了某种“非民族主义”色彩，表面上确实与社会舆论格格不入。然而，仔细阅读相关文章，会发现左翼知识分子并非单纯攻击“民族主义”本身，而是针对此口号背后的资产阶级立场提出质疑，抨击对方以“民族”之名义与殖民者同流合污，并且提出了带有阶级色彩的另一重民族观，只是并未进行明确的概念阐释与辨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将民族问题的实质界定为阶级斗争，认为“民族”内部是由各个“阶级”构成的，民族革命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12苏俄革命理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一方面强调阶级斗争乃民族问题之解决途径，13呼吁无产阶级脱离本民族资产阶级而与世界无产阶级力量联合，另一方面提出“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为帝国主义时代落后民族之独立与解放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14以苏联为范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就是依靠劳苦大众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与本国资产阶级划清界限，避免资产阶级以民族整体论为借口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防止其在帝国主义入侵时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出卖无产阶级。故马列主义民族论从根本上消解了资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可能，而以世界无产阶级联盟作为其“想象的共同体”。

无产阶级的民族观，是把资产阶级之非民族性作为逻辑起点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是全世界各民族内被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压迫的群体，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样爱讲许多民族主义的空谈，是决不能够建立中国的民族文化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直接的帮手，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要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群众永久留在低级文化程度里面。中国的民族文化革命的事业，只能够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指导之下去实现”15。在批判“民族主义文艺”的文字中，茅盾指出国民党一边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一边以“民族主义”麻醉民众，批判民族主义文艺作品《国门之战》和《陇海线上》是仰承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意旨而作的文章，《黄人之血》则是替日本人的大亚细亚主义作鼓吹。16鲁迅也发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家与“外国主子休戚相关”，却倒称“民族主义”来蒙混读者，因为他们支持不抵抗主义，并且与日本殖民者同流合污。17瞿秋白在试验文学大众化时写的《东洋人出兵》，更是对阶级化民族观念的典型表达：“帝国主义是外国人，外国人里头也有好人，这些好人是工人，还有农民跟穷人，只有资本家才是坏人……各国的工人跟穷人，俄国苏联的工农兵，这些人才能够帮助我们的穷人。”18在《万宝山》中，中朝农民作为被压迫的穷人同病相怜，金福与李竟平都是从日本人计划先吞并朝鲜、再侵占东三省、继而进攻苏联来立论的，所以万宝山农民的阶级意识始终与朝鲜无产阶级同盟、东方被压迫民族等跨民族概念紧密相关。茅盾说“阶级意识克服民族意识”是《万宝山》的唯一可取之处，肯定的就是被压迫民族联合反帝的无产阶级民族观。

在肯定李辉英立场正确之后，茅盾用更多篇幅指出了作品的弊病，认为全书的主要“病根”在于“作者并没有把久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控制和经济侵略下的‘东北’的特殊社会状况很显明地表现出来”，因为“东北近年来新兴的工业那一项能够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那一项不掺杂些日本资本的血液呢?写东北的社会状况而忘记了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之独占的控制与深入，便是很大的错误!万宝山的作者也就在根本上犯了这错误”19。改写中朝关系表现出的阶级意识，与揭示本地经济压榨表现出的阶级意识，究竟有何差异?侧重前者而忽略后者，何以成为了全书的“病根”?

正如茅盾所说：“全书给人的印象是：万宝山农民本来过的是快乐日子，然而郝永德勾结日本人来开垦荒地，这就糟了，所以农民要反抗。”与土地有关的阶级冲突模式，的确完全没有出现在作品里。首先，李辉英开篇以不少笔墨描写了万宝山的宜人景色与祥和状态，日本领事馆、日本警察的帝国主义压迫在租地风波之前并不存在。其次，作品完全没有表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冲突。农民们在得知地主萧翰林等人多年荒废的土地终于得以出租时，主要持意外与祝福的态度，觉悟之后的他们仅仅是与地主“有了隔膜”，矛盾激化后，十二家地主东躲西藏，农民才明白“果然地主和警察官家是有勾结的”。可见，作者将租地风波之前的万宝山写成了世外桃源，中国农民心生不满主要是因为对涝灾的恐慌，“但作者好像也感到单是这点儿想象中的恐慌到底还不够，所以他在后半部书里(二二页以后)又拉来了一个学生李竟平对农民作了一番政治的煽动。作者的这个‘补救’，实际上是愈弄愈糟”20。在茅盾看来，万宝山农民的反抗意识，首先应该来自地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经济压榨导致的阶级仇恨，而作者单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作为革命动力，虽然正确，却不够充分。

李辉英没能以茅盾所认可的深度来表现阶级冲突，恐怕不是因为忘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而正是因为太想表现反帝主题，所以才将日本入侵写成万宝山从世外桃源变成人间战场的罪魁祸首，只是在表现阶级冲突的手法上比较生疏而已。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上海读书的知识青年李辉英对东北农村的土地情形不够了解，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作者原本就是带着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理解左翼革命理论的。

小说中金福在哭诉自己家破人亡的惨剧时反复强调沦为“亡国奴”的苦楚，中国农民也正是被这个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词语触动的。汉奸郝永德在与朝鲜人商定转租时称赞对方聪明能干，说“日本人是人，中国人连他爹的猪都赶不上”，对方客套说中国人不一定都这样，郝却回答“都是，我就是一个猪”。21然而作者却又安排这个汉奸的内心泛起了民族主义的涟漪，在听到日本人对朝鲜人说话像是主子教训奴才后便感慨：“不，亡国奴，不，不好当，高丽苦哇。”22这番复杂的心理活动可以说是全书最不干瘪的部分，却依然是对民族主义符号的强化。这其实是李辉英创作观念的自然展现，在处女作《最后一课》中，他虚构了两位女学生与校长在日军占领吉林之后被带到警察局等待盘问的经历，中间穿插着一条左翼女教师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后越狱的故事线索。23小说也是以“亡国奴”为情感符号，以主人公走上革命道路为结局。《最后一课》和《万宝山》的编辑都是丁玲，她彼时正处于写作《水》之“转换期”，考虑到她对文本中“亡国奴”反复出现的默认态度，便可知晚清以来的“亡国灭种”的恐惧，终究以文化基因的形式显示出了超越政治立场的情感力量。

李辉英早在1927年就来到上海求学，“九一八”对于这个异地游子来说，不只是家国破碎的灾难，还有故土沦亡的痛感。东北的地域性敏感激发了他的爱国与民族意识，怀抱“国仇家恨”的李辉英走上十字街头，在9月26日参加了上海学生的反日大示威，28日与上海学生一起赴南京请愿。此时的李辉英尚未加入左联，只是一个思想左倾的进步青年。虽然以《北斗》为契机开始了与左联成员的交往，但政治观念还较为朴素。《万宝山》是一次“纸上谈兵”的创作，故事结构与主旨立场无不受到报刊新闻的启发与限制。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引起关注后，国内舆论大致分为三种倾向，一是国民党官方的声音，抨击日本大陆政策的险恶用心，呼吁民众团结抗日，同时也宣传了剿匪之必要，虽对国际社会抱有幻想，但基本立场是严正而强硬的;24二是民间的民族主义呼声，要求中国重视与日韩交涉以保卫东北边防、免除后患25;第三种就是共产党的革命声音，将万宝山事件解读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预演，认为日本之所以在朝鲜进行欺骗宣传，就是为了分裂中朝劳苦民众来瓦解无产阶级力量，而国民党假意宣扬反日，实际目的在于转移工农民众和苏区红军反帝斗争的注意力。因此共产党号召民众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重申全世界劳苦民众没有民族界限的阶级立场26。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观点将中朝民族矛盾解释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才使李辉英产生了中朝农民联合抗日的小说灵感，进而以概念化形象图解了“官家不可靠”的立场。概言之，政治思想的左倾使李辉英找到了正确的反帝主题与叙述角度，但民族国家意识同样渗透到了其创作过程中，最终融合为一部民族情感充沛的反帝主题小说。

从文本表达到作者自述，民族立场其实是李辉英一以贯之的写作冲动。27但茅盾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李辉英意识倾向之间的龃龉，认定《万宝山》是一部宣传阶级革命的作品，并对作者的概念化弊病提出批评。有趣的是，李辉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批评主要是因为其民族主义情结模糊了阶级斗争焦点，他后来回忆说：“特别是像茅盾所说的，写这样一部作品，只靠‘报纸上的一些记载’是不可靠的，倒是正好击中了要害，而我那时当真是依凭报纸上所刊载的朝鲜排华事件、万宝山事件的新闻材料为蓝图，然后在那上面架起屋宇来的。精密的分析和考察，都没有做到，只是觉得写出了这么一部作品，等于表达了中国农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也就够了。”28可见，作者虽然在技术层面接受了茅盾的批评，却不能解释自己为何写出的是充斥阶级话语却在表现阶级冲突方面毫不典型的作品。

如果说李辉英对于自己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阶级观并无充分自觉，那么茅盾的评论则表明他对于阶级化的民族观是有明确认知的。从常理上讲，革命理论再激进，也不能消弭“民族-国家”存在的客观现实，更不可能轻易隔断革命者的文化认同。革命理论的接受程度因人而异，理论本身也并非不讲前提的铁板一块，比如日本入侵既是民族压迫也是阶级压迫，反帝阶级立场与反日民族主义立场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那么在1930年代初左翼知识分子的革命理论中，政治与文化上的“民族”，是以怎样的方式并存的呢?　　

3

“阶级”与“民族”的辩证之难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导言部分援引了阿布杜拉·拉鲁依对“阶级民族主义”一词的简单表述，并表示“有必要把阶级视做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一种民族观”，即以阶级的思维与语言来想象国际政治范畴内的某一民族，于是“某个阶级的所谓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民族，某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是以是否符合这个阶级的标准为转移的”，而且“中国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9虽然杜赞奇和拉鲁依都未对“阶级民族主义”作更加详尽的学理剖析，后者还非常谨慎地表示“难以定义”，但以“阶级”作为民族观的一种界定依据是二者都明确肯定的。笔者认为，以“阶级”作为“民族主义”的定语来对左翼的国际主义民族观进行修饰，是一个极尽形象的描述性词语，因为左翼的“民族”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政治概念，而非固化在“民族-国家”结构里的、所指十分稳定的中性概念。

如果把“民族-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描述为“国族民族主义”，那么它与革命的“阶级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阶级论对血统论或人种论的拆解。左翼以世界无产阶级阵营作为自己“想象的共同体”，是对另一种政治模式下的人群关系的设想，是在革命观念的维度而非文化心理的层面选择了意义归属。回看“武装拥护苏联”口号的亲苏立场，陈独秀曾致信中央指出宣传策略问题，担心是否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联’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30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其实不在于是否拥护苏联，而在于宣传方式是否会被误解，他认为“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31显然，“拥护苏联”是革命所必须，而“拥护中国”则是另一维度的问题。共产党是在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与苏联无产阶级政权之间进行了价值选择，而不是在中华民族与外来民族之间进行的情感判断。早在1926年，共产党就曾发布《反对日本和张作霖借中东路问题发动反苏运动》通告，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的反苏阴谋，只不过此时尚未形成国民政府以“非民族主义”抨击左翼“卖国”的舆论环境。

1930年代的中国并非独立主权国家，阶级革命与民族战争具有很大同构性。在无产阶级民族观念系统中，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与民族利益并不冲突，而且还因为代表着该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在本质上具有革命正当性。为了论证无产阶级为中华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左翼一方面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当局，一方面以“国族民族主义”调动大众的抗日情绪。出于攻击当局的需要，论战场中的左翼持阶级立场批判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帮凶，而在动员群众时，左翼又能够与“国族民族主义”相汇流。因此，左翼反抗日本侵略的阶级话语能够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只是在涉及苏联的时候容易被批判为赤化卖国。如果说“阶级民族主义”是左翼革命观念的一部分，那么“国族民族主义”便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文化无意识。李辉英以民族主义情结表达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便显示了“民族”与“阶级”共生的一面，甚至阶级革命的大众立场还会强化民族主义之共情效果。

而1930年代初的中国左翼之所以能够坚持以阶级论拆解“民族-国家”的完整性，除了理论根据，更大的原因在于当时的革命形势。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与苏联五年计划的顺利实行形成了鲜明对比，共产国际判断社会主义革命即将迎来历史性机遇，各国共产党也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充满信心。此时国内的白色恐怖尤为严重，左翼知识界对世界革命大本营苏联表现出了更大的依赖性。通过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左联得到了多国革命作家团体的声援，而且与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团体取得了正式联系。32因此，在世界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国内当局制造白色恐怖并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情况下，左翼知识界当然会将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化约为共同敌人，揭穿当局以“民族主义”掩盖其镇压革命、对日妥协的反动倾向。

随着民族危机在1930年代中期的加深，左翼革命话语中的民族色彩“陡然”上升。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33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评了党内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说明了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但就是在这些被视为“转向”民族主义的话语背后，依然有非常鲜明的阶级色彩，“阶级”与“民族”也并非平行并置关系。例如前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就指出，由于日本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抗日需要联合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所以这两个阶级与工农阶级联合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就可以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而买办与地主阶级则因为“不顾民族利益”而被排除在外。34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依然强调要在统一战线根本原则之下保持思想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因为在民族获得独立之后，还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带领工农劳动者继续推翻本民族的地主与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全民族的最后解放，35所以为“民族独立”而发出的民族主义呐喊最终还是要朝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目标，只是在话语层面不再极端凸显阶级性而已。

与其说1930年代后期的阶级革命话语“转向”民族主义，不如说此时的阶级话语已经能够在阶级论框架内提供较为完满的革命民族观，并且站在国内反日民族主义思潮的前端。作为革命观念的“阶级民族主义”，并不具有绝对优先性，作为思想底色的“中华民族”意识，也不会因为阶级观念的强调而消失。“阶级”与“民族”的趋于共生，既是革命策略调整的结果，也是革命理论在抗战时期的合理延伸。而对于1930年代初的左翼知识界而言，如何在不悖于民族主义情结的同时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马列主义民族论应用于中国革命，不只是革命语言与宣传策略问题，也是左翼知识分子寻求稳定价值的需要，更是将无产阶级革命伦理正当化、阶级话语民族化的体系性工程。这一辩证逻辑的逐渐成熟，构成了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面向。

1    例如王学振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五章认为，左翼在1930年代中后期由于民族危机上升而意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并产生摆脱苏联束缚的想法，体现出阶级与民族话语“共生共存”的状态。方维保在其论文《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文史哲》2015年第3期)中认为“两个口号”论争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之后“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2    齐晓红在《阶级还是民族——对1930年代两种文艺类型的考察》(《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中结合作品分析了左翼批判“民族主义文艺”的革命逻辑，也指出民族问题有时可以被纳入阶级框架，但并未继续深入分析左翼革命框架如何容纳民族话语。张武军的《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抗战与左翼文学话语转型》(中华书局2013年版)则主要关注话语之“变”，以1936年及以后左翼话语发生显性变化的时间段为研究重点，但未能兼顾1930年代前期的情况。

3    参见王霖、高淑英主编：《万宝山事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62页。

4    李辉英：《港版〈松花江上〉后记》，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130页。

5    “中东路”，清朝时称东清铁路，是1896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后，俄国投资在中国东北修筑经营的铁路线。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被日本占领，称南满铁路，长春以北段称中东铁路。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称无条件偿还中东路，但最终只在1924年签订《中俄解决悬念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达成中苏共管局面。1929年，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试图收回中东路主权，5月发生中方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7月10日发生中方查封苏联商业公司若干、将中东铁路管理局的苏联高级官员免职以及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等团体的中东路事件。事件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该事件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表现，于是发布宣言号召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6    李辉英：《万宝山》，湖风书局1933年版，第217—218页。

7    东方未明：《“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文学》第1卷第2期，1933年8月1日。

8    华蒂：《一九三一年的日本文坛》，《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9    参见《以“万宝山事件”为素材的东亚三国小说比较——安寿吉的中篇小说〈稻子〉》，李海英编：《伪满时期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  研究卷·伪满洲国朝鲜作家研究》，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5页。

10  在中东路事件逐渐升级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一直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将苏联利益等同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发布了一系列通告文件，口号也从“反对进攻苏联”激进到“武装拥护苏联”。

11  “近数年来第三国际不顾中国社会客观环境，抹杀中华民族独立精神指挥中国共产党在各地杀人放火，煽惑暴动，提倡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苏俄不过外面穿上赤色帝国主义的彩衣，内心仍是白色帝国主义的骨干，所谓代表无产阶级，实则以无产阶级为工具，所谓解放弱小民族实则以弱小民族为牺牲。”中国国民党河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印：《中东路事件宣传大纲》，1929年版，第3—4页。

12  《共产党宣言》中有将民族作为“次问题”的表述：“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人对人的剥削一旦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页。

13  “工人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背了自己的利益，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列宁：《民族问题提纲》(1913年6月26日〔7月9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斗争并不是在整个民族和整个民族之间，而是在统治民族的和被排挤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开始并激烈起来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页。

14  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是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民族摆脱压迫、追求政治自主性而提出的民族原则，主张各民族有脱离压迫民族、组织独立国家的权利。

15  《革命作家国际联盟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16  石萌：《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石崩：《〈黄人之血〉及其它》，《文学导报》第1卷第5期，1931年9月28日。

17  晏敖：《“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18  史铁儿：《东洋人出兵》，《文学导报》第1卷第5期，引用部分是北方话版。

19  东方未明：《“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

20  同上。

21  李辉英：《万宝山》，第37页。

22  同上，第97页。

23  李辉英：《最后一课》，《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

24  参见《中央宣传部为朝鲜惨案及万宝山事件告国民书》，《铁路月刊：平汉线》第17期，1931年9月;绿冰：《为万宝山事件告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他》，《秦声半月刊》第5期，1931年8月15日。

25  参见吾：《痛哉!万宝山事件》，《民众周报》第183期，1931年7月12日。

26  参见《为万宝山事件告中日韩三国劳苦民众》(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发布)、《万宝山事件真相及意义》(华岗的时事评述)，《红旗周报》第13期，1931年8月1日;珍瓦：《万宝山事件的真相与意义》，《红旗周报》第14期，1931年9月1日;雨林：《“中日合办”的万宝山事件》，《红旗周报》第15期，1931年9月7日。

27  “从前我是迷恋着‘文艺作品是给人作消遣品的’，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总是在美酒，女人——一句话，在享乐上兜圈子。可是，紧跟着，‘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蹂躏了我的故乡，‘一二八’沪战，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又摧毁了我攻读的学校，这使我不但要遥领着亡省奴的头衔，同时还失去了上海求知居住的地方……‘醒醒罢，把你作小说的笔锋改改方向不行么?’我醒了，从昏沉的梦中惊醒了，自己这样问着自己。‘你该把那种抒写闲情逸致的笔调，转为反抗你的敌人的武器!比如：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压迫，屠杀，欺骗我们弱小民族的一类事情’。”李辉英：《〈丰年〉自序》，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23—124页。

28  李辉英：《港版〈松花江上〉后记》，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132页。

29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导论”第11页。

30  《撒翁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95页。

31  《独秀同志覆中央的信》，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等著：《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民志书局1929年版，第73页。

32  1930年11月，三年前成立的革命文学国际事务局在哈尔可夫大会上改名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左联派代表萧三参加并成为其支部。《文学导报》曾发布包括日本在内的五国无产阶级作家声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对于中国白色恐怖及帝国主义干涉的抗议》(第1卷第2期，1931年8月5日)，以及日本无产作家同盟高呼“澈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工农底祖国苏联!世界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日本无产作家同盟答辞》(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33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8页。

34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2—570页。

35   吴黎平、艾思奇：《科学历史观教程(增订版)》，辰光书店1939年版，第141—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