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非常突破——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连载第二章 得路乎？得助乎？

第二章 得路乎？得助乎？（上）

一、“红军瓦瓦苦！”——红五团顺利通过越嶲彝区

中央红军要想顺利夺取抢渡大渡河的渡口，必须经过冕宁或越嶲的彝族聚居区。

1935年5月21～22日，按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和中革军委同意这个建议后作出的部署：中央红军两支渡河先遣队在泸沽分路北进：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为第一先遣队，经冕宁、大桥、拖乌、察罗去夺取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团长张振山、政治委员谢有勋[1])为第二先遣队，沿登相营、小相岭、越嶲、海棠、河南站去夺取大树堡渡口。

这两路先遣队，都要经过冕宁、越嶲境内延绵约百余华里的彝族聚居区。这片地域现在建制上归属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这个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自治州”，大体上沿袭的还是清代宁远府辖地——南抵金沙江，北迄大渡河。民国年间虽然建制多变，但人们习惯上还是将其称作“宁属”。就“大凉山”这个地名来说，实际上是泛指小相岭以东、金沙江以西地域，当年联结“宁属”和“雅属”的“宁雅正道”，就要穿过这个“大凉山”，而位于冕宁以北的这片彝族聚居区，从地理上来说，已经处于“大凉山”的西北边缘地带。

当年这片彝区，还处在奴隶社会形态——这个形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

奴隶社会形态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抢”——什么都靠“抢”!吃靠“抢”，穿靠“抢”，生产工具靠“抢”，劳动力靠“抢”，生产劳动力的妇女靠“抢”，取之于 “抢”用之于“抢”的武器靠“抢”……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石达开，与其说是亡于清朝大军之手，不如说是亡于彝人土司之手。石达开虽有“与彝人相安不犯”的正确政策，却无“各民族大团结”的鲜明旗帜和一贯宗旨，更乏审时度势正确实施政策的具体办法。石达开金银开路，换得土司、头人的轻然一诺，顺利通过彝族区，是得其路;然而却无民族解放、民族团结的鲜明宗旨和具体行动，并未真正赢得彝人之心，因而未能得其倾力相助。待到兵困紫打地而欲临时抱佛脚之时，却大势去矣，彝人土司头人谁也不愿冒身家性命之危险而跟石达开这个草头翼王蹚浑水，反而趁火打劫，行落井下石之能事。

前川军名将刘伯承对此很有些担忧：“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

刘伯承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

民国以来的“改土归流”、政局动荡和军阀间的相互争斗、割据和兼并，从客观上来说，对满清时期的土司制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如岭承恩、王应元这类割据一方自成邦国的大“千户”大土司，也是家道中落，“名实俱亡”[2]。按说这“改土归流”本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管辖也可以不再通过封建领主而得以直接通达底层。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大地正处在军阀割据的一片乱局之中，军阀们本身就是自成邦国的大封建领主。大领主的统治不可避免且顺理成章地就会沿袭和传承“过去”。更何况，在这片尚处在奴隶社会形态的彝区，千户土司这类大领主的衰落和消亡，就意味着众多黑彝家支头人这类小领主的泛起和角逐，如此政府行政反而更加难以畅行通达。

于是，取大“千户”大土司而代之的“彝务官”作为“中间管理层”，就应运而生了。

这些“彝务官”大都是生长于彝汉杂居地域的汉人，他们对当地彝族家支间的渊源关系和相互矛盾都了如指掌：这一带区域的彝民们没有统一领袖，大大小小的家支都是按各自血缘关系来划分的，家支间互不统属又互不相让。彼此间时常合作去“抢”他人，也时常互相犯“抢”，当然也时常为“抢”结果而争来斗去。有外族来犯或奴隶造反，大家就合作对付;天下太平了，就互相浴血相“抢”。这种家支之间相互争斗也相互制约的关系也给了“官府”和“彝务官”们充当仲裁的空间，传承的当然还是“以夷制夷”的衣钵：既分而化之又分而治之的统御术虽然古老陈旧，但也是有效而实用的。比如清同治年间传下来的“换班坐质”旧制，那就是一个简单易行的法宝：大大小小争来斗去的家支头人们，得按期轮番到“官府”的班房中去“换班坐质”——也就是让“官府”捏在手中“当人质”，如此这些家支才能被“官府”捏在手心……

一来二去，这些“彝务官”们，也就大多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小军阀。

民国年间在此各霸一方且名噪一时的邓秀廷、羊仁安、赖执中等，就是这样的角色。

当时管着这片地域的是川军“破落大户”刘文辉。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得维护“宁雅正道”这条商贸通道上的安全，也要通过“彝务官”们对这些争来抢去的黑彝家支头人们施以“弹压”。“弹压”的结果，就是把穿过大凉山腹地的“宁雅正道”，打扫得相对比较干净和安全，也使那这条道上原本很强悍的黑彝家支势力，受到了不少的削弱。加上一年多前川军刚在这边镇压了彝汉群众的“越嶲起义”(史称“三二四起义”)，川军和彝汉群众的对立仇恨亦深，从而也使红军贯彻军委指示，“利用少数民族对于刘文辉及当地汉族统治者的仇恨，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等等要求，有了更加容易落到实处的条件。

当时的大凉山区以“宁雅正道”为界，往东迄至金沙江西岸的区域，黑彝家支势力和武装相对比较强悍。在那边厢，就发生过川军去禁烟的部队整团被缴械的事情。这些天杨森部驰援大渡河河防的主力部队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被黑彝家支武装拦截，刘湘派飞机助阵，也未能过境，最后还不得不绕道而行。[3]而地处大凉山西缘地带的冕宁彝族聚居区，并不是当时的主要商贸通道，黑彝家支势力也不能与大凉山腹地和东缘区域相比拟，按理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太平的。但正因为地处偏僻，官府和“彝务官”们“弹压”力度又不似“宁雅正道”那般给力，却反而显得比“宁雅正道”更加不安生。平日里，就是川军二十四军刘文辉部的团以下部队，一般也不太往这条道去。而往来的商旅骡队打这儿经过，都得向“彝务官”邓秀廷部交纳数额不菲的“保费”……

所以，奔这两条道路而去的中央红军两支渡河先遣队，遇上的麻烦也有大小之分。

受领佯动任务的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进展基本顺利，没有遇上什么大的麻烦。5月20日——中革军委收到刘伯承、聂荣臻致电建议电的前一天中午，他们就已经奉刘伯承、聂荣臻命令，在左权、刘亚楼率领下，踏上了“宁雅正道”。21日拂晓，跑在前头的红五团三营(营长梁兴初)和二师侦察连(连长刘云彪)经连夜急行军占领登相营(今属四川省喜德县)。短暂休息时，侦察连从群众口中了解到前方30里的小相岭隘口仅有守敌一个排的敌情。左权决定抓紧时间解决这个障碍，于是乎饿了一夜跑了一夜的部队也顾不上吃饭睡觉，又跳起来直扑30里外的小相岭隘口九盘营。

左：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政治委员刘亚楼;右：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司令员左权

侦察连得到的信息稍微有点问题，九盘营上除驻有川军一个排外，还有白泥湾恶霸廖金廷、廖春波所辖的民团武装，两者加起来大概有150多人，而且他们守备的隘口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座悬空吊桥可通。红军要是从下往上进攻，大白天很容易会被隘口守军发现，发现后只需要把吊桥一收，下面的人就只好干瞪眼……

梁兴初和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找到当地一个老乡：“能不能从别的地方上去?”

老乡一指侧面的悬崖峭壁：“能倒是能，我采药就经常从那边上去，不过……”

“不过什么?”

“我采药是轻脚利手，可你们扛着枪背着包……”老乡摇头。

“这个你不管，你只管把我们带上去就行了。”

“那要得，我带路，保险绕到龟儿子勾子[4]后头!”

梁兴初、刘忠等带着队伍跟带路的老乡，悄悄地从悬崖峭壁攀葛附藤攀援而上。

当他们出现在隘口侧后时，隘口的守备者们毫无戒备，竟然还在喝五吆六打牌赌钱。

没费什么手脚——连一枪都没放，赌徒们就被红军抓了俘虏。[5]

下得九盘营隘口，红五团又是脚底生风，直奔越嶲。

左：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没找到他老战争年代的图片)

中：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三营营长梁兴初(这张图片据说摄于平型关战斗时期)

右：红一军团二师侦察连连长刘云彪(抗战时期病敌)

当日午后2时左右，红五团先头分队的几位战士骑马进入越嶲县城。

居民们看见几个骑马的大兵正在惶惑，孰不料迎面而来的却是几张绽开的笑脸：

“老板，受惊了!”

“我们是朱毛红军，打富济贫打刘家军的!”

……

瞅见这支打红旗戴红星的队伍个个都和蔼可亲，跟从前见过的那些凶神恶煞的“粮子”[6]大不一样，老百姓胆子也壮了起来，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走出家门来看稀奇热闹。到红五团主力进城时，城里城外前来围观的彝汉群众也越来越多，红绸红布也挂了起来，鞭炮也响了起来……

红五团马上搬出老法宝：先直奔县监狱，踹开大门，砸烂枷锁，放出“轮班坐质”的彝民首领和因未纳够苛捐杂税而被关押的彝汉群众，然后酒肉伺候，发新衣，发路费，当场宣布废除延续多年的“换班坐质”制度;尔后再奔县府衙门，一把火点着了地亩银粮册簿和“换班坐质”的人质文书档案;随后再分头去各店铺奔走游说，劝慰老板们赶紧着张罗“恢复营业”……

再然后，就是调查土豪恶霸，分浮财，开仓放粮……

也就大半天工夫，越嶲城就像一口烧开了的锅，沸腾了起来。满大街都是一片“红军卡沙沙!”“红军瓦瓦苦!”一大堆彝汉群众围住红五团官兵千恩万谢，控诉着年前镇压“越嶲起义”还屠杀过自己亲人的那些刽子手，还纷纷提出要给红军带路，去捉拿已经逃向海棠的县府“狗官”、“坏蛋”和“刽子手”。

于是，红五团官兵又在群众带领下去怃恤慰问“越嶲起义”烈士的家属，捉拿“刽子手”。

毋庸讳言，也开了杀戒——杀欠有血债的恶霸、土匪、劣绅、土豪……

22日一大早，红五团从越嶲出发奔大渡河畔去抢渡口。

队伍一上路，山上山下就呼啦啦涌出来一大堆彝族群众，舞刀弄杖地和红军一起去“打刘家”。当日下午，红五团在海棠(今属甘洛县)撵上县太爷彭灿(原第二十四军参谋处长)，一干“狗官”和民团一个连。烟瘾犯了跑不动路的县太爷这会儿正过烟瘾哩，这样的队伍当然是不堪红军重击。红军战士勇猛冲击，彝族群众呐喊助威，战斗迅速解决，彭灿以下二三百人被活捉。红军按群众要求当场处决了彭灿，却劝说拦挡不住群众把这二三百名俘虏给剥成了“全裸”。那天下着大雨，这些“全裸”的俘虏无处可去只好跟着红军走，先遣队指挥员、红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实在看不过眼，只好动员战士们捐出些衣服来给他们遮羞挡雨。[7]

至于刘文辉那位“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打从5月20日率队从西昌溜回老家甘相营后，就铺排手下一边转移财产，一边守碉设防，自己则闭门不出，摆出的是一副只求自保的姿态。22日那天，朱德总司令曾致电左权、刘亚楼，要求对俘获的彝兵“尤要特别优待和加紧政治工作，全数释放，并托携信给彝兵首领，表示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政治主张，并请其派代表来与我们接洽”。左、刘首长也曾修书致函于邓秀廷，大意就是劝他以国家民族存亡为重，率部参与抗日救亡。邓接信后未予回复，但也按兵不动，红军也就没有再搭理他。红军走后，刘元璋命他跟追，他也是只跟不追，确信前头没红军了才蹒跚而进。[8]

中央红军在越嶲的时间并不长，从红五团开始到后来红三军团打这儿经过，前前后后也就个把星期，但产生的影响却很大。红军经过越嶲县境160华里的路上，到处都有彝汉群众烧茶水、送牛羊，红军当然按例照价付款。那光景真就是一派“军民鱼水情”，以至于数十年后有亲历此景的当地老者提起来还啧啧连声赞不绝口。

当地群众还踊跃投军和收留掩护红军伤病员——邓国清、张爱萍率红十一团随先遣队跟进，在越嶲县城几个钟头就“扩红”七百多人，其中还有一百多名彝族群众。走完万里长征幸存到建国后的彝族红军老战士，基本上都是在越嶲县参加红军的，如担任过昭觉军分区司令员的陈占英(上校)，四川省军区彝民团团长王海民(中校)等;红军在此间掉队落伍或留下的伤病员，都得到了群众的照顾、收养和掩护。红军过境后出生的孩子，都取过很多“带红”的名字，如“红莫”、“红娃”。群众爱屋及乌，甚至连当地土产野果刺梨也因红军而得名“红军果”，红军路过的猴子岩也被群众唤作“红军岩”。、

红军在越嶲还组织过“县苏维埃”(当时称“县革命委员会”)和百把人的游击大队，留下了王观澜等干部准备在此坚持“游击战争”。虽然这“苏维埃”和游击大队生存时间都不长，王观澜也于几天后被毛泽东一个电报调回了中央[9]，但参加过“苏维埃”和游击大队的很多老者都声称“那几天是此辈子最快乐的日子”，有老者甚至还把当年得到的红军“委任状”珍藏了数十年之久……

左权、刘亚楼所率的渡河第二先遣队在这条道上，那是真正地得路又得助啊!

这一路上，一耳朵都灌的是——

“红军卡沙沙!”

“红军瓦瓦苦!”

[图2-1：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在河南站留下的标语(占半幅)]

二、打了“官家”队伍，冕宁黑彝头人们胆也肥了

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渡河第一先遣队，却遇上了不小的麻烦。

相较于“宁雅正道”，通过冕宁以北的这片彝族区的小路虽然显得更不太平，但一般来说，彝家家支头人们对规模稍微大一点的过境武装，也不会随便来“犯抢”。这一来是因为头人们也得掂量自己的本钱，得盘算着能不能“抢得着”，能不能不折本钱;二来也是心有顾忌，害怕万一抢不着还把官府官兵们给惹着了，那些蹲在县城大狱中“轮班坐质”的家人就会有麻烦——别看刘文辉部“彝务指挥官”邓秀廷本人打小就跟彝家人混得很熟，可杀起彝家人也不会眨眼睛!彝家家支那些根根梢梢，这位邓秀廷都一清二楚，以离间之法打拉之策胡萝卜加大棒整治之，比较奏效而又得心应手。家支头人们对他可是真正是“又恨又怕”……

此公虽然在川军从军已久，在“彝务”方面发迹也早。但真正让他大名显赫一时的，还是1930年爆发的川藏冲突。那次冲突，川军刘文辉部与英军顾问指导的西藏藏军在甘孜你来我往相持了两年还是僵局，藏方在英人蛊惑之下也不愿意坐下来与康方谈判。1932年7月初，藏军再度向刘军发起攻势，而邓秀廷以刘部第四十八团团长之身代行第十一旅旅长之职，指挥所部在正面战线顶住了藏军这次先发制人的进攻，并秘密派出一支彝兵从甘孜城东之鸭盖山拊敌侧背，而后便反守为攻，大破藏军并乘胜追击至德格，促使藏方不得不坐下来与康方谈判，大慰刘文辉之心，是以功㩴升，做到了刘部第二十旅少将旅长兼彝务指挥官。[10]这个位置给了他展现统御之术以很大空间，他摆平了此间大大小小各彝家家支不说，辖内“四十八甲”彝民还被他视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机动兵源——指派应征，自带干粮和枪支，配给几发子弹，不给粮饷供给，因而也很得刘文辉的赏识。

邓也颇为自得地声称：老子养兵三万，还不费国家公帑一文。

邓秀廷，他就是刘文辉“治彝”的一个活标本!

被邓秀廷整治得很服帖的头人们，一般情况下，是不敢随便跟“大队官兵”滋事的。

问题是，恰好在红军到这里的前两天，出了一件看似偶发但却绝非偶发的事件。

5月18日，中央红军正在北进的消息传到冕宁，县太爷和驻军长官当下就着了慌。

冕宁县的县太爷叫钟伯琴，手下只有团练局长邱为岗的一些团丁。驻军长官李德吾虽然有“川康边防军第二十旅第四十七团上校团长”的官衔，手下却只有两百来人枪的丘八——他那个“第四十七团”，整个就是一个空架子。官就是他自己，兵哩，就是他从自己老家察罗及“河道七场”[11]汉、彝人家出的“壮丁”——每有三至四个兄弟的汉彝人家每家各出一丁凑合而成的。[12]

这样的队伍，甭说跟红军相抗，能够自保就算是烧高香了。

所以县太爷和团长首先能够拿出来的主意，就是赶紧撒丫子开溜。

这本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开溜就开溜，逃命要紧，红军主力此时还在西昌、泸沽哩!要趁早跑，还能找个犄角旮旯躲起来。只要是自己不出来招摇晃荡，惹是生非，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啥子过筋过脉背时倒霉的事情找上门儿来。

然而很要命的是，李德吾是个半路从戎的书生，这书生团长对“彝务”很有些非凡的责任心：他一定要押着“换班坐质”的黑彝家支头人们一起走。据说这也是因为邓秀廷传了话过来，意思大概是这些“倮倮”[13]要是关在县大狱里不放，“红脑壳”来了肯定就要放了他们。等“红脑壳”们都走了，他们还不是又要出来抢人整人?二天要打整起来，不是要好麻烦有好麻烦?不如还是把他们押来一起跑，到了察罗那边找个山洞洞再关起来，等“红脑壳”些都过去了，再把他们整回来关起继续“坐质”……

19日凌晨，李德吾、钟伯琴等带上县府一干官员由驻军队伍和团练局的团丁护送，并押送着从县狱提出来的果基、罗洪、倮伍等家支“坐质换班”的黑彝头人，出城奔察罗方向而去。

出了城没几步到了大桥镇，却瞅见一街筒子都是“坐质换班”黑彝头人家支的“倮倮”，这些“倮倮”们都吵吵嚷嚷着要求李德吾放人：“长官你就行个方便把我们家里人放了，二天等‘红脑壳’过了，我们再把人送回来成不成?”倮伍家支头人还称：“我们这个家支，从来不抢汉人，也没做过啥子对不起人的事，你把人放了，二天你老人家啥子时候喊一声，我们啥子时候就把人送回来噻……”

其实，甭管这些“倮倮”们说的是真是假，李德吾但凡要有点眼力件儿，瞅瞅这个阵仗，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人放了得啦——你自己逃命要紧，管那么多干吗?人家可是瞅准了你们这些“官家”正躲灾逃难，这才乘机发难嘛!

可李德吾不!他还是一口回绝，不放就是不放!甚至吃饭时仍然把这些“坐质”头人们用一根绳索套住。这一下就把“倮倮”们给惹得很冒火了：“妈那个×，你不放是不是?你不放老子们就‘抢’!”

各个家支相互串联，分头通知，所有男丁拉出来，路上抢!

结果李德吾等酒足饭饱出了大桥才走七八里路到了峨瓦村，就被四面八方的冷枪打得找不着北。李德吾等带着队伍一边漫无目标地放枪抗拒，一边磕磕绊绊地继续往前挪，挪了几个小时也没挪几步路，县太爷钟伯琴的腿也被打断……

李德吾见势头不好，便决定放弃经拖乌去察罗的路线，改经小道从冶勒绕行。

可好不容易挪到店子村，前头又是一条狭窄河沟。这下“倮倮”们更加猖獗，“官府”队伍也更加沮丧。一路上不断有掉队的“官兵”和团丁被缴械，他们跟一些走不动的官太太们一样，被“倮倮”们脱得一丝不挂，连滚带爬跑回了大桥……

天快黑的时候，李德吾等才走到冶勒扎下了营，在满世界的冷枪中熬过了一夜。

这一夜里，仍有各家支派人来请求李德吾放人：“把人放了行不行，我们送你们过境?”

李德吾仍然是一口回绝。

腿被打断了的钟伯琴更是口出大言：“是对的，明天又来打嘛!”

次日一大早，又有倮伍家支的头人传话过来：“你们把人放了，送你们去察罗。要么就不走，到我家碉楼躲起来，等‘红脑壳’过去喽，再送你们回冕宁”。而李德吾、钟伯琴仍然是不予置理，仍然是一心要带着人质去察罗。

结果一出发进了冶勒河口的险道，立即遭到各黑彝家支武装的伏击。一时间，滚木礌石，土炮弩弓，一起向这支“官府”队伍招呼。而李德吾等仍然不知进退，继续硬着头皮往前走，一直硬挺到两岔河又进了银厂沟、金牛沟汇入的三岔河口，就再也走不动了。

“官府”队伍，成了各彝支武装的俎上之肉。

李德吾一看大势已去，带着几个弁兵钻了林子。

彝人们蜂拥而至，各自抢回自己家支的“坐质”头人——二十多个“人质”，除果基家支的一人被彝支武装误射身亡外，全部被抢回。而钟伯琴、邱为岗等剩下的“官兵”和团丁，则在缴械后被驱赶下河，全部淹毙——据说是为了节省子弹。

数百人枪，仅三十余人脱逃——他们多是彝兵，人熟地熟。

而李德吾实际上也没有逃掉，七、八天后仍被与其有仇隙的彝人抓获，几个弁兵被卖作“娃子”，李德吾在被活活灼烤数日后，被人分而食之。[14]

各黑彝家支大获全胜，既抢回了人，也得到了枪，感觉好极了。数十年后，尚有参与此“抢”的老者吹嘘：“那回老子打死了12个人”，而且还“一枪洞穿了4个人”。

头人们得了便宜，心也大了，胆儿也肥了：“不是说‘红脑壳’要过来么?他们不比‘刘家’的队伍厉害吧?干脆，回过头去抢大桥，明天一早，再把过来的‘红脑壳’，一哈打整了!”

——黑彝家支的头人们到底还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世面啊。

注释

[1]原五团政治委员赖传珠在过金沙江之前患重病到军团卫生队休养，在翻越夹金山后的1935年7月6日仍调回红五团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谢有勋任红五团政治委员(谢在长征到达陕北后作战牺牲)。张振山，又名张鼎山，湖南醴陵人，1937年在陕北作战牺牲。

[2]国民政府1943年《宁属调查报告》，转引自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7页(第30页注释[53])。

[3]陈亲民：《夹金山地区追堵红军纪实》，《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5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4]勾子：四川俚语，意即屁股。勾子后头，即背后，屁股后头之意。

[5]刘忠：《在大渡河下游》，《星火燎原·第3辑》第132～第134页，1960年8月第1版。

[6]四川地区群众对旧时代“官兵”的俗称，意即“吃粮当兵混小子”。

[7]陈连中：《红军长征过越西》，《越西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6～第17页。

[8]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宁属前后的邓秀廷》，《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第117～第120页。

[9]陈连中：《红军长征过越西》，《越西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0～第21页。

[10]《喜德县志》第457～第459页，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11]今石棉县境内大渡河南岸在1951年6月建县前属越嶲县河道七场——七场为：安顺场、新场、擦罗、洗马姑、纳耳坝、海耳洼(今新民)、田湾河。

[12]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页。

[13]民国时期对彝族群众的蔑称。

[14]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3～第6页。　　

第二章 得路乎？得助乎？（中）

三、袁居海子，血的见面礼后的结盟……

5月21日凌晨时分，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进入冕宁县城。

冕宁县本来就有党的工作基础，地下党员陈荣檀、廖志高等前两天就已经派人去迎接红军了。地下党派来的向导把部队带往县城路过石龙时，满街都有写着“欢迎”二字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了，笑呵呵的老百姓都端着点心提着茶水“请红军先生喝茶”，还有地下党动员来的群众争相来为红军挑行李。深夜时分进了县城，更是爆竹喧天锣鼓声声，跟过年一般地热闹。到处都是招展的红旗和红红绿绿的标语：

“欢迎为国为民谋利益的红军!”

“拥护共产党!”

“红军万岁!”

……

老百姓见着红军官兵，都纷纷按当地习俗打着拱手：“长官先生辛苦”。

刘、聂首长和红一团团部被地下党安排在天主教堂附近扎营。天主教堂的神父修女们清早起来出门看热闹，意外地发现这群灰头土脸的大兵当间竟然有一位神态儒雅能操着流利法语跟他们聊天的“大官”。“大官”的意思是你们不要怕，共产党不是青面獠牙的魔鬼，不会干涉而且要保护你们正当的宗教活动……

这位“大官”就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也是先遣队政治委员，聂荣臻。

应该说冕宁地下党组织对中央红军的配合相当不错，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区域中更是难得。先遣队进冕宁城那天，陈荣檀、廖志高还给刘、聂首长推荐了一位当地的“彝汉通”：这位“彝汉通”跟先遣队即将通过的地域里罗洪、果基黑彝家支有着相当不错的私人关系。这两个家支互相不对付而且经常互掐，但这位“彝汉通”的两个儿子却分别是这两个家支头人的“干儿子”。[1]

“彝汉通”名叫陈志喜，跟冕宁地下党员陈荣檀是邻居。据说其祖上是兵败安顺场的石达开部“漏网”的太平军战士，这人有文化，会彝语，讲义气，常常往来彝区做做小生意，跟黑彝家支头人们的关系都很熟络，应该是个说话能靠谱的人。

刘伯承是前川中名将，对大小凉山的民情地理并不陌生，跟陈志喜说话也是开门见山：

“我们马上要过彝区，这里哪些家支头人最‘关火’[2]?”

“罗洪作一和果基小约达最‘关火’，我们出冕宁翻过山垭口到袁居海子，是罗洪家支的地盘;从袁居海子经拖乌到栗子坪，是果基家支的地盘。跟他们两家把关系整好了，过路没得问题。”陈志喜回答得很有信心。

这个时候的陈志喜可能还不知道，这两个黑彝家支和其他黑彝家支的头人们，昨天刚解决了李德吾、钟伯琴的“官府”队伍，得了枪也发了财，已然利欲熏心，这当口正在打主意要跟“红脑壳”的队伍，再犯一回抢哩!

刘伯承又问：“啷个才能跟他们整好关系哩?”

“他们讲义气，最好把他们请到一起来喝一回血酒，就要得了。”

这个信息很重要，刘伯承肯定也很在意。

5月21日下午时分，从冕宁县城出发的红一团疾行四十里，来到了大桥镇。

这一回，他们见到的，可就不是县城那般光景了。

昨天刚在冶勒解决了李德吾“官府”队伍的各黑彝家支武装，正兴冲冲地赶往大桥镇，准备大发一次洋财。红一团进镇时，冲在最前头的罗洪家支几百号人已经进了大桥，正在挨家抢劫汉族群众。这一见到大队“红脑壳”来了，马上就四散奔逃作鸟兽散。

有十来个“娃子”跑得慢了一点，被红一团先头分队给逮了个正着。

大桥的汉族群众觉得很解气，纷纷出来欢迎红军：

“红军先生来得好噢，你们要是不来，狗日的‘倮倮’今天就要把大桥烧喽!”

“赶紧杀猪，请红军先生吃‘九碗’!”

“九碗”者，宴席是也。

红一团出发前后是学习过“民族政策”的，这个“民族政策”是要求人人都会背会讲的。所以战士们还得劝说汉族群众不要为难这些被逮住的“娃子”们——不光是不能为难，还得送上好酒好肉好好款待。当然，同时也得掰活一番“汉彝一家，共同反对军阀政府”的道理。“娃子”们是不是能听得懂这些道理不太好说，但“红脑壳”向他们释放的一番善意，想必还是能有所感受的。

吃饱了喝足了也宣传完了，这些“娃子”们都被放回。

22日一大早，先遣队继续上路。

队伍一过峨瓦村翻过元宝山垭口，就遇上了李德吾那支“官府队伍”的残余——都是些被扒光了衣服的官员和官太太。这些人见着红军队伍，一个个鼻涕口水，浑身哆嗦。红军战士扔给了他们一些衣服，让他们继续去大桥。

翻过了峨瓦山垭，就是果基约达的地盘了。

红一团主力过去后，一路在架桥修路的工兵连落在后边。

大路两侧的山林呼啸骤起，还伴随着枪声。埋伏于此间的各黑彝家支武装一拥而上，把工兵连缴了械不说，还跟前两天拾掇李德吾那支“官府”队伍中的官员、官太太们一样，把工兵连官兵也从头到脚扒了个“全裸”。

工兵连窝囊极了!有枪不敢开，有刀不敢砍，工兵连政治指导员罗荣被人摁地下扒成全裸后还挣扎着高喊：“总部有令，不准开枪!”

刚才还扔了几件衣服给“官太太”们遮羞的工兵连官兵，现在连自己的羞也遮不住了，一个个红着脸光着屁股，一路连滚带爬，极其狼狈地往大桥镇跑。随先遣队跟进的红六团一营正在路边歇息，瞅见“全裸”的工兵连狼狈溃逃的模样都乐不可支：

“工兵连好凉快噢!”

“嗨，你们打哪儿洗澡去了……”

玩笑归玩笑，大家还是赶紧凑衣服给他们遮羞。红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号召“凡有三件衣服捐一件出来，有两套衣服捐出一套”，还去供给处去划拉了一大堆麻袋片，这才让工兵连勉强遮住羞，没把“全裸”的洋相出在大桥镇老百姓跟前儿……[3]

左：红一军团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右：红一军团二师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前者被人扒在全裸，后者赶紧着给前者找遮羞布。两人建国后都被授衔少将。

走在后头的被人扒了个“全裸”，走在前头也遇上了埋伏。

尽管周围枪声不断，还有人负伤，红一团官兵们却仍然保持着克制，“头不抬，眼不眨，只管向前”，以致数十年后当地仍有老者称“那些先锋队红军硬是枪子不进”。随行向导害怕，请求红军还击，红军战士则称：“上级没有命令不能打!”“我们不打小蛮!”[4]

……

先遣队先头分队进至喇嘛房时，四面山上喊声倍增，枪声骤密。

刘伯承、聂荣臻即令号兵吹号，部队停止前进，然后登高瞭望：真是了不得，漫山遍野都是披着“察尔瓦”的彝支武装，一个个舞刀弄杖，声嘶力竭。向导一一指点着为刘、聂首长介绍：前头那一伙是果基家支的人，东面那一伙是倮伍家支的人，跟在后头的罗洪家支的人……

先遣队陷入了包围。

刘、聂二人商量一番，决定一边准备自卫，一边让向导喊话。

有史料称这位向导姓龙[5]，也有些史料称这位向导就是陈荣檀等推荐的那位“彝汉通”陈志喜[6]，究竟是谁，双方各执一词笔者也不便妄断。但向导喊话的内容还是得到了听喊话的那一方佐证的：“伙计们下来吧，红军是路过这里的，他们最好了。只要把路指给他们看了，他们就会走的。”[7]

没用，头人们还是不信，还是认为这支队伍跟“刘家军”没啥两样。

这样进退不得也不是个办法。刘、聂又切磋了一番拿了个主意：得打一打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头人们都是井底之蛙，没领教过红军的厉害。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心中正不舒坦，听到这个当然很来情绪啦。神炮手赵章成的迫击炮先砰砰两炮放过山后——故意的，尽量不伤人嘛!三挺机枪朝着东南方向一通招呼，六个红军战士抱着“花机关”泅过海子，一口气冲到山顶，哗哗哗一通连珠声儿响，把一山正在吆喝的彝支武装撵得乱跑。

黑彝头人们手忙脚乱，有头人连裤子都不提就扑下河，跑回家再也不敢来了。[8]

这下知道厉害了——有亲历老者甚至数十年后都还在掰活那些添了油又加了醋的“八卦”：“红军是神兵，过海如走平地”，“红军枪子不进，下海如履平地”;红军的迫击炮是“翻山找人炮”，连着放的机枪和“花机关”是“一支顶一百支”的“连珠神炮”……

这里是果基家支的地盘，别的家支的人马都可以一跑了之，唯有果基家支没法跑，也不敢跑。按过去“官府”治彝的惯例，冒犯了大队“官兵”天威的寨子，很可能是要享受“烧杀一空”的待遇的。果基家支头人果基约达刚才实际上也听懂了红军的喊话，觉得还有转圜的余地，于是便让精通汉语且能说会道的随身娃子沙马尔各去红军那里打探情况(有红军回忆文字称他是果基约达的四叔，其实不是，而是为了抬身份临时赠了个老辈子的名分)。

沙马尔各战战兢兢来到喇嘛房，先见到两个红军(肖华、冯文彬)：

“今……今天啥子事情我们晓……晓不得啊……”

两个红军先叫他别害怕，然后问：“你们这里哪个管事?”

“我们这个地方是果基约达管事……”

“不要怕，把他喊来嘛，我们是打蒋家、刘家的!”……[9]

果基约达带了15个随从，也战战兢兢地下山了。

果基约达(小叶丹)

见到那两个红军，果基约达说：“我是果基家的约达，要见你们司令，我们讲和不打。”

两个红军一个回去报告，一个带着果基约达等人往前走。

还没到海子边，迎面看到几个端着雪亮刺刀的红军战士，15个随从中有12个吓得跑了回去，果基约达也不敢再往前走了。带路的红军又赶紧解释劝慰了一番，果基约达才壮起胆子继续往前走——依然是战战兢兢……

对面来了个戴眼镜的红军，笑盈盈地迎上前来。

带路红军介绍说，这就是我们的刘伯承司令员。

果基约达腿一软，扑通一声就往下跪：“打红军的是罗洪家，他是我的冤家。”

刘伯承赶紧上来扶一把：“不要跪嘛，汉彝一家，刘家才是我们的死对头嘛!红军北上抗日，借你一条路，帮个忙嘛!”

“海子那头是罗洪家管，这边我们管，你们过路，我们保!我们吃个血酒，大家讲和不打?”

“要得嘛，要得嘛!”

没有酒，从海子舀得两碗清水;抓只鸡来，一刀跺下脑袋。

红军刘司令，军神刘伯承，端起了一碗清水：

“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约达结为兄弟，红军永远保卫彝民。”

“我约达愿与刘司令结为兄弟，我的地方永远保护红军，如果打了红军，像这只鸡一样地死。”

……

今日彝海

“刘司令，海子那边是罗洪家的，他是我的对头……”

果基约达还是放不下要红军帮助他踏平罗洪家的念头。

“罗洪家有啥子了不起嘛，要打，一个下午就把他踏平啰。不过他们跟你一样，是穷人嘛，不能打噻!”刘伯承当然不会上这个套子，借着这个由头，就讲开了革命道理。

……

血酒喝毕，大家手拉手，回到大桥头。

然后是喝酒，吃肉，授旗，送枪。

次日早上分手时，刘伯承以佩枪和十余支步枪相赠予果基约达，果基约达则将自己大黑骡回赠于刘伯承，还派出四个娃子给红军带路。而劫掠了工兵连的各黑彝家支(主要是罗洪家支)们，在得知“红脑壳”们日前击退果基家支所表现出那些“神勇”后，也将劫去的武器和器材送了回来，也要跟红军“讲和不打”……

1935年5月23日，由彝民群众一路联络护送，先遣队顺利通过冕宁彝族区。

果基约达和刘伯承一起回到大桥那天(5月22日)，毛泽东等率军委纵队也到了冕宁。

刘伯承当天夜里赶回县城，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这里的民族斗争很复杂，彝民与我们硬打是不可能的，但在山上藏起来向我们打枪则是可能的，也可能杀害我们的同志”。毛泽东则说：“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是早就规定下来了的，不能歧视他们!”[10]

但“彝海结盟”前后的这段曲折，也使毛泽东等对这条道的保险系数，产生了担忧。

这从中革军委23日的部署电中可以看出来：

彭、杨、董、李、罗、何、左、刘：

A.刘、聂率我第一团于昨日在冕宁北五十余里处之袁居海边，为夷民之罗儿、老五、咕鸡三族所困。经交涉，咕鸡与我为盟，老五中立，罗儿截去我工兵一部器材及枪三十枝后，为我击溃。咕鸡夷王允今二十三日护送我一团经拖乌、筲箕湾赴岔罗。岔罗到纳耳坝渡口则为汉族居地。一军团主力今晨已准一团后跟进。军委纵队及五军团拟今夜向大桥、拖乌续进。

B.我第五团续向大树堡前进，今晚到达宿营地后，应即电告下列各事：

⒈当前及富林敌情。

⒉渡河及架桥可能条件。

⒊由海棠通洗马港道路是否夷民地区。

C.三军团应准备于明二十四日一时起，准第五团路线向越嶲、海棠、大树堡前进，期以二天半行程到达大树堡。每天须走一百二十里，但今夜须待军委最后电令再行动。

D.九军团明二十四日应进至起龙地域，后卫营留在礼州，并向西昌侦察刘敌动静。

E.三、九军团均应依军委电令规定，立即开始搜集渡河器材，特别是竹子。

朱

二十三日[11]

这个部署的A段是情况通报——除通报“彝海结盟”的情况后，也再一次提到了第一先遣队要夺取的渡河点纳耳坝——仍然是“第一选择”。B段是对左权、刘亚楼所率第二先遣队的部署，除侦察大树堡渡口情况及对岸敌情外，还要求弄清“海棠通洗马港（姑）是否夷（彝）民地区”。而“海棠通洗马姑”这条道，实际上是能与刘伯承、聂荣臻所率第一先遣队准备去纳耳坝的那条道相交会的道路。

很显然，这是中革军委首长正在考虑让继进部队绕过冕宁这片麻烦区域的迂回路线。而这个考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刘伯承与果基约达喝了血酒结了盟，但那天先遣队上路后仍然遇到了别的黑彝家支武装拦路要钱：“汉官不给钱不让过”。先遣队不得不退回来准备了一些银元和衣物送给沿途彝民，这才得以顺利通过。[12]

最重要的是C项——对红三军团行军路线的部署。这个部署的内容是：红三军团不再循刘、聂首长率第一先遣队的路线跟进，而改取左、刘首长第二先遣队的路线北上。这意味着中革军委正在考虑将第二先遣队的“佯动”改为“真动”，或者在“佯动”与“真动”之间可适时作取舍的“机动”。而“真动”的地点指向，还是——纳耳坝。

可见，中革军首长对于第一先遣队在北进途中是不是还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也没有把握，所以得开始考虑两个问题：一、继进的部队是否可从情况相对乐观的越嶲那条路线作迂回绕行?二、第二先遣队的方向和任务，是否可以从原定的“佯动”改作“真动”，或在“佯动”与“真动”之间可适时作取舍的“机动”?

前面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啊!

[图2-3-2：彝海结盟示意图(1935年5月21日～23日)(占1幅)]

四、大桥镇，喝血酒不是万能药方

除此之外，中革军委还必须要考虑另外一种可能。

——万一这两条道都蹚不通，或虽然蹚通了却抢不过大渡河，那么中央红军“决心的留在右岸，进行一时期的作战机动”的准备，该如何预作安排?所以，他们同时还决定：留下王首道、李井泉等一部分部队和干部建立冕宁特委，与彝民群众合作，组织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抗捐军，建立根据地并开展游击战争。

那天晚上，毛泽东还亲自给留下的干部和部队上课，讲“如何开展游击战争”。

按共产党当时的章法，不管到哪儿，要想站下来，就得有个“苏维埃”，还要“扩红”。

冕宁当然也不例外，红军来了之后，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扩红”。

“扩红”很成功。红军过境前后九天，据不完全统计，冕宁县城和大桥一线，有190多人参加了红军(其中21人中途跑回，数人在甘南掉队落户，152人失踪，12人走完长征到达陕北。走完长征的12人中，有3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余9人幸存至新中国成立后)。“革命委员会”还向红军输送了200多匹骡马和大批粮食。

建立地方武装也很容易，除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外，几乎在一夜之间，冕宁县就建立了有500人枪的“抗捐军”。红军主力还抽出一个营并配备电台并成立了游击队。那意思，就是要在这儿大搞一番了。[13]

然而，抗捐军也好，游击队也好，苏维埃也好，乃至“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好，其生命期也就一个多星期。而且，情况还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很快就被放弃了。

王首道、李井泉那批干部和游击队，立马就瞅出来形势不妙。

果基约达是果基家支的头人，也仅仅是果基家支的头人。这种家支，在大凉山地区，有数十上百之多，谁也管不了谁。果基家支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并不等于所有家支头人都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嫉妒者有之，眼红者有之，不忿者亦有之。你能从红军那里找便宜，为啥我就不能找?红军大队过了，不是还有零散人员么?不是还有后面的小部队么?

前头的一军团过境后，后头五军团的部队就常常被彝民们拦住，要钱，要东西。

其中也有果基家支的人，而且还打着刘伯承送的那面旗。

给给给，要借路嘛，当然就给。

给了，仍然不太平，红五军团掉队人员常常就被抢，被扒光衣服。

至于游击队、抗捐军什么的，头人们压根儿就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你汉家百姓都有武装喽，二天我们又抢啥子哩?找哪个抢哩?听说他们还要“打土豪”?会不会哪天就打到老子们头上来了?会不会有一天娃子们都跟着他们跑喽?老子们又吃啥子喝啥子抢啥子哩?

头人们还眼红游击队、抗捐军的那几百条枪。

这个情况，随红一军团跟进的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在从大桥去察罗这一路看到的情形，就觉得苗头有所不对。当日，他们急电受命在冕宁地区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李井泉：“你及王首道与三军团所拨来之一个连和电台，应准备随九军团(二十六日开冕宁)开至大渡河北岸发展游击战争，并吸引游击队、抗捐军中一部分本地夷(彝)、汉人随你们行动，并进行一并扩大[14]”。而据王首道回忆，中央给他们的电报中还有这样的内容：“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15]

王首道、李井泉、陈野苹(陈荣檀)、廖志高

中央红军后卫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是在云南彝区泡大的，一鼻子就嗅出了这里面的火药味儿。所以红九军团部队过境的时候，大队全部抱成团儿走，医院机关后勤裹在其中，机关枪张着口，刺刀亮晃晃，前头一色儿的“花机关”。那意思就是：谁想来讨便宜，看老子手中的家伙答应不答应。

李井泉、王首道等也遵军委命令，随红九军团队伍，北上了。

到了5月28日下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过境。

这一下，“汉彝一家”的气氛，就彻底变味儿了。

李井泉、王首道走后，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荣檀和抗捐军司令黄应龙[16]留了下来，他们将红军留下的一个连队与刚成立的抗捐军合编，而后跟在红九军团之后进了大桥，准备至冕宁北部山区去开展游击战争。

28日下午，红九军团最后一支部队离开大桥不久，跟在后面的陈荣檀、黄应龙等率领的抗捐军、游击队就被一街筒子的黑彝家支武装给堵住了，吵吵嚷嚷着要抗捐军“把枪留下”。陈荣檀、黄应龙一看这味儿不对，合计一下认定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得赶紧跟上大队北上。但要贯彻民族政策，枪不能留下，又不能与彝民们硬打……

那就学学刘司令的办法，跟头人们喝一回血酒。

当晚，抗捐军领导人与罗洪、果基、倮伍三个主要家支头人，在川主庙(原大桥小学，现已被大桥水库淹没)内喝血酒，大家盟誓保抗捐军过境。据目击者称，酒喝得极其热闹、排场(比刘伯承和果基约达那个以水代酒的结盟堂皇多啦)。头人们拍胸脯打保票，跟陈荣檀、黄应龙等称兄道弟，个个都是义薄云天、豪情万丈啊。

29日晨，陈荣檀等带队上路。

一出大桥，彝民们都来“热情相送”，三三两两插进队伍，共话“汉彝一家”。

队伍行至峨瓦村后的元宝山下，枪声骤起，队伍有红军战士倒下，队长刘彬当场牺牲。

黄应龙大喊：“不要开枪，有话我们慢慢说……”

抗捐军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和民族政策，不发一枪。

插在队伍中的彝民们马上变脸，扑上去就下枪、扒衣服。

战士们无奈，只得光着身子退回大桥。后来仅数人逃脱，辗转在泸定追上部队。

据额理、峨瓦村的一些老人讲：那时大路就在堡子巷口中，最伤看(最不愿看)光屁股。前头是李参军(李德吾)和刘家兵的，后头又是红军先锋队，尾后又是土红军，要数土红军多，还有官太太……

前头的抗捐军好不容易冲过北山垭口，却又被迫佛村的北路区长李绍周带团丁和樟木沟的彝民拦截住，只有少数路熟或有亲人掩护的在晚间逃脱，其余不是被杀，就是被劫去当了娃子。陈荣檀脱险后在同学帮助下辗转去了昆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而黄应龙被罗洪家支俘获后送交邓秀廷，邓秀廷又送交中央军，在押赴成都后英勇就义。[17]

抗捐军和红军游击队，出生才一个星期，就解体了。

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当然也就流产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中曾这样解释为什么同样喝血酒，结果却不一样：

为什么各黑彝家支间常有冤家械斗而后却又能联合行动对付红军部队?为什么头一天歃血，第二天便违盟呢?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的掳掠本性恐怕是主要原因，任何民族在奴隶制社会阶段都是如此。黑彝家支在“向外掳掠奴隶、土地及其它财物或者防御这种掠夺”，“镇压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抵御外民族的进攻”都采取联合行动(《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歃血”在当时彝族社会中是相当可靠的，但在关系到枪支问题上，“歃血”却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对经常冤家械斗、对外掳掠的奴隶主来说，枪是最重要的。如红三军团留在会理的另一支游击队，当地奴隶主与红军指战员一边谈判杀鸡歃血，一边却又调集武装袭击，致使这支红军队伍全军覆灭(德昌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游击队在会理岔河遇难经过的调查报告》)。刘伯承与约达(即果基约达，下同)歃血为盟，是在击散围攻的头人武装后，英勇善战的红军被看成“神兵”的情况下进行的，方使红军大队顺利通过彝区。对抗捐军这支弱小队伍，就算喝了血酒的几个头人诚心保送，其他头人在枪的诱惑下也未必买他们的账。因为凉山黑彝家支林立，互不统属，家支间和家支内部头人对等。再有，长期的经验，使他们懂得避强凌弱的策略，对待红军也一样，工兵连、抗捐军正是其猎取的对象。

关于抗捐军的失败与果基约达的问题，抗捐军政委陈野苹(曾任中组部部长)有多次谈话、信函和文章谈及。大致是：队伍开到大桥场，彝族人已塞满这个小镇，约达的一些人打着刘伯承给的那面旗帜来向我们要枪。当晚，罗洪家说，约达不可靠，有反心。喝血酒时，约达不肯发誓。第二天队伍出发后，彝族人三个两个插进队伍中来。途中，罗洪家又说，邓秀廷部从枧槽到前边截击抗捐军去了。到了峨瓦山脚后，决定转向西去罗洪家的地区，约达说与罗洪家有冤家不去。队伍原地休息，不一会彝民开枪了。红军游击队长刘彬当即牺牲。红军指战员思想上无准备，鱼龙混杂中队伍乱了，失去指挥，抗捐军瓦解。[18]

关于果基约达是否参与了这次事件的策划，他们是这样分析的：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陈野苹，从40年代起便多次写过有关材料，当地目睹者的回忆也能与之相印证。约达是否参加和阴谋袭击抗捐军(红军游击队)，省、州联合调查组《调查报告》在肯定其“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绩”的同时说：“现有材料还作不出定论”，“可能性不大”。我们在此试就当事人的材料结合其它资料作一分析。

其一，罗洪家提供的情况不正确。据亲历人资料，邓部直开冕宁县城，并未派队去枧槽方向，且30日才到县城。薛岳中央军都不敢紧追红军，川康军刘元琮旅在泸沽刚吃败仗，才叫邓部追红军。老谋深算的邓秀廷自然不会冒风险。罗洪家的情报，很明显是想将抗捐军引到自家地盘而独吞其枪支，而峨瓦为汉族村，是果基家的势力范围。

其二，约达的人要枪是明要。约达歃血时不肯发誓，可看作其心境坦诚，他已保不了抗捐军。当时的情况是，冕宁北部各黑彝家支武装聚集大桥场一带，雅砻江畔的黑彝家支也来了（据省、州《调查报告》）。这些人来的目的都是盯着抗捐军的数百支枪。前一天红九军团通过，便虎视眈眈，当发觉其力量强大后，才未动手。《王首道回忆录》中说：“红军主力北上后”，彝族头人“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如前所述.在彝族奴隶主社会中，黑彝家支搁私仇联合行动、对“官兵”避强食弱及对枪看得很重，如此大势所趋，约达保抗捐军近乎不可能。

其三，约达管辖的仅是果基家支的一部分，力量有限。尽管有“彝海结盟”，后卫红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不少人”。红军战士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扑过来”。黑彝家支无论力量大小都互不统属，都为各自的利益所着想。对果基家支内的其他支头人，约达是约束不了的，更何况还有本家以外的罗洪、倮伍家支武装。红军先遣团歃血后顺利通过，有其自身的军威震慑，抗捐军就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因之，可以理解为，约达是爱莫能助。

至于各黑彝头人的图谋计划，约达为什么不向抗捐军领导及时透露，是迫于压力，还是想从中分一杯羹，因资料有限，本文就只好存疑了。[19]

笔者对这个分析，大部分同意，小部分持保留态度。

保留部分为：果基约达参与策划或默认这个策划的可能性，极大。

历史，是复杂的。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

注释

[1]梁锋等：《长征中的神秘向导》，《中国民兵》2006年第2期。

[2]关火，四川俚语，意即“说了算”。

[3]王耀南：《“总部命令，不准开枪”》，《星火燎原·第3辑》(未刊稿)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4]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页。

[5]沙马马海(木呷)：《红军过彝区“渔海结盟”回忆》，《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4页。

[6]梁锋等：《长征中的神秘向导》，《中国民兵》2006年第2期。

[7]沙马马海(木呷)：《红军过彝区“渔海结盟”回忆》，《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24页。

[8]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页。

[9]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页。

[10]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2页。

[11]《朱德关于我军先遣团通过彝民区情况及向大渡河前进的部署(1935年5月2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2～第35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李聚奎回忆录》第144～第1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13]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3～第16页。

[14]《朱德关于继续阻击追敌致罗炳辉、何长工、王首道、李井泉电(节录)(1935年5月26日)》，《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15]《王首道回忆录》第1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

[16]黄应龙(1906～1935)，曾用名王绍之，又名王德生，湖北省黄梅县古角山人，生于1906年1月24日，黄埔四期生。长征中曾任军委纵队干部休养连首任政治指导员。

[17]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4～第25页。

[18]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3～第14页。

[19]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4页。　　

第二章 得路乎？得助乎？（下）

五、题外话：一面旗帜，是封号，还是信物？

黑彝头人们得了李德吾的枪，又得了抗捐军的枪，也只在手中玩了几天。

5月30日后，国民党川军打来了，邓秀廷也回来了。

国民党军队一打回来，首先就是搜捕红军掉队人员和抗捐军人员、苏维埃干部，天天设杀场杀人——抗捐军中，仅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24人之多。曾到泸沽去迎接过红军的地下党员李祥云因其姓氏的缘故，被人指认是曾任“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李井泉，也被一根绳索捆起来扔进了县狱，后来虽在家人多方托人作证、游说之后幸免于刀下，但也关了一年多才得以“具保释放”。

冕宁、大桥一带的老百姓都说，被国民党军杀了头的这些人都是汉子，宁死不屈，就义前高呼口号，慷慨赴死。这其中有的人是红军过境时才发展的新党员，党龄不过几天，还有一些人只不过是帮红军办过事、带过路的群众。当地袍哥佩服这些汉子，便买通行刑人，给他们扎上英雄结，披红挂彩，让他们死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他们都表现得大义凛然，临刑前高呼口号：

“红军万岁!”

“红军二天要回来的!龟儿子等倒起!”

“你们不要楞格凶，老子要拉你来做伴!”

“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个小伙子，再来干!”

……

据说，有“戡乱善后委员会”的头目，硬是被这些人吓得卧病在床，整夜梦见“索命鬼”，最后吓断了气儿。

国民党薛岳部队其实没什么可怕，他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又被红军拖得很苦，打不起什么精神头来。彝民们对他们的散兵游勇照抢不误，对部队也多有骚扰——彝民们把他们也当“刘家军”。说实话，如果不是“委座”严令，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个勇气和力气跟着红军撵。

可怕的是邓秀廷——他是土生土长的“彝务官”，这次又被薛岳委以冕宁县代县长之职。邓秀廷则派他的参谋谢如东代其行事。这位谢如东人称“谢屠夫”，杀人不眨眼，冕宁县城牢房都塞满了被俘红军、抗捐军战士和被株连九族的百姓。

谢如东还勒令各黑彝家支将掠去的李德吾部残余人员、红军、抗捐军的枪支和财物统统缴出，否则灭村毁寨，杀无赦。各黑彝家支大多不敢抗拒，很快交回了枪支和财物。[1]

应该说果基约达还是有几分血性的——也许刘伯承播的那点雨露还滋润着他。

果基家支武装——也就是“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占据着峨瓦山垭，举旗不缴枪。谢如东则率“彝务指挥部”两个连进驻峨瓦村，“进剿”果基约达。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果基约达不支投降，缴回了枪支，为保家支平安，还给邓秀廷缴纳了一大堆银元。而果基约达本人，也被拉到邓秀廷部当了一年多的大头兵。[2]

就这么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消亡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认为：“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3]

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果基约达没把刘伯承所赠“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那面旗帜交出来。而这面旗帜，当时知道的人很多，果基家支的人也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到处显摆过，邓秀廷没有理由不追这面旗帜的下落——这是邀功请赏的资本。

再者说啦，对果基约达们来说，那年头，这沾“红”的东西，就是杀头灭九族的罪。

个中缘由，既有前川军名将刘伯承个人声威的作用——川人呼之为“神龙”，也有彝家“歃血习俗留下的信物必须保存”的传统习俗的作用，当然是不是也有在事过境迁祸事落在自己身上之时所产生的感念和愧疚之情，也未可知。向邓秀廷认输缴枪之际，果基约达未必在心中就没有如此思忖或推理过：红军才是真正平等对待彝民的队伍啊!如果几百人枪的红军游击队和抗捐军存在，而且自己能够与之联手，互为犄角，彼此呼应，邓秀廷两个连就能缴老子的枪?作为一个奴隶主，果基约达能像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这样，好像那意思也就算差不多了——我们总不能用“革命战士”的要求，去苛求一个与红军领袖接触不过几小时的奴隶主吧?但同理，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潇潇洒洒地就赋予这位奴隶主以“革命战士”的身份、地位和荣誉吧?

然而，“彝海结盟”仍然不失为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在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这毕竟是真正在平等的原则上实现彝汉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一个范例和始端。而且，这也的确是中国工农红军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一大胜利。我们以多视角去观察历史现象的多元性的目的之一，不也正是为了深化对多元历史现象的最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把握，从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么?

果基约达本人于1942年5月18日死于一次家支间的械斗，时年49岁。

1950年3月冕宁解放之时，“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帜，由其夫人交给了解放大军。　　

六、纳耳坝，还是安顺场？

中央红军两支渡河先遣队中，左权、刘亚楼所率的第二先遣队，最先到达目的地。

5月23日，红五团从海棠出发，经平坝、深沟、河南站、晒经关，直奔大树堡。

过了晒经关，先头分队迎头撞上了几个团丁，抓起来一问，原来是大树团防局派来接越嶲县长彭灿的，而这位县太爷日前在海棠已被红五团抓获且应群众所请就地正了法，可见这稀里糊涂的团防局还未得闻昨天发生在海棠那一幕的消息……

从团丁口中，左、刘首长也得悉了大树堡的情况：负责富林正面防务的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六旅王泽浚部，昨日已派一连过河进驻大树堡。这一连人有一个排搁在通越嶲方向的隘口渔塘，一个排则负责守卫大树堡的渡口，连部和连主力则驻在场镇里。场镇街上已经堆满了谷草、麦草、玉米秆，待红军一到就要纵火焚街……

左、刘首长和红五团干部合计一番，决定由被俘团丁带路，兵分三路合击大树堡。

战斗很快解决，大树堡守敌根本还没来得及纵火就成了俘虏，恶霸张金波的二百余民团团丁因为都是当地人，人熟地熟，逃走了一半也散去了一半，红五团夺取了大树堡。只有渡口那个排比较警醒，红五团战士们扑到渡口时他们已经驾船过河快到对岸了……

23日当晚，红五团顺利占领了“宁雅正道”的重要渡口——大树堡。

大树堡这个渡口正面，是隔河相望的富林镇(现汉源县城)，这里刚好是大渡河下游几十公里方圆的一片平坝，水势平缓且水面宽阔。在不考虑战斗和时机的情况下，这段河面上架设浮桥或船渡，相较于两侧河道上的峡谷急流，要更为容易和安全。

当年石达开先锋部队，就是购尽大树堡所有布匹联结船只而成浮桥，顺利地过了河。

但这次不一样：对岸守军，恰恰是大渡河沿岸河防部队中装备最硬也最精锐的一支。

——这条道，“一线中通”，是蒋公这些日子里屡屡提及的重点。

左权、刘亚楼在这里大张旗鼓地找船、修船，收集木材扎筏——拆了关帝庙、王爷庙、陕西会馆、分县监狱，把木料运往渡口，动员船工修船和准备撑船，到处牵电话线，发动群众组织抗捐军，找船、修船和扎筏的船工们天天都有酒喝有肉吃，后边红三军团的队伍还在向这里开来……，完全是一副马上要杀过河去的架势。甭说船工和百姓了，连红五团自己的好多官兵，都以为部队真的是要从这儿渡河了。[4]

这当然也不全是假动作：当晚21时，朱总司令的部署中就有“五团应相机占领富林，并控制渡河点”一项内容[5]——相机嘛，就是相准机会，或机会好了，就可以干一票。

这个阵势，肯定给对岸的守军川军王泽浚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这个在大树堡掀起的渡河声势，在“朱毛”的部署中，属于“虚晃”的一枪。

——这个声势整得轰轰隆隆的那当口，刘伯承、聂荣臻所率的红一团正悄悄奔向安顺场。

因为“彝海结盟”的耽搁，刘伯承、聂荣臻实际上比左权、刘亚楼在行程上要晚一天——5月23日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占领大树堡之时，他们还在从大桥向察罗前进途中：日前他们刚把在路上袭击红军的黑彝家支头人给搞定，大家喝了血酒拍了胸脯。部队当晚折回大桥，次日才得已重新上路……

23日清晨，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离开大桥，一路疾行奔大渡河而去。

山路崎岖艰险，为了把“耽搁了的时间再抢回来”，队伍没有功夫停下休息和吃饭。行至黄昏，大风刮来了，大雨淋来了，从刘、聂首长和随先遗队行动的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到红一团官兵，个个都淋成了落汤鸡。看看天色已暗，前面还有高山悬崖，夜里行军十分危险，先遣队便在路边一个叫作簸箕湾的小村埋锅造饭，就地宿营。[6]

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

清早起来，部队又继续前进。穿过一片森林又跑了一段路，突然听见前边山上有人喊：

“啥子人?到哪儿去?”

刘伯承举起单筒望远镜一瞅：嗯，是几个民团团丁。

他让杨得志把队伍停下来就地隐蔽，派一个连跟着便衣侦察员继续往前走。

山上的团丁还在吆喝：“哥子，你们到底是干啥子的嘛?”

“从冕宁来的中央军。”侦察员信口胡诌。

团丁们被唬住了。这方“化外之地”的人们，既没见过红军也没见过中央军——见过的只是川军破落户刘文辉的“烟枪兵”。这一听说是“中央大军”，马上飞奔回镇传讯：中央大军来了，通知街上店铺把“青天白日”挂出来，准备茶饭，欢迎中央大军……

红一团大摇大摆进了镇。

迎面上来几个挎盒子炮的，其中一位蓄着八字胡的自称是区长：“贵军路过贱地，本区长啷个事先不晓得哩?招待不周，长官莫要见怪。请稍候片刻，本区长有酒饭伺候各位哥子。二天得空了，欢迎各位再来耍。”

土地爷们从没见过红军，更没想到红军能如此迅速地通过彝民区，只当这些挎着“花机关”背着盒子炮的大兵真就是传说中的“中央大军”，于是点头哈腰，端茶倒水，伺候得很是殷勤周到。不一会儿功夫，宴也摆上了，酒也奉上了，一派热情洋溢，要招待“中央军弟兄”。

杨得志等将错就错，摆足长官架子，一屁股坐下来就大吃大喝。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

一边吃，一边还“检查”防务，既严格又仔细。

区长很饶舌，一五一十细细道来，杨得志听得眉开眼笑，连声赞“好”!

饶舌区长细细说，把该说的都说完了;杨得志细细听，把该听的也听完了。

完了一抹嘴站起身来，“叭”的一声酒杯掷地。

“好了好了，你们该找地方歇哈哈儿了……”

每位土地爷的腰眼都被一支上了红槽的驳壳枪给顶上了。

“军……军爷，你们是……是……”

“朱毛红军。”

土地爷们浑身散了架，纷纷瘫倒。

红一团战士们在察罗找到了一个粮库，里头都是码得整整齐齐的袋装大米。一问管事才知道，这是“刘家军”的一个兵站：大米拢共有四千多袋，都是准备运往康定去补给“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余松琳部的。杨得志听完看完了一摆头：“老规矩，我们背几包走，分些给老百姓，粮库封存起来，等后边部队来接管。”

老百姓高兴坏了——这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好事儿么?

一时间，满街熙熙攘攘，欢语声声：

“噢哟，红军先生，把‘刘家’的米分给我们吃，硬是好噢!”

“好久没吃过白米饭了，托红军先生的福啊!”

……

先遣队狼吞虎咽吃完白米饭，日头已经偏西。

队伍继续上路——向六七十里外的安顺场方向，而不是纳耳坝方向。

刘伯承骑着一匹老白马，紧随红一团后边，口中不停念念叨叨：

“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这里有一个很多回忆文字和史料都忽略了的细节。

本来按军委21日部署，第一先遣队准备夺取的渡口有两个：纳耳坝、安顺场。

纳耳坝是第一选择。

23日军委的部署电中，只提到了纳耳坝，没提安顺场。这也就是说，军委首长至少正在考虑：是否将纳耳坝从“第一”变作“唯一”?——军委部署电特别提到了“从岔(察)罗到纳耳坝是汉族居地”。这样的地域，一般不会再有前天先遣队在大桥遇到的那些麻烦。

察罗，刚好就处在去安顺场和去纳耳坝两条道上的分岔口——刘、聂首长需要作出选择。

刘、聂选择了安顺场——这个选择，与军委23日部署电的指向，是不一样的!

这是刘、聂首长又一次机断处置，便宜行事。

那么他们作出这个“机断处置”的理由是什么?根据是什么?一般的回忆文字和史料提到的是，杨得志等在土地爷们的欢迎酒宴上得到了安顺场有船的信息，刘、聂首长是根据安顺场有船的信息奔船而去的。

这个理由和依据当然是成立的。

但是，刘、聂首长的这个“机断行事”，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么?

这是刘伯承、聂荣臻受领奔大渡河畔抢占渡口的任务以来，第二次“机断行事”，也是第二个至关重要的决定!而且，这个“机断行事”也与上一次一样，被后来——不!被当晚就发生的事实证明，是一个极富“英明预见”的正确措置。

几乎与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从大桥出发的同时，川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也从富林西移，开始在安顺场至富林河段布防了;几乎与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到达察罗的同时，杨学端率该旅部及第二十八团唐灼元部已经进驻了纳耳坝对岸的八排(今石棉县迎政乡)，第七团余味儒部也进至上游的宿大坪、连坡湾(今石棉县城对岸)，所部韩槐堦营也进驻了安顺场对岸的安靖坝和桃子湾渡口;几乎与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到达安顺场的同时，纳耳坝场镇已被杨学端部过河拖船的部队焚之一炬!那天晚上的纳耳坝，就是一个火光冲天、哭声动地的场景。刘、聂首长倘按军委原部署奔那儿去，一来根本找不着船，二来也正好跟对岸设防的杨学端旅唐灼元团主力撞个对头，先遣队抢渡成功的概率，那几乎就是——没有!

刘伯承、聂荣臻是否在察罗逗留之时就得到了相关信息，不得而知;刘伯承、聂荣臻的“机断处置”是否是出于他们驰骋疆场所历练积淀的军事敏感或直觉，不得而知。但至少，他们不可能在察罗就得到了纳耳纳场镇被焚的信息，则是肯定的——纳耳坝被焚是他们离开察罗奔安顺场去之后发生的事情。

其实，当晚的安顺场渡口，也面临着与纳耳坝场镇同样的命运。

当时大渡河沿岸守军奉有严令：

㈠收缴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用作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

㈡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

㈢扫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毁。[7]

那天晚上的安顺场，也面对着一个“几乎”……

注释

[1]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5～第27页。

[2]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3～第14页。

[3]中共冕宁县委党史研究室：《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军事历史》1996年第1期第11页。

[4]刘忠：《在大渡河下游》，《星火燎原·第3辑》第138～第139页，1960年8月第1版;张维光：《红军长征在大树》，《汉源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9第31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98第10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5]《朱德关于部署野战军二十五日行动致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电(节录)(1935年5月24日21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6]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94～第95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7]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