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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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2020-06-24
第36章
“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
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
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
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
4月10日傍晚，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著名诗人、作家萧三去看望毛泽东。
萧三是由苏联经乌鲁木齐、西安于4月9日到达延安的。本传在前边第2卷已经说过，萧三原是去了法国搞勤工俭学。1923年，他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他和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一起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1924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
这天傍晚，毛泽东从中组部会议室开会出来，一见到萧三，十分激动，握着他的手说：
萧三说着要把那支烟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幽默地说：
萧三随着毛泽东来到一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两人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敬了萧三一杯红葡萄酒。饭后，他俩谈到了新民学会，谈到了20年前一起在渤海大沽口冰上走了很远的旧事，毛泽东说：
他们还谈了许多学生时代的往事，谈到牺牲了的战友。毛泽东在谈到蔡和森的牺牲时，沉默了良久，他说：
毛泽东又和萧三谈诗，谈文章。彼此都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无限欣慰。毛泽东对萧三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他非常认真地说：
临别时，毛泽东看到萧三的烟瘾很大，就从书架底下拿出一筒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进萧三的外衣口袋里。两人走出窑洞，满天星斗，毛泽东依学生时代的规矩，双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别。
从此，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座上客。不久，萧三被安排在鲁艺任教，还担任鲁艺编译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他自己也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当萧三将他的作品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总是认真阅读，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
且说4月15日，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他写的是：
4月19日，毛泽东再次为抗大题词，他写道：
在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的陪同下到延河边散步，见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便放慢了脚步，弯下腰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攥了一下，又仔细看看。待农民们种到地头，他就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农民们说种的是苞谷。毛泽东又问从哪里选来的种子？他们说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掏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一口，微笑着问：
农民们见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便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回答：
毛泽东又问：
农民们说：
一位老农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蒋泽民忍不住介绍说：
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老农激动地说：
此前，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也都在自己的垦荒田里播下了种子，大部分还没有出苗，一些刚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着身子。眼看就要到5月份了，天还没有下一场雨。陕北黄土高原最怕旱，如果照这样再旱下去，就意味着秋天将颗粒无收，别说农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就是战士们望着刚开垦出来的地也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傍晚，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垦田地边，望着山上农民们的土地说：
这天晚上，天还真的阴了起来，黑云一层压一层，到了后半夜就下起了小雨。正在桌前煤油灯下工作的毛泽东隐隐约约听到了雨声，放下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曲美妙的音乐，欣慰的笑容挂在了脸上。后来雨越下越大，他索性离开桌子来到门口，推开门观看。警卫员以为他有事，忙走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用手指了指天，笑了。
这场雨下了大半夜又大半天，直到次日下午才停。晚饭后，毛泽东走出窑洞，高兴地对蒋泽民说：
蒋泽民跟着毛泽东走出了沟口，迎面碰上几个农民。毛泽东问他们：
农民们高兴地说：
毛泽东放心地笑了，带着蒋泽民兴致勃勃地来到延河边，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突然问：
蒋泽民被问得楞住了，他不愿意破坏毛泽东的好心情，就向走过来的一个老农请教：
毛泽东也马上凑了过来，和这位老农攀谈了起来。
再说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了《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他说：
4月25日，项英、叶挺等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决定由叶挺负责去江北成立一个指挥部，加强对第4支队的指挥。为此，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第1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第3支队第5团团长孙仲德等一批干部和江南新四军主力第4团第1营，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突破日军长江封锁线，向庐江进发。
4月26日，中央书记处公开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全文如下：
六、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号召全国同胞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主要的不应从口头上看，而应从实行上看。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才能证明自己有这种信仰，否则只是证明他并没有信仰。对于那种行为上不实行三民主义，而只在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的，这是一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每个参加抗日战线的人决不应该如此。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叛徒汪精卫辈就曾经是这样一种人，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时对于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在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中，共产党员同样应成为模范。
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广大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于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若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行之，必至成为虎头蛇尾，官样文章，而毫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着重宣传鼓动，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
以上8点，特指出其最要者。中央希望全体党员协同友党党员与各界先进人士，一致努力，认真地进行这一动员运动。更望全国青年，不辞艰苦，家喻户晓，使这一运动推行于全国。以期组织全国人民一体进入抗战到底的伟大运动中。全国人民真正奋起之日，就是抗日建国大功告成之时，愿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共勉之。
1939年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第70期上发表了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在新中国建立后，这篇文章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文章中写道：
5月1日下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开幕典礼在桥儿沟隆重举行。
毛泽东、李富春、林育英、高自立、刘景范、王明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之后，毛泽东在边区政府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工业展品。
毛泽东走到崭新的马步枪前，将枪拿在手中，仔细地看来看去，掂了掂，拉拉枪栓，瞄了瞄准，高兴地对身旁的军委军工局局长李强说：
展览大厅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参观的人群。尤其是那新式的马步枪和高射机枪，被许多八路军的首长和战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舍不得离开，纷纷惊奇地议论：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参观者络绎不绝，达数万之众，屡有观众要求延缓展期。
5月4日下午，延安各界青年在抗大第5大队坪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据记载：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编入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演讲中说：
毛泽东还说：
5月6日，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等一行人抵达庐江东汤池。
5月7日，叶挺等在东汤池召开干部和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4支队、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和指挥。
与此同时，根据项英的指示，江北指挥部还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
5月9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及干部配备情况：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主持，高敬亭仍任第4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任第5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并提出了各部队的编组方案。
高敬亭，1907年出生在河南新县，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维埃政府主席，光山县书记，豫东南道书记，红25军75师政治委员。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北上，高敬亭奉命组建红28军，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大别山坚持了3年坚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7年9月，红28军同国民党卫立煌部谈判，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不久，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和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后来，高敬亭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了第9团。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张云逸无奈，只得审慎地采取率领周骏鸣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推动整个4支队东进。此前，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因高敬亭对下属亲疏有别，分配不公，曾多次向军部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此次能随张云逸东进，正中下怀。而高敬亭和4支队主力第7、9团却始终在淮南铁路以西徘徊不前，并企图把部队拉到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开辟背靠大别山的根据地。
5月10日，叶挺在安徽舒城县西港冲主持召开第4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纵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4支队主力部队7、9团东进。
此前，高敬亭一直对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要他率部东进建立皖东根据地的决定不理解，因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行动迟缓。原因是他的部队在鄂豫皖山区作战多年，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熟悉大别山情况，擅长山区作战，所以他一直想把部队留在大别山区。
叶挺在西港冲主持召开的会议一直开了两天，经过动员，第4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
5月18日，叶挺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去了皖东。
5月中旬，在4支队主力部队东进途中，高敬亭又命令第7、第9两团抵制执行东进命令。第9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认为不妥，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并将高敬亭的指令上缴江北指挥部。而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在5月20日带领两个警卫班投靠了国民党军桂系第21集团军。
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召见高敬亭。高敬亭率教导大队来到合肥青龙厂，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说：
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挺，被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扣留，并将他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接着，叶挺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对他说：
戴季英也对李世安说：
李世安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他和政委江岚都讲了话，传达了叶挺军长的指示，要求部队保持稳定。
3天后，戴季英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人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
叶挺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4支队的原红4军第36团参谋长杜国平，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
关于此事，时在江北现场参加反高斗争大会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曾著文证实，就在反高斗争大会第3天傍晚正要宣告散会时，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来电，并在会上宣读。
6月24日上午8时，年仅32岁的高敬亭被押赴刑场，他大义凛然地说：
他立即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是年11月间，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和他谈话中说：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
对方肯定地回答：
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来在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
毛泽东低沉地说：
后来在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小女儿高凤英（解放军一○五医院眼科主任）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11月30日，病中的毛泽东批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
毛泽东批示：
1977年4月27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便是高敬亭冤案及毛泽东为其平反的来龙去脉。
再说在1939年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望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
萧三说：
他请毛泽东来到他那间位于山下空坪的平房里。这是新盖的3间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还像同学一样和萧三说话。他们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毛泽东问萧三：
萧三说：
谈到写作，萧三说：
毛泽东笑着说：
萧三说：
毛泽东说：
毛泽东还答应待他休息时，可以和萧三再谈谈。
5月6日，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北上榆林途中到了延安，悄悄地住进了城南关一家骡马店里。晚上查店的保安人员得知此情，立即报告了上级。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
金城来到骡马店里，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
于浚都说：
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辞。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的对金城说：
金城说：
邓宝珊见他如此说，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不走了。
这天上午，毛泽东和高岗、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
交际处在机关食堂里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高岗、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
邓宝珊说：
毛泽东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
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星期，到毛泽东住处作了回访，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进行了交往，还由高岗等陪同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看望了在陕北公学上学的女儿邓友梅，出席了边区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
5月11日晚，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毛泽东被深深地打动了，当《黄河大合唱》结束的时候，他高兴得从座位上跳将起来，激动得连声说：
5月12日晚，在中央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工业展览会闭幕大会。
毛雪华派名毛远荣，是韶山第一个党支部5名党员之一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凝视着眼前这位十几岁的小伙子，问道：
毛泽东把毛雪华领进窑洞，让他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工作人员沏上了一杯茶水。毛泽东说：
毛雪华点点头，就坐在长凳上，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屋里简陋的陈设。大约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回来了，见毛雪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说：
毛雪华说：
原来在抗战爆发后，毛雪华的大哥、在韶山教书的地下党员毛特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向毛特夫一家表示了问候，对他们的困难深表同情，并给他寄去一些钱。自此，韶山的青年纷纷来了延安。毛特夫已经结了婚，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拖累，难以离家。毛雪华15岁的三哥毛慎仪，就拿着毛泽东的信到长沙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经王凌波批准，1938年初到了延安。毛慎仪给家里写信说，延安生活不错，还能读书，心情很舒畅，仿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毛雪华就给三哥毛慎仪写信要求来延安。毛慎仪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说毛雪华年龄太小，经毛慎仪反复要求，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给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介绍信，他写道：
毛雪华，年13岁，系革命烈士毛新梅的后裔，要来延安学习。请沿途各办事处护送至延为盼。毛泽东
毛雪华接到毛泽东的介绍信后，便去了长沙。可是长沙刚刚发生了大火，已经找不到八路军通讯处了。毛特夫通过地下党组织让毛雪华去做报务员，他在二哥毛汉章的护送下到了衡阳，又由党组织护送到桂林，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一见毛泽东的介绍信，就又把他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了毛雪华的叙述，才恍然大悟，说道：
毛雪华说：
毛雪华一听毛远志、毛华初在保小，就想继续上小学。
毛雪华到了边中才知道，三哥毛慎仪也正在该校上学，而且还是学会的负责人。兄弟俩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后来，毛慎仪和毛雪华所在的边中迁到了延安城门外，离毛泽东的家近了，弟兄俩每逢节假日，都要去杨家岭看望叔叔。有一次，毛雪华看到叔叔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文件，感到很新鲜，便随意翻起来。毛慎仪连忙叫住他，告诉他说：
毛泽东很喜欢他们兄弟俩，夸奖慎仪稳重老练，说雪华年龄小，调皮，不懂事，要好好向哥哥学习。毛泽东留他俩在家吃饭，饭菜很普通，只炒了几个家常菜，有肉片、土豆和辣椒。毛泽东问道：
毛雪华说：
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知道毛雪华并不习惯吃土豆，只是肚子饿了，才觉得好吃。毛雪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挺大，吃了一碗又来一碗。毛泽东只吃一碗就放下了筷子。毛雪华吃了还想吃，他说：
毛泽东怜爱地看着雪华，对江青说：
江青就给毛雪华又端来了一碗，亲切地说：
5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中组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毛泽东说罢，会场里有不少人笑了，他自己也笑了。他接着说：
5月26日，毛泽东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全文如次：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比较其它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3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抗大3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5月30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以八路军总司令部名义，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说：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6等16级：将官：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处理军衔制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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