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瑞同志对历史问题的一些意见（1945）

一、陕北的秘密工作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27年下半年)至32年的5年当中，陕北党的主要活动是秘密工作，即地下党的活动。我将自己所知道的情形略谈一下，因我参加特委是在秘密工作的后期，故知道的不完整，也可能在看法上有错误，请同志们补充指正。

先谈一下发展的过程。大革命时，陕北革命活动的中心地方是绥德，绥德的中心又是四师，所以27年6月井岳秀解散了四师，可以说是陕北大革命失败的最高标志。这时陕北来了一个白色恐怖。绥德地委书记是四师教员蔡南轩，他不敢在绥德住而走了，下面的同志大多数是学生知识分子。当时，虽然无被捕叛变及枪毙的，但是消极脱党不干的都不少。所以，在该年下半年党的组织很混乱，主要工作就是整顿组织。28年特委成立后，虽有盲动倾向(如提倡暴动，泼妇精神，反对书生姑娘习气，有提拔暴徒分子的口号，学校中斗争第一等)，但当时提出一条方针是对的，即到农村中、军队中去活动(大概是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因此，各地都开始在农村中发展党团员，成立支部。

记得在大革命时，绥德的农民同志很少，即李养勗、霍维德、王兴业、丁金业等几人(其他地方恐怕就更少了)。而该年秋后我参加县委工作时，已有不少的农村支部。当年也曾发动农民进行了些合法斗争，如状告老总，向老总算账，抬龙王楼子闹县长等;同时派了一批同志到军队中去作兵运工作(如曾派周梦然、刘文山、刘德禄、张德超等到高志清部)。该年冬传达了六大决议，当时的了解很模糊，如对革命的性质，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总弄不清楚，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如何要干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党内曾把这个决议的三大任务、十大政纲作了许多传达教育。29年时，主要工作可以说是四条：一是开秘密会议训练同志，二是发展同志，三是贴标语、散传单，遇到什么纪念节就搞这一套，四是搞灾民斗争，因陕北在28年、29年都是年馑遭大旱。我们在绥德曾领导了六七千灾民打鸡蛋场，向国民党政府要粮等斗争。30年上半年的工作，好像维持原状的样子，下半年就来了立三路线。在此之前，党团的组织基础是两部分，即学生知识分子与农民，领导机关多在城市学校中。立三路线时，虽然没有大的盲动，但因空喊口号，到处散传单、贴标语，打了绥德县党部等，以至于过于暴露了党的组织，于是来了白色恐师，捕了一下同志，这就使许多知识分子消极不干了。县委垮台了(以前绥德、米脂、榆林、神府、清涧、安定等地都有县委)，有些地方失掉了关系(延长、延川、延安等县)，于是被迫将主要活动放在农村;特委的工作也是经常跑农村，分散经营。我常到绥德、安定、清涧这一带跑，赵伯平、马明方、鲁贲等同志到米脂、葭县、吴堡、神府、榆横一带跑，任务是整理组织，发展党员。方式是由下而上的，从建立支部而再区委、县委，这种方式是对的。此外，也进行了一些群众工作(如领导横山、清涧群众之围城抗粮斗争)，在军队中仍继续活动(如在井岳秀部之炮兵营、教导团)，一直到32年是如此状态。(我记得在31年。特委很久没有上级关系，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就靠自己摸索着去做。)

这样长的秘密工作，是否有成绩呢?我觉得是有的。主要是：虽然在困难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仍然始终坚持了党的组织活动，并在后期将组织基础深入到农村。当时的党团员约千余人(神府三百余，葭县三百余，绥清两百余，安定百余，米脂百余，横山百余，榆林几十个)，这是第一。第二，在农村有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当时虽然无定型的群众团体，如青救会，农妇联等(个别地方有了半秘密的贫农会、互济会)，但党员能够影响群众很多，如在神府、葭县、横山、吴堡、绥德、清涧、安定、米脂等县，有很多的村庄，群众大多数团结在我党周围。我们的党员可以半公开的活动，在当时我们称之为“红色村”。

以后的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应该说这些基础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郭洪涛同志常说：“这里的赤卫军，那里的游击队都是他做下的。”试问：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你如何去做呢?况且实际上也非你做的!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绩呢?这是因为陕北党虽曾有过立三路线盲动倾向，但组织并未遭受到由上而下的普遍的大破坏，并逐渐地活动的方向转向农村农民，这才是对的。但这和毛主席的思想比较起来(如农村为主，以乡村包围城市等)，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在秘密工作时期，工作上的毛病是很多的，但我说主要的是以下几点：第一、有意识有计划的武装活动很差，错过一些有利的时期和机会，如29年遭旱灾时，客观的条件很好，灾民到处跑，无出路;统治势力也比较弱。土匪都可以搞起来的，我们在农村中又有党的组织基础，为什么不可以搞呢?虽曾在后九天土匪中进行过活动，但并无打游击创造根据地等明确的方向和办法。第二，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没有很好的指导，致有的失败，有的破坏。如高庆仁从高志清那里哗变出来时，那边有些同志未起作用;刘国栋等同志在高志清那里拉出一个排，后来也失败了。在榆林井岳秀炮兵营处曾积蓄了数十个同志，有了很好的工作基础，因未注意秘密工作而全部破坏，同志被杀埋光了。总之，因领导上办法少，及对秘密技术的研究太差，使这些力量大都零零散散的失败了。第三，对学校工作知识分子有些过“左”。许多学校本来是我们很好的活动阵地，因无目的的闹学潮搞垮了。陕北的知识分子同志本来不少，但对其要求过高，不注意教育与参与，致许多消极脱离或开除。第四，工作方式上的呆板，公式化。如无论开个什么会，总是那不变动的五六条开会程序;一遇纪念节日，必须贴标语发传单等(特别是在立三路线前)。

为什么有这些缺点和错误呢?主要原因是幼稚，既无理论，又无工作经验。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则更无此努力，所以不能很好的掌握方向及办法，当然在当时之领导思想上也有毛病，如特委书记杨国栋，就没搞武装力量的思想，为此事还和刘志丹同志争论过(刘主张搞武装，杨反对之)。

二、郭洪涛回来后，陕北工作的成绩和错误问题

郭洪涛过去曾经说，他回来后转变了陕北党的富农路线，使工作发展了。这次对这一问题的反省，不管是否真诚，看来有些进步，但讲的还很勉强。如说组织路线错了，实际工作方面是对的。并在过去有个别同志，也认为他转变了陕北工作，至少还认识糊涂，所以有研究清楚的必要。

现在来谈一谈到底陕北党在那时有无富农路线?郭在34年1月间回来时曾批评我们是富农路线，当时认为他讲的就是文件上说的那一套，未予理究。在42年高干会时，我以为他说富农路线，大概是指富农把持领导及按富农的思想办事。最近又翻了一下文件，原来他说的富农路线是指这样几条：

①陕北党不领导群众斗争，横山、清涧的农民斗争党不管。②特委对游击队的领导是消极怠工，及安定第一游击队是富农路线领导断送的，第二支队是富农路线取消的。③对士兵工作做得太差。④在陕北没有反帝组织。⑤领导机关和游击队忽视工人领导、工人骨干等。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谈一下：

1.说富农路线不领导群众斗争，这一条完全不是事实。陕北党不仅先领导了许多群众抗粮抗款，打鸡蛋场，要求救济粮等斗争，就是在郭洪涛同志的文章中，所指的那些群众斗争，也是党领导的。如横山农民包围响水堡的抗粮抗款斗争，就是当时党的区委和特委派去的张毅成、毕维周等同志领导的。这个斗争曾发动了好几千农民包围了响水堡。当时国民党用军队镇压，打死农民，怎么说没有党领导呢?32年清涧数千农民的围城抗粮斗争，特委虽未讨论，但是当地党的同志和支部，区委也曾参加了领导，怎么说没有参加领导呢?

那时神府党也曾领导过农民的抗款斗争，至于延长、延川的农民围城抗款斗争，虽然主要的是自发的，但个别党员也是参加领导的(当时两延党和特委失掉关系)。

2.陕北初期游击队的战争情况，那天高朗亭和张达志同志讲了，大体讲的差不多，我就不重复了。我只把特委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讲一下。陕北特委可以说在32年下半年，就有了在陕北这个地区搞武装斗争与游击队活动的观念，原因是红26军能够在陕甘边坚持活动，并曾到陕北的安塞、富县、临镇及延长等地活动，给了我们影响。同时，高朗亭同志在延川哪里也拉起了一个游击队。因此，就产生了游击战争的观念。在33年春上的时候，一是加强九支队，给九支队补充人和抢。二是在绥清一带派了王聚德，崔正冉等干部，和当地党专门活动。王聚德等同志在山西曾搞了一个小兵变，弄到清涧以后，和花园民团打了一仗失败了。记得我到清涧巡视工作时，碰见了王聚德同志，以后让他在清涧一带活动。三是曾派惠世温、高家德、韩生杰、张毅成等干部去神府一带，和当地党活动，组织游击队。33年6月，特委在研究扩大会议的时候，就把发展游击战争这一问题，正式作成决议案。同时在此会议上，确定把发展游击战争，当成陕北党主要的任务。具体的布置是，一为划分神府、绥清、安定永坪等地为三个游击区：二为加强干部，派毕维周去做安定游击队的政治委员，派高朗亭同志在绥清负责领导游击队;三为在这些地方由当地党员负责，组织贫农会、赤卫队等团体。扩大会议后不久，特委机关被破坏，特委同志有的被杀，有的跑去。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仍是坚持着扩大会议的方针去干。我记得那时，特委同志在重新会合后，曾派马明方去安定巡视，帮助一支队工作。我去神府帮助三支队，崔田夫到绥清一带，张达志、高长久在佳吴一带帮助工作。

赶33年阴历腊月，郭洪涛到陕北时，各地的游击队都行动起来。如安定一支队，郭洪涛说是富农领导断送的;是曾失败过一次，但不是富农领导失败的。该队强世清等负责同志家里很穷，最后光荣牺牲了。当时虽然是遭受失败，而郭洪涛回来时，已恢复起来了。

当时二支队的枪支，曾准备给特委搞特务队，以后觉得不妥当，都送到神府加强游击队。而且只是调了一些枪，干部则除把高朗亭同志调去神府处，其余未动。游击队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以后白雪山、王聚德还继续地活动起来。神府游击队跟郭洪涛回来时，已经打出了红旗，行动起来了。我记得我去神府时，游击队的人与枪的基础已打好，在郭回来时有了许多活动。吴堡又成立抗日义勇军，我记得情况是这样的。安定一支队派一个分队，由贾卿之、栾文得等带着，从绥德过来，在吴堡一带活动了一下，给吴堡几个土匪以影响，因此他们就找吴堡党的组织。后来张毅成就把他们这个情况汇报特委，特委讨论了这个问题(郭洪涛在此时回来也参加了讨论)，决定把那些人搞成义勇军，派马佩勋同志去领导，并派到木头峪解决了一个民团。以后，四支队的成立，就由这个部队搞起来的。

陕北党对初期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就是如此，这不能叫做富农路线吧?已经由长期的秘密工作，转到搞游击战争，在你郭洪涛回来时，已搞了一年多，这是富农路线吗?

3.说陕北士兵工作差，的确，在郭洪涛回来时没有什么士兵工作基础。可是，这工作在以前曾搞过多次，不过都失败了。我在前面已讲过此情形，不能说是富农路线故意不搞。

4.说陕北党当时未搞一个工农反帝同盟军组织，这是事实。但在当时搞一个形式的反帝组织，有什么用?难道说我们的群众运动和搞游击队，就不是反帝国主义吗?以后郭洪涛在苏区搞了一个反帝同盟，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听说是里而尽是搞了些流氓富农等，别的组织都不准他们参加，因此弄得他们很害怕。敌人一来他们很容易就投降，这相反的起了坏作用。

5.说是没有工人领导和工人骨干。那时主要的工人同志就是盐工、炭工和雇工，我们看一看当时哪一个同志能比当时特委和游击队干部强呢?我记得李养勗和常立德则是陕北最老的工人同志，而李现在是叛徒，常自首了。就是我们当时提拔的崔田夫同志，当特委书记也不妥当。崔在当时在陕北农民同志中是比较好的，但在特委作一部分工作还可以，叫他搞特委书记是担负不了的。崔田夫同志也承认，他这个掌柜的，的确掌握不了柜。所以，这实际上是郭洪涛同志对所谓工人领导骨干的错误理解，并不是我们作错了。

最后他还讲“陕北我回来时，只有七八百党团员，连一个县委也没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陕北党遭受立三路线破坏后，经过特委诸同志的整理，赶32年底党团员已有一千多了。他回来时更多了，光神府、清涧两地就有七百多，佳县、吴堡、绥德、米脂、安定、榆林、横山等处的许多党团员，不算数吗?再拿县委来说，在郭洪涛回来时我们已经恢复了三个县委，一是佳吴县委是刘光显、高长久、刘子义等负责的，二是绥清组织是我和张达志两人跑到铁茹坪村子里成立的，县委书记是崔文运、组织是张孝良、宣传是白如冰，三是神府也成立了一个县委，由贾怀光、贾令德、贾怀忠等同志负责。

这些证明了郭洪涛只是教条式的传达了上级决议和富农路线的帽子，打击别人，不然就讲不通。而陕北党在当时的路线是对的，并没有什么富农路线，主要的是由秘密转到游击战争。

现在，讲一讲游击队为什么能够搞起来?这是因为：①在这些地方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群众有了这种斗争的需求，所以一经发动，即得到他们的支持。②由于红26军的帮助，比如特委在通过搞武装斗争的决议时，是受到了26军发展局面的很大影响，而且有九次干部和枪支的实际援助。第一次回来王兆庆，杨国栋;第二次回来杨庚武、雷云亭、史发直，给我们带来了几包大烟，带来一支手枪;第三次回来了强龙光、高鹏飞、冯经富，我们是在安定接头的，他们这次带来了两支驳壳枪，一支手枪;第四次回来强世清，他曾带安定游击队南下两次，由26军又派杨仲远、惠泽仁、魏武等强干部，并补充了许多枪支;第五次回来王兆祥(相)、牛岗、高兆等三人，到神府游击队，我派牛岗到民团里去活动;第六次回来白雪山、马佩勋，马佩勋到吴堡抗日义勇军去工作，白到清涧游击队;第七次回来王金泉同志，带着26军给特委的信，提议在陕北发展游击战争，准备搞红军，分配土地，搞苏区等。到33年底，谢子长同志由北平回来，陕北的游击队就这样搞起来的。

现在再讲一讲郭洪涛回来后陕北工作的发展问题。在郭洪涛回来后、朱理治未来以前，陕北的工作如游击队、群众运动、红军苏区等方面，是向上发展的。但这究竟是郭洪涛的功劳呢?还是别的原因呢?我觉得能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在当时武装斗争决定一切。因为在郭回来前，已在陕北特委领导下，红26军帮助下，搞起了几个游击队。在郭回来后34年这一年中，26军对陕北游击队有了更大的帮助，一次就补充了一百多支枪，26军的部队经常不断的在陕北活动。在河口一仗粉碎了第一次围剿，又给陕北补充了枪支和干部，安定、清涧等地的游击队和苏区才能扩大。接着高岗、刘志丹同志亲自到了陕北，在他们的领导下，依靠着红26军的主力及陕北部队，粉碎了第二次围剿，才得到了6县的完整胜利，及苏区和游击运动之扩大，所以有了军事胜利。别的工作，如群众运动，苏维埃政权等工作才能够发展。不然所谓群众情绪高，群众组织起来等，是不可能的。而军事这一条，加不上郭洪涛的功劳，因为他不懂得军事，连一个小游击队也未带过，而且政策也是错误的。其次在开始时，即刘、高未到陕北，西工委未成立以前，郭洪涛在特委的领导思想上是占了优势的;但下面的许多同志是根据原来特委的方针去做工作的，特别是游击队中的干部，多已有了些经验，是按自己的办法去做，按26军的办法去做，不是按郭洪涛的办法去做。如清涧的白雪山、延川之高朗亭、安定之路文昌等绝不是按郭之办法去做。神府则郭未派王达成前、工作很好，王离开后、那里也很好;偏偏在时搞的一塌糊涂，这便是证明。

那么郭洪涛在陕北工作发展上是否有作用呢?我看他虽作了些工作，初回来时有一股劲，但所有的工作坏的多，好的太少。劲虽有，而用错了。那就是在路线上、政策上左倾机会主义的一套错误东西，从对形势的估计到各个具体政策，找不出正确的东西。这方面同志们已经讲过了很多，我不再重复了，因这套政策使工作受害不少。如因土地政策、肃反政策之过左，群众由恐慌到不敢相互说话，至今有不满者，使赤白对立很严重。神府苏区危险到几乎断送，白区工作如榆林、横山、米脂则都垮台了。因此，郭将路线与实际工作分开的说法是不对的。说政治路线错了，群众工作是对的，也讲不通。因此，要是没有刘、高的正确路线，依你的这一套(军事的，地方的)，陕北革命恐怕早已垮台了，决不能发展的，除了你说大家讲的不是事实。

朱理治来了以后，郭洪涛的错误更是有加无减，只在肃反上就弄下很大的罪恶，比任何苏区都坏。因为别的地方总没有把头子抓起来，而陕北的肃反却把刘、高等抓起来，这一点郭的反省是不彻底的。他和朱理治都说没有杀刘、高之心，是根本讲不通的。

所以陕北工作可能发展，结论应是在刘、高的正确路线下，红军打胜仗，及一般同志努力的条件下得来的。郭洪涛起了坏作用，如无郭洪涛，工作会搞的更好些，肃反会肃不起来的。说是你的功劳，请问你的路线、政策哪一条是对的?红军的战略、政策你如何计划指挥的?实际工作你又作了多少?

三、陕甘与陕北、26军与27军之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如下的论点和看法：①陕甘和陕北是两个系统，陕北之工作成绩是属于陕北的，高干会的文件是估计不足;②陕北党创造了游击队和26军，而26军归陕西省委，后又帮助了陕北;③如无26军的帮助，陕北也能发展游击战争，事实就是吴堡的情况;④陕北的群众工作好，陕甘则差，不好;⑤陕甘和陕北是兄弟关系。

到底关系如何?我想应先弄清楚事实再作结论。所谓真理是事实，据我所知道的事实是：第一，陕北工作在31年前是归陕西省委管，31年后归北方局管，仍与省委有关系。但这不是起决定作用的问题，决定作用的是如何把革命搞起。创造与发展红军，苏区根据地的问题，就是直接归中央管，也有何了不起，那时的中央还不是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的中央吗?至于文件上的估计，我觉得是正确的估计了陕北党的成绩，并将郭洪涛和陕北党区别开来。有的同志说对陕北党讲的少，这是个事实，但高干会的文件是历史路线的总结，而不是历史的叙述;就是对陕西对陕北，也有许多东西没有写上(如渭北苏区和两当兵变等)。第二，刘谢高是早已活动搞武装。在未打红旗前，据我知道他们和组织的关系，有时是陕北，有时是省委;在组织上说他们是归省委归特委管，并也给他们传达党的东西(如使他们能利用组织关系，派人到部队等)。但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党的领导下，本着自己的正确思想经验能力等活动的。因他们的经验能力，至少在军事上，实际上是比省委的同志强。特委、省委是有正确的同志，但也有不正确的人，对他们的活动有时无好处，还坏事(如杨国栋、杜衡等)。这也可以说，就和毛主席与当时中央的关系一样。毛主席在江西、湖南搞红军苏区时，在组织上他也是归中央及省委管，但你能说省委和中央的同志比他更高明吗?第三，陕甘游击队，红26军和省委、特委的关系，据我所知，晋西游击队过河后，特委曾派人去走了一下，并派了些同志进去(如强龙光、马云泽、强世清、侯奋有等)。但南下后一直是归省委管的，特委未领导过。当然也有些关系，如陕北派人参加，部队派人送烟土回来。至于说红26军的主要领导者是陕北人，这是事实，但不能以此决定谁领导谁。如杜衡、焦维炽等曾在省委工作，你不能说陕北领导陕西。第四，说陕甘群众工作差，这要看在哪里，象武(午)子区、新子区、四村原等就很好，可以说是模范;像在陕甘边一带，群众基础是差一些，但也只能说群众基础差，不能说主观的群众工作不好。基础差是因为那里的党是新创造的，群众也很落后(经济文化都落后)，还有其他的特殊的自然环境，如梢山，柳拐子很多等。陕北的群众基础是好一些，但这是因为有李子洲最早在绥德四师建立党组织，李象九最早在石谦的部队中建立党组织。对李的当时情况，我还弄不清楚，只大致的知道囗年的工作历史，客观条件是应该的。同时，除了地方党的工作以外，还不能否认红军打胜仗之决定作用及直接的帮助，而且在陕北也有糟糕的地方(如乱杀人，孤立自己，赤白对立，群众反水等)。第五，陕甘边苏区是26军创造的，陕北的苏区和红军也主要是在26军直接帮助下和刘、高的直接领导下创造起来的。如初期的游击战争，我在前面讲过，虽然26军部队之直接行动，但有他在附近行动的影响，有他的干部、枪支等帮助。起了很大的作用开始搞起来的。以后的大发展没有他，特别是刘、高的正确路线之领导，是不可能的。无论陕北苏区也罢，27军也罢，如无26军的帮助，是很难搞起来的。当然，也不能否认陕北党的作用，即有党的组织基础，群众工作和马明方较好的领导等。没有这些条件，发展也会有困难。但决定的作用是路线问题，红军力量的问题，不然搞起来也要垮台。当然，我是指着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是说陕北若无刘、高和26军，就永远搞不起来。如果那样说，就成了否认人民和党最终要胜利，成了宿命论。

根据这些事实，我觉得总起来说应该是这样：即在西北人民与党的长期斗争中培养出人民的领袖刘、高、谢等。他们有正确的思想和能力，再加许多强的干部、党组织力量，创造了一支红军主力——26军，然后依靠他们的正确路线，依靠这支主力，再加上地方工作基础和与机会主义的坚决斗争，便发展了西北的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包括陕甘陕北)。因此，刘、高不能说只是陕甘26军的领袖，而不是陕北和27军的领袖。我觉得都是的，因为事实是如此，结论也应是如此;其他各种说法都是不正确或不完全。如将陕北27军和陕甘26军分割开来，以为完全是两个东西，或说只陕甘好，或说只陕北好，或说26军之下一切都正确，陕北一切皆不正确，都是不对的。当然有区别，因朱理治未来前，郭洪涛的错误路线不能到达陕甘的，但应说是整个之中有两条路线，代表正确者是刘、高，代表错误者是郭洪涛和朱理治。

四、领袖问题

这个问题我本来不想谈，但是有很多同志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其摆法有的说是谢刘高，有的说是刘谢高，有的说是刘高谢，还有的说是谢、刘平列，其次是高岗、阎红彦。

看起来大多数同志认为领袖是刘谢高三位，我也认为他们三人都是领袖，是西北干部的标准，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按他们的思想作风去办事。因为他们虽不等于毛主席，但是和毛主席的思想作风是一致的，这问题至少在多数同志中已解决了。其次在今天实际领导的领袖是高岗同志，这至少也在多数同志中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到底应如何排法。原来我觉得不必去计较这个，都是领袖就好了，但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还是把他研究一下，使大家认识一致;并且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党内团结，应解决一下。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先要确定个目标。我个人以为标准应是：一路线如何?二对党与人民的贡献如何?三与群众的联系如何?(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有四条标准，我只说三条)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正确标准，各以各的标准来定，那问题就难解决了。

根据这个标准，以我的了解来讲我的意见：在路线问题上谢子长同志一贯活动的方向应说是对的，他在大革命时就注意到搞武装的问题。但我同意贺晋年的意见，他还没有形成一条比较完整的正确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并且也曾有过两次错误(在三嘉原子收刘志丹同志队伍的枪是错误的，在阎家洼子会议上与郭洪涛意见一致，支持了郭洪涛撤了高岗同志的职，也是错误的)。当然，谢子长同志的品质还是好的。刘、高的军事活动比谢子长稍晚一点，但他们也是从大革命起一直就搞武装斗争，搞红军苏区是比许多同志觉悟早的。而且他们在内战后期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线。这条正确的路线可以说从南山失败后是一直发展的(当时的严重形势由高岗同志挽救过来)，并曾多次的和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使苏区红军得到胜利的发展，我想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在联系群众问题，他们都是有很好的群众观点，为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主要是搞起了人民的军队、政权，推翻了旧的统治者。所以都为群众拥护与爱戴的领袖。固然，谢子长同志的大革命时人民即称为谢青天，及以后在陕北群众中仍有很高的信仰。但刘高二同志在群众中信仰，在内战后期也不弱于谢，并且有所超过。刘志丹、高麻子是边区群众皆知道的，并欢迎的(同志们讲了很多例子)，也是公认的事实。

在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上，谢子长在未成立反帝同盟军以前，团结和培养出一批军事干部。以后指挥反帝同盟军，陕甘游击队，即初期的游击战争，也是有贡献的。刘高的早期的军事活动虽也屡次失败，也是有成绩的。如刘在编反帝同盟军时，有他的部队基础及培养出的干部。高岗同志在甘肃兵运中及办学兵队等，也培养出许多军事干部(如张秀山、贺晋年、杨林等)。初期的游击战争，他两皆是主要领导者。刘曾任副指挥，高曾任队委书记。以后凭他们的正确领导和路线，使红军与苏区较过去有好多倍的扩大;保持了全国仅剩的一块苏区，成为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这也是事实。

依这样的标准和事实来看，我觉得或说都是领导(袖)，而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是刘高或者是刘高谢的排法，因为这样排比较妥当。

至于阎红彦同志，依这些标准来看是不够的，不应列在领袖之内的，且胜过他的同志也有不少。

五、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问题

郭洪涛、朱理治是否有宗派主义问题，因事实昭彰，至少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已认清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是肯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西北局是否有宗派主义?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说有宗派主义的，有些同志虽未明说，实际上认为是有的，或以为有大毛病。其论据是：

1.认为对一些非亲信的老干部采取杀“开荒牛”，不重用的态度。(意思是这样，也有是说全体对老干部如此)，以至于有亲娘后娘之分。

2.高干会后，囗囗囗囗的干部大部分是26军的，没有陕北的。军队改编后，对26军和27军的干部，采取不同的用法。军队里的团级干部27军的很少。

3.不应提拔惠中权、黄静波为副厅长，刘秉温为保安处副处长，康天明为骑兵旅长。说提拔这些人是有宗派主义的。

4.曾经在郭洪涛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西北局对他们不好或不相信，并说干部有你的我的之分。

5.高干会所表扬的干部，有的不应表扬，真正的群众领袖没有表扬。

这几条如是事实的话，至少是有宗派主义的嫌疑或偏向，那么就谈一下我的了解和看法：

(一)对一些老干部培养不够，不重用，这是指的刘约三、雷恩俊、崔正冉等同志。这据我的了解不是事实，比如刘约三同志曾经分配过重要的工作，他作过贸易局局长，边府的财经处副处长，住过马列学院，现在还在党校学习。雷恩俊同志，也分配过重要的工作，曾作过分区的参谋长、司令员等工作;后来又住了党校，因病回家休养，组织上又照顾他的生活。这能说是不重用与不培养吗?(我也没有听过雷同志本人说对他不重用不培养的话)。崔正冉同志曾住党校很久，最近才出来，没有分配他比较重要的工作，这是因为他不能胜任，不能因为资格老就把工作位置摆高。所以，以上所讲的不是事实，何况刘约三是老26军的干部，对他的工作分配不是以老关系作标准，正证明了西北局的干部政策是有原则的。

(二)说几个地委书记都是26军的干部，据我所知，不是事实。关中的张德生同志，和我自己都不是26军的干部。就说是，全是，在边区干部中比较起来也应该摆他们才适当，因为从他们的党性，执行政策及工作能力和别人比较是能胜任，能把工作做好的(当然我自己是差的)。说要照顾山头吗?我们只应是一个山头，况且也照顾到了这点(如现在党政干部的配备)。至于27军的团级干部，现皆有适当的工作，没有工作的就是放在党校学习培养的(黄罗斌同志曾讲了事实情况)。说有宗派主义，这在情理上也想不通，因为不管26军27军从发展到成立，都是在高岗同志领导下的，还为什么要搞宗派呢?

(三)说是不应该提拔黄、惠、康等同志，我觉得首先要弄清配备干部之原则，就是按德、资、才等条件、以把工作作好为原则呢?还是把这一条放在次要，以资格历史老为原则?我想应该是前一条。如果应以后一条为原则的话，那么这次七次大会选吕正操、万毅等同志为中央委员也就错了。因为吕、万都是在抗战后新起的，要是这样，前线上的欧格涅夫就不能代替戈尔洛夫为前线总指挥了，红军只好让打败了。所以，以此来说提拔黄静波、惠中权、刘秉温、康天明等同志就是对的。如果还有比他们更适当的人，而且在担任的工作比他们的工作次要的话，那就应该提拔别的同志，不应该提拔他们了。我看有的是比他们强一点(如地委书记专员)，但若将地委书记专员与副厅长的工作比较起来，则地委书记专员的工作还更重要，因为是独立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再如高朗亭同志说的对，和他们比差不多的干部不少，但作这一行不一定比他们强些。况边区只有一个边区政府，不能摆那么多的副厅长。其次这些人工作是别人提出，经过西北局考虑而决定的，并非和高岗同志有特殊关系而提拔决定的。所以我们希望老同志不要吃醋，应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才能对党有更好的贡献。当然新提拔的同志应虚心，戒骄尊重老的同志。

(四)据我所知，西北局和高岗同志从来没有讲干部分为你的我的，因为都是党的干部，只有封建集团才那样分并且事实上是按德才资分配工作的。如郭对高克林说，“你是我的干部，故不信任”;而高克林同志现在是任区党委书记，还不信任吗?又说“马佩勋、崔田民等同志在我的领导下做过工作，因此现在对待不好。”马佩勋现在不是在边区工作，而党校审查他时，在他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高岗同志应该证明的，不然就是对党不负责任的态度。至于崔田民同志大家对他有意见是应该的，因为他在历史上有过错误，是非不清，不能说有意见就是宗派。

(五)关于表扬霍维德、李景波同志问题，就其全部历史说，从他们对机会主义认识得早这一点上说，也不是不可以表扬的。当然有意见也不是不可以提的，问题是为何在背后乱讲，不提在当面。至于说张三李四是群众领袖，反而没有表扬，当时并不是表扬每个县的群众领袖，况不一定是真的。就是真的是领袖，那样说法也是不正派的(郭说高长久是葭县领袖，高自己说觉得郭不对头)。

这样说来，高岗同志不但在历史上无宗派主义，现在也没有。因为在正确路线下，就不会有宗派主义的。相反的，有些同志正起码是有宗派主义思想的。如乱说一通，说历史问题未解决，说中央走后西北党要分裂，说干部是你的我的，相信张不相信李，说张有意见李也有意见，说七大前不敢座谈历史，怕选不上中央委员等等。这简直是超过宗派主义的反党思想，因这全不是从使党团结、把革命事业搞好的观点出发，而是起了相反的破坏作用。说这些话的人可分为四种：第一种人是品质恶劣，在高干会后，毛病没有改。第二种人是有个人主义，从个人主义的企图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第三种人是思想方法上有毛病的同志，看问题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第四种人是盲目者，随声附和，别人说什么，他也跟着说什么。而这些话的主要根子，是郭洪涛同志他自己说的：“我这样搞，实际上造成了歪风阵线”的话，也可证明。所以希望有这些偏向的同志，能真正的反省与改造自己。

那么，照这样说来，我们在干部工作上就没有缺点了吗?还是有的。如对一些干部的生活照顾上不够，新老干部的关系上还有毛病，在了解与掌握干部思想上也有缺点等。请同志们用负责的态度多提意见及批评，帮助我们把工作作好。

最后说明一点，高干会的检讨历史及高岗同志的总结文件，我是同意的，而且主张的。有人说我对历史问题也有意见，是有的，但就是上面讲的，不是别的，况我曾未对谁说我有不同的或反对的意见。这种说法不管本心如何，客观上是起了挑拨作用的。请再勿不负责的乱说。至于那个文件之个别的词语得填或改(如27军的番号)，我也同意，因为写的越恰当越好。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

西北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