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委员的上海滩 · 潜龙篇

每年这几天，尤其是平安夜和圣诞节，都会想起毛泽东。我对圣诞节不太感兴趣，但对基督文明起伏很感兴趣。其实我对毛泽东的诞辰也不太感兴趣，但对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很感兴趣。今天就再写一篇。

先回顾一段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在1925年写下这首绝唱《沁园春·长沙》，当时32岁，要去广州农民讲习所讲课。那时的他，已经开始把精力往农民运动上转。但是在32岁之前的人生，最重要的蜕变发生在上海。

那是百年前的上海滩——

张啸琳、黄金荣、杜月笙、王亚樵的上海滩，那是混乱的江湖。

盛宣怀、张謇、荣家的上海滩，那是实业兴邦之地。

张学良、卢小嘉的上海滩，那是花花世界。

孙中山、陈独秀的上海滩，那是储备力量之地。

年轻的毛泽东也曾在上海滩沉浮多时，如同龙潜大海。上海滩在他的世界里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当他在上海滩观察对比社会每一个层面之后，认为日月应该换新天。所以把这个篇章叫做潜龙篇。

《易经》云：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往事

上海滩的毛泽东，最初的身份是知识分子。他在1919年就去过两次上海滩。第一次是3月份，五四运动之前;第二次是12月份，五四运动之后;两次都是从北京到上海。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去上海滩。这是他放弃留学法国之后，正式开启人生事业之路。那时的他刚刚经历北漂入世，人生事业刚刚有一个轮廓，但尚未最终确定。他自信能干一番大事业，但究竟怎么干，他还不确定。

毛泽东这次去上海，路程走得分外有趣。他要从北京到上海，却“只有到天津的车票”;问同学借了十块钱，到浦口后已经身无分文;最倒霉的是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被贼偷了。幸好后来碰到一位湖南老友，借钱买了双鞋子、买票到上海。后来他给老师黎锦熙写信说：“京别以来，25天才到上海。”从北京到上海这段路，走了25天，可见辛苦。

这画面看起来很诙谐。但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中国一个古学派——为救世而奔走的墨家。那时候的毛泽东虽然看起来风尘仆仆、身无分文;但他的真实身份是新媒体前沿的大V，是那个时代的顶级知识分子，而且正在发文驱赶湖南军阀张敬尧。

——敢硬扛乱世军阀，这份魄力和风骨远超一般知识分子。

其实那个时代的革命者，很多都有墨家的影子。每逢华夏遇见低谷，墨家影响就会大增。一旦稳定，儒家就会兴盛。毛泽东本人一直比较推崇墨子。1939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

他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这话就相当于墨家的“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现代表述。

1920年的毛泽东。虽然行为上像墨家;但已经有了“王者意志”(参考本我篇)、用自己的力量主导天下沉浮，和墨家那些人又有本质区别。墨家，需要一个君王。

他此次到上海目的很明确：继续驱逐张敬尧;驱赶张敬尧之后怎么办?在上海，他见了三个大人物，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三位大人物

他年轻时推崇过几个人：墨子、曾国藩、谭嗣同、陈独秀。

湖南人在近代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始于曾国藩。大凡想建功立业的知识分子，都会从曾国藩身上吸取营养。毛泽东1917年给黎锦熙的信中写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毛泽东和曾国藩相比，雷同点在于都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走上战场;区别在于，曾国藩忠于帝国，毛泽东要开天辟地。所以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限于早年。后期毛泽东带出来的军队远胜曾国藩的湘军。

毛泽东推崇的另一个湖南人是谭嗣同。他的那篇首次流露出“王者意志”的《心之力》，就是受谭嗣同影响。任何从事革命事业的人，都会感慨于谭嗣同的决绝。我自横刀向天笑，其实就是早期革命者的心态写照。他对陈独秀的态度最初和对谭嗣同类似，“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若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在他的早期世界里，陈独秀占据着非同寻常的位置。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的时间不长，也就两个月。但这段时间和北漂时类似：他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面位。

现实中他的生活依然很窘迫：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里，每个月3元零用钱，常常吃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为解决生存问题，他参加了上海工读互助团，依靠为别人洗衣服换取一点钱(在北京也这么干过，相当于重操旧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因为接送(衣服)要搭电车，洗衣服所得的钱又转耗在车费上了。”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他在上海经常拜访各路名士。

他拜访过章士钊，从那里为留法学生筹得2万银元助学款(40多年后“还债”的故事由此而来)。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毛泽东也可以选择如章士钊那般做一个名士，但很明显，名士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要救世。

他到环龙路44号医院探望孙中山，请孙支持、指导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他第一次见孙，当时的孙是革命旗帜，毛泽东对孙也很尊敬。但他没有选择追随孙搞革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没有人挖掘过。主要原因应该有两个：

其一，孙中山一直搞武装革命。毛泽东当时并没有确定要搞武装革命，还是倾向于温和一些的文斗。比方说他驱逐张敬尧，靠的是笔，不是抢。当时他更想拿笔，而不是拿枪。

其二，孙中山搞革命，一直走精英路线。毛泽东本能的贴近下层，意识形态深处和孙就不同。他的经历，他的思维，都是以底层大多数为出发点。

不论章士钊还是孙中山，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非一般人能见到的。但毛泽东自然而然地就能见到他们。毛泽东拜访最多的还是陈独秀。

陈独秀当时是思想界领袖，住在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现在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那一带为法租界核心区。

那里排列着二三十幢两层楼房，统称石库门公寓，很多国民党大佬都住那里。老渔阳里2号原本是安徽督军柏文蔚(大佬级人物)的公寓。1920年初他把寓所让给安徽老乡陈独秀居住，陈独秀把名动天下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搬到那里。那份杂志在一百年前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都是其忠实粉丝。

当时的陈独秀正处于人生巅峰，五四运动之后，正和北京的李大钊筹备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他的身边围聚着一批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罗亦农、俞秀松这样的顶级知识分子。他们雄心勃勃，准备干一番大事业。风尘仆仆的毛泽东也成为其中一员。

毛泽东遇到陈独秀的机缘，比遇到李大钊和胡适更好。北漂时代，毛泽东只是一个刚刚进入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胡适、李大钊并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的能量。相比之下，是陈独秀先见识到毛泽东硬撼张敬尧的硬气、骨气、实力，已经非常器重毛泽东。

在陈的影响下，毛泽东的思想又一次转变。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交谈时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和陈独秀促膝长谈。他们谈论的重点是两条：马克思主义和建党。

陈独秀表示：你们的计划如能实现，也是建党的最好准备。

毛泽东表示：我们也想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在你的指导下，再着手建立“共产党”。

百年前的“南陈北李”其实就是马列主义在东方的先行者。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归功于李大钊;进一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归功于陈独秀。

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历史贡献相当于推开一扇大门。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走入这道门。但是毛泽东进来之后，把门和院落又改造了一番。

沉思者

建国之前，中共一共召开过七次代表大会。其中一大、二大、四大，均在上海召开，三大在广州，六大在莫斯科，七大在延安。

关于“一大”那些事，不被理解中已经有不少，就不再重复。

这里需要强调的第一点：一大上的毛泽东，是异类。

其他人都是西装革履，他穿着长袍，而且是不修边幅那种。其他人都是满口理论，说话引经据典，条条框框一大堆。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列宁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他的职责是担任记录，只做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一些基本情况。其他时间，他只是静静地倾听，全神贯注地倾听。

会议之外，他常常陷入沉思，在房间里走走想想。窗外有人经过和他打招呼，他有时会听不见，因为他在思考。有人就讽刺他是书呆子。当时28岁的毛泽东，人生前17年是农民，求学生涯中参加过学生运动，驱赶军阀，绝对和书呆子扯不上。

能言善辩的毛泽东，在“一大”上扮演了沉思者的角色。

他在思索什么?一大确认中共诞生，宣布了一个拯救中国与世界的梦想。实际上当时全国党员加在一起也就几十人，资源几乎没有。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理想和现实反差最大的一次会议。毛泽东是一个激情澎湃之人，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务实之人。他在思索，理想和现实的鸿沟该如何跨越。其实当时他心里也没底，也不知道哪种方式最为有效。

需要强调第二点：中共一定会在上海诞生。

原因之一，地缘角度看，工业文明开启，上海是长江流域龙头，汇聚天下精英。北京传统势力太浓厚，广东是国民党大本营，其他地方都是等待被启蒙的土壤。

原因之二，杜月笙那样的青帮大亨、张学良那种超级二代、盛宣怀那种搞实业的、孙中山那种革命家，为什么都在上海活动?他们活动的基础，就是因为在上海有着数量最为庞大的工人。马克思主义从苏联传到中国，其理论基础就是工人。

正因如此，在毛泽东找到中国农民阶层之前，他人生最重要的蜕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发生在上海，也就是历史趋势的一种必然。

巅峰与放弃

毛泽东在上海的巅峰，是在1924年。

1923年，中共在广州召开三大，确定国共合作，规定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担任工作。大会选举出5位中央局成员：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孙中山搞革命那么久，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方才召开一大。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蒋介石以“列席”的身份参加此次会议，地位不如毛泽东高，但随后出任黄埔军校校长。那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彼此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此次他居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甲秀里7号(现威海路583弄云兰坊7号)，距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不过1公里。到端午节前后，杨开慧和她的母亲带着毛岸英与毛岸青来到上海，他们一家一直住到1924年底。

那时毛泽东既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绝对算成功人士。家庭美满，事业顺利，给了他不少慰藉。他在1937年回忆，那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按照一般人的标准，从1920在上海滩一无所有，到1924年位高权重;短短数年时间，不仅完成安家立业，还完成权力的集结，如同魔术一般，够吹很久的。但是对毛泽东却微不足道。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才学，随便混，以后也是上层人士，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但在精神世界，毛泽东无法安定下来。

首先在国民党内部，保守派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加上国民党爱内斗的传统，毛泽东这种跨党分子很难获得安宁。孙中山在世，可以强压。但孙中山的人生道路已经接近终点，明眼人都看到国共合作难以为继。在共产党内部，他也受不了张国焘那帮人叽叽喳喳。

其次，毛泽东思想深处，是要救世，而不是混日子。按照组织宗旨，最终要拯救世界，其次要拯救中国，在此之前要拯救工人阶级。但当时的工人生活非常艰辛，而组织却无能为力。当然他可以选择假装看不见，过好自己家的小日子;但他不会，他要救世。

很明显，在上海滩，可以结交名人豪杰、可以赚钱混日子、可以干很多事，但不能救世。

正是在上海，他看到中国的全部阶层，完成人生中的龙翔潜底。

所以在1924年底，毛泽东辞掉上海的工作，回湖南老家。

在老家，他离那个沉默千百年的农民阶层又近了一步。

最终他决定，去寻找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

当他再一次出现在上海时，他的身影已经笼罩华夏大地，让上海滩出现过的所有过往的人物都黯然失色。

写在12月16日的前天，谨以此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