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渡赤水”看领导者力挽狂澜的特殊要求与主导方略

从“四渡赤水”看领导者力挽狂澜的特殊要求与主导方略

长缨缚鲲鹏

摘要

在危急时刻表现出其作风的决断魄力是出色的领导者的共同特征。随着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越来越复杂，各种问题挑战不时袭来，领导者随时都可能要面对危急事态下的各种突发事件的处理，领导更会面临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等约束条件下，迅速确定应对危机具体行动方案的艰难决断。本文在分析毛泽东指挥的经典战役“四渡赤水”的基础上，探讨了危急情境对领导者力挽狂澜的特殊要求与领导者的主导方略。

关键词：领导者  危急情境  方略

Abstract：The determination to show his style in a time of crisis is a common feature of a good leader.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 our country is facing in its developm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rise from time to time, and leaders are ready to face all kinds of emergencies in a critical situation. Leaders will also face the difficult decision to quickly determine the specific action plan for the crisis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limited time and resourc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classic campaign " The Crossing the Chishui River Four Times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of the critical situation for the leader to turn the tide and the leading strategy of the leader.

Key words：leader   Critical situation   Strategy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七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从建国初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在经济、文化与民生等领域的成就举世瞩目。回想当初我党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艰难成长，同时也付出了极大的艰辛，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损失，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又遭受严重损失。后来又经历了多次选择、多次曲折，甚至多次失败。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并形成了科学的革命理论，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中国革命的多次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力挽狂澜表现出高超的决策艺术，其中“四渡赤水”就是经典之作。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转折点。但此会议后真正力挽狂澜的时点是“四渡赤水”，回顾毛泽东同志在此战中力挽狂澜的智慧能给我们很多启发。

一、四渡赤水的背景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三个月的时间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从八万多人减少到只有三万多人。当时的红军实际指挥德国顾问李德又不顾敌人调集40多万的围堵，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使红军处于覆灭的险境。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召开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由毛泽东辅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后期改为由毛泽东负责指挥军事，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1]

蒋介石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四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为红军北上必经之路，四度赤水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响的。

二、四渡赤水的过程

美国作家哈里森在其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其过程起伏跌宕。

四渡赤水的过程：[2]

1.一渡赤水

1935年1月中旬遵义会议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台或东入湖南同红2、红6军团会合，欲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边境地区，调集其嫡系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滇军主力和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向遵义地区进逼。1月中旬，薛岳兵团的2个纵队8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集结于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已进至乌江南岸。黔军以2个师担任黔北各县城守备，以3个师分向湄潭及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滥板凳进攻。川军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中，其中2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湘军4个师位于湘川黔边境的酉阳至铜仁一线构筑碉堡，防堵红军东进。滇军3个旅正由云南宣威向贵州毕节开进。桂军2个师已进至贵州独山，都匀一线。

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决定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上，在四川省泸州以西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川西北建立新的苏区。1月19日起，红1、红3、红5、红9军团分3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黔军随即占领遵义、湄潭。川军以一部兵力防守宜宾、泸州，以8个旅分路向松坎、温水、赤水、续永等地推进。24日，红1军团击溃国民党军黔军的抵抗，攻占土城。28日，红3军团、红5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1军团一部在土城、青岗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2个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4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以南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月29日，红军分3路从猿猴(今元厚)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四川省古茼、叔永地区前进。川军立即以12个旅分路追截，并沿长江两岸布防。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贵州省毕节和云南省镇雄急进，企图截击红军。2月2日，右纵队红1军团第2师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在毛坝、大坝等地遭川军截击。7日，毛泽东等鉴于川军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红军进逼，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接着，红军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将湘军改为第1路军，何键为总司令，以其主力在湘西“围剿”红2、红6军团。薛岳兵团和滇黔两省军队组成第2路军，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薛岳兵团的8个师组成第1、第2纵队，滇军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5个师为第4纵队，在川军及第1路军一部的协同下，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叔永以西地区。一渡赤水路线图见下图。[3]

2.二渡赤水

红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仍判断红军我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敌第2路军各纵队分向扎西迫近。为了迅速脱离川、滇军的侧击，毛泽东等决定东渡赤水河，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于18~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渡过赤水河，向桐梓地区急进。同时以红5军团的1个团向温水方向开进，以吸引追击之川军。

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外。川军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军3个团从遵义向娄山关、桐梓增援，第1纵队2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疾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24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1团进占桐梓，桐梓守军退守娄山关。25日，红5、红9军团在恫梓以北地区阻滞川军，红1、红3军团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的黔军，相机夺取遵义。当晚，红3军团攻占娄山关，并在红1军团的密切配合下连续击溃黔军的多次反扑。接着，红1、红3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27日，在遵义以北的董占寺、飞来石地区击溃黔军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西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一线高地，这时，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第1纵队第59师进至遵义以南的忠庄铺地区，第93师已进至新站，正向忠庄铺开进。毛泽东等当即决定.乘援军孤军冒进之机，集中兵力歼其于遵义城以南地区。为此，红军以一部兵力在老鸦山、红花岗一线阻击第59师的进攻，主力从左翼向忠庄铺突击，直插第1纵队的指挥部。第1纵队指挥部经红军突然打击，丢下部队，慌忙夺路南逃，红军乘胜发起攻击，迅速将其2个师大部歼灭于忠庄铺、遵义西南及乌江北岸地区。遵义战役从24~28日，历时5天，红军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最大的一次胜利。

3. 三渡赤水

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并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其部署川军3个旅由桐梓向遵义地区进攻，第9军2个师由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进攻遵义。第2纵队主力3个师进至仁怀、鲁班场地区，向遵义及其西北地区进攻，第3纵队4个旅进至大定(今大方)、黔西地区防堵。第4纵队一部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1纵队4个师位于乌江南岸，策应其他纵队作战。此外，第1路军第53师由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3个师沿乌江东岸筑堡，阻止红军东进。

3月5日以后，中央红军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今长岗)寻机作战未果。15日，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之敌第2纵队，因其3个师密集一起，攻击未能奏效，而援军第1纵队已进至枫香坝地区。红军遂转兵北进，于16~17日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19日，红军攻占镇龙山，接着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所有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4. 四渡赤水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等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为迷惑国民党军，红1军团1个团大张旗豉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军一部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逼近贵阳。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第99师4个团。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向导，准备随时逃跑。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中央红军主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际，乘虚进军云南，并于5月9日，在皎平渡、洪门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活动在乌江以北地区的红9军团，也从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渡过金沙江。

三、危急情境对领导者力挽狂澜的特殊要求

中文里表达情境危急的词语很多，如千钧一发、九死一生、楚歌四合、危急存亡等，都是说此时此刻与灾祸相距极近或情势危急到极点。人越是在艰难困苦及万分险恶的环境下，迎难而上并出色地解决之，越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松下幸之助说过“逆境给人宝贵的磨练机会。只有经得起环境考验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自古以来的伟人，大多是抱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从逆境中挣扎奋斗过来的。”。能否顺利地度过困境，危急情境也对领导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来考验他。

那么危急情境对领导者力挽狂澜的特殊要求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卓越的素质。素质是在人的先天生理的基础之上，经过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及其素养、修养和能力的总称。从管理学上说，它是驱动员工产生优秀工作绩效的各种个性特征的集合，它反映的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员工的知识、技能、个性与驱动力等。素质是判断一个人能否胜任某项工作的起点，是决定并区别绩效差异的个人特征。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麦克利兰于1973年提出了胜任特征的概念，即“能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表现优异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潜在的、深层次特征”，同时提出了著名的素质冰山模型，所谓“冰山模型”，就是将人员个体素质的不同表现表式划分为表面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冰山以上部分”包括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是外在表现，是容易了解与测量的部分，相对而言也比较容易通过培训来改变和发展。而“冰山以下部分”包括社会角色、自我概念(自我认知)、特质和动机，是人内在的、难以测量的部分。它们不太容易通过外界的影响而得到改变，但却对人员的行为与表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4]

危急情境对领导者力挽狂澜提出了哪些特殊要求呢?我们可以从素质冰山模型的六个层面分析：

1. 危急情境对领导者知识的要求

林肯曾说过“平时的学习和经验，是我们在危急关头最有力的支持”。知识指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的事物性与经验性信息。知识是人类从各个途径中获得的经过提升总结与凝练的系统的认识，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成果，它是我们解决各种问题的工具。在危急情境下要找到解决难题的钥匙没有相应知识其结果只能是失败。毛泽东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多次面临艰险的处境，这对其作为红军领袖的知识储备提出了较高要求。

一般来说作为掌控大局的政治家应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和足够的知识跨度。具体地说，就是要求其具有“三维知识结构”，即知识的深度、广度和时间度。深度指领导者对知识精通，而不是一知半解，能系统深入地掌握知识的理论框架和实务操作;广度指领导者的知识面要宽，即不仅掌握本专业或本岗位的系统知识，还应该熟悉各种相关知识。就领导者而言，必须掌握的相关知识有：掌握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与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以及组织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力求成为业务上的内行。比如在红军长征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专业知识就是军事或指挥打仗的知识。知识越宽眼界就越宽，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越多。时间度是指领导者的知识要适应时间的发展要求，要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补充新知识，淘汰旧知识。总之，是否博学多才且能灵活运用之解决问题对处于危急情境中的领导者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四渡赤水的例子来看，当时对红军领导者最大和最关键的知识考验就是军事和谋略知识及其应用。而毛泽东在当时的我党内，作为知识渊博的人他坚信马列主义，精通中国古籍、谙熟中国文化。在他的知识结构中，起码有最重要应对当时红军危局的两项知识使他超凡脱群，前无古人：兵法和谋略。他通过各种渠道，包括读兵书如《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更通过战争的实践(井冈山的斗争和苏区反围剿斗争)，成为运筹帷幄、驾驭重大战争格局的伟大的军事家和统帅。他通过读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也包括历史小说，更通过残酷的斗争实践，立志高远、意志坚强、精通政务、谙熟谋略，成为驾轻就熟、雄才大略的大政治家、大谋略家。这种知识水平正适应了当时情境下力挽狂澜的要求。

2. 危急情境对领导者技能的要求

技能指结构化地运用知识完成某项具体工作的能力，也就是个人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在毛泽东带领红军进行革命中，危急情境对其技能的要求有：

一是，统帅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即能对关系组织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涉及的对象大多是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和人与自然的复合系统及复杂过程的整合能力。它包括：进行战略预测、形成战略目标、制定战略任务、提出战略方针、制定战略措施、战略实施的反馈及战略修正。

二是，组织指挥能力。组织能力是指开展组织工作的能力。是以更高的效率或更高质量，将其各种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建立科学、高效、合理分工、职责明确、制度健全的组织体系将直接影响组织的行动效率和效果。指挥能力是人依靠权威，命令或指使下属工作以达到预定目标的技能和本领。指挥能力的发挥一方面依靠职权，另一方面依靠个人的素质和威望。由于指挥以下属必须服从为前提，因此指挥者的技能主要表现在采用什么方式作用下属，使其愿意接受指令完成分派的工作，以及当下属违背指令时如何制裁以维护指挥者的权威，可以说指挥能力是对人进行调度的组织能力。

三是，谋略的运用能力。谋略是为战胜对手创造有利条件实行全盘性行动的计划和策略，是最大限度的运用各种力量以实现己方的目的。谋略是人们在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实现预期目的与效果的高超艺术，谋略所追求的效果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

四是，灵活应变的能力。即要善于观察判断，思维敏捷，准确快速辨清是非，随机应变。根据情境变化通过以变应变来避免或迅速改正错误，有效地引导事态向正确的方向发展。[5]

五是，沟通协调能力。沟通是人与人相互之间传递，交流各种信息、观念、思想、感情，以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的过程。协调是管理者在其职责范围内或在组织的授权下，调整和改善组织之间，工作之间，人际之间的关系，促使各种活动趋向同步化与和谐化，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在危急时刻，政治家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通过协调关系最大限度争取合作者来实现目标。

六是，军事运筹能力。即能通过数学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善于对作战、训练、管理和其他军事活动进行定量分析，优化行动方案，从而提高效率，优化军事效果的能力。

对于这些能力，毛泽东从投身五四运动开始，到后来参与建党、领导农民运动、发动秋收起义、井冈山红色割据的斗争、中央苏区的军政领导过程中，他都不断在学习、形成和提高、锻造这些能力。及至到红军长征时点他的这些能力已经优于很多党内领导人，这为他在危急情境力挽狂澜奠定了基础。

3. 危急情境对领导者社会角色的要求

社会角色指一个人对于社会规范的认知和理解，也就是其基于态度和价值观而在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与风格。在危急时刻，政治领袖人物就应该清晰地表现出勇于担当、坚定地引领大家实现目标，在困境中力挽狂澜，舍我其谁的气概及社会形象。他应该表现出自信、勇敢、积极、主动、沉着、冷静、奉献等情境所要求和成员所期待的社会角色形象。

4. 危急情境对领导者自我概念的要求

自我概念指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知觉和评价。它表现出来的是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和自我形象。这里涉及到角色定位和角色认知，在一定的环境下，在一个组合中拥有相对的不可代替性的定位，就是角色定位。角色认知是人对布置给他们或对其要求的工作职责的了解程度。这种认知很重要，因为它引导个体努力的方向并改善他与同事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协作。准确的角色认知包括：个体知道布置给他的具体任务，知道不同的任务和业绩期望之间的优先顺序，知道完成任务的首选方法。自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后，毛泽东的自我概念不论是在角色定位还是在角色认知上都十分到位，那就是承担我党我军领袖的职责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所以，在四渡赤水中其出色地进行了关键一幕的角色出演。

5. 危急情境对领导者特质的要求

特质指个性、心理特征对环境和各种信息所表现出来的持续反应。也就是个人人格特征及典型的行为方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包莫尔教授曾提出优秀领导者特质应具备十大条件：合作精神;决策才能;组织能力;精于授权;善于应变;勇于负责;敢于创新;敢担风险;尊重他人;品德超人。[6]反观四渡赤水的战例，在危机时刻作为我党我军领袖的毛泽东全部具备这十大特质，所以正是他具备这样优秀的心智特征领导工农红军摆脱了危险走向了胜利。

6. 危急情境对领导者动机的要求

动机指推动个人为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内驱力，它将驱动，引导和决定一个人的外在行动。动机产生需求，需求引发愿望，并持续不断地驱动、指导并选择个人的外在行为。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麦克里兰在1949年提出了三种社会动机的概念，即成就动机、亲和动机和影响力动机。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的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他们追求的是在成功之后的个人成就感。影响力动机是指影响和控制别人的一种愿望或驱动力。它驱使人往往关注如何采取行动影响和控制别人，如何激起他人强烈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反应。影响力动机强的人关注自己的名声、地位或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亲和动机较强的人愿意与人建立和保持亲密、和谐、友好的人际关系或避免损害或中止这种人际关系，这类动机强的人很在意人际关系，内在的满足感来自别人的承认、喜欢。

追求成就的欲望虽然能够带来很多好处，但领导者的成就动机过于强烈，则会造成负面效应。他们往往过于关注个人成功，用个人的业绩标准来衡量成就，也因为个人目标实现而得到满足;他们关注输赢，有强烈的结果导向。因此，当领导者的个人目标与组织或团队目标不一致时，领导者往往会把个人目标强加于团队之上，而忽略了他们的意愿。这在高压之下尤为明显，领导者变得苛刻、控制欲强、斥责下属，团队氛围受到极大的伤害。而优秀的领导者通过发挥影响力来“动员大家为了共同的愿景而努力奋斗”，他们愿意并努力帮助其他人取得成功。所以经过长期研究，麦克里兰教授发现了优秀领导者理想的社会动机类型，即较高的影响力动机、适当的成就动机、相对较低水平的亲和动机。在危急情境下优秀领导者的动机正是如此。[7]

危急情境要求力挽狂澜领导者有超出一般人的特殊的胜任特质，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符合时代的优秀素质非偶然碰巧遇上了机遇，而是个体长期磨练沉积的结果。正是毛泽东从青年求学时起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为将来做大事储备各种知识技能，为追求真理在斗争中不断增长能力，磨砺个性特质，才形成了时代所要求的特殊素质，也才能在以后的艰难困境中力挽狂澜表现出英雄本色。

四、领导者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的主导方略

毛泽东本人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执此神笔他指挥中央红军直驱金沙江，从容渡江北上，将国民党军40万追兵全部甩在金沙江南岸，演出了这一精彩绝伦的战争活剧。红军的胜利就在于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变挑战为机遇，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而其主导红军力挽狂澜的主导方略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1.果断拨乱反正重塑有效的战略战术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他对井冈山上绿林头子朱孔阳(朱聋子)对付官军的“打圈子战术”法子进行了改造。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井冈山，后经过游击战争的实践，使“十二字诀”发展成“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正是靠这种有效的战术，红军坚持了2年4个月的井冈山斗争。嗣后，中国工农红军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从1930年11月起蒋介石就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基于在井冈山形成的经验，红军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运用“诱敌深入”、“慎重初战”，打歼灭战、打运动等战略战术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围剿”运用“集中兵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取得胜利;第三次反“围剿”决定采用“避敌主力”、“跳出包围圈”、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取得胜利;第四次反“围剿”用用“佯攻”吸引敌人，用“大规模伏击”的战术取得了胜利。实际上，通过四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阶段，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理论重要基础，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战术原则对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随着毛泽东被排挤出领导核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3年9月。国民党军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领导权为“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掌握，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结果无力突破敌人，国民党军包围圈越来越小，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长征。随后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由于仍未改变战术8万多红军经此一战损伤惨重，最后只剩下3万人。在历史的紧急关头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领导地位，重塑战略战术思想，恢复了灵活有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才在四渡赤水中力挽狂澜。

2.利用优异的成绩争取支持

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常委有五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其中前三人作为书记处书记(常委)，分别担任党、政、军主要职务。)。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8] 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慢慢等待，以自己在军事上的优异成绩来争取同志支持。后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如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的优异表现，及后面反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和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奠基陕北的决策胜利，为其逐渐赢得了大多数党内同志的认同。

3.采取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

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样：对敌人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既要充满必胜的信心，又要认真对付，多想办法，讲究斗争策略。《孙子兵法》中提出了“九变”，九变就是多变的意思，类似现代军事用语的“灵活性"。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孙子一直非常强调“九变”，他认为任何方针，策略都离不开机变行事，灵活运用，要因势而变，不能墨守成规。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就象人的新陈代谢一样，是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的。有句话说的好“变是唯一的不变”，凡兵法韬略，在道不在术。虚实奇正常常是变化的。也就是说策略、兵法没有一定的套路而是随着敌方和外部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毛泽东深谙此“九变”之道，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灵活机变、用兵如神，在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中，这样记述四渡赤水战役：“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人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这一胜利，是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4.掌握主动权创造条件变被动为主动

辩证法认为事物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引起的。毛泽东在后来所写的《矛盾论》中也说;一切存在的事物都由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对矛盾组合而成。矛盾是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矛盾着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从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战场上的优势和劣势，强与弱乃至主动和被动，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主观努力，促使其转化的。

四渡赤水中“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正是其运用辩证思维创造条件变被动为主动的经典案例，面对一场3万对40万人的悬殊较量，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促使敌我强弱转化，一渡赤水为了争取主动，寻机歼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避实击虚，突然回师东进，二渡赤水，抓住黔北敌人兵力不足的有利战机，对敌形成优势兵力，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这样就使在全局上处于优势和主动的国民党军变成在局部上处于劣势和被动，从而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接着，在三渡、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中，毛泽东又巧妙地采用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进退的战术，指挥中央红军迂回穿插于国民党军的重兵之间，始终掌握着行动的主动权。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围剿”，一次一次地落空，他指挥下的国民党军由优势变为弱势，处处被动，疲于奔命，而中央红军则机动灵活，处处主动。这样，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士气，给敌人以极大的震慑，使国民党军再也不敢像长征初期那样紧追不舍，而是心怀戒虑，畏缩不前。最终红军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了包围圈。

5.领导者要具有无所畏惧敢于冒险的胆略

胆量是不怕危险困难的精神和敢作敢为无所畏惧的魄力。稻盛和夫说过：人一旦拥有了可以为之舍弃生命的信仰、信念、决意、责任感和使命感，就等于拥有了百折不挠、永不屈服的勇气。勇气并非人人与生俱来，在受到威胁或恐吓时，往往会心惊胆战、瑟瑟发抖。这是人之常情。即便如此，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就必须充满气魄、勇敢应战。胆识是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胆怯退缩是人们事业成功的一大障碍，树立自信心是战胜胆怯退缩的重要的法宝，拥有崇高的信仰和不断地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是培养锻造胆略的重要基础。毛泽东的胆略使其在危难中力挽狂澜获得了成功。

总之，历史上有很多名人在国家或者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仅凭一己之力领导国家或者民族，继续延续繁荣发展，我们通常称此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在实现伟大事业的征途中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无数的艰难和险阻，会有无数的激流险滩甚至是身临绝境。伟大者之所以伟大，在于其能成常人所不能成，忍常人所不能忍，在艰巨的考验面前勇敢而智慧地去克服艰难困苦直至取得成功。这也就是“四渡赤水”给我们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360百科. https://baike.so.com/doc/3504503-3686528.html

[2] 四渡赤水出奇兵_360百科.https://baike.so.com/doc/5398061-5635441.html

[3] 四渡赤水路线图_360图片.

https://image.so.com/i?q=%E5%9B%9B%E6%B8%A1%E8%B5%A4%E6%B0%B4%E8%B7%AF%E7%BA%BF%E5%9B%BE&listsrc=sobox&listsign=c433fac51fcf4c2d5414b878409d68b8&src=360pic_strong#/

[4] 刘远我. 人才测评–方法与应用[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年7月.

[5] 叶富春.新世纪中国政治家的必备能力[J]. 理论探讨, 2003(2):87~89

[6] 谢超，严文燕. 组织行为学[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

[7] 优秀领导者的动机理论.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21/12/3116520_62699883.shtml

[8] 何方：遵义会议后三四年 领导中共的不是毛泽东_历史频道_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0_11/05/3011809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