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氛围”的拒斥与召唤——以严文井小说为例

抗战时期，很多延安来访者都意识到有一种气氛存在。访问延安的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写道：“活跃而自然的延安的气氛，和愉快热烈而实干的八路军军人，似乎把美国军官和士兵都迷住了”1;国际知名记者爱泼斯坦说：“美国人对自己所看到的产生了深刻印象。那里军民动员的程度，充满信心的气氛，毫无厌战情绪的景象”2;回忆起60余年前的延安生活，光未然这样写道：“延安的气氛是勤奋而欢快的，遍地都是歌声。”3当然延安氛围也并非完全令人愉快，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指出：“我觉得延安又有一种气氛是过于浓厚了，浓厚到几乎使人窒息。这便是过度紧张的空气”4。赵超构感受到的是整风以后延安紧张的氛围，而这并不仅限于整风之后。翻阅1938-39年的《新中华报》，大量版面都在报道生产运动盛况与成果，紧张的感觉溢于言表。所有的这类书写，都让我们感受到可以被称为“延安氛围”的现象存在，它表现为活泼、积极、紧张等不同感受，根本上是延安社会体现出的一种人人有份、力争上游，以实际工作参与革命的氛围。记者们作为来访者感受到的“延安氛围”，对于“闯入者”们来说有着更为深切和丰富的体验。“闯入者”指的是在抗日战争的冲击下离开原本的生活轨迹，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革命理想和热情，却不熟悉延安和这里实际的革命工作。对于“延安氛围”，他们既是感受者又是参与者，一方面受到召唤努力加入革命工作，另一方面又作为外来者获得了旁观延安的独特视角，参与者和感受者的双重体验内化在文学创作中。

这种氛围在“闯入者”的笔下呈现出召唤与拒斥两种面相。一方面，知识分子用诗意的笔调写出了延安自由快乐、斗志昂扬的氛围如何强烈地感召着全国的有志青年。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5，这里的人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6;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写道：“漂亮的工人装全来自/武汉 西安 沪上/四面八方来了/学生几千 活泼 聪明”7，他们在延安“锻炼成百战不毁身，准备上前线”8;柯仲平说延安青年什么艰难困苦都不怕，“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9。当克服艰难险阻到达延安后，电影人钱筱章激动得热泪盈眶，然而组织部招待所里无所事事、三餐不愁的生活令他沉不住气了，他感到“等待中的每一天都格外漫长”，心里想的是“我不是来吃饭的，我要工作，我要拍电影呀”。总之，在上述文学作品中，作家受到“延安氛围”感召，表现出赞美、憧憬的积极心态。这种强烈的感召力是贴近事实的。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8月，经其介绍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有1万余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10

另一方面，如果对这些外来作家到达延安时的年龄和经历做一个不完全的整理，可以发现这些作家大多年龄在35岁以下11，他们到延安之前很少接触实际的革命工作，即使有也是通过写作的方式。他们不熟悉延安和工农大众，身上还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面对新的天地，借用本雅明笔下的“震惊”12(Chock)来理解“闯入者”的心理似乎颇为贴切。异质的文学场域强烈地冲击了作家的内心，令他们感受到压力和不安，融入延安成为当务之急。然而，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并不为中共高层和群众所欣赏，加上延安的出版传播条件严重滞后，作家的才能少有用武之地。强烈的参与意愿与行动上“无事可做”之间的冲突开始令他们感到焦虑。从“闯入”延安的文化人来看，焦虑不是个别现象。从前方回到延安后，雷加痛感面临“前方生活写不了”，“还能写什么的问题”13。即使是创作上颇为自信的萧军在日记中也表现了类似的不适：“早晨工作得很少，头脑昏昏，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下去。这是工作得最不愉快的一年;也是最痛苦的一年!不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静止，不能思想，不能不思想……忍受着，忍受着，像一头乌龟似的爬着生活啊!”14来自“延安氛围”的拒斥内化为作家们作品中的一种特质，甚至创作这一行为本身也成了他们应对拒斥、加入革命的方式。

在这些“闯入者”中，又属严文井的小说创作鲜明而且集中地体现出“延安氛围”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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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井，原名严文锦，湖北武昌人。1932年，高中二年级的严文井就以“青蔓”为笔名在汉口的报纸副刊发表了散文《三个晚上》，从此开始了写作生涯。1935年，严文井至北平图书馆任职。在沈从文的指点下，严文井在此期间写的一系列文章先后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萧乾主编)、《武汉日报·文艺》副刊(凌叔华主编)，文章又被萧乾介绍到上海《国闻周报》(胡政之主编)15和上海《文季月刊》(章靳以主编)。由于散文创作上的成功，严文井还在章靳以的邀约下编写了散文集《山寺暮》，并收入其主编的“散文丛书”，于1937年春在良友公司出版。“七七事变”后，严文井回到武汉。然而武汉的生活并不令他满意，据他本人回忆：“在武汉的两个多月里，我很苦闷。日本军队节节进攻，而我对中国的抵抗不能贡献任何力量，于是和几个朋友商量，如何设法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军政大学’。”16此时的延安已经成为全国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严文井在《延安的回忆》中满怀深情地忆起1930年代延安的召唤：

永远令人不能忘却的1937、1938年啊，只要我的心思一返回到那年代，我又感到自己心血的沸腾。那时候有多少年轻人，日日夜夜，几千里路，几万里路，爬山越岭，飘洋过海，不顾一切危险同艰苦地直奔一个地方——延安。他们比一些宗教徒去圣地巡礼还要虔诚。17

1938年5月，严文井到达延安，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曾写作出版《山寺暮》，有一定创作经验，10月便从抗大提前毕业，被安排进入边区文协工作，是年冬到鲁艺担任教员。抗战后相继担任《东北日报》副总编、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务，可以说是位政治上得到信任的作家，他本人也把告别过去、融入延安作为延安时期重要的文学追求18。延安时期的严文井将主要精力投入在小说和童话的创作，创作的小说包括《儿子与父亲》《一个钉子》《罗于同志的散步》《硬汉》《一家人》五个短篇和《刘明的苦闷》一部长篇;童话方面，严文井在1940-41年期间一口气写了《风机》《胆小的青蛙》《小松鼠》《四季的风》《红嘴鸦和小鹿》《南南和胡子伯伯》六篇作品;另外，他还写作了《圣经》《信仰》《永久的生命》《论友情》几篇散文。

严文井的小说曲折地反映出他作为感受者与参与者面对“延安氛围”的召唤与拒斥时的心理体验。这些作品与延安看重文艺宣传，提倡民族化、大众化的文艺导向相去甚远，写的大都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灰色生活，塑造出了像刘明、罗于、向西、吴少烈、马飞等“闯入”革命队伍的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试图融入革命队伍却不断失败。严文井与其笔下的小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到达延安后，他意识到自己身上还存在与“延安氛围”不合的部分，作者的初衷是通过对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批评赶走自己身上的“灰色幽灵”，进而使自己从“闯入者”转变为“本土人”。可惜事与愿违，对知识分子的同情大大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力度，小说呈现出批判与辩驳、批判自我与批判延安相杂糅的面貌。小说与延安氛围的抵牾甚至使得小说不得不几经辗转到重庆出版，以至严文井本人也转向了童话创作，这一切也证明了“闯入”延安的文化人想要迅速融入革命队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严文井本人和他笔下的“闯入者”们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他们如何尝试突围，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分析作家严文井笔下的“刘明”们，有助于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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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氛围”对“闯入者”的拒斥突出体现在严文井笔下人物的“无事可做”上。这里所说的“无事可做”不是游手好闲，而是对琐碎繁冗的具体工作感到无聊，不能满足内心对革命伟业的憧憬，再加上对周围一些现象的不满，小说人物更是常感心灰意懒，无法真正融入革命生活。

《刘明的苦闷》是严文井自1939年秋起，历时一年的反复修改写成的长篇小说。为了写这篇小说，严文井向时任鲁艺文学系主任的何其芳请了一年的创作假。小说选段初刊于1941年2月10日重庆《文艺阵地》第6卷第2期，1944年更名为《一个人的烦恼》，由当今出版社发行单行本，并于1946年由重庆建国书店再次推出单行本。谈及创作动机，严文井在1983年的《一个人的烦恼·再版前言》(以下简称《再版前言》)中这样写道：“面前是黄土高原上明媚的阳光，未来是无边无际的;头脑里却总有一些灰色幽灵(他们的面孔我很熟悉)在纠缠不已，令我感到束缚和厌烦。渐渐，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必须彻底摆脱他们，也坚决跟我自己的‘过去’告别。”19这段文字充分显示了延安对严文井是有着召唤与拒斥两方面影响的，所谓与“灰色幽灵”告别其实就是要解决拒斥的问题。“灰色幽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他人，小说批评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虚浮无聊、蝇营狗苟的脾性与作风;二是指自己，严文井痛恨身上“并不纯净的灵魂”20——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毛病。表面上看，《刘明的苦闷》写的是严文井去延安之前在国统区遭遇的“灰色幽灵”，但深入文本可以发现“苦闷”不止于此，尤其在战地服务团一部分，明写国统区，暗指的却是延安生活21，刘明在山西战地服务团的不适应，对应的是严文井与延安生活的龃龉。

《刘明的苦闷》讲述的是抗战背景下青年刘明的一段经历。刘明先是在武汉亲戚家中寄食、终日无所事事，又满怀理想地前往山西战地服务团参加抗战工作，然而两地都令他感到苦闷。主人公刘明的苦闷源于“无事可做”。在武汉，亲戚杨敬之、杨昌华等人对抗战漠不关心，终日在充满小市民气息的斤斤计较中喋喋不休，这一切令刘明感到厌烦，他想要对抗战有所作为，“渴望他生活里意外的发生些什么变化”22，想向朋友寻找一点安慰，然而所谓朋友不过亦是一群玩世之徒。到达山西的战地服务团后，初时的兴奋很快消失，工作的无聊、同事的浅薄、恋爱的失意让他“又处在一种极不愉快的状态中了”23，最终只能废然而返。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情节是刘明常陷入不快活的情绪，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事可做”24，他想要下决心“不能再这样拖延”，觉得自己“太不振作了”25。在清闲的战地服务团生活中，他不想同别人一样整日吃喝、唱歌、散步。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刘明因为工作的无聊感到闷闷不乐，在与街上一个不关心抗战的赶驴人聊天中成功唤起了对方的爱国情绪，从中可以看出“无事可做”的刘明只能从这类琐事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1941年10月17日刊载于《解放日报》的《罗于同志的散步》集中展示了“闯入者”与延安革命工作格格不入的状态。该小说讲述了“闯入”延安的青年罗于在一次散步中的所思所感。罗于来延安以后常感到“精神有些不好，只是打呵欠，不想做事”26。他无力从事实际工作，就连唱歌、玩牌、骑马、游泳等娱乐活动也感到不耐烦。在一次散步中，他感到自己已经丢失了力量，甚至散步途中鞋上的黄泥都令他不满，对他来说散步作为一次“医疗是失败了”27，他无法摆脱“无事可做”的状态。从文中看，延安令罗于不愉快是因为这里没有个人生活，同志死板苛刻，一周要开十几次会，物质条件极其恶劣，最主要的则是缺乏朋友。但“无事可做”的罗于并非打心底拒绝参加革命工作，他也想要对革命有所贡献，在成功帮助好友向西解决精神危机之后，罗于的精神也为之一振。除此之外，《硬汉》中假装坚强的吴少烈也是一个犹豫的青年，他自诩“理智”，常嘲讽别人“多愁善感”，却并不从事实际的工作，抗战后他从7月起就在思索“应不应该马上去参加这个战争，直接为祖国做一点什么”28，直到12月才下定决心，其间一直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并且这个决心也不够坚定，而是在他反复权衡，实在没有什么能够反对自己之后才做下的。

在严文井的小说中，人物“无事可做”不是主观上不想加入革命，而在于人物个性与新环境冲突，导致不能为革命出力。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缺乏实际革命工作的经历，像刘明、罗于这样的青年，虽然怀着对革命的热忱，但一旦接触具体的工作就会发现，革命工作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轰轰烈烈，很多时候是琐碎无聊的;二是小说人物身上还有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倾向，拿罗于来说，他习惯于物质上的充足和精神上的自由，难以忍受延安高度组织化的集体生活方式，最令他受不了的就是没有朋友;三是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并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无从发挥专长。一心想要投身革命事业的刘明万料不到每天的工作不过是拟写几份小传单和几条宣传标语，“他意料不到工作是这样轻易”29。刘明的革命同志桂德山也说“这里时间很多，不吃，就没有事做。你看，平常只排几个戏，人多，一个人干一点儿，还可以有人闲着”30;四是作品中也反映出延安存在着形式主义、人浮于事、生活紧张单调、缺乏个人生活等问题，这些现象令憧憬革命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

对于刘明无法融入实际工作的窘境，茅盾给予了这样的解释：“像刘明那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只凭着一股热情，一片主观的幻想，投身于当时的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洪流的，何止千万呢!像刘明那样碰了一头就缩回来的，固然也不少……”31刘明的苦闷也是千万“闯入”延安的革命青年切身体会的，这些没有参加过多少实际工作的青年怀揣着一腔热血到达延安，然而最初的兴奋消退后，他们身上松散、浪漫的小资情调被紧张忙碌、崇尚实干的“延安氛围”所排斥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严文井回忆说：“在延安的最初两年当中，我除了学习和写一些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小文章外，还能有一些剩余时间做别的事情。”32这种清闲的生活显然表明他还没有被纳入紧张忙碌的革命轨道中。

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也不被中共高层和群众欣赏，1938年1月26日晚，成立未久的诗歌组织战歌社举行新诗朗诵会，该社替自己确定的主要任务“即以开展新诗朗诵运动为中心的工作”——当晚的朗诵会，是他们的第一次实践。晚会共发出三百张入场券，毛泽东亲临观赏。大煞风景的是，朗诵会开始不久，人即陆续散去，末了，会场内稀稀落落只剩下不足一百人。事后，主办者羞愧地承认：“这是近几月来延安最惨的一次晚会。”331940年6月9日，延安鲁艺举行建院二周年纪念大会，前来致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说了这么一番话：“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34这番话事实上委婉地批评了文艺工作者对抗战的支持还不够。

小说人物的“无事可做”高度概括了像严文井这样的延安“闯入者”们共同面对的困境，《刘明的苦闷》《罗于同志的散步》《一个钉子》等一系列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书写出来的。一般来说，小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并不能把文学人物的感受与作者经历等同，然而严文井创作的特殊性恰好也在于此，分析严文井的文学创作和人生经历可以发现，“延安氛围”的拒斥以及由此产生“无事可做”的焦虑也是其本人深切体悟的，原因如下：

首先，小说主人公与严文井的经历高度一致，有自传成分存在。有研究者指出《一个人的烦恼》“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确实和作者‘那段开始了并不多久的贫乏的历史’有着血缘关系”35。据《严文井生平年表》，严文井20岁时到北平图书馆当小职员，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后参加山西抗日前线战地服务团，这些经历都与刘明一致。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严文井熟悉的，寄食在表兄家一事与严文井相同36，连杨敬之夫妇都是用严文井的父母做模特37。严文井就是小说人物刘明的原型，这一点在《严文井文集》编者谭宗远对严文井的访谈中也可以得到印证38，尤其是严文井在延安的清闲生活也与刘明在山西战地服务团相近。

其次，严文井对小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彻底，甚至对他们饱含着同情。罗于和向西虽然“无事可做”，但文中也将责任部分归结于延安紧张的工作环境;严文井还特别凸显他们善良的一面，他们有理想、助人为乐、感情柔软、心胸开阔，即使暴露出一些缺点，作者都要替笔下人物辩驳。尤其是《刘明的苦闷》，小说节奏显得拖沓冗长，苦闷情绪的烘托超过了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他坦承“计划并没有照原样实现”，没有起到“赞美真善美，抨击假恶丑”的效果39。如果说严文井的反思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那么王瑶的批评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因：

书中对这种知识青年所加的批判或鞭挞，实际是很不够的，他固然写出了刘明自身的动摇和怯弱，但他把前方的战斗生活写得过于荒凉寂寞了……而且实际上也正是为刘明的逃阵作了一种开脱;因为既然所谓战斗生活也不过如此，那他又为什么一定应该留下去呢?作者自己先就对刘明有了同情和原谅，因此作品所加的批判也就缺乏力量了。40

问题根源在于对人物的“同情和原谅”。这种同情与原谅来自严文井自己身为延安“闯入者”的尴尬，严文井曾表示不与延安本土人往来，“除了有时候要向他们买西红柿和甜瓜，才同他们当中的一两个人说说话。”41另外根据谭宗远的访谈，严文井指出延安“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些人的为人作风就是很讨厌”，与他“在武汉、山西(也包括北平)见到的大同小异”42，因此小说人物的“无事可做”也是作者心态的投射。

另外，严文井转向童话这一行为也能佐证他对“无事可做”的焦虑。严文井通过小说摆脱“灰色幽灵”的尝试并不成功，却在童话创作上颇有成就。1939-40年期间写作《刘明的苦闷》过程中，作者怀着痛苦和挣扎的心情不断进行修改，而1940-41年的6篇童话的写作则一挥而就、畅快淋漓。严文井曾经这样谈过他的创作初衷，除了幼时对童话和想象的热爱，也是到延安以后面对新生活想要做一点有意义事情的选择43。他谈到这一选择也是尝试融入工人阶级不顺时“抛掉那个过去而专门来写现在和未来”的另一条路径44。“无事可做”的痛苦让他转向了自认为更能体现价值的童话写作。

严文井的写作尝试出现了这样两种结果，要么像撰写《刘明的苦闷》那样与“过去”的自己告别失败，到底逃脱不了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要么就是像《一个钉子》《罗于同志的散步》那样与延安的主流话语脱节，甚至碰“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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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一词出自严文井的小说《一个钉子》，该词高度概括了他笔下延安“闯入者”的革命体验和作者本人在延安的创作遭遇。除了原本的意思，“钉子”还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两个层面：一是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总感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工作生活中处处受挫，好像有很多“钉子”;二是严文井本人在创作中瞻前顾后、欲言又止，作品创作出来以后也受到了读者和中共高层的责难，碰了“钉子”。

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作家在延安的生活是颇为“惬意的”，不仅享受着集体供给的相对优裕生活，“整风”前的延安文艺也处于“自由”的状态。然而这种自由究竟是何种程度上的，是否意味着“闯入者”们可以没有任何负担地随意写呢?绝对的自由当然是不存在的，而延安所谓文学上的“自由”也可以包括不同层面，既可以指文学政策，又可以指作家心理。目前研究中所指的“自由”主要是文学政策层面上的，以此涵盖整风前的延安文学似乎过于笼统，对严文井来说尤其不适用，碰“钉子”是他在延安常有的体验。

《一个钉子》讲的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马飞与舍友任正围绕着墙上一颗钉子进行的争吵，马飞认为出于保护同志不被撞伤的考虑要丢掉钉子，任正则认为要珍惜革命物资，将马飞的行为视为对革命的亵渎。这篇小说不仅指出革命工作中存在的琐碎无聊、上纲上线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带出了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念遇到延安的革命阶级话语时碰到的“钉子”。尽管小说结尾，顾奇同志用谎报小胡子牺牲的策略激发了马飞与任正对革命的崇敬，但梗在心中的“钉子”没有被真正拔除。在另一篇《罗于同志的散步》中，罗于也处处碰“钉子”，他也曾经在会议上为了追求真理而固执己见，但他仍然是一个异质性存在，这里没有人采纳他的意见，独处会被批评脱离群众，人浮于事、文山会海、形式主义等“钉子”让罗于失去了力量。

从作品来看，像刘明、马飞、罗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受到革命序列的排斥，常面临努力参与革命工作却屡次受挫的窘境，这也表现了严文井的创作心境。《一个人的烦恼·再版前言》显示了作者想要改造自我思想中灰色的部分，迎接光明的延安生活的创作初衷，然而创作时是痛苦和挣扎的，最初的设想在写作中不得不一再修改，写出的作品要“单薄得多，简化得多”，作者“没法用超乎我的知识以外的东西，去编造刘明可能碰到的更多的事变”45。在鲁艺，写作新生活是受到赞赏的，据康濯回忆，他的一篇习作《哨兵》得到周扬的赞赏就是因为只有他写的是延安新生活。而同在鲁艺的严文井并不擅于把握“延安新生活”，新的环境要求严文井更多地关注延安积极的一面，然而固守鲁艺，以审稿、编辑为主要工作，使严文井很少与工农兵接触，对新生活并不熟悉。他本人又是一个尊重生活逻辑的作家，他从心底里看不起脱离生活的创作46。这使他只能从熟悉的题材下手47，通过批判旧的思想为抗战服务，他熟悉并抱以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灰色思想”又与这里的环境不合，所以小说写得畏首畏尾、犹豫不决。

严文井在延安的创作之所以会碰“钉子”，关键原因在于他采取的是一种时而自我反思时而批判延安的方式，导致他愈想有益于革命就愈受到排斥。《一个钉子》《罗于同志的散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延安，《刘明的苦闷》也通过写山西战地服务团暗讽延安的不良现象。但是，严文井的这种批判显得欲言又止，总是试图用其他的声音削弱这种批判，就像伸手碰到钉子就马上缩回的反应。《一个钉子》对延安一些人做事死板教条现象的批判被顾奇同志的机智的调解所消泯。《罗于同志的散步》批判形式主义、动辄上纲上线，但是以罗于帮助好友向西走出失恋阴影后自己也重获力量这一情节宣告罗于走出精神困境。《刘明的苦闷》批判革命生活中一些人空虚无聊，却把矛头转向刘明自身的性格缺陷。严文井在创作过程中也意识到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无意中又进入了文本。这种思想不仅不能帮助他融入新生活，反而会使他受到更大程度的排斥，但是他又只能以这种熟悉的批判笔墨参与革命工作，在“延安氛围”的召唤与拒斥之间，悖论由此产生，这也就解释了他的小说为何常出现主题自相矛盾的问题。

在接受方面，严文井的创作在延安并不被理解。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钉子》“碰了钉子”。严文井的创作初衷如他所说，是要让同志间放下小纠纷、携手并进，自然也是为革命服务的。然而，这篇“得意”之作却让博古感觉像“碰了一次钉子一样”48，还被文学系的陈涌冲到窑洞里当面指责。严文井的初衷如何姑且不论，但小说确实呈现出一定的批判色彩。依据中共高层对文艺的期许，文艺应该成为抗战中重要的战线，要发挥文艺的宣传鼓动作用，服务政治、坚持大众化。但像《一个钉子》这样的小说，恐怕很难说对以凝聚力量为目标的抗战宣传有益。

“钉子”还体现在《刘明的烦恼》曲折的出版始末。据谭宗远所说，小说写完后，严文井把书稿交给了周扬，托他设法在内地找人出版。这一史料在巢扬等人的文章中得到了印证。问题在于，严文井在延安写的长篇小说为什么要辗转托周扬到内地出版?仅仅归结为出版印刷条件的匮乏并不充分。从数量来看，延安时期出版的文艺作品仅次于马列毛著作，足见文艺作品是受到重视的。因此不得不考虑严文井的小说是否适合在延安出版的问题。

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严文井的自述中可以找到端倪，《再版前言》中他为这部作品的不成熟感到羞耻，但同时也为自己进行了“辩解”49;另一篇文章中，他表达了这样的心理活动：“延安的人不爱看咱们的作品，没关系，咱们在重庆、桂林还有知音，还有同行，咱们写了，他们一定会看的。”50这种延安人与闯入者的对立心理恰好对应了跨区域出版的行为。那么，作家的心理是羞耻还是隔膜呢?按道理，若出于羞耻应该把书稿藏起来，而不是托人发表;再者，严文井在谈到1941年写毕《一个钉子》时还用“得意”形容自己的心态，两篇小说思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难以想象1940年写毕的《刘明的苦闷》就会让他羞耻到不敢出版;另外，纵观严文井一生的创作，尽管多次表示告别“过去”，但从未真正放弃知识分子独立的观察视角。可见，《刘明的苦闷》在重庆出版一事背后的作家心理活动并不容易澄清，但无论是羞耻还是隔膜，可以确定的是“闯入者”严文井的作品是被“延安氛围”所拒斥的。由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无事可做”和作家本人的言说困境可以看出，作为“闯入者”，严文井的书写具有复杂性。一方面，作家希望通过小说反思自我、改造自我，进而实现从“闯入者”到“本主人”的转化;另一方面，“闯入者”很难适应延安新的生活，他们放不下习惯的批判笔调，不时流露出对延安一些方面的不满，因此“苦闷”、碰“钉子”成了严文井小说人物的共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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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无事可做”和碰“钉子”的深层原因，需要再次回到《再版前言》。严文井对延安有这样一段表述：

延安的人、山和水对我都是新鲜的，这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生活艰苦，人们却无忧无虑;景色单调，天地却显得异常开阔。未来就存在于毫不怀疑的信心当中，从清晨到黄昏，青年们的歌声响彻了山谷与河川。我第一次从过去迷茫的雾中获得了方向感。

……如果说我也在思考，那就是我自己常常在跟自己争论，那是一种没有条条框框的自由争论。我那个并不纯净的灵魂不禁发生了……51

不仅严文井，感到不适应是延安“闯入者”们的一种普遍心理。1938年荒煤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延安的土地，他感到自己“如同在一个奇异的世界里被解脱，为着自由而狂热地翻飞”52，但是融入延安并未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被批评为“自由主义”者的荒煤感到了不适应。沙汀、陈学昭等人甚至因为这种不适选择了离开延安。对沙汀来说，妻子的身孕只是他离开的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是他感到与这里一些主流思想不合，他反对一味迎合大众，对自己的写作感到不满意，称自己来解放区以后在写作上是打“败仗”。留法女博士陈学昭初到延安时欢喜于这里英姿飒爽的女兵53，“欢喜于延安街上的，是民主与自由的空气”54。但很快高度组织化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令充满知识分子习气的陈学昭和丈夫何穆感到处处受到掣肘，她们与延安的工农群众存在隔阂，又对一些干部的特权思想心怀不满，种种不适应使得陈学昭夫妻二人萌生退意。与其他人相比，严文井的特殊性在于他通过小说创作，通过塑造刘明、罗于、向西、吴少烈、马飞这样一批“闯入者”，更加细致生动地反映出了知识分子是如何在迷茫和焦虑中艰难地尝试融入革命队伍中的。

是什么令严文井感到惊喜又陷入自责呢?从文字上看，延安的广阔天地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令他受到感召，但是仅仅归结于此并不确切。首先，当时延安的环境是贫瘠荒凉的，对景致的美化不过是一种文学化的情感表达;其次，对初入延安的知识分子来说，并不能很好地融入新环境。严文井回忆，他在鲁艺期间不与农民往来，隔膜广泛存在于“闯入”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本土”劳动人民之间。若像他们所写的那样，自由与解放应该带来完全的快乐与放松，但严文井的序言和小说的字里行间却流露出无法排解的焦虑感。所以，延安作家歌颂的风景与精神面貌显然并不足以引起反省乃至主动寻求转变，直到它转化成为一种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延安氛围”，“延安氛围”不是单一的，如本文开篇所述，在冈瑟·斯坦因、爱泼斯坦、光未然等人笔下，“延安氛围”是新鲜、爽朗、快乐的，而在赵超构、茅盾等人的书写中，“延安氛围”又有着非常紧张的一面。严文井的这段表述鲜明地体现出了“延安氛围”具有的不同侧面，其召唤与拒斥共同对作家形成了强烈的压力。

这不仅在生活和劳动的层面发生影响，在文艺领域，中共对文艺的指导及各式文艺团体的活动让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这种推动力不仅来自政党的组织动员，更大程度上源于“延安氛围”的感召。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仪式上，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将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要将抗日文艺作为“伟大的光荣任务”55，张闻天、博古也都给文艺协会提出了宣传抗战的任务。几天后《红中副刊》第一期就发表了《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提出了创作工农大众文艺、训练文艺人才、联络全国文艺工作者等任务。其后成立的边区文协也在中共高层指导下继续文艺宣传工作，包括编刊办报、组织文化活动，并多次发起集体创作。1937年11月14日，张闻天在延安陕公大礼堂举行的特区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将文艺工作定义为一种“文化运动”，指出“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希望“每一个文化人都到群众中、斗争中，以及前线去生活、去锻炼”。561940年1月20日的《新中华报》用整整三个版面报道了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盛况，大会整整开了9天，《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文化运动在抗战中是一条重要的战线”57，提出文化运动服务政治的要求，希望文艺工作者以更多工作和努力投入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高层对文艺的要求并不是通过行政手段落实到作家之中的，触动这些享受着相当程度“自由”的作家们的，还是弥漫于整个延安的一种氛围。

“延安氛围”至少包括表、里两个维度。表面上看，延安是区别于国统区的新天地，这种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感召着这些心怀理想的作家们加入革命，与欢乐相对的另一个面相是延安紧张的革命组织生活也对“闯入者”形成了拒斥;而从内部看，这种充实快乐的氛围与高度组织化的生活带来的召唤和拒斥从一正一反两方面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快乐的生活是高度组织化的，核心是一种崇尚实干的热烈情绪。这里要求人人要通过实际工作支持革命，工作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认同感的多寡，找不到活干意味着成为令人羞于启齿的社会蛀虫。换言之，昂扬向上的“延安氛围”对文化人是有强烈吸引力的，但是这种吸引力也可以成为压力，一旦进入实际工作，他们或者感觉到延安生活对他们的拒斥，或者像严文井这样在鲁艺中过着清闲的生活，成为“无事可做”的局外人。受到昂扬向上的“延安氛围”感召却又被紧张忙碌的生活排除在外，焦虑感由此产生。

从整风前的情况来看，这种氛围并不完全是政治化的。以鲁艺游离于政治的学院化尝试而论，这些文艺团体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和党的政策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但投身工作的紧迫感时刻萦绕在文化人心头，使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茅盾《记“鲁迅艺术文学院”》写出了“鲁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58是充实快乐的，他没有说出的另一部分则是仓促紧迫的。学生们要“工作学习学习工作”，学生随军赴前线要冲过敌人三道封锁急行军150里，因为“民族社会的需要太迫切了”，干什么都“不能不赶快”59。

先后工作于边区文协和鲁艺两大文艺组织的严文井自然能感受到这种氛围。严文井任职的鲁艺虽然名为艺术学校，但却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政治任务。其《创立缘起》中将文艺作为“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60，将宣传工作视为第一要务。正是通过各种文艺团体，延安有名望的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被组织到了一起。毛泽东还在开学典礼上希望“亭子间的人”要切实“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611940年6月，朱德在纪念鲁艺成立两周年大会上希望文化人过集体生活，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在这种环境下，像严文井这样有经验的文人自然很快就被安排到边区文协工作，随后又转入鲁艺任教员，被纳入集体的轨道。延安崭新的一切让他兴奋之余感到不安，在这里每个人都成为革命的一颗螺丝钉，各司其职、井然有序，个人主义是没有立足之处的。尽管政策层面延安给予了知识分子足够的尊重，但严文井始终感觉自己是一个“闯入者”，无法得到新世界的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严文井对“延安氛围”的体悟很快通过小说创作内化为一种文学特质。这种特质集中表现在延安的召唤与拒斥共同形成的压力，一方面，小说中的人物想要成为昂扬向上的革命一分子，《罗于同志的散步》通篇围绕失去工作动力的延安青年罗于如何重新找回力量，重新回到革命工作展开叙述。《硬汉》中自诩硬汉的青年吴少烈憎恨“多愁善感”，然而当他进入革命行列后却被深深感动。《一个钉子》中与同志发生冲突的马飞在顾奇调解下“重新得到了温暖，恢复了力量”，忘却了革命中的“小钉子”。从这些文本可以看出严文井是受到“延安氛围”感召的。另一方面，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总是与延安发生龃龉。延安的革命工作被知识分子罗于视为死板教条、物资匮乏、形式主义、缺乏友爱。马飞因为一个钉子的存废问题被认为不爱护革命物资，“离开了原则也来谈革命工作!”因此，严文井这一时期的小说大多存在一种从紧张焦虑走向乐观舒缓的情绪变化，形成了“精神困境-暂时解决”的情节结构，可以说寄寓了作家本人尽快融入延安的愿望。

不仅是严文井的小说，紧张忙碌、崇尚实干的“延安氛围”在1941-42年的一批小说中都有所体现。鸿迅的《厂长追猪去了》中的厂长事必躬亲，永远在从事各种各样的革命工作，他甚至将睡午觉视为对革命工作的亵渎。叶克的《科长病了》也写了胸怀热血的科长因为努力工作却实现不了价值，再加上与周围格格不入，终于病倒了。雷加的《躺在睡椅里的人》中的钟正枝埋头于开不完的会，“他永不会由这里得到快乐，所有的只是疲倦，疲倦，疲倦”62。《沙湄》中的女主人公崇尚浪漫，厌恶单调重复的生活，却因为工作和生育给自己戴上沉重的枷锁。舒群的《快乐的人》里从来以一副快乐面孔示人的主人公，却因为个人生活的失意感到无限苦恼……

从“闯入者”遭遇“延安氛围”这一角度，可以解释很多文化人的行为。例如初到延安的热烈歌颂，何其芳、柯仲平、陈学昭、丁玲、马加等一批作家都曾用热情洋溢的笔致表达自己内心的激动，他们赞美延安的一切，把这里形容为“圣地”。真正感染他们的不是贫瘠的黄土地，也不是勤勤恳恳的劳动者，而是延安弥漫的氛围激发了他们的浪漫情绪。“闯入者”们唯恐在革命中落伍，柯仲平说延安青年什么艰难困苦都不怕，“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63冼星海在病痛与生产的劳累中夜以继日创作《黄河大合唱》，仅用六个日夜就完成了不朽杰作。

可以说，“延安氛围”的提出有助于更为切近地理解像严文井这样的一批“闯入者”的复杂心理，真正“震惊”他们的不在于风景和当地人的精神面貌，而是以崇尚实干的热烈情绪为核心，充实快乐为表现的整个“延安氛围”所带来的召唤与拒斥。这种召唤与拒斥在严文井一个人身上就已经得到了充分展现，从他急切地想要通过小说摆脱思想不成熟的自我，到小说创作受挫转向更能发挥作用的童话创作，再到小说人物由精神困境到融入革命的思想变化，都体现了作者身上强烈的参与意识与革命热情。正如严文井所说，“他没打过仗，只好绕过战争”64，他不能打仗也不懂劳动，写作就是加入革命队伍的最佳方式。另一方面，“延安氛围”的拒斥也让严文井感到焦虑和迷茫。在小说中，严文井借助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作为一个“闯入”延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如何格格不入，新的环境令他感到无事可做，乃至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碰“钉子”;在小说外，严文井在延安寻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他的创作得不到读者的赏识。民众感到隔膜，像博古这样的高层领导也认为不利于革命队伍团结，怀有一腔热情的严文井在“延安氛围”的拒斥下，痛苦地发现自己成了革命的边缘人。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很多“闯入者”都像严文井一样在召唤与拒斥的双重作用之下艰难地尝试加入革命事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后，不少知识分子表示找到了前进方向。严文井表示自己在《讲话》之后“觉得原先那一套不行了，得跟着毛主席走”65，立波在《后悔与前瞻》中表示“因为我在那里是‘做客’”，“但是我是在那里写我过去的东西，不接近农民，不注意环境”，“回忆这些，为的要暴露‘做客’的害处”，座谈会之后作家重新找到了参加革命的方向，乐观地认为“我们的新文艺，一定会有丰富的收成”66。以往很多研究认为知识分子对《讲话》的认同和自我检讨完全是在政治高压之下被迫说谎，这种理解与当时的作家心理相去甚远。从严文井这一个案出发，关注他从“闯入”延安再到文艺座谈会之后的一系列心理变化，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延安文人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关系。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创作行为都显示出他到延安以后长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他本人也没有想清楚该如何参与革命事业，而《讲话》使得严文井这样的知识分子明白如何进行自我调适以应对“延安氛围”的拒斥。因此，比之将《讲话》简单地解读为政治对文学的规训，将其视为受到“延安氛围”影响而犹豫徘徊的知识分子的一次精神解放则更为贴近历史语境。

结语

外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早已是延安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以往研究的关注重点，往往在于整风给予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把问题简化为暴露与歌颂两种导向的冲突，这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整风前(所谓“自由”时期)知识分子骤然从国统区“闯入”延安后心理的复杂性，而严文井延安时期的创作行为和文学作品表现出了在“整风”前一个“闯入者”是如何艰难地试图融入延安这个新天地，又遭受到什么样的挫折。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严文井小说的发掘，绝不单是为了研究一个被忽视的延安作家。他受到“延安氛围”的召唤与拒斥而产生的一系列苦闷、不适的心理感受，对于理解延安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寻求认同的艰难探索过程具有启发意义。

另一方面，以往的许多研究将延安文艺以“整风”为界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前期相对自由，在出现了歌颂与暴露的冲突之后，以《讲话》为标志性事件的后期则开始受到政治的规训，从此，文人们不得不出于真诚或说谎的原因反思自己的创作，他们为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感到自卑，重新找准了工农兵创作方向，以向大众靠拢。这是一种对延安“闯入者”复杂感受的简单化处理。从严文井等人的创作和心路历程来看，被挤出革命队伍的焦虑是一直存在的，文艺政策层面的自由不意味着作家心理上的轻松。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延安高度政治化、组织化的工作生活模式就已经以“延安氛围”的形式对知识分子产生压力，“延安氛围”的提出对于纠正整风前后两极分化的研究范式固化所带来的弊病是有积极意义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辖区间的文学互动研究”[编号：15BZW153]阶段性成果)

1    王庭岳：《崛起的前奏——中共抗战时期对外交往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72页。

2   同上，第373页。

3   光未然：《光未然脱险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4   赵超构：《延安一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5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王巨才主编：《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第33册·延安文学作品·散文》，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

6   同上，第105页。

7   丁玲：《七月的延安》，王巨才主编：《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第32册·延安文学作品·诗歌》，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8   同上。

9   柯仲平：《延安与中国青年》，王巨才主编：《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第32册·延安文学作品·诗歌》，第103页。

10  参见张树军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陕西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页。

11  这里部分列出外来作家到延安时的年龄：萧军31岁、沙汀34岁、何其芳26岁、丁玲32岁、艾青31岁、罗烽32岁、卞之琳28岁、王实味31岁、陈学昭32岁、草明28岁、白朗29岁、塞克32岁、周文33岁、欧阳山33岁、崔嵬26岁、陈荒煤25岁、马加28岁、周立波31岁、杨朔29岁、严文井23岁、刘白羽22岁、王震之22岁、雷加23岁、舒群24岁。

12  本雅明以“外部世界过度能量突破刺激保护层对人造成的威胁”(参见[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涌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来描述人蓦然被抛入飞速变化的现代都市生活不得不随时做出应对的心理感受。尽管具体语境不同，但用来理解严文井迫切想要通过新的创作适应延安环境的心境无疑是有建设意义的。

13  雷加、刘甘栗：《雷加文学谈话》，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55页。

14  萧军：《萧军全集第十八卷·日记》，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07页。

15  此处依据严文井本人回忆为天津《国闻周报》，但据笔者查证，严文井1936-37年间在《国闻周报》发表文章三篇，此时《国闻周报》已由天津迁回上海出版发行，应为严文井回忆有误。

16  杨里昂主编：《文学名人自述》，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453页。

17  严文井：《延安的回忆》，谭宗远编：《严文井文集第2卷·散文卷》，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

18  参见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再版前言》，胡汉祥编：《严文井研究专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第99页。

19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再版前言》，胡汉祥编：《严文井研究专集》，第99页。

20  同上。

21  这一点可以将《刘明的苦闷》中对山西战地服务团的描写与其他描写延安生活的作品进行对比，其生活状态与环境氛围是非常类似的。另外，严文井在晚年的访谈中也指出自己想要通过写国统区的战地服务团，委婉反映出对延安生活的不适。参见谭宗远：《严文井的〈一个人的烦恼〉》，《博览群书》，1995年第6期。

22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建国书店，1946年，第27页。

23  同上，第180页。

24  同上，第71页。

25  同上，第120页。

26  严文井：《罗于同志的散步》，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7日。

27  同上。

28  严文井：《硬汉》，《草叶》第一期，1941年11月1日，《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草叶·新诗歌·中国文艺》，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29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第147页。

30  同上，第142页。

31  茅盾：《序一个人的烦恼》，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第3页。

32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再版前言》，胡汉祥编：《严文井研究专集》，第98页。

33  骆方：《诗歌民歌演出晚会记》，《战地》第3期，1938年4月20日。

34  转引自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35  巢扬：《严文井评传》，希望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36  严文井在表兄家寄食一事参见《却尽尘俗还本真——三访严文井》，庞旸：《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

37  参见巢扬：《严文井评传》，第161页。

38  在访谈中严文井回忆，七七事变后不愿当亡国奴的他离开北平，从武昌到了山西，曾工作于国民党83师战地工作团，主要任务是写标语传单，周围一些人的作风甚是讨厌，后来工作团要改成政治处，势必会与国民党政治相连，这一风潮成为他离开服务团的导火索，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感召的严文井选择了奔赴延安。

39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再版前言》，胡汉祥编：《严文井研究专集》，第100页。

40  王瑶：《评〈一个人的烦恼〉》，同上书，第382页。

41  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张军锋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下册：回忆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80页。

42  谭宗远：《严文井的〈一个人的烦恼〉》。

43  参见严文井：《我是怎样开始为孩子们编故事的》，谭宗远编：《严文井文集第4卷·文论卷》，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44  参见严文井：《〈南南和胡子伯伯〉后记》，谭宗远编：《严文井文集第3卷·童话寓言卷》，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第373页。

45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再版前言》，胡汉祥编：《严文井研究专集》，第100页。

46  严文井曾嘲讽那种“太阳啊，你是多么光明啊!太阳啊，你是多么热烈啊……”的空洞作品，参见《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张军锋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下册：回忆录》，第83页。

47  关于严文井对创作题材选择问题的考虑，参见《却尽尘俗还本真——三访严文井》，访谈中严文井认为“作家应写自己切实体验的东西，反对生编硬造。他何尝不想写一部正面描写抗战的作品呢?但他没打过仗，只好绕过战争，以抗战作为大背景，写自己最熟悉感触最深的人和事”。庞旸：《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第107页。

48  艾克恩：《〈一个钉子〉碰钉子感言》，胡汉祥编：《严文井研究专集》，第366页。

49  参见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再版前言》，胡汉祥编：《严文井研究专集》，第98-102页。文章看似自省，但“辩解”意味颇浓，把自己的失败形容为堂吉诃德式的悲壮，认为自己虽没有反映时代，但是从真实生活出发进行创作的，没有给刘明一个明确的结局可能是明智的，语言上的干枯也是出于文字简洁、情感克制的考虑。

50  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张军锋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下册：回忆录》，第83页。

51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再版前言》，胡汉祥编：《严文井研究专集》，第98页。

52  荒煤：《无声的歌》，《草叶》第一期，1941年11月1日，《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草叶·新诗歌·中国文艺》，第12页。

53  参见陈学昭著、朱鸿召编：《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54  同上，第15页。

55  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7页。

56  转引自王巨才主编：《延安文艺档案·延安音乐第15册·延安音乐组织》，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17页。

57  刘增杰、赵明、王文金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6页。

58  茅盾：《记“鲁迅艺术文学院”》，王巨才主编：《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戏剧第4册·延安戏剧组织》，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00页。

59  茅盾：《记“鲁迅艺术文学院”》，第201页。

60  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39页。

61  邓力群主编：《伟人的一生(一、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4页。

62  雷加：《躺在睡椅里的人》，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8、19日。

63  柯仲平：《延安与中国青年》。

64  庞旸：《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第107页。

65  严文井：《原先那一套不行了，得跟着主席走》，张军锋编：《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上册·口述实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第70页。

66   立波：《后悔与前瞻》，李华盛：《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