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会理会议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行的长征历尽千难艰险，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四渡赤水伟大战略迂回的胜利，暂时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天上随时出现的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按照既是因时势变化灵活做出的重要决定也是根据长征以来谋划已久的固有战略意图，在洪门渡、龙街渡两地渡河相继失利之后，齐聚皎平渡渡口，利用仅有的七条船艰难渡过金沙江，安全到达四川境内的会理，进一步加快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步伐。

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在全党一致拥护下再次回到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中国革命的命运从那一刻起开始发生新的根本性变化。军事指挥上固有的机械呆板处处被动挨打战术手段得到彻底纠正，因时因事因地因情变化而采取相机的灵活战略决策，很快使红军摆脱了举步维艰的困境，在十倍于我的敌军围堵中灵活穿插，一次次险处求生，一次次转危为安。

然而，刚刚从教条主义长期统治枷锁中解脱的红军上下级指挥员中，却因暂时的不适应而对中央全新的战略措施产生了怀疑。一时间，抱怨声四起，议论纷纷，大有如今的军队指挥者只知道无休止的走路，而不懂得或者不敢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决战。各种杂音纷至沓来，不仅基层广大指战员如此，就连党中央领导层某些成员和军队的不少高级指挥员也如此。

一贯善于明察秋毫的毛主席很快就洞悉了这些动向，因为忙于繁忙的军事事务，也由于当时必要的保密工作需要，因此一直未能找到合适机会对中央领导层和军队高级指挥员们细解此事。按说任何时候，下级对上级的某些决定因一时领悟不透而产生一定异议十分正常，根本算不了多大的事情。但怕的是这些异议如果变成了普遍的杂音，就有点不正常甚至危险了。林彪对党中央根据敌情和自身条件局限所采取的迂回战术举措心生抱怨，错误地认为，如此下去，红军即使不被敌人打垮也会被自己拖垮。其实，年轻气盛的林彪并不是轻易爱感情冲动之人，他平日里一贯少语寡言，很少与他人进行言语上的交流，为人处事认真严谨，不苟言笑，很缺少一般高级指挥员所必备的幽默感与亲和力。

面对中央的战略决策，林彪起初倒没有犯太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不负责任地随意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带到部队指战员中去，他只是在高层内部尤其是一军团高层内部时有不满之声发出。作为他的搭档，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则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并时时委婉地劝说林彪不要犯自由主义错误，相信并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然而，性格内向轻易不喜欢表达自己意见的林彪，一旦在某一问题的认识有了自己的看法，轻易是不可能被人劝回的。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当初林彪提出的攻打鲁班场建议，由于毛主席的坚持被最终否决了。一贯喜欢并擅长短兵突击战术的林彪，此后便一直不满中央采取的战略迂回决策。可能是年龄太轻之故吧，林彪那时候在处理一些具体事务上也难免失之过于率直。他决意要给中央写信，想把自己的对中央决策的不满与建议陈述给中央领导层。这一点按说，不能算是犯自由主义，这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正当的权利义务和惯常做法，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了林彪当时坦率的个性。

信写好了，只有军团长一人呈奉给中央似有孤单或者不妥，他便请政治委员聂荣臻一道签名。聂荣臻一开始就不满林彪的态度，虽然对他提出了适度规劝，但毕竟二人是平等关系，林彪又是军事主官。聂荣臻不便对林彪的行为强行阻止，于是这封信只好以林彪个人的名义送给了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

如果事情就此简单也不算什么，接着林彪犯了致命的错误。他送走信后仍心有不甘，甚至动了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人的念头。未向中央汇报，他便给中央红军另一主要军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打电话，说什么现在中央的军事领导不行了，只知道走弓背路，不知道走弓弦路，无端消耗部队体能，一点也不敢同敌人正面打仗。如果这些抱怨话只对同事发发，也不算大错误。此时的林彪一贯以冷静著称的头脑却有点发热了，他不仅对彭德怀诉说自己对中央军事主管的不满，还说了极无组织原则的话。他劝彭德怀说，你出来指挥吧，我听你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不能说只是简单不满中央的军事策略了。一个中央直属部队的最高主管，竟然背着中央私下里鼓动他人更换自己的上级领导，这无论放在谁身上，无论放在哪一支队伍和哪一个政党里，都是大错特错甚至不可饶恕的事情，更何况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处在那样极为艰窘的环境之中。

问题的关键是，林彪有如此动议，没有说给党中央，而是说给另一支部队的军事主官，这几乎等于我们很忌讳说出的很具有政变性质。可怕的是，晚年的林彪就是走上了政变未遂的不归路。彭德怀呢，当然没林彪那样的冲动与随意，他虽然没有答应林彪的建议，但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是，既然林彪对你倾诉了他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十分又十分错误和危险，你不仅没有加以制止或者严正劝阻，也没有把这一严重背离组织原则的行为及时向中央汇报，而是在后来中央问责的时候，以当时战事紧张为由为自己开脱，这也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央视刚刚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伟大的转折》里，编导对会理会议的过程进行了看似圆满的艺术加工。剧中原有参加会议的八人变成了十几人，会议上没有严肃的气氛，有的只是一团和气。彭德怀没受到应有的批评，林彪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问责。毛泽东当年厉声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的实事，在剧中也变成了毛主席和蔼可亲地走到林彪面前，问他多大岁数了?当林彪说了自己二十七岁时，毛主席含笑为他系好风纪扣，幽默地说了声：喔，还是个娃娃嘛。要知道，编导设计这一细节是为了凸显毛主席的平易近人于和蔼可亲，也是为了表现毛主席举重若轻、化险为夷的领袖才能。可编导唯独没有想到，那时候的林彪可不是一个基层小战士，也不是基层一个连排长，他是中央红军最大军团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啊。毛主席再和蔼可亲，也不能够把一个指挥千军万马威震敌胆的军团长当小孩一般来关爱吧?按照电视剧里说的，会理会议成了聚合党内军内不同意见，最终达成中央高层取得全面共识的会议。实事呢?会理会议只是及时解决了党内军内存在的混乱思想认识，初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远没有取得所谓完全意义上的团结与共识。不然的话，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期间采取哪一种战略战术时，何以有那样的意见纷争呢?哪还有王明从苏联回来后，一番滔滔不绝的说教，很快就使毛主席在党内陷入新的孤独情况出现呢?

历史事实到底如何呢?其实会理会议是毛主席建议中央召开的，参加人员也是毛主席建议。毛主席对张闻天说，所定与会人员无论如何都必须到会。

顺利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也为毛主席能腾出手来处理基层指战员对中央一个是期内的战略决策心存异议问题，提供了最佳时机。这次会议有必要开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央的战略决策为一般基层指战员所不理解是很正常的，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处在那样极其险恶的环境中，部队的行动保密是至关重要的。谁都难保我们的战士一旦落入敌手后，他们能经受得住敌人的威胁利诱，不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敌人。一旦那样的事情发生，弱小疲惫的红军如何能扛得住各方面条件都十倍百倍优于我军的敌人?在当时极其特殊时期，许多重大战略举动为了保密，只有几位中央最高领导人人和军事三人团知道，其他政治局常委和部队军事主管一概不知。这绝不会是对哪个人不信任，这是特殊环境下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手段。残酷的斗争实践告诉大家，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都能叛变敌人，谁能担保身处党和军队高位的每一个人都能誓死忠于党和军队?

处在危境中的弱小红军是再也经不起湘江战役那样的巨大损失了。越是在那样的时刻，越是要求党和军队必须精诚团结，上下同心，敌忾同仇，森严壁垒。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所受的都不仅是局部的小损失，而是事关整个革命事业的全局。据有关资料介绍，当时不理解迂回转移战略方针的，不仅有林彪这样中央红军最大军团的军事主管，也有三人军事指挥团里的王稼祥，甚至连党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也不是完全理解。

我们无从知道太多的细节，毛主席在会理会议上态度是极其严肃的，说话语气也是十分凌厉的。他对林彪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那句你是个娃娃的话绝不是有人解说的是对他所犯错误的开脱，而是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意义。林彪小毛主席十七岁，在那个普遍实行早婚的年代，这岁数悬殊简直就是两辈人之差。毛主席以这样的称呼对林彪，绝没有丝毫轻蔑林彪之意，而是包含着怒其不争的责怪与怨气，当然也不排除对他所犯错误的包容与原谅。谁都知道，林彪的成长离不开两个人，最早是朱德，后来是毛主席。林彪是朱德带领的那部分南昌起义部队里的基层军官，是朱德最早发现了林彪出色军事才能的。上井冈山之前，林彪还是一个连长，在朱德发现了林彪的才能之后，很快就擢拔他为营长。后来到了井冈山，毛主席在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林彪，无意间从他的一番讲话中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会打仗，还会做政治工作，其思想作为与自己有很多吻合之处。林彪在井冈山遇到毛主席，是他人生最为重要的转折。他很快在斗争实践中脱颖而出，被选拔到红军最大军团红一军团做军团长。那时候的林彪，在井冈山是最年轻的军团长，也是红军最大军团的军团长。由此可见，毛主席和朱德对他的器重。

当时作为中央负责人的张闻天，在许多事情上可能由于自身的局限，未能认识到在红军时刻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纷乱的杂音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多么巨大的危害，不团结的现象随时会造成中央红军的灭顶之灾。这样重要的会议由当时还不是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毛主席提议召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主席高度的革命自觉性与高度的责任担当意识，更反映了他身上所具有的卓越领袖所必须具备的敏锐性与洞察力，更反映了他临机决断化险为夷的至高才能。那时候，中央红军已不足两万人，是标准的疲惫羸弱之师。一着不慎，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如何才能带领红军走出绝境，走向胜利，领导人必须杀伐决断敏捷果决，容不得半分的拖泥带水。队伍能否团结一致，事关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成败，一点马虎不得。谁能担保，林彪的行为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听任党内军内混乱思想一味持续下去，后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不堪事情?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在张国焘身上的悲剧还不够触目惊心吗?张国焘是党的一大代表，也是一大上的主要负责人，长征的时候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手里有十万红军。这样一位老资格革命家，竟然枉顾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因看到中央红军人数少装备差的状况时，便心生歹意，拿枪要挟中央，不仅要官位，还要篡党夺权。他后来违反中央指示，反其道而行之，不北上而南下，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这些事情当时谁能估计得到?深谋远虑的毛主席，高明就高明在时刻能想在所有人想不到之时，做在任何有可能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发生之前。这就是领袖的眼光与谋略，这就是领袖的责任与担当，这就是领袖的无可替代作用。

不要说毛主席及时批评纠正了林彪、彭德怀的错误，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如果在那样重要关头姑息甚至支持林彪、彭德怀的错误作为，也是极其错误的，也理应受到党组织的严厉批评与问责。延安整风时候，张闻天之所以受到批评，并且从最高领导人位置上退下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会理会议之前他在重大原则性上犯了错误。如果说遵义会议，张闻天居功甚伟。没有他和王稼祥当时对毛主席的坚定支持，就不可能有毛主席的二次出山，中国革命就可能随时终结在长征途上。既然做了党的最高负责人，就要有绝对的历史担当，就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与高度革命自觉性，就要坚定维护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决不能见异思迁，人云亦云。最高领导人一旦不坚持原则或随波逐流，很容易会使革命事业不经意间就会滑向危险深渊。有人处处为张闻天、彭德怀鸣冤叫屈，把党内开展的整风批评和纠错行为，无端地不负责任地往个人恩怨上拉扯，实在是极不负责的，也是极不严肃的。以这样的态度研究历史，势必会滑向历史虚无主义泥潭。

会理会议之后，林彪、彭德怀并未因他们所犯错误受到职位上的变动与影响，照样负责他们原来负责的一、三军团。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批评是严厉的，这不仅是彭德怀在接了林彪要他出来指挥的电话后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重要的是当时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发现了部队指战员对中央战略决策的不满不理解情绪后，认为问题严重，便向中央发电报反映，要彭德怀签字时，彭德怀拒绝了，刘少奇只好以他和杨尚昆的名义发出。事后彭德怀解释说，因自己确实意见不合，便就没有签字。一个高级领导人，在这样重大问题上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任谁也难以理解其真实心思的。由此看来，林彪存在的思想，彭德怀也有。既然有，就难免会有与之相适应的言行。毛主席之所以严肃批评彭德怀，是完全有理有据的，绝不是像有的人臆测的那样，毛主席对彭德怀有什么成见。毛主席的胸怀气度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人所共知，他能够为了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宽恕所有被俘的国军高级将领，又怎么可能对自己的战友与属下锱铢必较呢?有人处处时时原谅彭德怀身上的致命的错误，竭尽所能地把许多莫须有的罪过归咎于毛主席。说什么毛主席五十年代还在提当年的旧事，对彭德怀当年的作为仍耿耿于怀。

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当时在毛主席批评之后，他应该把事情说清楚，结果造成毛主席对他几十年的误会。有人还以林彪在庐山上不知是否确有其事的讲话来作证，用以说明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批评是冤枉的。

我们可以根据彭德怀的性格来推断，如果他当年没有与林彪达成过更换中央军事主管的意见，以他率直的秉性，毛主席在那样气氛严肃的会议上对他做出严厉的批评，他能无动于衷吗?他能不作任何解释与分辨吗?他能突然间豁达大度到把重要历史错误背负到自己身上不当回事吗?这些可能性似乎都不会存在。五八年在庐山，毛主席在党内的威望如日中天，党内很少有人在毛主席面前率性而为，言行随便到一点也不顾及基本情面。而彭德怀就敢，在他因那封万言书受到党内一直批评之后，心生怨愤。休会之后在山上遇到毛主席时，毛主席和蔼地说：彭老总，我们还可以谈谈嘛。彭德怀看也不看毛主席一眼，一甩胳膊丢了句：没什么好谈的!然后扬长而去。他的举动引起了毛主席身边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极为不满，这也是他最终酿成自己人生悲剧的动因之一。试想，长征的时候，毛主席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只是一个刚刚进入政治局常委几个月的人，彭德怀能容忍得了毛主席对他无端的批评吗?以他的性格，以毛主席当时的身份地位，似乎绝不可能。

毛主席在会理会议之后，一直信任林彪，也一直信任彭德怀。并未因他们性格的缺陷疏远他们，冷漠他们，甚至此后打他们入冷宫。会理会议之后，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和重用一如既往。这一点，历史已经以事实作答，无需我们在次费笔墨置喙。

有人在自己影响很大的著述中，看似在客观评述毛主席如何伟大，实则处处都在拿彭德怀来映射毛主席所谓的偏狭。可笑的是，有人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一、四方面军分裂后，四方面军的李特气急败坏地追上了毛主席，并要把枪威胁。是李德抱住了李特，才避免了危险的发生。当时的毛主席，面对李特的蛮横与威胁，似乎全没了主意，便对李特说，彭德怀也是拥护中央北上决定的。毛主席当时可能是这样说的，但作为领袖，毛主席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哪就可能面对着李特的威胁自己没有了办法而拿彭德怀来作护身衣呢?可有人就是要在自己的书中主观臆测地说，这时候毛泽东再次抬出了彭德怀。

研究历史，著述正能量的著作，就应该客观公正，严肃认真，决不能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情绪想当然地随意胡说。谁如此作为，谁未来将为此付出代价。不要看你的所谓煌煌论著眼下多么受欢迎，要知道烟雾终会散去，它终究遮掩不住历史真实的。

会理会议的重要性和召开的必要性，历史和后人总会做出客观公允科学的评定，实在用不着一些人费尽心思在这上面做自己的文章。

20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