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振华：我们从《青年必读书》读到了什么

有关《青年必读书》的争论，从它发表的1925年持续至今，已有73年的历史了。70多年中，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争论的核心一直没离开鲁迅批判中国书的是与非。70多年来，针锋相对的两派尽管价值判断迥异，对文本的误读却相同。所谓反对派，更是对弄通文本的字、词、句缺乏应有的耐心。无论是70年前指责鲁迅“一口抹煞了中国书”[①]，还是近几年批评鲁迅“变态抵抗文化经典”[②]，都是认定《青年必读书》全盘否定了中国书，甚至全盘否定了中国书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如此武断的结论，其谬误显而易见，即把发掘缺陷误认为全盘否定。然而，纵观整个论争过程，对此谬误始终鲜有令人信服的批评。长期以来将《青年必读书》作为反封建彻底性的标本加以简单肯定的那种公式化阐释，不但不足以服人，相反却足以刺激起另一种简单化否定。近年来《鲁迅研究月刊》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争鸣，表明鲁迅研究界要将那种在已成的大而空的结论间的拉锯，引导上具体论证的轨道。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由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同程度的偏离，不仅使对指责鲁迅全盘否定中国书进而全盘否定传统等的反驳无力，而且有时还给人以越辩越糊涂之感。本文拟从近年来围绕《青年必读书》的讨论入手，以解读文本为依据，谈点个人心得。

一、评近年来几种代表性观点

1、全盘否定传统说

此说既有旗帜鲜明的反对派，又有与之尖锐对立的赞成派。就笔者所见，所谓鲁迅全盘否定中国书或传统文化说的赞成派，多不是依据鲁迅著作的内在逻辑阐释并赞同其主张，而是以自己对中国书或传统弊端的理解来印证自心已有的“鲁迅全盘反传统”的观点之正确。而已有的鲁迅“全盘反传统”的观点又是凭鲁迅的只言片语来印证的，这样的例证俯拾皆是。

所谓反对派，也是以鲁迅的只言片语来印证“鲁迅全盘否定中国书或中国传统”的观点，或者竟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赞成派那种缺乏必要逻辑论证、偏离研究对象的“全盘否定”说，于是乎便来纠正“鲁迅的”“偏激”、“形而上学”、“非理性化”、“割裂传统”等等。见于《文艺理论研究》(1995第3期)陶东风的《文化经典在百年中国的命运》一文就是显例。

陶先生断言：中国近代文化激进主义者，“对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姿态。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在此具有典型意义。那位患有‘被吃恐惧症’的‘狂人’，在写满了‘仁义道德’的经典中看来看去，结果看到上面写的全是‘吃人’二字。‘狂人’的这种阅读经典的方法当然是鲁迅教给他的，同时也是现代反传统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普遍的阅读方法。”“这种阅读态度还被极大地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终于走向对于经典的变态抵抗(所谓‘不读中国书’)。”

陶先生此文是从《狂人日记》摘出只言片语(“吃人”)，夹入自己的议论，作成鲁迅“全盘否定文化经典及其所代表的传统”的结论。据此又证明《青年必读书》(“不读中国书”)更走向了非理性，即对于经典的“变态抵抗”。在这夹叙夹议的摘句式推论里，鲁迅实际上已经被当作傀儡来证实自己的错误和陶先生之正确了。但事实却是，《青年必读书》并无特别指明“中国书”是专指文化经典，《狂人日记》更无“狂人阅读经典”的记录。“吃人”是从写满了“仁义道德”的历史上读出的，不是从文化经典中读出的。如果定要认为鲁迅教狂人以读书方法，也应是读史之法而非读经之法。《狂人日记》这样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翻开的是“历史”，不是经典。“吃人”揭示的是历史上“仁义道德”掩盖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吃人”指的是历史上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文化经典与人的关系。陶先生“从写满了‘仁义道德’的经典中看到了‘吃人’”，是对《狂人日记》的误读。建立在误读之上的“不读中国书”是“全盘否定文化经典及其代表的传统”、“对经典的变态抵抗”等结论，也就失去了推论的前提。失去了前提，也就没有了结论。

2、中国书“吃人”说

此说是《青年必读书》的赞成派，与陶先生的观点是对立的，却接过了陶先生关于“经典吃人”的误读，衍化为中国书吃人。见王乾坤《关于“吃人”》一文(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2期)。王文认为：在鲁迅看来，儒家的书“吃人”是“在圣人之道的‘连环’中，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道家的书是使人“在闭起眼睛，心安理得中被人吃，或者‘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自己吃掉自己。”鲁迅“人”的概念中，“应然状态的人是有独立的个人权利的，有尊严的，自由自觉的，自主创造的人”。鲁迅说的“吃人”，“主要是在现代个性自由与发展意义上立论的”。“吃人就是否定人的个性自由，贬抑人的生存发展。”

王先生以人的个性自由解放为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书与人的关系，也定这种关系为“吃人”，如果仅以此作为个人对中国书缺陷的批判，不以此解释《青年必读书》，这样的思考还是有深度、有启发性的。但王先生将这个意义上的“吃人”当成鲁迅的“吃人”的概念，并将这个概念意义上的是否“吃人”当成鲁迅对中国书和外国书的选择标准，认为“在鲁迅眼中”，“如果中国古书中有一个不吃人的系统，他就不会说中国古书‘多是僵尸的乐观’，‘叶叶害人’……”换言之，即鲁迅之所以主张“不读中国书”，是因为中国书“吃人”。这就大可商榷。以《狂人日记》“吃人”一词来解释“不读中国书”的主张，过于牵强附会，上文讨论陶先生的意见时，已指明了。在此还需进一步说明的是，鲁迅“吃人”的概念，出自《狂人日记》，抨击的是人与人关系的弊端，矛头指向中国的人伦，而不是中国书;其价值指向是人与人的诚与爱，不是个性自由、人的解放。王先生对“吃人”的阐释，已经偏离了这个意义，变成了另一个概念。退一步讲，假如王先生关于“吃人”的解说是鲁迅“吃人”概念的正确阐释，那么，以此解释《青年必读书》的主张也讲不通，因为若以人的自由解放等等作为价值尺度定取舍，外国书可读的也就极少。无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世纪神学的反叛，还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清算，照王先生的标准，均可看作外国人也在抨击外国书“吃人”，古希腊思想家承认“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他们的思想理论，也难免无意中“吃人”。人类文化遗产大都抛弃，未必就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而鲁迅还主张“多看外国书”，莫非他以为只有中国书“吃人”，外国书不“吃人”?恐怕不好如此理解吧。

3、“策略”说

这实际上是一种为鲁迅“护短”的说法。论者也认为鲁迅的主张是“过激”之论，却把这“过激”解释成不得已而为之，即认为在当时复古主义甚嚣尘上的历史条件下，要达到开窗透气的目的，必须激烈地主张掀屋顶。张永泉先生在反对陶东风“全盘否定”说的文章中就持这种观点[③]。文章认为：“他(指鲁迅——笔者案)的意见确实已超出了对传统文化的常态批判”，“即使对改革者，这个意见也是过激的，而且实际上对于这样的青年，他也并没有要求他们不看中国书”。张先生认为，鲁迅是在新文化运动退潮后，为回击文化复古派强大的复辟逆流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特定时代背景特定历史任务所要求的特定策略”，是“必须采用非同寻常的态度和方法”。并且还认为对鲁迅五四前后的大量言论也应作如是观。“时代要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不得不牺牲理论的完整性而把倾向的鲜明性放在第一位，要求他们不得不采用近乎绝对化的语言，片面性的表达来申明自己的理论主张，捍卫自己的思想原则”。

用“片面的深刻”、“时代需要”、“矫枉过正”等来为一种偏激理论辩护是有理可讲的，但以这种道理来为《青年必读书》辩护，大概鲁迅本人是拒绝的。他曾明确否认“偏激”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④]而且鲁迅也并不觉得这一主张只适合文章发表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三十年代在“《庄子》与《文选》”的问题上跟施蜇存较真，就仍是坚持这一主张。事实上，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也反复申说“少读中国书主义”，一直坚持不改。由此看来，“特定时代的特定历史任务决定的特定策略说”，是不符合鲁迅原意的。

4、“读者”、“读物”特定说

鲁迅研究界多数人并不认为鲁迅全盘否定文化传统，但有些学者不能正确理解《青年必读书》的思想，误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就是总体上否定了中国书，为了对这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事情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于是有人便对此文的“读者”(指鲁迅读书主张的潜在实行者)与“读物”(即少看的中国书和多看的外国书)作出限制，即认为此文的“读者”和“读物”的范围是特定的，不是泛指而是特指。至于特指的范围，意见也不一致。例如，艾斐先生在《忌“虚无”而戒“盲从”》一文中认为：“不读或少读中国书”，“那是针对胡适等人的‘国粹’主义说的，那是针对类似《青春之歌》中余永泽那样的青年老夫子说的，是针对置民族命运于不顾、一心只啃故纸堆的纯学究派说的，那是针对已经读了许多中国书，而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新潮抱冷漠态度的青年说的。而决不是笼统地反对读中国书和盲目地提倡读外国书。……况且鲁迅所提倡读的外国书并非就是西方现代派，而主要还是摩罗派诗人的书、十月革命文艺新潮的书、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书。”[⑤]按这种理解，鲁迅发表《青年必读书》，目的只是建议少数只知道读中国书而不愿撷取外国优秀文化的青年，在读了许多中国书基础上再多吸收点外国优秀文化的营养，而一般没有读许多中国书的青年这样做是不对的，否则就是笼统地反对读中国书，和盲目地提倡读外国书。即是说，只有在限定了“读者”和“外国书”的前提下，鲁迅的读书主张才是不错的。

张永泉先生的文章也认为：“鲁迅的意见并不是对所有青年而发的，而是有其特定对象”，但这特定对象与艾文意见正相反，是“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⑥]即认为：只有少数改革者要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一般的中国青年不必如此。

所有不承认鲁迅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但又认为主张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就是否定中国书的研究者，也极易不自觉地为鲁迅所谓的“中国书”划定范围。林川先生在《读书与“立人”》一文中的意见就较有代表性。他认为：“鲁迅对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古书、古文乃至于整个传统文化的主流始终都是持批判和否定态度的。”但鲁迅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因为他一生曾积极研究整理保存古文化，“说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是有所肯定的。”“对非主流文化(如墨家、杂家、小说家之流)的价值则比较肯定。”[⑦]这就等于说，“中国书”主要是指“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古书、古文。”

这些对读者对象和“中国书”、“外国书”的限制，符合鲁迅的本意吗?

张文主张鲁迅的意见是针对少数改革者，其依据是鲁迅曾说的一句话：“那时的聊说几句话(指《青年必读书》“附注”栏的意见。——笔者案)，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或未见的或一种改革者”[⑧]。这并不能证明张文观点的正确，但足以证明艾文意见的错误，因为鲁迅在此说明他不是在向道不同者提建议。张文的错误在于：把“或一种改革者”当成了鲁迅读书主张的特定实行者。然而鲁迅并不将“或一种改革者”特定为实行者，而是视他们为同道，即在青年读书问题上与自己持相同意见者。紧接着这一句话，鲁迅道出了寄语的目的，不是愿他们如何读书，而是“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⑨]类似的说法见于《〈呐喊〉自序》，声言自己不免呐喊几声，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愿《新青年》同仁减少些寂寞与孤独而已。既然人们不会因此就将《呐喊》的启蒙对象误以为是《新青年》派的文化革新者而不是一般读者，那么《青年必读书》的对象也不该只是青年改革者，而应为一般青年。况且鲁迅在许多文章和讲演中多次表示过少看中国书的意见，并不特别顾及读者及听众政治倾向的左中右之分[⑩]，可见，限定“读者”是不符合鲁迅本意的。

须特加说明的是，尽管我们认为此文的对象涉及一般，但并非说鲁迅认为自己的主张适合一切青年，没有例外。事实是，鲁迅以为个别的例外应个别讨论。周作人在五十年代致香港友人信中谈及此文，认为鲁迅言行做作，“好立异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其本心并非如此。持论的证据是鲁迅为许世瑛开的全部中国书的书单[11]。类似的说法施蜇存在三十年代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中也有过，施是以鲁迅曾主张弄中国旧文学的青年宜靠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摸门径的意见为据，来证明鲁迅自相矛盾。但鲁迅当时就答复说，在讨论一般青年读书时，专门研究旧文学的青年是个别例外[12]。许世瑛也是专门研究中国旧文学的青年，本来就不在《青年必读书》讨论范围之内，因为《京报副刊》当时并非向人们征求研究传统文化的青年必读之书。

关于“读物”的限制，也并不符合鲁迅原意。鲁迅那时代人们所谓的“中国书”即中国古书，不是现在一般理解的凡中国人写的书就是中国书。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书”就指与西学书分属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的、代表中国固有学术思想而独异于西学的正宗国货。并不包括近现代中国人写的介绍西学的书，甚至都不用以指称现代人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而写的新书[13]。在中国古书这个范围里，鲁迅指出的缺陷是普遍存在，并不独存于儒家或道家，而与墨家、杂家无关。正如阿Q的缺点是从整体国民灵魂中提炼出的一样，鲁迅在批判传统的负效应时，极少指明哪家哪派可以例外。即以林川先生以为鲁迅“较为肯定”的“小说家”为例，他却有专门文章，批评中国文人在残酷的现实矛盾面前“万事闭眼睛”，设置骗局，自欺欺人，正是“与实人生离开”。就连他赞赏的《红楼梦》也沾染了“中国书”的通病：“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14]。因一切归之于命中注定，就无法开出反抗现实的反省行动之路。正有中国书共存的“使人静下去”，不利于“行”的弊端。

至于外国书，鲁迅反对向异域取材的“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15]，神往于汉唐人接受外来事物的豁达闳大之风，因而也断不会为青年人读的外国书特别限定范围。况且不仅在《青年必读书》里并无这样的限定，而且就目前已出版的鲁迅的全部言论里也难见到这样的限定。

对“读者”和读物的限定，既抹煞了鲁迅的读书主张适宜于一般青年的普遍意义，又抹煞了其批判中国古书共有负价值的普遍意义。

综观上述诸家观点，不难看出，争论的核心只在《青年必读书》是否全盘否定了中国书或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以及否定的对与错。那么，争论的各方都从《青年必读书》读到了什么?为什么争论的焦点会聚于这样的问题上?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论争各方都有一种对“不读中国书”的共识，即：“不读”就是全盘否定。有关“全盘否定”的对错之争自然不必说，那些为这一主张多方辩护的“策略说”和“读者读物限定说”，也认为不折不扣的“不读”，就等于“全盘否定”，而“全盘否定”则是不对的。否则就不必打如此之多的折扣了。

其实，各方毫无争议的“共识”，才是对《青年必读书》的误读。

如果按照不读就是否定，多读就是肯定来推理，就推出了《青年必读书》全盘否定了中国书，全盘肯定了外国书。而且，如果与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关联在一起，所谓肯定否定就成了价值判断。但是，《青年必读书》的主旨并不是对中外书或中外文化作总体价值判断。所谓全盘否定之类，实在是对文本理解的偏差，在此偏差之上作出的解释越多，自觉越圆满，对主旨的偏离便越远。因此，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讨论，第一要做的是对文本的文字解读，即尽量地弄明白文本字句的意思，然后再说别的。

二、我的解读

《青年必读书》是份表格，1925年鲁迅应《京报副刊》征求而填写的。全文仅100来字，分“青年必读书”和“附注”两栏。鲁迅在“必读书”栏只写14宇：“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这句话向来少受责难，也少受重视，人们大概以为既然是空白答卷，就没啥好说的。70多年的争论集中在“附注”栏，反对者却又往往误将“附注”栏的意见当成青年必读书的内容。

讨论一张书单，尽管“附注”的意见重要，但书目栏的意见也不应看轻。许寿裳先生就注意到了“说不出”这一答卷的分量重，由衷赞赏鲁迅不推荐什么“必读书”，是对青年讲话慎重、认真、负责，并因此觉悟到自己妄开书目“未能免俗”[16]。“说不出”的含义的确耐人寻味，至少，一则表示鲁迅对青年发议论的坦诚，绝不敷衍。开不出书目比开得出书目者态度更为严肃认真，思考更深刻周密。二则暗含他对那些大开书目之人及其所开之书目不以为然。而且这不以为然并不专对复古派和国学书目，也包括新派人物及其所开的外国书。原因在于，那些要青年必须如何如何的指导本身就大可怀疑，而青年必须被上了年纪或有了名气的人指导教训，这种思想本身就暴露了自居指导者和自认被指导者头脑中传统思想的束缚，并将继续养成缺乏自主意识的青年。至于必读书是中国书还是外国书，那似乎属次等的问题。无论跪倒在自家古圣人脚下，还是膜拜西哲，奴性是一样的。在此，没有对西学书和国学书厚此薄彼。三则表明一个现代文化革新者关于古今中外一切书籍对青年人的意义的客观而公允的看法。即在“必读”与否的问题上，中国书和外国书地位同等，他从二者中均找不出可入选之书。“说不出”的自然是青年必读之书，也就是并未主张必须读外国书，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也并不主张必须不读中国书。在鲁迅被一些人指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现如今，探讨一下“青年必读书”栏这14个字中隐含的对中外书的看法，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

从“青年必读书”栏的内容可以断定，鲁迅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书，因而，也就无从推断否定了传统，争论来自“附注”栏。此栏内容如下：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上述这段文字，引发了70多年来所有关于《青年必读书》全盘否定传统等等的是非功过的纷纭众说，笔者把原文一字不漏地转引在此，实在是不得不如此。因为就笔者所见，近几年关于鲁迅“全盘否定……”之类的论断，多是以摘取鲁迅的某句话作论据。无论从宏观的高度概论，还是微观的分析，摘句法总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不看中国书”被摘取的频率大概是最高的一句。摘取的用途之一是作为鲁迅全盘否定中国书的证据，再与“吃人”一类词语联系在一起，稍加连缀，便作成了全盘否定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的结论。然而，摘句代替论证，往往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易于作出似是而实非的判断。要使眼光不为摘句所蔽，应该回到原著，从文章的内在逻辑把握其思想。

“附注”栏作者要表达的思想，依笔者看来是这样的：中国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因此，对他们有利的书是读后有利于“行”的书，不利的书是读后有碍于“行”的书。作者读外国书后就想做点事，他便认为外国书有利于“行”，读中国书后就沉静下去，便觉得中国书有碍于“行”。于是才有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

首先要明确，鲁迅取舍的立足点自己说明了是现在的需要，不是对被取舍的对象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意义的评估。也就是说，此文是为现实需要着想，不是为评估文化传统而作。在读什么书的问题上，依据时代或读书人的需要而不依据书的客观价值定取舍是常理。毫无价值的书当然不会有人要读，但是，搞实验物理的科学家一般不会去读《易经》，研究音韵训诂的学者也不必去啃《资本论》，并不是因《易经》和《资本论》无价值，而是因为不必要。鲁迅在跟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青年谈读书问题，当然首先会考虑那时一般青年“最要紧的”是什么，也就是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是什么。青年人在读书问题上的选择也该符合这一要求。至于中外书另外的价值或什么永久价值等等，则宜在相关题目下，譬如研究文化史时讨论。因此，依据“行”的需要放下中国书，择取外国书，只是言明一种选择，不该理解为在评估孰优孰劣并有意使优胜劣汰。仅仅依据鲁迅这一选择认定他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西化，就是误将选择作评估。在这点上，他们甚至不如清政府开窍。清朝末年，尽管三纲五常仍为万世不易之理，但终于也废科举、开学校了，也就是中国青年要放下圣贤书，读外国书。鲁迅这一选择或取舍是凭自己的读书经验，且是是否有利于“行”的经验，根本不是总体价值判断的标准。那么，假如要评论鲁迅主张的对错，应就三点展开讨论：一是读书是否应以现实需要为选择依据；二是“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这一判断错不错；三是鲁迅读中外书的经验是否如有人批评的那样，是“偏见的经验”。或者“与实人生离开”、“僵尸的乐观”等语是否全盘否定中国书。

最需讨论的也许是第三点，即鲁迅读中国书的经验。首先，关于“实人生”的解读。依笔者理解，鲁迅所谓的“实人生”，就是承认“人生苦”，即真实的人生是矛盾、斗争、痛苦、有缺陷、不圆满的。读后使人与实人生接触的书，是能够真实的反映这些矛盾痛苦、致力于解决、或试图解决、或至少使人不满于这矛盾痛苦的书，他认为外国大多是这样的书：“人若读鄂谟(即荷马)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在，更力自就于圆满。”[17]这种直面惨淡的人生的精神，正是中国书所缺的。道家尚无为，佛家要出世，这样的书读后令人沉静下去正是必然。儒家主张入世，但至高理想是成圣贤，强调的多是修身养性，“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18]这种过分相信身心修养的道德万能论，早在其诞生之时就显出了对解决现实矛盾无能为力，后世发展更因严格的等级制度、要人各安本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等对人的束缚和自欺欺人，无疑不利于“行”。儒、释、道三家思想几乎可以总括中国人的社会观和宇宙观。那么，中国的文艺又怎样?鲁迅曾说：“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其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可无俟言。即或心应虫鸟，情感林泉，发为韵语，亦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抒两间之真美;否则悲慨世事，感怀前贤，可有可无之作，聊行于世。”[19]还有小说戏曲，将人生的诸多矛盾都归于因果报应，命中注定，并且结局总是大团圆。鲁迅称为“瞒和骗”的文艺[20]。将这些粉饰现实，缺少真性情的自欺欺人之谈比作“僵尸”，旨在点明其没有活人的真实情感，失去了活的灵魂。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鲁迅对中国书的批评?鲁迅是冤枉中国书，或鲁迅的意思是，中国书全是糟粕，要全部扔进垃圾堆?五四前后，文化保守派和激进派都有人赞同用“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分指中西文化，中国书作为“静的文明”的精神载体，读后使人沉静下去该是真实不虚的。鲁迅的读书经验，是对中国文明精神的深切体察与了悟，他的所有对“祖传老谱”的批判，都是在深切体察了悟的基础上作出的，对中国书的批评也是这样。是不是鲁迅从中国文明悟到的全是坏处呢?不是，在本世纪初，他曾说中国“民乐耕稼，轻去其乡，……凡所自诩，乃在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借暴力凌四夷，宝爱平和”[21]，态度是赞赏的，比中西文化论争时保守派夸说中国文明的好处早了十多年。而且他本人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文物的迷恋，他为搜集、整理保存文化遗产劳心费力也是有目共睹的。仅凭这些，笔者就不敢相信鲁迅主张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那些诸如“历史与价值的矛盾”、“意识的复杂性”、否定主流肯定支流、整体否定部分肯定等等解释，只像是研究者用来说服自己又说服别人的意见，与鲁迅相去甚远。依笔者之见，鲁迅对中国书的批判，是对中国文化弊端的批判。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完美无缺陷的，“静的文明”并非完全坏，但也不是毫无缺陷。将对“静”的追求推向极端，在一切矛盾、痛苦的现实面前无不想法“静”下去，就是大缺陷。不但在世界潮流的狂风怒浪中将无以争存天下，而且即使没有外来压迫，自己也会失去进取心，而渐就于灭亡。这种顾虑鲁迅讲过多次。对中国书批判其缺点，并不同时夸说其优点，也算不得全盘否定。

三、《青年必读书》的意义

如何认识《青年必读书》的意义，是本文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对此，八十年代以前压倒一切的结论是“彻底反封建”，八十年代流行的观点是“彻底全盘反传统”，或只是部分反传统，进入九十年代，又有人认为“反传统”该被终结，《青年必读书》似乎只有帮人汲取“反传统”的教训，做反面教员的意义了。这些观点的变化是否真如有些人说的那样，体现了对待传统文化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我看似乎不是，也许倒是根源于误读。真要据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来评定价值，那么，《青年必读书》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不应被忽视，一是关于现实变革的，一是关于文化建设的。

关于现实变革的意义在于：在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时代，鲁迅明确告诫中国青年，中国书里教给的生活法救不了我们，现在的青年不可再重蹈祖宗的覆辙，既不要终身隐逸，去做什么世外高人，也不要遁入空门求解脱，更不要像大多数古人那样，在内外强敌奴役下，去做只知闭眼忍苦的顺民。而不妨“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22]，积极行动起来，从就死转向求生，庶几可以为自己和同胞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中国也可以有希望不亡。同样意思的话，现代新儒家梁漱溟也有过[23]。这样的思想，就其时代意义而言，正契合了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是重塑国民灵魂的举措。即为现代中国造就肩负创造中国历史上第三样时代的使命的一代新人。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的青少年，早已在实行着鲁迅的读书主张。自清末废科举开学校以后，与八股取士、严守夷夏之防相比，谁也承认，青年人读的中国书和读中国书的青年越来越少了，读外国书的人和中国人读的外国书越来越多了。自民国成立至今，青年人课余读什么书虽无统计，但就课程设置来看，无论小学、中学、大学，中国古书所占比例极少，传统的学理文章离青年越来越远了，读书人为博取功名而只读中国书的时代已经结束，代之以各类学校向青少年进行以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系统的基础教育。时至今日，除少数研究古文化的人以外，哪个有文化知识的中国人，不正是在青年时代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鲁迅的主张正符合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关于文化建设上的意义，第一，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就保存古文化而言，中国不亡是保存古文化的前提，而只有青年们放下古书，致力于社会变革，中国才有希望不亡。“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24]第二，多读外国书，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文化交流对文化的丰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劝青年多读外国书，学习西方人的进取精神，使新一代中国文化的承传者和创造者以开放的胸襟，毫无顾忌地将外国文化拿来，作为自己文化的养料，用异质文化的偏之长，救正自家文化的偏之短，指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困境、与世界潮流汇合的必由之路。第三，批判中国书，是传统文化从变革走向新生的内在要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对自身消极因素的克服，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但是，中国文化史上向来少有对古已有之的弊端的自觉批判。相反，所有的多是对圣人之道、祖宗之法的赞美与自炫。读书人一味陶醉于传统文化十全十美、圆满无缺的迷梦中，销蚀了民族向上的精神活力，自诩的旧文明也几乎不保，早已因异族寇盗和自家奴才的破坏，成了一个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25]。然而，历史上的文化复古主义者，却每每肩了止于至善的招牌，憎恶批评，拒绝变革，阻塞了文化发展的新生路而不自知。而现今的一些学人却往往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误认为他们才是传统文化的真正传人。事实是，中国文化必须在对自身消极因素的克服中求发展，这正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既是先觉者对本民族文化变革的必然要求的感应，又是中国文化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寻求变革的内在自觉。因而，鲁迅在文化领域的建树，一方面代表着现代中国新文化，一方面又是传统文化顽强而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这本身正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注释：

[①]见鲁迅：《集外集拾遗·报奇哉所谓……》所附“备考”。

[②]陶东风：《文化经典在百年中国的命运》，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③]张永泉：《鲁迅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3期。

[④]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⑤]艾斐的文章见《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7期。

[⑤]张永泉：《鲁迅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3期。

[⑦]林文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

[⑧]鲁迅：《集外集拾遗·聊答“……”》。

[⑨]鲁迅：《集外集拾遗·聊答“……”》。

[⑩]参见《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坟·写在〈坟〉后面》、《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等篇。

[11]周作人致鲍耀明信，转引自黄开发：《论知堂书信》，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2期。

[12]鲁迅：《准风月谈·答“兼示”》。

[13]鲁迅文章中的“中国书”就单指中国古书，可参见其《自传》，见《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所附“备考”。

[14]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15]鲁迅《坟·看镜有感》。

[16]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17]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18]鲁迅：《译文序跋集·〈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19]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20]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2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22]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23]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有与鲁迅思想相同的话：“只有大多数国民群起而与少数人相争而后……可以宁息累年纷乱，可以护持个人生命财产一切权利，如果再低头忍受，始终打着逃反避乱的主意，那么就永世不得安宁，在此处只有赶紧参取西洋态度。”

[24]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

[25]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作者简介

曹振华，现供职于山东社科院《东岳论丛》编辑部，研究员职称。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山东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