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头蛇尾的民国禁烟运动

鸦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抹之不去的魔影，它像一条妖艳的“美女蛇”，一边翩然起舞，一边肆意地向国人的身心喷吐毒素，给国家、民族以及社会各个阶层造成了深重灾难。

一、民国社会吸食鸦片剪影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国内吸食鸦片的人已经很多，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更加无法抵挡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入鸦片。尽管清政府在王朝覆灭的最后一刻还在高喊着禁烟，但是鸦片烟一直都没禁掉，百姓公开吸鸦片，一些官员也偷偷吸食。辛亥革命后，清朝很多遗老遗少也公然吸食鸦片，如被慈禧废黜的“大阿哥”溥儁，进入民国后，他曾经挂名总统府参议。其实他什么公务也不干，就是吃喝玩乐，还抽起了鸦片，最后坐吃山空，凄惨地死在了别人的家里。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民国建立后，在紫禁城里无所事事，精神颓废，也开始吸食鸦片，据说每顿饭后吸八口鸦片，每口一个烟泡，由人跪着服侍她吸二十分钟。

民国时期，很多军阀、政要都有吸食鸦片的嗜好。如张学良在东北时期就开始吸食鸦片，后来下了极大的决心才将鸦片烟瘾戒掉了。再如民国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一把是步枪，另一把是大烟枪，当时贵州军队吸鸦片之风是自上而下影响所致，甚至在打仗前，部队长官有意让士兵们吸足大烟，好当炮灰。

其次，名人吸食鸦片成风。民国时期，一些名人也有吸食鸦片的嗜好。敢同蒋介石叫板的刘文典教授，大名鼎鼎，但是他有个被世人诟病的嗜好——吸鸦片。中年丧子以后，他因心情苦闷开始吸鸦片，作为学者，吸鸦片让他失去了几次人生好机会。

1943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展第二批部聘教授推选，刘文典列在“中国文学”专业推荐名单第一位，但结果却落选了，原因就是有人检举他有吸食鸦片的嗜好。1947年，中华民国进行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当时云南大学推荐的人文组只有刘文典一个人，在报纸上公布候选人名单后，立即遭到了著名学者傅斯年的坚决反对，并且他还分别写信给朱家骅、翁文灏、胡适等人，除了指出刘文典在学术校勘上有“无穷错误”外，另一个重要的反对理由就是刘文典嗜好吸鸦片，而且毫不避讳地指出：“彼曾为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经傅斯年这一“搅场”，刘文典又与院士头衔失之交臂。尽管如此，刘文典依然吸了十多年鸦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才戒掉了鸦片。

众所周知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其深爱的妻子陆小曼就嗜好鸦片烟，为了维持陆小曼的奢靡生活，徐志摩因此而失去了生命。可以说，民国时期各个领域都有名人吸食鸦片的例子。

再者，平民百姓也吸食大烟，其热衷程度一点也不压于贵族阶层。从晚清开始，直至民国，很多平民百姓、甚至苦力和乞丐都有吸鸦片的嗜好。有关鸦片烟的文字在民国报纸上屡见不鲜。1934年上海《民报》上连载了陈友琴的《川游漫记》，公开报道当时宜昌的对外贸易包括烟叶、鸦片、生丝、药材、水果等。宜昌的鸦片属于“川土”一系，其品质不如云土、贵土等上等鸦片，川土行销四川之外的省份，称之为“出口”，销量很大。以此反观，可见当时普通百姓吸食鸦片的数量是十分庞大的。

所以，在民国文字中读到一些贫困地区常常见到瘦骨伶仃的鸦片烟癖者也就不足为怪了。甚至，在难民收容所内，也有人煮鸦片吸鸦片。

二、种植罂粟、经营鸦片的暴利让人趋之若鹜

鸦片烟有极大的市场需求，暴利驱使之下，种植罂粟、经营毒品的现象非常普遍。鸦片在晚清有“洋药”与“土药”之分，“洋药”是指直接进口的鸦片，而“土药”则是指国产鸦片。晚清民间种植罂粟以制造“土药”，甚至被视为“经济作物”。曾有官员动议百姓种植“经济作物”——罂粟。虽然名义上被最高统治者申饬，但是，清朝末年很多地区尤其是适合栽种鸦片的偏远省份种植罂粟的规模相当可观。

种植罂粟的利润有多大?据说在清末的贵州省，同一块土地种罂粟的利润是种小麦的4~6倍，民国时期的情形也不相上下;而在云南，种植一季罂粟，收成好的话，其利润等于种植罂粟的土地价值的1/4(《剑桥中华民国史》)，也就是说，种植四个季度的罂粟所赚取的利润就可以买到一大片土地。这样的大好收益，在当时很少有农民能经受得住诱惑。

晚清大范围栽种“经济作物”罂粟，加重了当时的饥荒灾害。到了民国，一些南部、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鸦片种植较之清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一段时间内，罂粟种植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也稀释了穷苦地区如云南、贵州一带的生存压力，地方军阀更是诱导或者强迫农民在良田里种植罂粟，从而获取暴利以巩固割据地盘。但是，却种下了深重的祸根，一是让鸦片吸食者终生受害;二是罂粟种植跟粮食生产争田夺地，失去大片种粮田亩，一遇到干旱的年头，主要粮食作物就会严重短缺，造成饿殍遍野的大灾难，后果极其严重。

三、国民政府对鸦片的态度

从晚清至民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鸦片烟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一些，主流来看，都是反对吸鸦片的。如1910年《神州日报》刊登过《乐清禁烟十日记》，在当时很有影响。民间鄙视地称吸食鸦片者为“鸦片烟鬼”。

很多史料都显示，辛亥革命后，政府屡屡出台禁烟令。官方禁鸦片一个确凿证据即官方对于种植罂粟收取高税率的“罂粟税”，其税名为“亩罚”，即种植罂粟的罚金。对种植罂粟实行重税，一段时间也起到过明显效果，使得1925年至1926年种植罂粟的季节，很多地区放弃了种植罂粟。

据史料记载，袁世凯禁鸦片时下过狠招，“有营弁入民家食鸦片，袁(世凯)执而诛之。诸弁纠五百余人，咸称有瘾，罢工，将见袁(世凯)”。袁世凯不但将抽鸦片的士兵处死，而且对那些想挟制他的“瘾君子”，手段老辣，准备来一个杀一个，吓得五百个“瘾君子”纷纷逃散。此事未必全真，但也折射出民国初建之时，对禁毒禁烟是有态度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意识到鸦片的危害，成立了专门的禁烟委员会，发布过禁烟的高压政策，若是被发现吸食鸦片，严重的话会被枪毙。

实际上，民国时期的禁烟令对军阀之类毫无约束可言。据民国随笔叙述，某军阀公开声称，从19岁开始吸食鸦片烟，到53岁时，34年来总计吸食鸦片12240两，再以均价8元一两计算，吸食鸦片合计费用十万银元。且不论该军阀到底吸食了多少鸦片，仅就他公开炫耀吸食鸦片的数量，可见北洋军阀时期，禁烟令对于实力派而言恐怕真是一纸空文。

《符璋日记》记载了民国八年(1919年)闰七月发生在宁波城的一件事：“午后，王统领来拜，谈悉章吉士被人搜出身带烟泡，送入禁烟公所。”看到这里，可知这时候的宁波是禁鸦片烟的，负责机构是禁烟公所。然“(章吉士)以道署科长面子，得以放归”。吸食鸦片烟的人按照禁烟规定是被抓进公所去了，但是托人找了个衙门里科长的关系后，就无罪释放了。官场上，比科长大的官员实在很多，可见当时的禁烟显然是看人下刀、敷衍了事的。

民国时期，禁烟情形跟不同历史阶段及各地施政纲领、地方割据实力派的态度密切相关。据民国六年(1917年)正月廿八日《神州报》记载：当时的北洋政府汇总收买了各地囤积的鸦片烟土“二千一百箱，每箱二千八百两，用国库券作价。预算每箱可净赚银二万元，故一千箱除国库券之代价外，可净赚二千万元”。(《符璋日记》)而在此之前，正月十六日，当时有名的英文报纸《京报》就发表了社论《贩卖鸦片烟之副总统》，“极其诟詈”，目标针对政府高层，看来，即便细节或有出入，但是北洋政府贩卖鸦片也不尽是空穴来风，最起码是有这个打算。果然有后续新闻：“冯副总统收买存(鸦片烟)土合同，众议院议取消。”

北洋时期的报纸上有则《销毁烟土》的文章揭露了当时警署玩调包计，表面上装模作样焚烧收缴的鸦片烟土，而“鸦片烟土”焚烧后“殊无丝毫烟土气息滋味也”，原因是警署内部层层插手掉包，用益母膏换走真的鸦片烟土，“故警署销毁鸦片烟土者，其名也;警署销毁益母膏者，其实也”。虽然，未必都用这种方法，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禁毒禁烟中是大有猫腻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政府高唱禁烟调门，但是在很多地区却可以堂而皇之地以鸦片烟土当成“硬通货”使用，其禁鸦片的成效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江安轮走私鸦片烟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迫于朝野舆论，设置了“禁烟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国的禁烟事务，但是这个部门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1928年11月6日，在全国第三次禁烟会议上，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到会，并发表严厉训词：“禁烟一事，事关国家社会及民族生存，禁烟委员会务须雷厉风行，破除情面，实地去做。应先从中央着手，如在政府内有任何人敢于以身试法、吃烟运烟者，中央必铁面无私，严厉处置，绝无宽贷。”但是，就在蒋介石对禁烟作出斩钉截铁训词才半个月，上海就发生了一起数量巨大的鸦片走私案。

1928年11月23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侦查队拿获大批烟土》新闻：“警备司令部侦查队于13日得密报，招商局江安轮将由汉口私运大批烟土于21日晚上到沪。即派侦探往查，共查获烟土二万两许，即移载小轮运至大达码头，再用搬场汽车运回队部。现已将此项情形呈报警备司令部，再由部电报中央核办。”事件陈述很清晰，但如果您认为这就是新闻事实那就中招了。

第二天，《申报》又刊登了上海市公安局对于这起鸦片走私案发出的新闻通稿：“鸦片流毒，举国共愤。据属一区报称，22日凌晨一时许，有身着武装者三十余人，在大达码头起卸烟土。巡官李存正率警查拿，当以人少，反被掳劫，迄今仍拘禁白云观警备司令部侦查队队部。所有烟土，被武警运往租界，无法阻止。武装运烟，国法何在?应请迅赐查究严办，以严军纪。”武装运输毒品，被警察发现，武装分子反而将警察抓起来关进了警备司令部侦查队，“武装分子”的身份不言自明。数量巨大的鸦片去向是被“武装分子”公然运往租界。

两则新闻一对比，11月24日《申报》发出的新闻比23日对同一事件的报道的信息量更大。而且，两则新闻的提供者上海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分别向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发出电文汇报这件事。上海警备司令部23日发的电文是这样的：“顷接敝部侦查队报告，昨晚(22日晚)在招商局码头抄获江安轮夹带之烟土二万两，已饬封存，定期销毁。除令侦查人员严密缉拿，以期净绝根源外，特电奉闻。”其行文就是一般通报，关键点是：毒品我们自己销毁，不劳禁烟委员会干预。上海市警察局在得知警备司令部发出的电文内容后，也于24日发出电文：“武装运烟，掳劫官警，计邀垂察。刻悉是项烟土，运至白云观后，立即武装向租界运去。当此厉行禁烟之日，发生此种行为，深堪骇异，应迅赐查究严惩，以申法纪。”这份警察局要求彻底查清贩运毒品事件的电文不仅发给了张之江，还发给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军政部长冯玉祥。应该说，公安局电文中所提要求更加合理公正。

那么，国民政府到底有没有彻查这起贩运巨量鸦片烟大案呢?迫于当时上海各公团纷纷集会以及舆论的强大压力，国民政府派出了由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司法行政部部长魏道明等组成的中央查案小组到上海查办江安轮运输鸦片烟土事件。经过细致调查，查案小组基本掌握了案件事实，张之江也曾公开对记者说：“此案虽不能最后定论，但从调查结果看来，本人感到公安局方面理由似占上风。”但是，处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警察局局长受到处分，罪名是“公安局局长戴石浮未察究竟，以军方武装运土等语登报，有损革命军人之声誉”。

玄机何在?因为这起鸦片烟走私案的后台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最关键的是他是蒋介石的新夫人宋美龄的哥哥、蒋宋联盟利益的重要操盘手。于是，这起江安轮转运烟土案被降格处理，1929年1月16日由上海地方法院审理宣判，找了几个船上干杂务的伙计做了“替罪羊”，最重的刑罚是“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多数人无罪释放，草草结案，鸦片烟走私的后台宋子文、武装包运烟土的主犯淞沪警备总司令熊式辉毫发未伤。

江安轮私运鸦片烟案除其有复杂的派系斗争因素之外，政府部门参与贩运鸦片在当时造成了极坏影响，国民政府不啻于自打耳光。更让民众看清了当时标榜禁烟的实质，鸦片烟的禁令实际上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不仅虚多实少，甚至反而成为一些利益集团敛财的蹊径。

五、民国军阀不择手段逼百姓种植鸦片

如前文所述，民国时期对于种植罂粟收取重税，于是，当农民或者地方势力觉得获利不多时，也放弃过种植罂粟。但是，利益集团预感到，如果百姓都不种植罂粟，鸦片就要断货，他们会丧失滚滚财源，竟然鼓动各地拥有兵权的实力派立即又降低了鸦片土地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地方政府无论农民是否种植罂粟一律收取鸦片税。于是，出现了咄咄怪事，农民如果不种植罂粟便无法完税。

在土壤、灌溉等自然条件非常适合种植罂粟的四川地区，对那些知道鸦片的危害拒绝种植罂粟的农民，地方当局竟然反而要强征一种“懒惰税”，其税额反而高出鸦片税。更有甚者，有些偏远地区的军阀还曾出动军队逼迫农民栽种罂粟。而且，对土地征收鸦片税以及对运输过境的鸦片抽税，是民国时期西南一些省份的最大的税收来源。于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尽管国家层面高喊禁止鸦片烟，实际上，很多地区种植罂粟的情况不断反复，而且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有制造就有销售，民国时期国内生产的鸦片几乎都是内销的，使得全国都笼罩在鸦片毒雾之中，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甚至乞丐，吸食鸦片者甚众，给国人精神上、肉体上带来了极大伤害，对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负面影响极大。

六、民国禁烟反思

明知鸦片祸国殃民、毒害华夏百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却没有做到令行禁止、严格执行禁烟;中央政府容忍各地势力阳奉阴违，某些利益集团为攫取私利而罔顾国家和民众利益，出现“法外之地”，这是禁烟运动事倍功半、也是晚清以至民国鸦片一直屡禁不止的关键。当然，彼时的社会风气萎靡，民众普遍缺乏健康向上的心气，精神空虚，这也是鸦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这有时代因素，然而，当时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教育引导责任。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5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