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称赞初唐马周的才德

毛泽东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时，留下许多圈点、批注，对马周甚为赞赏。

他曾经这样评价马周的《陈时政疏》：“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贾生即贾谊，西汉著名政论家。毛泽东说过，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好就好在“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

而认为马周的这篇奏疏是贾谊之后800年来的第一奇文，可见毛泽东对马周评价之高。

傅说，相传为商朝的奴隶，被武丁发现，提拔为宰相，辅佐武丁治理天下。

吕望，就是人们熟知的姜子牙，协助武王伐纣。在毛泽东看来，马周竟比傅说、姜子牙还要高明。

马周是唐初名臣。唐太宗发现他的过程颇有几分戏剧性。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令朝中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

圣旨一出，中郎将常何犯了愁。他是行武出身，对舞文弄墨很不在行。

于是门客马周替他写了一个奏折，“为条二十余事，皆当世所切”。这就是有名的“二十条政疏”。

唐太宗非常欣赏这份奏折，但他并不相信常何能写出如此奏章。随即召见常何，常何坦言禀报，说是出自门客马周之手。唐太宗立刻派人去请马周。

据说马周当时偏巧因酒醉正在酣睡，呼唤不醒，太宗求贤心切，久等未至，不时到殿外张望，并连下三道圣旨催促。

到了第三次，常何亲去让人用凉水喷醒马周。马周一听原委，连忙急去见驾。

太宗与马周相谈甚悦，马上对他加以擢用。这就是唐太宗三请马周的佳话。

马周由此从“一介草茅”成为唐太宗的股肱之臣。此后17年间，他曾多次上疏，以古论今，痛陈时弊，深得太宗器重。

唐太宗曾说过：“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还赠马周16个字：“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

马周患病，唐太宗“躬为调药，太子问疾”。他对马周的器重与垂爱之情由此可见。马周才高命短，仅活了48岁。

在马周的若干次上疏中，毛泽东评价最高的即是被他称为“贾生《治安策》后第一奇文”的《陈时政疏》。

这篇奏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其中有哪些见解呢?

第一，马周建议唐太宗加强德治和节俭之治。

他指出，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的朝代，大都是“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的结果;

相反，存在时间较短的朝代，大都是由于“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

当时唐朝虽然天下已定，但基业尚浅，且徭役繁重，百姓长年劳作，生活仍很艰苦，而很多人却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反观京城，马周尖锐地指出：“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议者皆不以俭。”

这些奢靡现象与百姓的艰难形成鲜明对比，使百姓“颇有嗟怨之言，以为陛下不存养之”。

马周担心：“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

针对这种情况，他建议太宗“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以使“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

第二，马周指出，百姓甘苦决定国家兴亡。

他认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

并举例说：隋朝建洛口仓囤积粮食，却被李密用来赈济饥民;东都洛阳堆放的布帛不可胜数，却为王世充所用。

国家的储备非但没有造福百姓，反而帮了造反者的大忙。

他说：贞观之初，物质尚不丰富，“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

而现在，国家安定，“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

也就是说，民心向背不仅仅取决于社会物质财物的丰俭。

如果朝廷滥用民力，热衷于那些奢侈浪费的“不急之务”，即使物质上丰富了，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仍然会有不满情绪。

长此以往，万一发生不测，到那时再想办法就为时已晚了。

马周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国家不应该有所储备，而是说要在百姓生活安定、有余力的时候再进行储备.

这样才不至于招致百姓怨言，才能让百姓感到皇上体恤民情，才不至在国家遇到困难时束手无策，也才能使国家安定。

第三，谨慎封王，未雨绸缪。

马周非常同意贾谊《治安策》中有关分封诸侯的意见，认为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并建议太宗加强对功臣及皇室的管理。

他说，要国家巩固，社会稳定，必须谨慎封王。历代由于诸王权倾一时，难以驾驭而导致国家祸乱的不在少数。

为避免唐朝出现这种状况，现在就应当制定法令，令后代遵行，做到未雨绸缪。

马周还建议巩固州县两级基层政权，选好州县官吏。

他强调指出：“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今独重内官，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

他认为，如果所有的刺史、县令都是德才兼备的官员，都能秉承皇帝的意愿，那百姓便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了。

史书记载，唐太宗读了这个奏折后，“称善久之”。

同样地，从毛泽东对它的圈点来看，这些主张，也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马周其人，不仅有政治才能，而且敢于仗义执言，无所畏惧。

他曾上疏，劝太宗多去看望太上皇李渊以尽孝道。

他说，上皇所居住的大安宫是至尊所在，但却位于长安城外，且外形卑小，尚不能与太子所住的东宫相比，与其应有地位相去甚远。

虽然上皇生活节俭，皇上也不愿违背父亲旨意而大兴土木，但作为人子，每日看望父亲，对他的起居多加关心却是人之常情，不应忽略的。

在这篇奏折中，马周以委婉的语言对太宗没有尽到为人子的义务提出了批评。

唐太宗看了奏折很不高兴，但深思之后“深纳之”，并给马周升官以示嘉奖。

唐朝初年，名臣如云。唐太宗之所以能很快带领国家走出困境、走向繁荣，与他身边聚集了房玄龄、魏征、马周等一批良臣是分不开的。

马周自幼家境贫寒，原是个地位十分卑微的小人物。倘若不是唐太宗独具慧眼，也许就湮没无迹了。

毛泽东十分赏识出身卑微而富有才华者，他对贾谊、李贺、王勃等的同情和赞赏早为人熟知，马周亦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