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援华美国飞行员替他运烟土：这个民国河南首富为啥那么牛？

传统中国绝对不是一个重商主义的社会，相当长的阶段里，商人都是二等公民，搞不好就跟赘婿一起倒霉催的，被征发到边远地区，去服劳役或守戍，地位等同于重刑劳改人员，而且毫无理由。

搞不好这个传统，商朝灭亡之后就开始的，不信可以看看隔壁历史活化石印度的种姓制度，周人对待商人，大抵如此。

然而1840年中国国门被列强叩开之后，迎来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冲击下，商品经济显示出巨大的优势，昔日传统社会中地位卑微的商人群体逐渐崛起，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盛宣怀就劝他的朋友，趁着机会，赶快出来大干一票，直接就“主事之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享受中央国家机关副局级助理巡视员待遇了。

从这个语境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近代以来，商人待遇大为提高，但政商关系却更趋紧密，一方面是官本位使然，另一方面商人站在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也希望政府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甚至是独一份的垄断利益，当然这个需要运作，你懂的!

今天我想说说民国时代的河南首富毛虞岑，他的成功与失败都与政商关系有关。

毛虞岑这个名字的，今天知道的人，想来是极少的。本地老人儿对老鸦陈的段子还有些印象，把那个鸦ya念做鸹gua，那边有个毛庄，毛庄蔬菜批发市场在郑州诸多的各类批发市场里，也算名头比较响的一个，毛虞岑就是毛庄人。

毛虞岑家里穷，没上过学，又不愿意吃苦干农活，考上石家庄京汉铁路警务段当了警察，后来又跟着建国豫军的任应歧当副官。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方面的任应歧没了部队，到北平当了寓公，后来跟吉鸿昌烈士一起反蒋，一同罹难。毛虞岑则卷资逃回郑州，在西大街代销各种上海的紧俏物资。由此看来，毛是个很聪明的人，在社会和军队摸爬滚打多年，知道如何利用各种关系，如何借梯登高，既有农民的狡黠，更有游民的敢作敢为和无所忌惮，而这也是他日后成败荣辱的肇端。

如果是一般人，卷了任应歧这样本乡本土知名军阀的钱，要么躲起来，要么买地、做个小生意，就此罢了，毕竟任何豫西的土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不搞你，他的旧部搞你一下就受不了。可毛虞岑不怕，不但不怕，还要把做得更大。

在人际关系方面，毛虞岑堪称圣手。新来的河南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兼郑县县长阮藩侪，下车伊始，就被毛虞岑盯上了。后者先搭上第一科科长徐滋叔，知道徐爱打麻将，就在自己的华阳春，当时郑州最高级的大酒店，安排了个长期的总统套，找人陪着打麻将，饿了中西餐，随便点，累了这里就能休息。

徐滋叔是阮专员的近臣，毛虞岑搭上这条线，没多久就回本了，徐的弟弟在特税稽查处，管着烟土特许经营的牌照，毛轻轻松松就领下来，顺手在福寿街开了家大型专卖店。为避免地痞流氓的敲诈，毛又邀请律师张瑞占、公安分局局长陈寿庭等为股东，并在店后修了三间密室，以供徐滋叔和其他领导打牌玩乐之用。

投桃自然报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早上四五点蒋介石被捉，六点钟驻豫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得到消息，然后电话通知各行政区，要保持镇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电话会议，传达情况，做危机公关，以免慌乱。

郑县专员兼县长阮藩侪接完电话，立刻召集秘书和各科科长开会说明情况，会议结束还不到八点。一科科长徐滋叔赶快溜出来，坐自巳的黄包车，去找毛虞岑报信，说你发大财的机会来了!

当时河南的大烟土都来自陕西，西安事变爆发，陇海铁路一停，货源必断，郑州存货势必涨价。所以，徐滋叔劝毛虞岑尽快将郑州其他土膏店的存货全部买进，资金不够，可请金城银行郑州分行行长金颂匋帮忙。毛立刻坐车上街，早饭也顾不得吃，在十点钟左右，就把市场上各鸦片店的现货，一律都过到了自己的名下。等到中午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公开传出后，其他店铺叫悔不迭。可谁让你在政府里没人，没能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

毛虞岑也没这么多本钱，那时候大烟土等同硬通货，不比黄金便宜，能做成这比大买卖，全靠金行长内部操作，以质押放贷的方式，从后门将烟土送进银行仓库，再从前门把钞票取走，周面复始，用之不不竭。

金城银行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创办于天津，是著名的“北四行”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华北的金融业，素来以投资民族工商业著称，1936年金城银行的存款达1.83亿元，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首位。

金颂匋这么干，显然不是活雷锋，烟土作为质押品，易于变现且相对价值稳定，近期又明确的处于升值状态，加若干倍杠杆出去，直接横扫市场，自然可以把贷款利息定的高高的，银行增加了收入，确保了大客户，自己也能在朋友那里得到我们不知道的好处，这样里子和面子都有了，何乐而不为呢?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期间，郑州烟土价格在毛虞岑的操纵下暴涨数倍。等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新的烟土源源进入郑州，尽管价格又恢复到旧样，可猛涨数倍的暴利已流入了毛虞岑的腰包。年终结账时，一个入股百元的股东可以分到红利一千元，这样的利润率，能不感谢诸位官老爷吗?

顺便说句，后来阮藩侪和徐滋叔都辞职下海，给毛虞岑打工，当了高级经理，在企业有股份。

抗战爆发，毛虞岑把生意转移到了西安，此时的他已不同于在郑州的时候，地位高了，钱更多了，就运作更高端的人物，军政各路高官自不在话下，最核心的却是蒋家外戚，二公子蒋纬国的岳父石凤翔。

蒋介石长子经国，娶妻苏联，姻亲关系等于没有，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蒋纬国妻子石静宜的父亲、著名纺织业资本家石凤翔，是蒋介石的唯一姻亲。

靠上蒋介石，石凤翔的发展简直开了金手指。石的广元分厂建立后，当时西安和广元所用的机物料必须从香港购运，但汽油奇缺。换了别人，这就是死穴了，可石找了军政部长何应钦，何不给石面子，还能不给蒋委员长面子?自然有求必应。后大华纱厂东布厂发生火灾，部分纱机和布机损坏，棉花和机物料被毁。石凤翔干脆直接找蒋介石，请政府资助，蒋也真给亲家公面子，派何应钦来厂商洽。无息贷款3000万元、棉纱价格补助金400万元，随即拨付。恢复生产后，布匹也一多半供军用。

毛虞岑拉石凤翔一起发财，自然等于靠上了蒋家王朝。不但做了西安参议会的副议长和陕西省参议员，更开始让国民党空军，利用美军的飞机，帮自己搞黄金、沿途走私，大发国难财。

有点抗战史常识的朋友，都知道驼峰航线，在抗战时期曾被称作当时中国的生命线。但同时它也是国民党各路神仙的贪腐生命线，大批的美援食品、香烟、煤油、汽油和药品出现在国统区的黑市上，某些人发了大财，更有某些人靠着这条生命线维持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是今天很多公知不愿谈起，更不愿让大家知道的史实，可这却是国民党在抗战后迅速崩溃的重要诱因之一。

1944年3月，美国空军为了直接从西安起飞实施远程轰炸，可以缩短从成都起飞两小时航程，决定扩建西安西关机场，毛虞岑发现这条空中走廊是个发财的好机会。

只要运作好起飞和降落，这两个关键环节，就能把黄金和烟土夹带上美军的飞机，打点好国军的各路神仙，等于设了天然的准入门槛，谁也别想抢走的独门生意。毛虞岑当时已经号称“西北的黄金荣”，黑白两道、军政各处，谁敢不卖他的帐?何况有蒋介石的亲家公站台，甚至中统军统都打点好，还愁不发财吗?

可万万没想到，玩得太狠，飞机超重，美国飞行员发现负荷指针超载，唯恐出事，停飞检查，于是意外破获了这桩大案。可即便是惊动了美国人，最后到了素以痛恨贪腐著称的一战区长官胡宗南上将手里，也没人敢动毛虞岑一根毫毛。

胡宗南这个人，我们可以从国共两党的史料，特别是熊向晖的回忆来看，他的个人操守还是相当不错的，即便是升任高级将领，也能相对保持洁身自好、清廉俭朴的作风，跟蒋鼎文、刘峙之流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可碰上校长亲家公的白手套，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剩下的故事，悬念不多，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毛虞岑跟铁哥们石风翔一起跑到了台湾。文史资料上说，我党对他不薄，解放后在西安各个企业中属于毛虞岑的资金，一律由政府代管，等待他日后回来。不过毛一去不返，不知道资金最后如何处理?

行文至此，我想起总指挥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毛虞岑兴衰的总结：

“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健康的政商关系，官有官德，商有商道，双方都要恪守底线，干净做人，总想“傍权力”走旁门左道，早晚会走火入魔、玉石俱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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