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读史

五四读史

刘白雲

“五四”已过百年，重温先贤强国梦想，重温先烈爱国精神，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现在网上对“五四”评价，见仁见智，有必要予以厘清，本文试从“五四”之时间、精神、影响、余波、原因、启示、证悟七个方面一一予以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方家雅正。

　　五四之时间

言“五四”之时间，有狭义与广义之分，而狭义与广义又各有两分。

狭义一：指1919年5月4日当日学生在北京所发生的爱国运动。

狭义二：指1919年5月4日至1919年6月28日，以北京爱国学生游行示威起，至中国政府(实为北洋军政府)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巴黎和约》)上签字止。

广义一：1918年1月白话文运动始，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止。

广义二：1918年1月白话文运动始，至1928年1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止。

为何这样分?

我们常说伟大的五四运动是以北京三所大学3000多学生走上街头反对帝国主义强权始，以全国广大工人阶级罢工声援迫使北洋军政府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止，故狭义二之定义恰如其分，而狭义一仅指当日之事，事尚未完而时已过，总有局促之感。又一事起，必有因、必有果。五四运动之发生，因来自何，果又是何种样，来龙去脉必须清楚。

有人说，五四之起因，主要是《巴黎和约》未实现中国之预期，中国是协约国，是战胜国，收回同盟国、战败国德国在自己国土山东的权利，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居然美英法意日沆瀣一气，把此天然之权利让与日本，因而使中国群情激愤。而大学生又是百姓中思维最敏捷、反应最敏锐的一群人，故而最先走上街头，进而带动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普通市民一起抗争。此论看似有理，实则经不起推敲。若说丧权辱国，《南京条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更甚，为何当时没有激起民变?群智未开也!为何未开?一则当时通讯未有五四时期发达，消息迟滞，当百姓知道消息时，最佳反应时期已过;二则当时是文言文，百姓看不懂、听不明，即算消息及时传到百姓中间，百姓也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又如何会有反应?故白话文运动是五四运动兴起的最重要原因。白话文运动自何开始?雏形应自梁启超始，半白话半文言。维新时期，梁启超为唤醒神州沉沉睡梦人，以深带感情之笔，浅显易懂之文，苦口婆心，劝君王、劝权贵、劝天下读书人，当然也劝天下老百姓。可惜的是，其文字虽浅显，但也是相对以前的文言文而言的。读书不多的人，或者说刚读了一点书的人，可能看文言文不懂，但梁启超先生的文章还是看得懂的。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由于根本没有读过什么书，故仍然是看不懂、听不明的。当时大学者、翻译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先生评价梁启超先生文章：“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颇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也是相对于一般读书人而言的，而不是对没有读过书，或仅认识几个字的老百姓而言的。

老百姓真正看得懂、听得懂文字是什么时候开始?是白话文真正流行开始。白话文何时真正流行?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者陈独秀先生主办《新青年》杂志开始。《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因与《上海青年》周报名称有些雷同，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用新诗。从此白话文一泻千里，成海成洋，风行全国，成为中国主流文字。虽然后面也有一些回归国粹，回归故国的运动，但终难成气候了。为什么?因为这种文字一经百姓接受、掌握，任何政府、任何英雄人物都回天乏力了。古人说文字厉害，总会举例说，“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我要说，白话文一流行，任何反动阶级，一切阴谋诡计，都没有了产生和生存的空间。因为白话文能使没有读过一句书的人都能听得懂、看得明，都能知晓天下发展大势。一句话，百姓都觉悟了，不好愚弄了。当时有报刊(具体是1919年7月3日出版的《时报》)记载，《学生日刊》因刊载了同情人力车夫的白话文章，引起了汉口人力车夫的争相抢购。“忽有苦力多人，争相购取。其中有不识字者，遂央人讲解，彼等俯首静听，有闻之泪下者，有长吁短叹者，又有听毕不忍去者。”力量何其大也!试想想当时的场景，就知道白话文的力量了。

我们再看看五四运动中当年学生散发给市民的白话文传单:“说起来爱国，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能实实在在做的很少。诸位呀，如今日本要夺我们的山东，这就是要吞灭我们中国哩……山东是我们中华的土地，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民都是主人。人家来要我们的土地，我们主人不来争，还靠谁呢?诸位都来争，争不回来不止，这就叫真正爱国哩。愿大家赶紧起来争吧。”你看后会有何感想?山东是国家的土地，我是国家的主人。我不去争取，谁去争取;我不抗争，谁去抗争!不血脉偾张才怪呢。

所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国家的积贫积弱、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的蛮横霸道，社会的急迫黑暗，生活的艰难困苦，希望的遥不可及，此时如有新的理论、新的思潮、新的刺激出世，再加上大众听得懂的宣传话语，进而拨动大众心弦，星星之火燎原之势便是必然。故知白话文的普及与推广是五四运动能兴起且如高山绝顶一泻汪洋之势的主要起因。

那么，什么时间又是五四运动的结束时间呢?历史上任何一种重大的运动，必将造成重大、深远的影响。这不，五四运动后十年内，中国先后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一件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从此有了新的先进的领导组织;一件是五四运动后的第9年，北伐战争胜利，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统一，初步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当然，我们还可以向以后推更远，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乃至现在我们仍然享受五四运动激励的精神红利。所以说，把五四的时间稍微向后推一点，1921年7月、1928年12月，也完全是说得通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广义上的时间。

　　五四之精神

五四运动到底是什么运动?其最伟大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精神?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必须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仁者说仁，智者见智。有人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其旗帜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有人说，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既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也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其标志是人民大众的觉醒;有人说，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强运动，其精神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本人认为第一说，有道理，又没有道理;第二说，是对的，但不是最显现的;第三说，特别有道理，点到了五四最核心的内容。

“德先生”和“赛先生”最早出现是1919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陈独秀先生《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此文明确提出了“德”“赛”二先生。文章是这么写的：

“反对《新青年》的人，无非是因为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这几条罪案我们直认不讳。但是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其实，早在此文之前，中国就已经在大力推进“德先生”“赛先生”了。康、梁的百日维新，孙、黄的辛亥革命，争的就是“德先生”;林、魏的“师夷长技”，曾、李的洋务运动，干的就是“赛先生”。只是“德”“赛”二先生在当时中国时日不多，根基尚浅，尚未有大成就罢了。当然，这是相对列强而言的。如果与之前的中国比较，还是有大成就的。毕竟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人民由臣民变成了国民。虽然后来有点反复，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但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大势。故以“德”“赛”二先生来形容五四特质，既掠了前人之大美，也不足以彰显五四光芒。

积贫积弱的中国，何时能够富强?何时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中国的先进分子，无时无刻不在思索。1912年，资产阶级虽然推翻了清朝，但国家并没有变得强大，仍然备受列强欺压，即算是战胜国，也没有办法收回自己国土上应该有的神圣权力。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办法救中国?如果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全到位，那就让它进一步到位。进一步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中国发展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办法救中国，那就必须另选它法。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共产主义适应苏俄。共产主义是否也适应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自然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翻阅中国近代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1840年至1949年一百一十年间，中国先后探索了七条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神拳运动、宪政运动、辛亥革命、社会主义新中国。共产党来得最晚，却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为什么?没有选择的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是什么选择?是不二选择!

五四运动，确实进一步推动了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产阶级的厉害人物在此次运动中充分看到了民众的力量。要真正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真正统一一盘散沙的中国，必须依靠民众、发动民众。所以孙中山先生对原有的“三民主义”进行改良，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最终取得了北伐胜利，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名义上的统一。可惜的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天不假年，未到六十就驾鹤先飞了。其后继者未能坚持先生遗愿，最终使事业功败垂成。如天假先生年月，如后继者能坚持先生遗愿，或许中国的发展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同样的道理，五四运动也确实推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以来，1917年社会主义第一次在一个世界大国得以实现。中国的先进分子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闪而天地为之发亮的大好思想。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三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成了逻辑的必然。当然，党成立之初，力量是弱小的，世人是轻视的。这不奇怪!能在迷雾漫漫中看得清看得透前行道路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这极少数的人自然是伟人。

当然，思想的传播是渐进的，是不显眼的，是需要过程的，甚至是需要漫长的过程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故说五四运动传播思想是对的，但不是最显现的。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彻底失败。会前高度期望：中国是协约国、战胜国，理应获得奖赏，并且这种奖赏要求不高，收回同盟国、战败国德国在自己国土上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权力。当时还有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表过支持中国的言论。战胜国、应有权力、强国支持，三者完美结合，奖赏理应到来，奖赏也一定会到来。会中彻底失望：列强操纵，拒绝中国全部合理要求，德国在山东特权全部转让日本，且北洋军政府竟然还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信息传到北京，国人焉能不怒火中烧，焉能不奋力请命，焉能不拼死抗争。向谁请命，向自己的政府请命;向谁抗争，向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列强抗争。请命请了多久?从5月4日，请到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为止。抗争抗了多久，一直抗争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赶出中国止。其实，抗争的时间还可以算得更长，直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怀抱为止。所以我们说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爱国运动。这里没有过多叙说反封建，是因为前面讲到了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都是与封建思想格格不入的。不彻底反封建，资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是没有办法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生根开花结果的。

爱国主义，中国古已有之。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唯一没有亡过国的文明古国就是中国。为什么独独只有中国没有亡过国?文明没有断过流?是中国人头发黑、皮肤黄!不是。是中国文化特别厉害!厉害在哪里?在爱国主义!因为中国文化里一直高扬着爱国主义大旗。爱国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生与俱来，是深刻在基因中，是流淌在血液里。正因为有爱国主义，积贫积弱的中国不仅能在虎狼环咬中最终没有倒下，而且还奇迹般获得了新生。天意乎?天意也!人力乎?人力也!

　　五四之影响

凡事皆有影响。事有大小，影响亦有大小。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其影响自然是巨大而深远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三：

一是五四运动彻底唤醒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爱国主义形成于春秋战国，屈原是我国爱国主义第一人。但后来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家天下对民众的奴役，民众对朝代的更替逐渐麻木了，认为改朝换代与我无丝毫关系，认为那是皇帝的事，说广一点，是士大夫的事，是肉食者的事。不论谁来当皇帝，我还是种田纳粮。太平时，统治者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百姓苦;战乱时，杀戮者穷凶极恶、干戈遍地，百姓苦。反正都是苦，百姓为什么要对江山社稷负责，要为皇帝老子、达官贵人去卖命。五四运动，广泛传播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同时也广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使底层百姓迷迷糊糊知道了一些现代国家的概念。哦，我们不是臣民了，我们是国民了。国家好，我们才会好;国家不好，我们一定不好。要我们好，首先要国家好。为国付出，实际上是为自己付出;为国牺牲，实际上是为自己牺牲。这就是为什么5月4日当日起事的只是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学生，后来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市民、商户、资本家都走上了街头，都走上救亡图存的第一线的原因所在。当然，这种意识的唤醒与形成绝不是5月4日学生运动这一天形成的，是1840年以来近80年间逐渐形成，尤其清朝末年的宪政运动，西方国民概念的引入，及辛亥革命，民主意识的灌输，再加上纸质媒体的兴起，逐渐形成的。只是五四运动以特别热烈方式进一步引燃了这种热情和觉悟。一人登台，万人响应;一地呼号，万方和鸣。磅礴之势，自然一泻千里，不可阻挡。伟力藏于民众之中，诚千古不易之真理也。

二是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觉醒。中国是一个神奇大国，从来不缺文化;中国是一个地域阔国，从来不缺人;中国是一个多难古国，从来不缺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人。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从来不缺敢于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百姓献身的人。屈原是、岳飞是、文天祥是、史可法是、谭嗣同是、陈天华是……数不尽，说不完。历史的年轮，转到了1919年，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先进分子开始迷茫了：太平天国救不了中国，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神拳运动救不了中国，维新变法救不了中国，宪政运动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茫茫宇宙，耿耿星河，要强大我多灾多难的祖国，路在何方?药是何名?看：苏俄革命因共产主义思想武装成功了，学生抗争因工农大众参与成功了，能否把共产主义思想和工农大众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这或许是一条阳光大道、康庄大道!电光石火，一念之间，便天崩地裂、排山倒海。这不，两年多一点，13个人聚合到一起，在上海树德里，在浙江南湖，商议了几天，成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先进思想的引领，有了先进政党的领导;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主心骨，有了大救星;从此中国的形势为之一变;从此，世界形势也为之一变。28年后，一个崭新的中国雄起在世界的东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我在这里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件，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好笑。不要笑!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世界一流国家;到本世纪末，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到那时，再来回味二十世纪中国这段历史，再来回味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和意义，就清楚了，就知道我不是信口开河了。请记住这13个人吧，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这13人，有的中途牺牲了，有的中途脱党了，有的叛变了，有的当汉奸了，但伟人毛泽东、董必武走到了胜利的终点，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千真万确的。

三是五四运动使白话文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字。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要反帝，就必须凝聚全国力量;要凝聚全国力量，就必须唤醒底层民众;要唤醒底层民众，就必须用白话文。因为底层民众，在当时，绝大部分是没有读过书上过学的，字不认识几个，有些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识字都困难，遑论用文言文交流。不能交流，自然难以唤醒民众，就更不用说凝聚民众力量了。要反封建，就必须清理故国，就必须打倒旧偶像，而旧偶像、故国是用文言文包装美化出来的。只有打倒文言文，才能剥去旧偶像、故国的华丽包装，才能让百姓认清形势、辨别方位。所以说文言文退出历史舞台、白话文风行天下就成了时代的必然、形势的必然。虽然五四运动后，康有为卖力推崇孔圣人、章太炎激烈反对白话文，但都只是落日余晖，大势已去，无可奈何了。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算是世不二出的英雄人物，在历史潮流面前，都是渺小的。说句实在话，康南海、章余杭学问文章，在当时学者中，是无有匹敌的。我们常说民国大师多，这个是大师，那个是大师，其实和康、章二巨子相比，只怕只能以小学生称呼了。我不是看不起新文化运动诸子的才学，在内心深处是很敬佩他们的，只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如太炎先生就很看不起胡适先生，说什么“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但康、章故国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为什么?时移世易也。

　　五四之余波

五四运动已过百年，年年五四前后，都有大量的文章谈论五四。为什么?是因为五四运动影响实在太深远了，它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还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如果没有五四，中国人或许不会对日本人如此仇恨，日本的狼子野心或许不会被中国如此深刻地理解，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国或许不会如此坚定一心誓把日本赶出中国。当然，如果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当时被中国全部收回，中国的近代史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日本可能没有机会和力量发动后来的侵华战争，当然也就没有日本后来的彻底失败。从这个意义上推理，日本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最大输家。如果没有五四，中国共产党或许不会这么早登上历史的舞台，进而建立一个红色的中国。如果没有红色中国，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一定会是美国遏制苏联社会主义的天然盟友，后来的苏联就不可能做大做强，世界的版图或许真有可能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当然，历史没有假设，也不相信假设。但写文章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动机、心理，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使用不同分析法，从不同的角度，会对本来就够复杂的历史和迷雾提出种种似是而非假设和推断。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也一定会这样，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现在不是有很多专家喜欢对历史进行翻案，以搏眼球，以显高深，以显存在吗?比如有专家写文章说诸葛亮也不是什么忠臣，生前没有篡逆，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如果天假时日，伐魏成功，诸葛亮是一定会取刘禅而代之的，证据是诸葛亮答李严书中有“加十锡可也”。

啰嗦了这么多，言归正传，现在对五四研究正反不同的观点有哪些呢?统而言之有三：

一是五四启蒙的到底是什么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还是资本主义思想。其实五四运动前，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已经很猛烈、很顺利，不然不可能有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后来虽有袁世凯的称帝、张勋的复辟，但都不过昙花一现。为什么?资本主义思想、民主共和的意识、国民公民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即算强如袁世凯者，也不可能逆潮流而取得成功。民心不在此，奈何强为之。五四运动后，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确实也进一步得到了传播，否则也不可能有国民党领导的共产党参与的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全国名义上的统一。同样，共产主义思想也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快速传播。并且随着孙中山先生的离世，国民党继承人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民众日益看清了国民党已经不是原来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了，是法西斯独裁的国民党了，再加上后来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汪精卫的汉奸行径，到再后来蒋介石置大战后国家需要休养生息的大义于不顾，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全国民众的信仰自然更加悄无声息转移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上了。认为国民党腐败了、没落了，没有前途了，必须抛弃;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有美好未来、光明前途人多了，极大的多了，乃至原来信仰服膺资本主义思想的人也怀疑自己了，甚至痛定思痛、改变信仰了，信仰共产主义了。民心决定成败，民心写就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做学问的人，不需为谁张目，也不可能为谁张目。

二是五四运动到底是爱国运动，还是暴力犯罪。五四运动以巨大的声势，阻止了北洋军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有力维护了国家名义上的尊严(实际上的尊严只能靠实力来维护，在当时极贫极弱中国是不可能得到实际尊严的)。说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一点也不过分。不过也有人不这样看，当时有这样的人，现在也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这是暴力，是犯罪。如梁漱溟先生当时就写了一篇名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取公诉，学生去遵叛服罪。”查阅五四资料，其实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段锡朋也感觉到学生运动过于激烈，怕负不起责任。火烧赵家楼、重伤章宗祥后，学生们害怕吃官司，编造了一出北大学生郭钦光被曹汝霖家仆人打死的滑稽戏，大张声势，鲜花美酒祭奠，挽章哀辞追悼，郭也因此成为了五四唯一的烈士，备极哀荣。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学生不游行示威，不采取过激举动，又如何能阻止住北洋军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事不得已，也只能出此下策了。此中苦衷，稍有正义感的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也都会支持。不然，怎么会有后来全国各地的工人、市民、学生的大力支持呢。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卖国的北洋军政府感觉到压力山大，最终屈服民意，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当时即有公论。如《国民公报》社长蓝公武在《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君说无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不许他人侵犯，这话本来极是。可是侵犯人的，要是出于群众的行动，那就不能有这样的说法了。法国在欧战初起的时候有个极有名的社会党领袖，因为主张平和，被群众打死，后来并没有发生法律上的问题，这种事情实例不知有多少。”现在我们国力强盛，没有哪个国家敢欺侮我们，看五四的时候，可能也会认为可以不这么激烈。但当时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谁能提出不采取激烈行动就能阻止北洋军政府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妨说出来看看。

三是五四运动到底是彻底破坏了传统文化，还是孕育了一种崭新的文化。不容否认，五四运动是一种疾风暴雨式的运动，确实触动了一个旧的世界，也确实孕育了一个新的世界。但触动不意味着打烂，孕育不意味着新生。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不可能短短一天、半年、一年、两年、十年就可以打烂。如果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打烂，这种文化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不要也罢。直到现在，中华传统文化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仍然为全体人民所喜爱。比如说，现在写新诗(自由诗)的人很多，但写古诗(格律诗)的人也不少。又比如说，孔子作为中国的友好使者漂洋过海，到处办院讲学(孔子学院)。可以说，现在孔子不仅在中国人心目中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在世界人心目中也同样享有很高的声望。传统文化没丢，新文化又应运而生，为工农大众所掌握，不是很好的事吗。五千年前的文化，如果不加以改造发展，又如何获得新生，又如何为后人所很好地接受呢。后人如果学不懂，又如何能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呢。其实，中国的文言文一直在白话化，只是在五四之前是渐进，五四后才特别明显而已。明清的小说，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文言文白话化。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这种解释，一定会有人反对，说什么摧残传统文化有三波，一曰太平天国运动，一曰五四运动，一曰文化大革命。其实，时代变化，文化也必然会发生变化。只有变，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永葆青春。现在我们写文章，爱古文的，就写古文，爱白话文的，就写白话文，好像古文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被消灭。不是这样的吗。见仁见智，大家仔细辨别吧。

　　五四之原因

如果现在有人问，为什么1919年5月4日的中国北京，会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街头请愿示威运动?我们一定会不加思索回答，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彻底失败所致。这个回答肯定没有错，是非常正确的标准答案。果真是这样吗?细细分析可能未必尽然，或者说仅仅皮毛而已，不得要领。应该说，外交失败只是导火索而已，真正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整个国家出了大问题，犹如极为干燥的空气，既凝滞，又极易燃，稍有火星，即可引起熊熊大火。具体来讲，当时的中国情况可用十六字来形容：积贫积弱、至暗至黑、无希无望、时天时地，而相应带给百姓是极度焦虑感、迷茫感、空虚感、刺激感。

积贫积弱的极度焦虑感。当时的中国不但是积贫积弱，而且是极贫极弱。清帝统治时是这样，清帝让位后也是这样，甚至还更甚。为什么说还更甚呢。因为清帝在位的时候，虽然内忧外患，瓜分豆剖，国力十分虚弱，但至少还名义上维持了国家的统一，有统一的军队、统一的财政、统一的国家机构，偶尔还能和欧美帝国列强打上一两仗，并胜利之，如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左宗棠指挥新疆平乱等。而民国呢，北方的旧军阀，南方的新军阀，新旧军阀中又各自再分派系，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战火连绵不断，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哀鸿遍野，十室九空。何处有安身之地?何时有安全之感?一如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与妻书》所说的“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林觉民写的清末中国的情形，谁知烈士为之献出宝贵生命的民国仍然是这样，烈士泉下有知，情何以堪!当时民国虚弱到何种境地?看一看袁大总统被迫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前的情形就知道。为霸占德国在中国的地盘，1914年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以海陆两万兵力登陆中国山东龙口，在无力阻止日本武力行动的情况下，为最大限度保护中国百姓免受兵火冲击，袁世凯曾询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措施，段回答“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但只能维持四十八小时。”袁继续问“四十八小时后怎么办。”段答“听候总统指示。”不得已，袁世凯政府只得划出一条日本军队过境走廊和参战国战区，如此最低要求，日本仍然不屑一顾，所到之处全部收为己有。以举国之兵力尚不敢战敌国远涉重洋的区区两万余人，国力之弱，于斯可见端倪。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订，袁世凯将此日定为“国耻日”，可见当时日本对中国羞辱之深之烈。一国之元首尚且如此无奈无助，国人能不极度哀鸣乎，能不极感焦虑乎。如果讲“国耻日”感性认识还不足的话，我们可以仔细看看袁世凯在1915年5月8日国务会上的一段讲话：

“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英美诸使关切中国，情殊可感，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使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时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此段讲话，是袁为签约自辩乎，是袁不得不签约而宣泄乎，应该两者兼而有之，但后者一定大于前者。

至暗至黑的极度迷茫感。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虽然中间有所谓康雍乾盛世，历时约134年，从农耕文明来讲，可能达到了封建文明的最高度。但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总的来讲是下沉的、没落的，是与世界发展大潮相违背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证明了文明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虽然后来我国先进分子进行了一些艰难探索：认为“器”不行，就学西方制“器”;认为“道”不行，就学西方改“道”。学来学去，改来改去，中间有了点回光返照，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但好景不长，一场甲午海战，又把亦步亦趋中国彻底打回原形，“中兴”是假的。如此不禁打，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兴”。十余年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封建社会最后的太阳终于落山了。按理说，新的太阳应该自然出来了。其实没有，是黎明前的黑暗，是至昏至暗的时刻。总统、总理走马灯的换，中间还夹杂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大闹剧。政党多如牛毛，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你方唱罢，我又登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实际上是没有大家共同认可的主义。你唱我唱，实际上是大家都想唱又都不能唱。热闹是热闹得不得了，黑暗也真黑暗到了极点。谁也不服谁，谁也服不了谁。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看谁的拳头硬。新旧军阀之间是如此，新旧军阀内部也是如此。这样折腾，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国开始至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为止，历时整整17年。手无寸铁的百姓，穷凶极恶的军阀。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你的感觉会怎样，对前途会不会极度迷茫?是选这个主义，还是选那个主义;是拥护这个军阀，还是拥护那个军阀。他们会告诉你，他是你利益的最好维护者，他的主义能把这个国家带入最理想的未来。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那时的百姓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苦!

无希无望的极度空虚感。人有希望，就会努力向前，就会感觉充实。那个时代，如果能够不因饥饿而死，不因战乱而死，就是最大的希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一改封建知识分子看不起底层人的做派，特别同情劳苦大众，写下了很多同情劳苦大众的文章和诗歌。其中尤以同情人力车夫的为多。如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1号，就刊发两首《人力车夫》白话诗，作者分别是沈尹默和胡适。

沈诗：“日光淡淡，白云悠悠，风吹薄冰，河水不流。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干些什么。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望，还觉得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

胡诗：“‘车子!车子!’车来如飞。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客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中惨凄。’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沈诗着重写人情的冷漠，车夫艰难不易。天寒地冻，有钱人棉衣袖手，而车夫单衣破、汗珠堕。胡诗着重写心理交流，少年车夫，年方十六，却已拉车三年，不禁“心中酸悲”：坐则车夫太小，恐其力不胜任，于心不忍;不坐则车夫无钱，又饥又寒，恐其衣食无着。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陷入两难境地。天道不公，铁石心肠者读此二诗亦当流泪矣。

当时有学者对北京人力车夫收入和家庭开支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全年拉车总收入平均94元，扣除向车行缴纳的车租25元和车夫个人消费33元，一年一个车夫平均可向家里供给36元。仅够维持一个成年人一年消费。当时北京人力车夫家庭人口数平均为⒋37人。按当时流行的折算成成年人的办法，则一个车夫家庭成年人口平均⒊89人。也就是说，车夫的收入仅够支付半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另外一半则要靠其他收入填补。如无其他来源，则人力车夫家庭大多过着收不抵支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出现了一种被陈独秀先生称为一大“特色”的奇特现象:“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为什么新文化闯将对车夫这么熟悉呢?是因为这些闯将们大都生活在城市，由于生活和工作的原因，他们出行一般选择人力车。接触多了，交流多了，自然就熟悉了。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是全国最繁华、最富裕的地方，百姓生活尚且如此艰难，其它地方百姓的生活艰苦可想而知。能吃上一餐饱饭可能就是一生最大希望。腹内空空，是真空虚也，非假空虚也。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当时应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达官贵人能给普天之下老百姓一个明确的答案。

时天时地的极度刺激感。五四运动为什么会猝然爆发，与运动前后的大喜大悲有莫大关系。1918年11月11日，同盟国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一战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是战胜国。消息传到国内，一片欢腾。认为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中国押对了宝。北洋政府一高兴，决定放假三天，举国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还组织一帮教授在天安门搭了一个露天演讲台，对往来民众大讲特讲了一天。底层的民众，本来知识层次就不高，或者说是非常低。但他们能感觉得到，政府放假庆祝，并且一放就是三天，肯定这是天大的喜事。再加上这些大文化人声情并茂、绘声绘色的宣讲，百姓的胃口吊得老高老高的。我们常说，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历史还真的这么吊诡，不到半年，传来的谈判结果与中国的期望大相径庭，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利益，被日本全部强行占有，而中国作为战胜国在自己国土上的正当权利一点也没有收回。怎能不叫中国人愤怒!愤怒列强的狼狈为奸，愤怒日本的蛮横无理，愤怒政府的软弱无能，愤怒全权谈判代表的丧权辱国。如果说半年前，中国人民的热情是零上一百度，那么半年后就是零下一百度。如此大的落差，心理成熟的人都受不了，何况是风华正茂、挥斥方遒青春美少年!所以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大学3000多学生走上街头喊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响亮口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就连当时参与谈判的代表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都觉得美英法日等列强太过分了。1919年4月30日，陆在给北洋军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电报中说：“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固，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对外态度最为温和的人，都持如此观点，可想全国人民的怒火了。

从上四点我们可以看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自有其必然因素，即算五四不爆发，五五也会爆发;五五不爆发，五六也会爆发。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民心有很大的关系，没有人能够扭转。真正的高明者，真正的最好办法是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变危为机。

当然，五四的发生，与当时一些著名人物的强力推动也不无关系。谁是五四的放飞人?至少有三人不得不说，此三人者乃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三先生。说陈独秀，是因为《新青年》杂志影响实在太大，传播白话文，传播新思想，使学生与社会思想瞬息万变，特别激进;说梁启超，是指巴黎和会中对我国不利信息首先由他以电报形式传到国内。说蔡元培，乃蔡是当时北大校长，于学生游行示威与否有决定之权。说实话，此三人，于五四之发生，皆起了大作用，居功至伟，功不可没。但单就学生运动是否发生，蔡先生态度尤为关键。他支持或同情学生游行，则游行必发生;他反对或不支持学生游行，则游行或许难以发生;即算发生，其势头亦相对较缓，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烈性事件出现几率应该较低。58年后的1977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来到香港蔡先生墓前，写下了吊念名作，其中有句云：“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此诗既是对蔡先生于五四作用的充分肯定，亦是持中之论。

　　五四之启示

凡事要有底线思维。北洋军政府没有大政治家，以为协约国胜利了，就认为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同时异想天开认为：中国是协约国一员，理应分享胜利果实，并且还认为我们要求不高，仅仅只要求收回自己领土上战败国德国曾经非法占有的权利，从来就没有想到日本不会放手，美英意法等列强不会支持。其实只要把问题稍微想复杂一点，让全国人民有一些，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了，即算发生了也不至于如此激烈，最终使北洋军政府名声尽失，进而极大的加快了北洋军政府垮台进程。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全，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推动。五四前后，风云激荡，名人众多，但真正厉害的，我认为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一看日本强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的时候，袁世凯是怎么做的就知道了。袁首先想的是坚决不签，毕竟丧权辱国的条约一签，自己卖国贼的地位在历史上就铁定了，随你怎么解释都没用。但不签的结果，就是中日战争的爆发。在陆军总长段祺瑞坚持不过四十八小时答案中，袁深知战争选项，于中国的伤害是万万不可接受的。退而求其次，签，但一定要把中国的损失降低到最低。期间，袁要求谈判代表尽量采取拖延战术，将时间拉长，以便有时间争取美英等列强制衡日本。因为美英等列强也不愿意日本独占中国利益，以影响他们在远东和亚洲的布局。同时，将日本欺凌逼迫政府太甚的消息陆陆续续释放民间。释放民间，是想利用民众压力使日本能有所止步。如果全体中国人强烈反对，条约是签不成的，即算北洋军政府签了，民众起义不断，条约也执行不了;陆陆续续，是想让民众知道当今中国实力之虚弱和外部环境之凶险，进而让民众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心理准备，为条约的签订取得一个承受度。到后来《二十一条》签订的时候，条约已不是原来的条约，由二十一条变成了一十二条(原条约中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将国家的损失降到当时实力所能维护的最大限度，但这并不否认仍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按理说，《二十一条》对国家的危害比《凡尔赛和约》对国家的危害大得多，为什么彼时没有爆发学生大游行，而此时却爆发了学生大游行。各种细节值得深思探究。一言以蔽之曰，是底线思维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袁世凯是有底线思维的人，是有精准预判局势走向能力的人。现在我们史书上写袁世凯窃取了民国胜利成果，小时候读，觉得是对的;现在再去重温，就觉得十分的可笑。在当时，放眼神州大地，能当民国之任者，还真非袁世凯莫属，否则那么多革命党人也不会支持袁当中华民国大总统了。进一步推断，说明李鸿章、慈禧太后也还是有识人之明的。只可惜，袁大总统野心太大、太膨胀，居然觉得大总统位置不过瘾，还想当皇帝，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子上，成为了反面人物。如不称帝，袁应该是中国再造之人。

凡事要有自知之明。《老子》三十三章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可见明比智难。古今有大智慧的人不少，但古今有真明白的人并不多。我们常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但有些人对这个提法就是有点搞不明白。认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国担负起主要领导职能的党是中国国民党，应该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前面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后面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不然，我们讲五四运动最大的贡献，是加速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人员条件。准备干部，好理解。我党一大的代表或者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见证过五四运动，或者同情五四运动，是学生或社会中间的先进分子。准备了人员条件，看似不好理解，其实也非常好理解。五四运动自5月4日学生游行始，至6月28日成功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止，时间跨度将近三个月。三个月的僵持拉锯，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僵持的一端，是北洋军政府，僵持的另一端，前期是全国的学生，后期是全国的工人。正是全国工人大罢工，最终迫使北洋军政府妥协。产业工人在此运动中所迸发出来的无穷伟力，有组织看到了，把它吸收到队伍里来了，这个组织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当然国民党中极个别高明人物也看到了，这个高明人物就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革命屡经失败，痛定思痛，所以后来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我就是想不通，既然看到了，为什么不直接把农工接纳到国民党队伍里来呢?而是联共，通过共产党间接接纳呢?这不是硬生生地把工农推向共产党的怀抱吗。当然，这个间接的接纳以及扶助，农工也是非常感激的。也正是因为这份感激，也就卖力地拥护和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也就有了后来北伐的胜利及全国表面上的统一。若不是后来蒋介石、汪精卫想独占革命胜利成果而大开杀戒，继续以接纳的胸怀气度对待共产党、对待工农，说不定现在中国还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当然，这也不是蒋介石、汪精卫所能决定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注定了它的短视性和阶级局限性。即算中山先生当时仍然在世，国共合作的时间可能会相对长一点，但也终将会决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仔细去阅读国共两党当时的文件就知道。国民党的政策是“连”与“扶助”。当国民党弱小、需要借助外力的时候，自然是“连”与“扶助”;当国民党强大呢，当然就不会“连”与“扶助”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当国民党支持农工的时候，共产党当然支持国民党;当国民党抛弃农工的时候，共产党自然要和国民党分道扬镳。由此可见，共产党的 “明”比国民党不知高了几个层次。共产党的“明”，还体现在共产党最厉害人物深知当时国家政权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从而在国民党要斩尽杀绝共产党的时候，带领党的一部分走到哪里，进而使党的种子得以保全。共产党这个最厉害人物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在几省交界的深山老林中。“明”了自己力量来源，拥有了工农伟力;又“明”了自身应该去的地方，拥有了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自然也就是必然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运动催生了新中国，也是很有道理的。

凡事要靠自己。世上没有救世主。自己的事情还是需要自己做，等靠要只会误了现在、误了未来。五四运动前，为什么上自政府，下到市民，都认为中国一定能收回山东被德国强掠去的权力，除了自己是战胜国这一点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世界第一富裕国家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先生表达过支持中国的意思。有了世界第一大国支持，自己又是战胜国，收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力，有何不可?有何难哉?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日本帝国不同意，施压其它列强，最终诸列强串通一气，活生生把中国卖了，卖到了河中间。即算学生游行示威、工人罢工抗议、外交官据理力争都于事无补。有苦水只能往肚里吞，有怨气只能向自己发!除此，还能做什么?故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出了一个道理，要救国必须先强国，国不强，谁也救不了你;国家强大了，自然也就不用人来救了。实力摆在那里，谁敢欺侮你。欺侮一个不可欺侮的国家，除了想死外，就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所以五四运动后，爱国的力量立马转变成强国的力量。要强国，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要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就必须打到军阀。要打到军阀，就必须以雷霆手段。所以有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如秋风扫落叶一样，以恢宏的气势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就实现了全国名义上的统一，彻底结束了清帝退位后中国近二十年的军阀割据局面。国家统一了，为强国准备条件，但如何强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成了国人必须思考、必须面对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国民党要搞资产阶级国家，共产党要搞社会主义国家。最终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共产党、社会主义也确实没有辜负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重托，不等不靠不要，衣衫褴褛，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创业，用了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又用了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基本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的基本工业化;又用了短短四十年时间，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国家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开阔，越走越生机盎然。靠自己，踏实;靠自己，心安;靠自己，长久。毛泽东主席有一名言，叫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读起来，总觉得特别有气势，特别有风骨。愿天下自强不息的人、自强不息的国家作为座右铭永远牢记心中。其实，毛主席这句话是很有来历的，它理论来源于我国古籍《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实践来源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真要感谢我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真要感谢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使我国能以制造业立国，使我国能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立于不败之地。军事上赢不了我，贸易战打不败我，颜色革命变不了我。本世纪下半叶必将迎来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央的辉煌时刻。一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五四之证悟

弱国无外交，强权即公理。2018年4月11日，一张照片瞬间刷屏网络。照片上一位十分疲倦、十分无助的老者低着头孤单地坐在联合国会场一间休息室角落一言不发，这位老者就是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贾法里。贾法里先生刚刚还在安理会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紧急会议上怒斥美英法散布叙利亚政府军用化学武器屠杀平民的谎言，怒斥美国企图以谎言为由发动侵略战争。照片下面有很多中国网友留言，如：

此情可待网友：好好珍惜吧，我的同胞们，贾法里的遭遇我们也曾经有过!只有强大了才不会挨打!

泡了又泡的茶：国际新闻每天都在给我们上课，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我们害怕沦落，害怕家园不宁。

佛笑拈花：曾经，我们国家的外交官也是这样过甚至更惨。

凤凰网友(重庆市网友)：同胞们还记得一战后的凡尔赛会议吗?这位叙利亚的大史悲哀，我们在百年前就已经经历了，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

凤凰网友(山东省滨州市网友)：好好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吧!

中国四维空间(山东省济南市网友)：弱国无外交!

……

为什么这张照片能够如此撩动中国人的心弦?是因为1840年至1949年一百余年间，中国曾经经历无数次这样的屈辱、耻辱，欲生不得，欲死不能。曾国藩、李鸿章、陆征祥……我们只要去看这些前辈外交官门留下的日记、文章、书信以及与人交谈的只言片语，就会深深震撼他们甘愿牺牲自己名节以保全国家利益的耿耿忠心。1872年，湘潭诗人王闿运感于山河残破、名园被毁，写下了一时洛阳纸贵的七言长篇古风《圆明园词》，其中有句云：“只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1896年，甲午战争第二年春节，浏阳诗人谭嗣同有感于国家的残破不堪，写下了至今令人不忍卒读的传世名作《有感》：“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两首诗中描述的中国是何等的相似——极度虚弱，山河带泪，冤魂遍野，国将不国。一个国家的虚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人都会把你视作野蛮人、视作猪狗，随时随刻都可以骂你，随地随处都可以打你。总之一句话，人人都可以欺侮你。欺侮你的人，还振振有词，头头是道;被欺侮的人，明明有理，还被说成这也不对，那也是错。一如西方强盗所说的：“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现在中国强大了，没人敢欺侮了。但不欺侮，并不意味着西方列强高兴我国的发展，他们时时刻刻幻想着中国什么时候内乱，什么时候衰弱。中国不内乱、不衰弱，也要想办法使之内乱、使之衰弱。颜色革命就是最好的一招。天天造谣，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制度、我们的道路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经常拿人权、信仰说事，凡事都是西方的好，中国的差。我们确实要提高警惕，坚定走自己的康庄大道，努力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强大到任何心怀叵测的人都不敢使我们中国的坏。这一天何时到来，路还很长。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曾经有两亲家互相吹牛，一家钱多，一家人多。钱多的亲家说：“亲家、亲家，我家的钱真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家高桌子可以不要四只脚，用钱垫起来就是。”人多的亲家说：“亲家、亲家，我家的人真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家的高桌子也可以不要四只脚，我八个孙子把桌子抬起来就是。”钱是人弄的，有人就有钱，没人就没钱。尤其是少年人，来日方长，弄钱的机会和时日相对于老年人多得多。从这角度讲，重视少年、歌颂少年自然见高一筹。比较这两亲家家庭未来发展情况，理论上讲第二个亲家家无疑好得多。五四运动，走上天安门街头的是一群年青人，他们本应在教室里好好学习，但国破家亡的命运逼着他们不得不出来为国分忧，为民请命。也正是这种艰难的社会磨练，使他们心智早日成熟，使他们的家国情怀早日养成。“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直接或间接参加此次运动的年轻人，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为了国家各个方面的栋梁之才，为国家发展进步作出了自己应该有的贡献。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是这场运动中走出来佼佼者。毛主席的雄才大略是举世公认的，是世界上五百年难得一出的大人物。他老人家文凭并不高，没有什么博士硕士学位，也没有到什么国外著名大学留过学的显赫经历，但他老人家积极投身了这场中国近代史无比绝伦的伟大的爱国运动，从中充分领略了产业工人的伟力，充分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洗礼，为后来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乃至成为全世界无产者的导师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看这时的主席，我们就可以充分领略青年人的力量和未来无与伦比的造化。所以从古到今，人们对青年的赞美从不吝啬好词佳句。如：李商隐的：“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梁启超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毛主席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五四运动行将百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又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走向未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彼岸。不但全体中国人在看着，其实全世界的人也都在看着，因为这一代中国人必将彻底改变中国和世界的版图、格局、命运，真的是任重而道远。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祝愿我们伟大的民族，梦想成真，雄风再起。

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这句话对于能坚持下来的民族、国家来讲是真的，是真理;但对于不能坚持下来的民族、国家来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比如，美国大地上原住民是印第安人，但自上世纪八十年末最后一个印第安人去世后，美国再也没有一个地地道道、原汁原味的印第安人了。假设将来有一天美国彻底衰落了，我们说白人是野蛮的、不文明的，今天美国的衰落就是他们不文明、野蛮的报应，有意义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想听这句话的人早已经不存在了，早已经绝种灭族了。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就是学会生存，学会强大自己。如果一时半会还强大不起来的话，先生存下来，将有生力量设法保存下来。不可一味逞强任性，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艰难困苦，终将磨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韧性，最终使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走向强大。中华民族历经风雨而不倒，历经磨难而愈坚强，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谁曾想到，一百年前的中国，还是列强眼中可以任意欺凌的弱小国家;一百年后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国家发展日新月异，高铁世界第一，量子技术世界第一，基础设施建设世界第一，制造业指数世界第一，对外进出口世界第一，人民对国家发展满意度世界第一。一带一路联通世界，全球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为世人所理解、所接受、所支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模式、中国答案，世人好奇，世人学习。这种景象，这种变化，一百年前的中国人敢想象吗?敢奢望吗?不敢想象!不敢奢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换了人间，就是成真了。真是印证一句老话：没有永远落后的国家，永远落后的民族，只有不知上进的国家，不知上进的民族。天道公平，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会不偏不倚，机会均等，就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否顺应天道，能否先知先觉，能否抢先发展。可能有人对我的乐观有看法，认为这有什么好吹牛的，美国不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吗?它想打谁就打谁，想骂谁就骂谁，想制裁谁就制裁谁，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制衡它。现在这样评价美国应该说没有错，但美国在世界的体量、影响力确实是相对下降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对伊朗的制裁，它的小弟、他的盟友欧洲就根本不听它的了。为什么?美国常为了自己一己私利，干损害别人的勾当。干多了，别人自然就不会沉默了，就会起而抗争。群起而攻之，自然阻力增大。阻力增大，轻则耗损国力，重则有覆亡危险。如果美国不改弦易辙，继续蛮横逞强，终将落得个衰落难挽回。要知道，正义可以迟到，但终将不会缺席。世界历史上大国的兴衰成败，无不验证了这条颠覆不破又亘古长新的真理。

摘要：2019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日。重温先贤强国梦想，重温先烈爱国精神，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

关键词：五四  精神  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