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冬学运动与群众办报实践

——以《抗战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将办报看作“一种深入的组织工作”，并在根据地人财物均告匮乏的条件下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号召。胡乔木就认为，新闻是“无形”却“最有力的意见”。

以晋绥边区为例，在《抗战日报》(该报1940年9月18日创刊，1946年 7月 1日更名《晋绥日报》，1949年 5月1日终刊。)等专业新闻媒介和新闻机构之外，中共通过自上而下的通讯网络建设，动员起一支由专职通讯干事、特约通讯员、基干通讯员、工农通讯员组成的数量超过千人的通讯队伍，以报纸为平台进行社会动员，在中共政权与根据地社会之间寻求共识共振，更好地争取群众的政治支持，有助于将中共中央意志变为全党意志，进而将党的意志变为全民意志。但通讯网络建设只是完成了办报的党内动员及干部动员，对文盲率高达90%以上的边区基层社会而言，冬学运动在从通讯网络进村到真正实现报纸“大家办、大家看”，解决报纸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从《抗战日报》看边区冬学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有限的正规学校教育资源难以满足根据地社会动员最低限度的文化需求，社会教育因之成为重要补充，而冬学则是最主要的形式之一。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冬学运动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0年初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之前为初创时期，其间基本因袭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晋西北农村的“冬书房”传统;此后，冬学进入有组织的发展时期。是年 9月晋西北行署举行第二次行政会议，中共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在开幕式上提出此时的三个中心工作之一是“恢复战前的学校，加紧国民教育的正规化，同时利用农闲的时间进行社会教育”。对于作为社会教育主要形式之一的冬学，会议提出每个行政村创办一处冬学、每个区创办一处模范冬学的具体要求。10月，《抗战日报》刊发的社论提出，此时秋收已完成，各地应开始加紧准备冬学。11月，晋西北行署发出《关于冬学运动配合“反扫荡”战争的紧急指示信》并颁布《民国三十年冬学工作计划》，提出冬学学期从 12月至次年 2月，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方面要求每个文盲识字 100个。由此开始，在行政力量驱动下，各地冬学得以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

边区冬学学期共3个月，12月份处于发动之初，各地开展时间有先有后，开展质量参差不齐，2月份则易受春节活动(遇传统节日冬学放假 20日)或春耕准备工作影响而提前结束。相比之下，1月份是冬学开展最集中的阶段。为此，笔者通过对1941-1945年《抗战日报》1月份关于冬学报道的检索，发现1941年此类报道仅 1条，1942年增至 12条，1943年回落到 5条，1944年跌至 1条，1945年则剧增至 56条。逐年统计情况表明，边区冬学的发展并非始终呈上升态势，而是在经历了 1943-1944年曲折之后，于 1944年冬到 1945年春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在此过程中，多种外部因素对冬学发展造成了影响。

首先是战争因素。教育需要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而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不间断的“扫荡”对根据地包括冬学在内的各种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破坏，就晋绥边区冬学而言则1941年最典型。尽管边区行署早在1940年秋就已进行安排并发出“村村有冬学、人人入冬学”号召，但从发出号召到1941年 2月准备春耕，5个月时间中包括上述社论在内共计只有 4篇报道及一篇勉强与冬学沾边的报道。若仅就 1月份而言，除一条行署通令外，没有任何各地冬学的动态。报道少的主因，很可能是许多地方冬学并未开展。1941年初，晋西北地区在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中迎来新的一年，从冬到春见诸报端的大多是与反“扫荡”相关的报道。直到冬季反“扫荡”结束后，行署通令恢复冬学，报纸上才有了关于冬学的动静，如2月 1日的消息《河曲城关妇女冬学成绩良好，共有六十五人参加》、2月 5日的消息《活跃的保德冬学》等。但这些报道不仅数量有限且所涉及的离石、河曲、保德三县均在根据地腹心，属于日伪“扫荡”中未被灾或被灾不严重地区。由此可见，这一年的冬学不仅因战争多有停止且在行署通令发出之后亦未全部恢复。

其次是政权建设因素。根据地各项政策对冬学的影响以 1942年精兵简政最明显，1943年1月冬学报道减少与边区政权“瘦身”密切相关。1942年 12月 26日，《抗战日报》在社论《今年冬学的任务》中指出，“今年冬学的任务比去年重要，但在简政后各级教员减少了”，并提出了很多倡议，防止冬学中的自流现象。虽然这些倡议在许多地方得到落实，但实际困难的确存在。体现在报纸上，关于冬学的报道零零星星，且多以简讯形式对各地情况进行综合报道。不过，在数量减少的同时，兴县等地出现一些自然村要求增设冬学并请求政府委派教员情形，保德等地“一般群众对冬学的认识都较去年为好”，开始以民主方式制定冬学相关制度。此种文化自觉为之后的冬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次是边区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的因素。围绕中心工作进行舆论宣传是中共报纸的一贯传统。1944年 1月 1日，《抗战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中共晋绥分局关于拥政爱民和拥军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将“双拥”工作与对敌斗争、减租减息、防奸自卫“三大任务”结合起来布置，所有这些任务均“以对敌斗争为中心，以发动与组织群众为基本办法”，而各种任务的叠加最终使干部和群众对冬学无暇顾及。如宁武县农会在 1943年 12月底区村干部会议上确定 1至3月的中心工作为贯彻减租减息、准备生产、整理合作社3项。宁武如此，整个六分区乃至全边区大同小异，因为基本任务是共同的。于是，这一年的 1月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从仅有1篇稿件来看，许多地方如交西、离东、静乐等地均以旧有小学为基础开办冬学，临县、岢岚一些地方妇女占到冬学生总数的 90%左右，男子则被减租、公粮、拾粪、合作社等事情缠住了。

边区冬学高潮出现在 1945年则并非偶然。这一年日军对根据地威胁趋弱、边区外部环境开始向好，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事业在胜利到来前夜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成为边区工作中心之一。是年，边区行署提出的三大任务是“对敌斗争、生产建设、学习练兵”。行署副主任武新宇在1944年12月 30日边区第四届群英大会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开展文教工作，实行全民练兵”，虽然排在1945年各项任务最后，但“学习”作为年度任务被提出、“文教”作为群众运动来开展，则是边区历史上的第一次。此前的 1944年 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文教大会，之后的 1945年 3月晋绥边区亦开始准备自己的文教大会。在此期间的边区群英会上各界英模都在展望文化翻身、思想翻身。因此，这个月的《抗战日报》除边区群英大会，“文化”是最有热度的高频词，冬学四项年度指导方针中第一项就是“帮助群众从思想上文化上翻身”。相应地，关于冬学的报道达到几乎日均两篇的惊人数量。冬学的实际发展亦如此。到1945年初，边区各地冬学总计2281处、学生 132820人，达到史无前例的最高点。

《抗战日报》作为中共晋西区党委(1942年8月改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其历年来的报道不仅大致勾勒出晋绥边区冬学运动的起伏曲线，而且合理地解释了其中原因。正如晋绥老报人穆欣所言：“冬学在 1940年即办过，开初也走过弯曲的道路，1944年以后才有飞跃的发展。”

二、从边区冬学看群众文化自觉

晋绥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之初，尽管冬学所需资源供给充足，但群众学习热情并不高。之后数年间，随着不间断的政策推动和冬学自身的适应性调整，群众热情逐渐升温，最终变为自发需求。

（一）“支差”心理与“拉差”行为

对于边区政府所倡导的冬学，乡村干部和一般群众最初普遍抱有轻视态度，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抵触情绪。如河曲城关冬学1940年冬天成立后，“少数守旧分子颇为不满”，一位韩老太婆甚至竭力阻止家里的妇女入学。直接的对立行为可能确属少数，但轻视的态度普遍存在。如“教师园地”栏目曾刊文称，冬学开学一个多月来“普遍存在着一个严重现象，那就是学生的流动性太大了”，能坚持的人“只是少数中的少数”，有的要做生意，有的因抗战动员工作来不了，妇女正月住娘家，干部经常开会不能上课，而群众“对上课认为是支差，因此不能自动地来”。显然，就重要性的排序而言，做小生意、抬伤兵、送公粮、开会、住娘家都排在上冬学之前，冬学不过是政府摊派下来的一个需要应付或能应付则应付的“差事”。所以，冬学初期的参加者多为妇女、儿童、老人，成年男子很少。

群众如此，干部亦基本如此。在政府指派的各项任务中，冬学这个“差事”是无关痛痒的，可以随时牺牲，因为这种心理而将冬学教员派做其他工作的“拉差”现象普遍。行署教育处为此不得不专门下文要求各地保护教育干部岗位工作，并纠正拉差现象。《抗战日报》甚至呼吁“公粮固然重要，冬学也不能不要”，批评“许多地方原定‘专门’做冬学工作的人员却又‘专门’去做了公粮工作”，是“吃饭不喝水”。在此情势下，尽管各级政府已铺开摊子、拉开架式大搞冬学运动，但很多地方显然徒有形式地走了过场，这是冬学运动发动之初不可避免的现象。

（二）政策牵引力

晋绥边区冬学运动的逐步升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策的强力牵引。

每年冬学开学前，中共晋绥分局和边区行署都要进行动员，即便抗战最艰难的1940-1942年冬天亦不例外。各地抗联等人民团体则积极响应。1941年冬到 1942年春冬学期间，边区首府兴县率先推行冬学竞赛以激发各区村办学情绪，如晋西抗联组织冬学工作团协助各地开展冬学运动。临南县则由县教育科牵头，青联、妇救、教育热心人士 34人组成 5个工作团分头下乡帮助冬学，青联和妇救还约定就此展开竞赛。亦有县与县之间进行冬学比赛的，如常被日伪袭扰的六分区宁静县与宁武县。保德县组织冬学检查团分赴各区检查，成员单位由教育科、青联、妇救等组成。

部队亦被要求参与到冬学工作中。1942年冬至1943年春冬学期间，晋绥军区政治部要求所属各部队帮助各地冬学工作，帮助事项包括动员群众入学、为冬学学员答疑解惑、在冬学里授课或教唱歌曲或报告时事等。虽然军区政治部明确要求冬学动员以政治动员为主并向群众多加解释说明，但对抱有支差心理的百姓而言，部队派下的差事与村干部派下的差事在刚性和硬度上显然不同。

（三）冬学自我调适

在政策大力推动之时，冬学本身亦在不断进行自我调适，这是晋绥边区冬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亦是其走向成熟的主要标志。

首先，教学内容由初期识字读报或机械的政策灌输转向与群众生产战斗密切结合，“做什么学什么”成为冬学运动后期的普遍做法。在 1945年 1月《抗战日报》对冬学的密集报道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如 1月 15日的《五寨各村冬学教育群众翻身发财》，1月20日的《忻县各村冬学做到做什么学什么》《保德东关冬学按职业分班上课》等。各地冬学教学员读报、识字、珠算、开路条等实用技能，因此日渐受到群众欢迎。

其次，冬学组织形式不再是僵硬刻板的到校上课而是灵活地适应各地具体条件。如神府创办流动式冬学，在温家川和盘塘村运输队中选出文化水平较高者担任组长，走到哪里就学到哪里;劳动英雄温象栓村的冬学则是冬学与生产统一领导，把冬学办到田间地头和民兵训练间隙;基础较差的清太徐则出现很多带有冬学性质的读报组、识字组、算盘和记账组，有的冬学由小学生到群众家里上门教识字。即便到校上课的冬学亦与之前大有不同，如离石张智升村冬学将民兵、变工队员、成年、老年、妇女分别编组，每天一组轮流学习。这样一来，不再是学员将就冬学，而是冬学配合学员，学习不再是需要专门时间的专门任务，而是变成随时随地、边做边学、既做又学、做学合一。

最后，冬学不仅是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演变为边区农村的“群众议事厅”。利用这个公共空间，村庄各项事务得以通过民主方式解决，政府安排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效推动。如五寨黑峪村、临县后小峪村通过冬学推动了公粮实报工作。其他如减租、练兵、制定生产计划、组织变工、合作互助、妇女问题、拥军优属等工作，都因冬学中村民集中的便利条件，通过干部组织群众集体议事的形式得到有效解决。

纵观《抗战日报》1945年之后关于冬学的报道，此类做法在晋绥边区相当普遍。其中兴县等地尤为突出，“冬学成了群众的议事场所，群众有什么问题，都提到冬学里来解决”，村民之间“几年没有解决的纠纷，在冬学里经过大家讨论也给解决了”。兴县劳动英雄梁海茂村群众在冬学进行讨论后，成立了合作社;胡家湾村在冬学检讨了合作社未办好的原因，选举了新的主任;六区何子坪村群众认为大家“能在冬学里暖烘烘地讨论问题、认识字，是八路军在前方流血牺牲保卫咱们的结果”，于是凑出肉和白面送给抗属。对集体事务的参议表决、对乡间社会生活的介入干预，使冬学超出群众教育的范畴，作为一种政治参与途径而重要性倍增。在整个抗战时期，尤其在其后期，冬学及与之相关的黑板报、读报组、通讯组始终是晋绥边区乡村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公共空间里，众人意见即舆论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受到重视，乡村社会的组织方式、人际关系乃至个体的精神面貌都因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但表现为广大群众的文化自觉和学习热情，同时亦是中共在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对基层民主的宝贵探索和有效实验。

（四）群众文化热情升温

由于根据地各级政权组织的坚持推动，亦由于各地冬学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基层群众对冬学的“支差”态度和“闲事”心理逐渐扭转。同时，冬学作为乡村公共空间而不断强化的社会功能，亦使广大群众意识到知识和文化在其参与公共事务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文化热情因此高涨，而这种文化自觉反过来又促成 1945年边区冬学高潮的出现。

1944年底边区群英会期间，来自交西的王林凤在妇女英雄座谈文教工作时说，她们村里的妇女参加变工组却不认识记工条子，所以“今天已有着学文化的迫切要求和觉悟”，“自动要求教员教认字”。来自宁武的周兰花说，过去人家叫她认字，她说白磨工，不肯认，“有一次我放哨，一个区上的人用粮票当路条哄了我，我真担心，你说要是个汉奸危险不危险!”离石的张秋林领导村里办合作，“实在感到了记账的困难，故我决心明年要学打算盘，能看大众报”。群英会代表均是晋绥边区各地最基层的地方英模，在组织起来的群众中，文化缺失已成为他们开展领导工作的严重障碍。据统计，与会妇女英雄 56人全部属于文盲半文盲——2个识 200个字、3个认 100字、22个识 20个字，其余不识字。如按其当时制定的学习计划，半数人决定一年识 300字，两年后她们中的一半人至少会成为通俗化的《晋绥大众报》的读者。乡村英模如此，一般群众亦不例外。神府县温家川村办起冬学后，“有八个青年，因为放羊等营生，白天不能学习，他们自动搬到学校和教员同睡，以便夜间、早上学习”。兴县的一些冬学女青年直接把织布机安在学校里，纺花织布听课识字两不误。许多地方还开始出现群众自办冬学。

三、冬学与边区读报运动

1945年 5月，离石文教大会对全县社会教育经验进行总结时指出，“社会教育一般是由学校教育发展出黑板报、读报组、小先生制”。虽然群众办报是中共舆论工作的一贯原则，但客观地说，1942年之前群众路线在办报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至少没有形成制度化安排及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报纸与基层社会之间存在一定隔膜。一方面，报纸自身存在“聋、盲、哑、软”四种病症，在一定程度上对群众呼声和要求失聪，对一些问题失明，解释党的政策时有时失声，批判和斗争不强;另一方面，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群众因缺乏文化上的帮助和有组织的支持措施，对中共政权的新闻宣传无力作出呼应。整风运动之后，报纸工作尤其是报纸通讯网络建设成为中共工作中心之一，自上而下的办报动员通过中共的组织系统开始贯彻。同时，随着时间推移，以冬学为主要形式之一的社会教育将众多文盲改造成为报纸读者或热心报纸的“听众”，他们由听报识字而读报办报，为报纸打通了进村入户、上山下地的最后障碍。

（一）冬学使读报成为群众需要

晋西北民间社会原本无读报习惯。如临南县中庄村在旧政权时代每三四个月才来一两张报。报纸交到闾长手中，闾长并不看，搬上梯子贴到一丈多高的墙上。如此“高高在上”的报纸显然不可能被阅读，至少无法认真阅读，但村里并没有介意者，因为众人“本心也不看”。1940年边区新政权成立之初，群众对报纸的态度依旧沿袭惯性。干部下乡带来的报纸也不敢动，觉得只有干部才能看。随着冬学运动的发展，教学内容不断延伸，从断文识字到政治教育，后期更与各项工作和各地实际相结合，学员在冬学耳濡目染，对各地组织生产的经验、农业卫生知识、战争消息、国内外大事等新闻信息的敏感性不断提高，一些缺乏新闻敏感的村民甚至被“另眼相看”。如离石县一名李老汉到外村去，放哨小孩问他中国的盟国有哪些、这些盟国的领袖是谁，老汉答不上来，调皮的孩子竟未允通过，此后李老汉便天天开会听报。同时，群众订报也日渐增多。由此可见，冬学的开展普遍提高了群众对新闻的兴趣，他们成为报纸热心人，读报、听报、订报成为自发需求。

（二）冬学使读报成为可能

冬学使群众文化素养得到普遍提升，从而使报纸的广泛阅读成为可能。1944年临南县八柳村在冬学中“培养出两个能读大众报和本县小报的人，十大几个能识二三百字的人”。次年春天冬学结束后八柳村在变工组内设了读报组，全村设一个变工队，由这两个能读报的人负责读报，变工队下设五个变工组，把十几个能识二三百字的人分布在各组，这样“不论在地里家里休息下或下雨天，有空即随时随地进行读报识字教育”。当然，识字数月就能达到读报水平并非易事，八柳村作为个案似乎并不容易被复制。但冬学对读报运动最大的贡献是经由此种社教方式而得到广泛推广的“小先生制”，离石县劳动英雄张智升村就是其中的典型。1944年冬学开始时，因秋收未完，该村多数妇女顾不上学习，张智升9岁的儿子让教员写了一个“车”字并将之贴在母亲纺车上，以此办法教会 25个字。之后，村里 12个儿童开始为 20多个妇女当起“小先生”，有的妇女跟着“小先生”居然认识了 300多字。再后，村里一个叫张满林的小女孩晚上给家人读报吸引全院人来听，冬学教员由此受到启发，以院或大家庭为单位组织了 6个读报组，冬学的“小先生”变成读报组的读报员。这个名叫张满林的“小先生”并不知道她的一个小小的举动竟引发整个晋绥边区读报运动的一大创新——家庭读报组。家庭读报的出现则标志着《抗战日报》由进村而入户、由政府的制度性安排上升到百姓的文化自觉，并由此开始一个新的阶段。追根溯源，这个新阶段的星星之火是在冬学课堂上被点燃的。

（三）冬学运动与读报运动合流

随着冬学普及和读报运动发展，读报开始成为冬学教育方式，而冬学则成为读报活动的阵地和载体，二者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流趋势。有的冬学与读报组、通讯小组合而为一;有的冬学以读报识字为主要教学手段，等等。1945年初，晋绥边区行署指示各地：冬学结束后在已有基础上将冬学转变为民办小学或长期性社教组织，如夜校、读报组、识字班、黑板报、秧歌队、业余剧团、民办民教馆等。也就是说，每年 3-11月的 9个月内冬学虽然不开，却以另一种更紧密的方式与读报、识字等活动联系在一起。至此，季节性的冬学演化成常态性的社会教育形式，且此种做法最晚在 1945年初已是晋绥边区的制度性安排。

总之，抗战期间晋绥边区广泛开展的群众性冬学运动在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基层文化需求的高涨，从而“创造”了大批“听众”和读者，为报纸与群众之间“最后一公里”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由此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办报才成为一种可能。

四、冬学与边区群众办报

全面抗战期间，晋绥边区以《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两张铅印大报为核心，以各地 60余种油印报纸为支撑，以遍布城乡的黑板报为基础，形成覆盖整个边区的三级报网架构。1942年之后，随着通讯网络完善和通讯队伍壮大，各级报纸逐渐形成小编辑部、大通讯网的开放格局，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初具规模。以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为例，从 1940年《抗战日报》创刊到1949年《晋绥日报》终刊，先后担任过记者工作的总共只有三四十人，而各类通讯员和自由撰稿人顶峰时期多达 1545人，来稿最多时每月 2000多件。1946年前后，通讯员来稿不但在数量上超过专职记者且在有分量的重大报道中逐渐占据上风，成为晋绥边区党报的主力军。因此可以说晋绥边区的群众办报实际上就是依靠通讯员办报，用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话说，全党办报就是“以为通讯员服务为第一”。根据地通讯队伍建设是各种因素合力使然，但冬学运动对工农通讯员的培养和提升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冬学是工农通讯员的“摇篮”

边区通讯队伍规模最大时曾在1946年达1200余人，其中工农通讯员约占1/3，即 400余名。而 1940年边区新政权成立之前则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数 90%以上，如五寨县田家坡村 203人中只有 3个人识字。短短五六年间400多名工农通讯员从何而来?事实上，《抗战日报》分布在乡间的工农通讯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战争期间通过冬学途径，由识字而读报、由读报而写稿，最后成为《抗战日报》工农通讯员的。可为印证的是，《抗战日报》通讯员数量在 1940年创刊之初仅 50余人，创刊一周年时增至 300余人，此后逐年攀升，1942年达到 500余人，1944年达到 800余人，1945年时达到 1000多人。这个上升曲线与晋绥边区冬学的发展曲线基本吻合。如一位名叫张荣的通讯员，在《抗战日报》上发表文章称自己没上过学，只念过 3年冬学，共计 9个月，而这篇题为《学习写稿的经验》的文章是向读者介绍写作心得体会，篇幅2000余字，可谓工农通讯员中的“大手笔”。由此可见，晋绥边区冬学运动不仅使相当一部分群众具备识字读报能力，更使其中的佼佼者掌握初步写作技能，从而扩大了选拔工农通讯员的范围，使数百人脱颖而出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冬学可以说是根据地工农通讯员的“摇篮”。

（二）冬学是基层新闻“短训班”

工农通讯员虽工作热情很高，但多数只是粗通文字，边区对他们采取了培养和使用相结合的办法，将其“与小学教师、区村干部混合编成通讯小组，通过集体写稿的形式发挥他们的作用”。除在工作中学习外，一部分因文化不足而写稿困难的工农通讯员则通过冬学教育提升自己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1944年冬岚县一区召开工农通讯员会议，提出在冬学里加紧写稿，要求通讯员“把冬学课本念熟，所有的字会写会用，每人每月写两篇”。在冬学这样的短训班里，冬学课本就是他们的文化教材，每月两篇习作就是新闻实践。工农通讯员一般都是乡间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或村干部，通讯员的身份必然会使他们有着比一般人更高的文化热情。由此不难推知，岚县情况并非个例，其他各地虽不一定有这样的硬性要求和组织措施，但广大工农通讯员通过冬学自觉提高文字水平完全合乎情理。

（三）冬学是乡村黑板报的源头

黑板报是根据地群众办报最直接的方式，同时亦是重要的舆论工具。黑板报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其零距离的传播效果远非大报可比。因此它不仅是大报的有益补充，而且以广泛的普及性、最直接有效的信息沟通，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这一“群众自己的舆论机关”“群众办报的最好形式”，与根据地冬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黑板报由冬学直接创办，如偏关县八柳村“冬学中创办了黑板报，主要由冬学生投稿，反映村中工作”。冬学结束后黑板报被保留下来，改由干部群众写稿。有的黑板报则是季节性的冬学演变而成的长期性社教组织，如保德县袁家里村 1944年冬到 1945年春的冬学全村 146人全部参加，冬学结束后经村民公议决定成立一揽子学校：变工组、纺织组都变成读报组，在读报中识字，除年纪太大的外一人一年要认300个字，同时“全村办一块黑板报，主要登生产和民兵群众活动的事情”。有的黑板报虽非由冬学创办，但其办报主体则是冬学以及后期由冬学演变而成的夜校、读报组、识字班培养出来的工农通讯员和乡村干部群众。对于三级报网的基层架构——黑板报言之，工农通讯员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是黑板报的“主心骨”——既是组织核心，亦是采写主力，同时是黑板报与县级油印报和边区铅印大报之间进行互动的“关节”，如保德县袁家里黑板报通讯小组成立当天就合写了一篇《袁家里开荒队每日投弹识字读报》，一面在黑板报上刊登，一面寄给县里油印报《生产教育》，油印报刊出不久《抗战日报》亦刊登了出来。

综前所述，历时数年且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不但提升了边区群众文化水平和政治意识、培育了社会文化需求、助推了文化翻身热潮，而且有助于《抗战日报》更好融入边区大众。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群众运动所造就的一大批“文化农民”，以及在文化上积极要求翻身的农民作为社会基础，《抗战日报》的根系就很难延伸到文盲遍布的边区农村，工农中也很难出现通讯员，基层的黑板报、乡间的读报组亦然。事实上，在晋绥边区，冬学运动汹涌澎湃、识字活动如火如荼、通讯网络迅速壮大、读报组织遍地开花，中共对文化活动的安排和设计与群众的文化自觉相互咬合、滚动壮大，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以遍地弦诵之声展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精神上的坚韧和文化上的顽强，亦展现了中共不同寻常的政治智慧。

作者：岳谦厚，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乔傲龙，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博士生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