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观心：同是红卫兵，有的造反，有的保爹保妈（之二）

井冈山观心：同是红卫兵，有的造反，有的保爹保妈

(之二)

接上阅读：同是红卫兵，有的造反，有的保爹保妈 之一

三、工作组

6月3日，中央与北京新市委决定派驻工作组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撤销陆平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北大校党委迅速垮台。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

【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指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学生很快的组织起来，走上轨道。......会议还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这些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组的成员派往各学校。】

【新华通讯社播发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向北京市的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这些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后，工作组作为中央的代表进驻学校后，全面接管学校的领导权。

根据江沛著《红卫兵狂飙》：

【6月3日，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6月4日，以沈兰村为首的工作组开进北京政法学院;

6月6日，孙友渔率领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师范大学;

6月8日，以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航空学院;

6月9日，叶林带着500多人的庞大工作组开进了清华园;

6月15日，由200多人组成的以邹家尤为首的工作组被派往北京地质学院。

随后，由工交各部门抽调大批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也陆续被派往北京15所工交高等院校;1500多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也进入了北京各中等学校。

上海对29所大学和11所半工半读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对中学派出了160多个工作组，极少数未派工作组的学校,也派驻了联络员。】

此时，有的工作组支持校党委，比如北京航空学院;有的工作组打倒校党委，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工作组进驻高校之前，学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师生为此分为两派：支持校党委的为一派，批判校党委的为另一派;当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后，师生也分为两派：支持工作组的为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为另一派。

从这里看出，围绕着领导层，总是分为两派：支持派，反对派。

工作组进驻后，与校党委一样，都想要控制运动的发展方向，要求广大师生在工作组划定的条条框框内进行革命。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

【工作组下去以后，很快就开始约束和压制学生自发参加与组织各种革命活动。对工作组的一些作法，一些学生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向工作组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工作组就对这些学生进行打击。

按照江青传达的主席指示，我和关锋、王力几个人就经常抽时间到各个学校去跑，我还抽空去过工厂，去看那里的大字报。我去了北航、地贸学院、清华、北大、轻工学院、矿院以及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首钢等单位。......

专程去北大看，......我看到了不少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每次看完大字报回来，我都要向江青汇报。我向江青汇报，看到一些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遭到工作组打击，甚至工作组组织人开会斗争学生的情况。江青就说，这个工作组怎么不听毛主席的话，这不是在打击学生吗?派工作组下去是去打击学生的，不起什么好作用啊。】

工作组的压制，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西安交通大学大事记(1896～2000)〉“文革”动乱时期·1966年5月后》：

【6月2日，在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下，学校贴出了数以万计的大字报，矛头指向以彭康为首的校党委。学校秩序大乱，全校停课。校党委向全校抛出凌雨轩问题，把凌雨轩同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

6月3日晚，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以严克伦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西安交大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后来扩大为工作团。

6月5日晚，学生李世英等人贴出“坚决赶走工作组”的大字报。校园内先后出现许多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井冈山观心注：根据江沛着《红卫兵狂飙》记载，当时西安交大少数派师生注意力集中在党委身上，对批判“三家村”不积极。工作组试图扭转这一运动方向，引起师生不满。在大多数师生要求下，工作组接受学生们的意见，决定集中力量整顿校党委。6月5日，工作组向全校广播了中共西北局的指示，要求就校党委是黑线还是红线展开讨论，试办文化革命委员会。学生们对这个讲话不满，拍电报要求中央派工作组来交大，工作组打电话到邮局问电报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更大的不满。)

6月6日，工程物理系810(41)班学生贴出大字报，列举工作组“十大罪状”，说陕西省委工作组是冒牌的，省委里有反革命黑帮。学生纷纷打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派人来校处理问题，其中一份电报有1683人签名。一部分学生与工作组辩论，一些学生组织赴京代表团(实际上京的仅2人)。还有许多学生上街，到工厂、农村串联。这就是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交大“六六”事件。

6月8日，工作团宣布接管交大全部权力。此后，在工作团的领导和组织下，从6月初到7月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挖“六六”事件的幕后策划者。1000多人被斗，许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许多同志被打成“彭康黑帮”。

6月9日，遭受工作团组织批斗的工物系810(41)班学生李世英，留下遗书，服安眠药自杀，后经医院抢救脱险。

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网址：

http：//archives.xjtu.edu.cn/info/1052/2004.htm】

在工作组(工作团)的组织下，李世英是被戴上高帽子游行批斗的。根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共和国史记 第三卷》：

【同日(6月6日——井冈山观心注)，西安交通大学发生“六·六”事件。交大学生要赶走工作组，并贴出大字报，提出省委有黑帮。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省委、新华分社等地，提出省委工作组和省委有黑线。西北局办公厅负责人对学生明确宣布：西北局是中央代表机关，陕西省委是西北局领导的，是正确的，省委工作组是革命的。学生们要辨别真假，不要上当。同日晚，驻校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不同意。7、8、9日3天，交大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我们再看看最早的工作组，北京大学工作组。根据《聂元梓回忆录》：

【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是个老同志。当时，我们就觉得他们取代彭真、刘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本来学生们是很拥护他的，因为他是被新北京市委派来领导运动的，可是，他有些方面做得不好。张承先住在临湖轩，从临湖轩到校办公楼开会，不过一百多米，他都要坐汽车去，官气十足，比陆平的派头还大得多。这是一点。另外，工作组接管了学校的大权以后，他们也需要控制学校的局面，把学校的批判斗争控制在他们设想的范围内，要求学生听从他们的安排和指挥，这样，学校师生就感到又是受到新的限制以至压制了。这样就给学生的印象很不好，觉得又来了一个官老爷，还是限制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既然陆平因为阻碍运动被赶下台了，学生们对张承先的举动由怀疑到反对，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6.18事件。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乱斗了四十多人。“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

当天，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就此事写了一份简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上报中央。该简报提到在当天的批斗中发现有几个人侮辱妇女，耍流氓。该简报说：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东语系二年级学生陈应复(团员，家庭出身旧职员)，有流氓习气，有人称他“小阿飞”。运动中不学习，不参加讨论，到处乱窜，今天上午他是“斗鬼台”上的主角，专门把斗争对象拉上台，给被斗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扭打。他自认打了八人，学生反映他打了十几个，还夸耀自己是打鬼英雄，并且耍流氓，摸妇女的乳房，打屁股。

庶务科一赶车工人刘佳宾，国民党员，兵痞，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被俘后，隐蔽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因贪污判过徒刑，后来到北大。上次社教就表现很坏，到处煽动打击党员，这次运动中打人最凶。几次打人他都带头先下手。

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夏林翰(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散会后已由同学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此人过去就有严重流氓习气，在王府井曾乱摸女人，偷东西，被逮住过，正在留察期间(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简报中所说的“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关键点两个：性质根本不同;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工作组根据极少数人的破坏行为，将此次批斗定性为“反革命”。

我们再看看北大师生对6.18事件是如何记录的。

根据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月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六月十八日

①“于无声处听惊雷”!

北京大学的革命小将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怒火，挣脱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重重枷锁，又一次揭竿而起了!他们将黑帮分子一个一个从工作组安排的舒适的避风港内揪出来，拖上“斗鬼台”“斩妖台”，进行揭发、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革命师生扬眉吐气，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张承先却如丧考妣，乘着小汽车，派出“消防员”满园乱转，凶神般的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学习、讨论”。当天下午，张承先慌忙跑到新市委“汇报”。李XX<李雪峰，编者注>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诬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敌人”的“阶级报复”。并向中央汇报说：“‘六一八事件’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完全颠倒了黑白。

张承先回校后，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当黑帮的面，甩胳膊蹬腿，破口大骂革命群众，胡说上午的事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黑云压顶。革命师生的红色暴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全校五个校门，个个紧闭，门岗森严，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六一八事件”的，人人检查，个个被整了黑材料。没参加的，也要检查，当时没“挺身面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不少同学受围攻，被斗争，有的甚至自杀。从此以后张承先建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根据《毛泽东传》：

【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聂元梓回忆录》：

【随后，就发生了“六一八事件”[3]，就是校园里一批学生冲破工作组划定的界限，自发地起来批斗所谓“牛鬼蛇神”，于六月十八日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然后，工作组出面，把“六一八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对参加当天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

刘少奇在1966年10月23日的检讨中曾提到“六一八事件”。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摘录该检讨：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刘少奇

1966.10.23：

......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以刘少奇的批示为标准，工作组以得到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反对工作组师生的作法为样本，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压制反对工作组的广大师生，很多师生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右派”，将他们的“黑材料”放入档案。这也成为工作组撤出后，被压制的师生们要求撤掉黑材料并让工作组回到学校接受批判的主要原因。

根据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记载：

【(1966年——井冈山观心注)6月18日，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反对八条指示，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珮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XXX。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XXX是XXX、XXX，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

【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种的高潮。在这前后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断在简报中向中央反映，各地有多少学生被斗，这个省抓了多少人，那个省又抓了多少人。还不断有学生自杀的消息传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大、湖北大学都发生了学生自杀的事件，也有工人自杀的。派去北京地质学院了解情况的同志来汇报说，地质学院的工作组把一些学生和群众关押在一个曾经存放过放射性物质同位素的地下室里。我一听，赶紧带人跑去看，结果我们的车到了校门口，门卫不让我们进去。说是为了防止学生串联，工作组不让任何人随便进出学校。我拿着《光明日报》记者证给他们看，他们说如果你是党报的记者，那还可以。《光明日报》不是党报，不行。于是我就只好回去再换上《人民日报》的记者证，这才让我进去。进去一看，里面的学生被斗得很惨。他们都不敢见记者了。你一见记者，工作组就要来追查你给记者讲了什么。但我们总算把工作组将一些学生关在原来存有放射性物质的地下室里的这件事查清楚了，确有其事。】

根据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所着《清华文革五十天》：

【6月10日，工作组陆续到校，组长是经委副主任叶林，副组长为周赤萍、杨天放。

......

当时我们整天研究“两报一刊”社论，认为那才是中央的声音。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还特别强调，“对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这是区别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反复研究，一条一条地对照，感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一样。再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组的作为竟然和彭真挥舞的“五条大棒”差不多。我们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从中央的报纸上抄录一些段落,来批判工作组的“五条大棒”。我和孟家驹联名写成《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

......

6月16日清晨我们贴出《工作组往哪里去?》。在这张大字报中，我们指出，“左派不香、右派不臭，左派没有树立起威信。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批评工作组包庇反革命分子李世权";结尾处还表示决心：我们赶上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感到很幸福，我们没有经验，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谁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淮，不管他威望有多高，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和他斗到底，把他斗垮斗臭!

......6月16号下午，叶林亲自来看大字报。看到这张大字报后，工作组就非常重视我们化902班了。据后来揭发，6月18日工作组已给我定案：蒯大富就是牛鬼蛇神。

......

6月19日，薄一波特地来清华看大字报。......

他又问我：你认为自己是左派吗?

我说：这我自己怎么好说呢?

他说：革命者应该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

我回答：那我当然是左派。

他就说：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能够站到左派群众中间来,站在工作组一边去。如果做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

......

清华显然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已经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6月19日晚饭时，王光美(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井冈山观心注)在清华第一次亮相，到女生食堂与学生见面，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据刘才堂回忆，那天他刚贴出《为什么不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正围着礼堂前大字报区转，就看见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领着王光美一边看大字报一边拍照。王光美还指着刘才堂的大字报说：这大字报给我记下来，这是谁写的?这是错误的。然后贺鹏飞拿着照相机咔咔咔一张一张地拍照。

两天以后，6月21日王光美秘密进驻清华，带着秘书住进一个独立的小院——甲所。她后来自称，从这一天起就成为“一个普通工作组员”。】

【我的批语引起工作组格外的警觉。6月22日下午，工作组通知我们，王光美要来参加我们班的讨论会。我们匆忙准备，结果却是虚晃一枪，派一位秘书来顶替，而究其原因据说是“电话听错了”。这就是所谓“电话事件”。6月23日一早，我和同班同学孟家驹、鲍长康等共十人，即十人小组，联名贴出一份三千多字的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井冈山观心注)，直接和叶林交火，也间接涉及到王光美。

......

按照统一部署，工作组开始反击了。6月24日凌晨2点左右，工作组就把一些“可靠”的同学从床上叫起，让他们赶写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

这时候贺鹏飞和刘涛他们就发挥作用了。工作组让贺鹏飞出面。贺鹏飞对我说：蒯大富你们怎么搞的，你们这样骗同学怎么行啊?他先给我扣上欺骗同学的帽子。】

【我在外面呆了两天，6月27日下午回校的。刚到清华，六个人就把我看住了，不是挟持，而是跟着我走，强行跟着我，我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绝对没有任何逃跑的余地。我也不在乎，你跟着就跟着吧。刚回到班上，就对我宣布：“蒯大富，今天晚上开辩论会，25号那天没开成，今天晚上开。”

27号晚间又在大礼堂开辩论会，不管实际形式是什么样的，它还是叫“辩论”。

......这场辩论会后就开始围攻我，以工化系为主、全校范围的反蒯斗争开始了。工作组每天组织人到我们班上，把我骂成“牛鬼蛇神”、“反革命”，不让你有任何讲话机会，那就纯粹是胡搅蛮缠，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了。我们工化系文革主任杨东胜同学，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儿子，对工作组的做法有不同意见，但不被接受，而且受到排挤。不过，一开始在校内还不限制我的行动自由，当然我也没出过校门。从6月27日开始，宿舍原来的同学都调换出去了。我们宿舍就留我一个，其余六个人不睡觉，轮流盯着我。他们真不嫌累，我吃饭时跟着，睡觉跟着，洗澡也跟着，上厕所也跟着，但是不管怎样我还可以自由行动。他们不管我做什么，只管跟着，还不阻拦我。那时我就天天写大字报，贴大字报。】

【7月3日薄一波对我的当众批判显然是预谋好的。7月4号那天吃过早饭就通知我不准出屋了，说：蒯大富，今天不准出去了!除了上厕所!把我气得没办法。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了，贴大字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后来才知道，昨天，7月3日，刘少奇在听取了王光美和刘涛的汇报后指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一派搞成少数，批判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我失去了自由。开始把我关在我们班宿舍里，后来又转到一号楼，专门给我找了间空房子。那些看我的人都是外班的，当然我都认得。他们是受命而来，一共24个人，分四个班轮流倒替，六个人一班日夜看着我。面对这种侵犯人权的严重违法行径，我当即提出抗议，继而被迫宣布绝食，同时给清华大学工作组递交了抗议信......

......7月8日，在我同意吃饭之后，开全校大会批斗我，在清华大礼堂，还是贺鹏飞他们主持的。那一次还很文明，我还能坐在那儿呢。全校大会批判了一次，然后就是系里轮流批判，至于班会批判几乎是每天不断，还有专门跑到关我的宿舍里来批斗的。大小批判会上材料也搞得非常丰富，全力刻画，包括我中学给中央写的信，都翻弄出来，档案也全给翻出来了。他们说，蒯大富，他不是现在才反动的，他是有历史的，在中学他就给党中央写信，企图把我们社会主义光明前途抹得一团漆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清华从六二四辩论会以后掀起一场“反蒯斗争”，一直到7月18日以后才刹车，前后大约25天。反蒯斗争，就是反对以蒯大富为首的反革命的运动。全清华上下，从大学一直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异口同声高呼：打倒蒯大富!同时在师生员工中大抓“蒯式人物”，开大会小会，连续不断地批判斗争。】

【李雪峰(北京市委改组后的新任市委书记——井冈山观心注)讲话没两天，全校的反蒯运动排山倒海就过来了。前几天批评工作组、拥护蒯大富的人突然就被打成反革命，如天崩地裂，坠入万丈深渊!就是不几天工夫，无法想象啊!心理怎么承受!根本来不及呀。有的人精神崩溃就选择了自杀。二十多天里，全校有50多人被打成“蒯派人物”，700余人受到批判斗争，发生多起自杀事件，致二人身亡，一人伤残。

比如工物系九字班就揪斗了十几位同学。物901的陈治国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因为怀疑工作组，对我表示支持，就被撤掉班文革小组长的职务，遭到轮番批判，还过不了关。情急之下他试图摸电门自杀，幸亏同学们看得紧，未能遂愿，救了他一命。而另一位物906班的朱德义命运就悲惨了。朱德义本没有什么反对工作组的特别表现，至多是为挨批判的同学打抱不平，说了些真心话，结果被工作组抓住了。工作组抄了他的日记，发现日记上竟有怀疑王光美、刘少奇的话，这下可抓住了一条大鱼，准备好好批斗一番，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全班。朱德义想不开，喝了点酒以后就跑到校外卧轨。火车把他推开，但一条腿从大腿根处被轧断，另一只脚受伤，送入医院急救，总算保住了性命，但已成终身残废。朱德义手术出院后，参加了井冈山，在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的30万人大会上，登台作典型发言，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迫害。】

【到7月29日，王光美在一员工食堂公开讲话，我才知道她是清华工作组的顾问。王光美后来在书面检查中承认：

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清华大学的群众对蒯大富同学进行了两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6月27日和7月8日)，给他以极大的压抑和伤害，并逼他绝食了两天……由于我片面强调提高辩论和批判的水平，层层选拔大会发言人，并在大会前召开了练兵会，既造成各系各单位大抓“蒯式人物”,又对群众施行了国民党的“训政”办法，发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错误。】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也有类似的经历。根据《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中的《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六月六日，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孙友渔(时任一机部第一副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领导北师大“文革”。

......

六月二十日晨，数一(2)的高树奎、武汉等十七位同学在北饭厅贴出题为《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工作组进校后就把校党委的干部们集中到主楼办学习班，使其与群众隔离，运动冷冷清清云云。这一大字报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响应，跟进的大字报约有几百张。上午十时，孙友渔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指责贴大字报的学生“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强调，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

中午，中文系64级(2)班的王颂平、李先华同学贴出题为《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

当晚，新市委指示，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校方随即大抓“反革命”。贴大字报的师生被批判斗争，整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并被限制人身自由。数学系高树奎、王淑娴、物理系李庆林、历史系黄家林、中文系王颂平、王岚、天文系余成等一大批同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到多次批斗。许多贴工作组大字报的同学到北京新市委接待站与《红旗》杂志接待站等处上访，北京新市委接待站明确表态支持工作组，《红旗》杂志接待站则支持反工作组学生。两家态度明显不同，泾渭分明。】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在他的《王大宾回忆录》中记载：

【6月20日自发集合的游行队伍，在周永璋、蔡新平等同学的带领下，游行到了工作队办公楼下，同学们高呼口号，要求工作队长邹家尤出来对话。邹家尤吓得不敢出来，拖了很久，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出来见群众。蔡新平等人就要和邹家尤辩论，要他回答群众的疑问。邹家尤脸色发白，两腿发抖，不知如何回答。这时保工作队的工人和群众起来救驾，为邹家尤解围。这就是北京高校文革运动中，发生在北京地院有名的6·20造反派赶工作队事件。

工作队以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经验评判形势，部署对策，认定6·20游行与围攻工作队事件，是地院右派向党进攻夺权的反党事件，要坚决予以打击。工作队向薄一波副总理汇报了发生在地院的6·20事件。6月22日，薄一波作出批示：“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应该明确答覆学生，李主任讲的话是对的。工作队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党委有问题了，派工作队去行使党委职权，这就是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再有人非赶工作队不可，即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么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能给工作队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工作队有了薄一波的批示，自认为有了尚方宝剑，已是有恃无恐。工作队一方面将薄一波批示压下暂不公布，以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另方面组织拥护工作队的队伍，对骨干先行内部传达薄的批示，统一思想，并积极收集反工作组群众的材料与活动情报，准备反击。

造反派对薄一波的批示一无所知，也无乌云压顶的危机感，坚信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运动，为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斗争。造反派都认为工作队有错，自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评工作队的错误没错。我所在的探工系是地院反工作队造反派的基本阵地之一，全系师生干部绝大多数都对工作队持批评态度，积极参加我们组织讨论工作队的问题，带头写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我和我们系的十多个团干部，都坚决支持王大来等老师的革命行动，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活动，一起写大字报。6月23日，王大来牵头有我等47人签名的大字报《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贴出后，在学校引起极大反响。这张大字报立即成为工作队打击围剿的重点，参予这张大字报的老师同学都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被工作队划为运动后期处理的右派名单中。

工作队把握时机，认为地院的右派已有充分表演，牛鬼蛇神已经暴露，可以开始收网了。6月25日中午，薄一波批示被压住不发三天后，地院广播站的大喇叭，开始不停地反复播放薄一波的批示。工作队和他的拥护者大有五七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党中央以此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动员令一样的感受，而为之欢欣鼓舞。早有准备，都想争得头功的工作队拥护者，围剿反工作队造反派的大字报立刻铺天盖地而来。同时工作队开闭了学院的两道大门，禁止师生自行出校，限制师生的自由，不论何时离校都得经工作队批准开放行条。而凡参加了6·20游行事件的和贴了反工作队大字报的师生，都要逐个清查定性，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处理。地质学院立刻陷入白色恐怖中。】

根据张运钧、李颖所着《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上)》：

【1966年6月25日

工作队开始“反干扰”和薄一波批示

午饭时间，地院广播台反复播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6月22日对北京地质学院“6·20事件”所作的批示。】

【工作队根据薄一波的批示精神，秘密开始对地院师生的政治态度进行摸底排队，把师生分成三类。把积极拥护工作队的划为第一类，这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把大部分中间状态的或认为可争取的划为第二类;把对工作队积极提意见、反工作队的划为第三类，这些人就是工作队认为的“右派”“游鱼”。随后，工作队分别在大饭厅召集了第一、第二类师生开会，分别由何长工、胥光义、李人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和下一步“反干扰”的具体安排。但第三类人，是由工作队个别通知，约有二三百人在教工之家听工作队副队长边固的训话，对这些被工作队认定的“右派”，边固警告：“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地院的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开始了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的白色恐怖时期。凡是“6·20事件”的骨干分子、贴工作队大字报的、给工作队提意见的，统统是“干扰”，工作队组织对这些人进行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分别在院、系、班上大小会进行批判。还有内部消息：这些“右派分子”要送到沙河劳动改造。据部分班级的统计，在68个班2040名学生中，被迫检查者435人，占总人数的21%，被整理材料者125人，占总人数的6%，这其中有：朱成昭、蔡新平、田春林、周永璋、孟繁华、伏庆是、万天丰、王大宾等等。有人后来见到过从木工房地下挖出二包由工作队整理的“朱成昭材料”、“蔡新平材料”。

另外地院17级以上干部和教师中,相当多人被“反干扰”运动划为重点对象，其中有十三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全院受到大会批斗】

【这场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运动，一直持续到7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撤销全国各地工作队为止，才慢慢地结束。当时，不仅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文革在“反干扰”，整个北京及全国的高校文革运动都在“反干扰”。】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在他的《韩爱晶回忆录》记述：

【6月8日，学校通知，欢迎国防科委工作组进驻北航。组长赵如璋......】

【从29日开始，工作组召开各系文革代表大会，采取组织措施，清除异己。石兴国、韩爱晶等一大批不赞成工作组做法的班文革组长被罢免。】

【1966年7月1日，面对党的生日，一批热爱共产党的同学被逼承认反党。有人向党请罪，有的同学精神濒临崩溃，有位同学跪在主楼毛主席像前久久不起。汽车组工人贾树清、陈文顺想自杀。有位同学在铁路边徘徊，被一位好心的小学老师劝回……。】

【7月12日，新北京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7月13日，北京市文教系统文革大学组根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24所高校的初步排队统计，在24校教职工和学生总数99323人中，有31877人被划为左派，占总人数的32%;57235人被划为中间派，占总人数的57.6%;10211人被划为右派，占总人数的10.3%，竟超过了当时中央一再强调的“阶级敌人不超过总人数5%”这一比例!

我们被蒙在鼓里。工作组对提不同意见师生们的迫害，并没有随赵如璋的工作总结而结束，北航有400多名师生员工划为四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还有一大批被划为三类的，就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后来听说，北京市已经在西山准备了劳改农场，打算在运动后期处理我们这些人。是残酷迫害逼得群众起来造反，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记载：

【6月20日

师大一附中的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刘少奇......找该校工作组和革委会(包括其女儿刘××<刘平平>)谈话，......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在刘少奇直接指挥下，工作组有计划有组织地召开三次大规模斗争会，对革命小将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一千多名学生中，二百多人遭到迫害。革命小将无所畏惧，他们冲破白色包围，连夜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表决心。】

【半夜十二时，铁道学院革命师生掀起了赶工作组风暴。革命师生发扬革命首创精神，组成了临时领导机构革命师生委员会。六月二十三日，薄一波、吕正操把它定为“六二〇”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六二〇革命风暴席卷北京市大中学校，前后几天时间里，三十九所大学的工作组被赶。......X、X及其一伙......说什么：“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

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邓小平......：“工作组是党中央派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胡克实......：“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在适当的时候是要反击的。”】

【六月二十日的清晨，北京林学院蒋××<蒋书铭，下同，编者注>等五位同学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所得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完全是一份革命的大字报，因而它深受欢迎，广为传抄......

但就这样一份革命大字报，却被......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院的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据此，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等同志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位同志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史明达>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这个《谈话纪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四千余人因转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杀身死，两人吐血，两人被逼疯。】

这时，学校里已形成支持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群众组织，相互对立得很厉害。因为工作组是中央同意派下来的，所以大多数师生都认为工作组就是代表党，从而支持工作组。在高校中，有很多高干子女，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工作组的，他们是保守派，是保爹保妈派的初步形成。

反对工作组的师生是少数，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都反对工作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被打成“右派”、“反党”、“反革命”，他们是少数派，这是造反派的初步形成。

工作组认为自己代表了党，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党。

当反对工作组的师生正在被压制之时，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7月18日回到北京......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回到他已经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他的想法，和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截然不同。他连续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并看了北大、清华等几所大学的简报，对北京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极不满意，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在校学生受到压制。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7月1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反对。会后，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7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谈到工作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革命师生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的。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7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从6月3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各学校派驻工作组，到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再到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前后共计50多天，被称为“五十天专政”。

在8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批评刘少奇对群众“专政”。

根据《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

【毛主席：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听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

【文革初期，......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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