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涛:战争形态演进史|政治军事学批判 连载8 第三章(中)
内容简介:本书通过重新梳理人类战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人类战争存在前提的概念,给出了战争存在前提与战争形态的关系,再以战争形态及其演化为主线,揭示人类的社会存在与人类战争的相互关系,说明人类战争形态的演进过程如何被其存在前提所决定。进而,分析了人类新的战争形态与新的社会对抗形态,人类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以及如何避免新形态战争对人类存在的威胁。第三章分三载,此为中

李贵涛:战争形态演进史|政治军事学批判 连载7 第三章(上)
李贵涛:战争形态演进史|政治军事学批判
连载8 第三章(中)
第三章人类第二战争形态阶段:重大武器主宰战场的时代
第一节 第二战争形态阶段的战争主体
一、第二战争形态阶段的战争主体——面向重大武器的军事人员组织
在人类第二战争形态阶段,配置于武器装备的人员组织代替单纯的人成为战争主体,在这个时代的开始,热武器率先代替了人力武器的位置,之后,人类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彻底地改观了战争的全貌,核武器及其战略武器平台成为人类战场上根本性的决定力量。
这个时代的战争中,是以整个战略性装备体系为核心而展开的,人不再是战场的直接主宰者,而是反过来成为战争武器体系的附属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的一切殖民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中,战场上互相厮杀的所有人都沦为可以随时被无差别替代的批量化战争消耗品,从而也就是政治与经济利益斗争最为具象和惨烈的牺牲品,作为国家统治阶层利益交换的代价。
“就火炮数量而言,几乎所有交战国的火炮数量都扩大了0.5~1倍(不计迫击炮)。正是这样的指标——火炮数量而不是火炮操作人员数量——是重要的。炮兵在火炮数量如此增长的同时,质量也发生了变化”。
《大纵深战役理论》(苏)M H图哈切夫斯基等著赖銘传译,解放军出版社,P121:

军队装备的变化迫使战时交战各方每年都要颁发新的守则和教令,根据这些守则和教令对军队进行重新训练。也就是说,训练的内涵与外延不再是以人为核心,而是人的组织方式服从于武器装备使用方式。
其实,这一历史转型并非凭空而来,而有由其存在论意义上的确定前提,无论是文化伦理层面上的、还是物质层面上的——即,在同时期的工业大工厂里,工人与机器的关系率先做了颠倒,就像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展现的情景,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就仅是工业生产线上的零部件和消耗材料。工业革命将战场变成工业能力的舞台,战争和战争行为就像大工厂和生产线,只不过工厂生产工业品,而战场生产屠戮。战争的武器体系就对应着工厂中的生产线体系,或者干脆就是工业生产体系在战场上的延伸和异化。
20世纪初,现代热兵器军事装备走出幼年时期。在欧洲东部至亚洲的广袤领域,崭新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迅速崛起,苏联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为苏联军事科学提供了先进性的制度保障,苏联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社会发展为苏联军队和国防体系的技术装备更新和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实际战斗经验的积累,军事院校的建立与健全,都为重大武器装备时代的理论——“大纵深战役理论”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人类第二战争形态的诞生来自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爆发式增长,以苏联为例:
“苏联在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32年提前完成后,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3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后,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二位。苏联工业已能生产质量不比西方国家国家逊色的现代技术兵器。到1938年,工业部门向军队提供的飞机达5469架,火炮达12687门,机枪约75 000挺,步枪约120万枝。”
——《大纵深战役理论》(苏)M H图哈切夫斯基等著赖銘传译,解放军出版社,P74
人类热兵器时代战争的来临,势必强烈呼唤新的战争理论,并催生了全新的战争模式。欧洲是热兵器时代军事的发源地和创新摇篮,当时的法国、德国和英国等欧洲军事强国争先恐后地提出了新的军事见解及理论。各国军事家互相竞争,互为借鉴,带来了机械化热兵器战争时代军事类理论的繁荣时期。
欧洲工业文明的社会经济成就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奠定了物质基础。经济是军事的物质基础。它不仅决定欧洲各国国防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规定了各自军队建设的规模和质量,体现于各国军队的战争组织、训练条规及作战方法。最重要地反映在军事科学的发展当中。
装备的跨时代迅猛发展,根本上改变了关于战斗和战役的传统认识,对欧洲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不久后产生了大机械化装甲作战、闪电战以及大纵深战斗等第二战争形态阶段的军事理论。这些军事理论和战术战法,以欧洲军队获得新的工业化物质技术装备,如远程火炮、坦克装甲车辆、各类飞机、新的军舰等等为物质前提,也促使诞生了新的兵种,如:坦克兵、机械化兵、空降兵、潜艇兵等,使军队一改原来那种实质上是一枪一炮逐次攻克敌人防御阵地的作战方法,转而采取更有效的多兵种合成的机动作战样式。各国军队都遇到了如何迅速改进各自武装力量的生死挑战,必须要考虑到全部最新的工业技术、工程能力,以及大规模军事技术生产能力。
在这一时代,人与武器体系之间关系的颠倒体现在战争的各个方面,最终开启了重大武器装备主宰战场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武器体系的对抗正式登上战场,战争已经发展成陆海空及后勤的全体系对抗,并为欧洲的军事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土壤。以当时当时航空兵作战任务的描述为例,已经涉及到:铁路系统、空军基地、油料后勤系统、机械化兵团、弹药库以及航空兵。这就足以说明现代战争中,体系化的武器已成为战场的主宰者。
二、第二战争形态阶段的军事理论与军事家
从这个阶段开始,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黑火药在武器上的应用、各种利益的交互使得战争局面变得日趋复杂。这自然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入探究战争规律。物理科学与化学科学的理论与工程技术改变了武器和弹道学以及防御工程的面貌,也产生了现代科学理论大厦体系,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现代科学大师的理论都直接改观了军事装备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军事科技的理论大厦。
古斯塔夫
公元1600—1700 年,古斯塔夫在军事上的贡献影响了三十年战争的作战方式与战争体制。他大胆改革当时的军事体制,连带军事作战的战术方法,建立了一支职业化的军队。形成了后来现代军队基本作战单位体制。他创造的营级作战单位,一直沿用至今。并编制了旅级军队建制。创立了相应的指挥结构层次。
拿破仑
拿破仑将革命性新武器的使用战术嵌入其革命性的战略思想中。他最喜欢用的作战技术之一是大规模的炮队作战。由于战争的大量需要,部队质量的降低,因此在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后期这种炮战得到了特别的重用。韦格拉姆战役便是运用这种作战技术的典型战例。当时法国集中了数量优势的炮兵,支援战场上的主攻部队,摧毁了敌人一段防线,为步兵前进打开了缺口。尽管,拿破仑并没有写下专门的军事著作,和系统总结他的军事思想,但他所指挥的战争、他一生的军事实践,留下了化时代意义的作战准则和战略战术思想。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如果说康德曾对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那么,黑格尔哲学则对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具有决定性影响”;“克劳塞维茨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影响,颇重视研究战争的方法问题。并且,由于他注重用哲学方法考察和探讨战争现象的实质,因而使得其战争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某些与众不同之处”
——夏征难《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思想研究》解放军出版社,P31、P45。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西方军事史中几乎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从基层士兵做起,参加了当时主要的战役与会战。在军校学习与任职的经历,从职业军人的角度系统地吸收了专业军事理论素养。与他同时代,乃至同所有时代的军事理论家相比,克劳塞维茨有个独到的方法论体系,即他系统地学习了当时德国和欧洲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哲学,而且能够活学活用地体现在他的军事思想与理论当中。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战争论》当中,他以辩证的哲学观点,系统地建立了他的关于战争的概念、范畴及逻辑。他的著作对此后的所有军事思想均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克劳塞维茨是西方最伟大的战争思想家。他的军事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未能隐退到历史的背后,反而不断深入后来各时代的军事家的头脑中,在西方所有的军队的建制中。还没有那位西方的军事家的观点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著作被如此众多地引用。
马汉
马汉作为军事家,以对海上军事理论的创建而闻名,他基于海上力量的建设,论述了军事、政治与国家战略利益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见解,为后续美国、欧洲等海权国家的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战术指导。并且被认为是这个领域最具权威的军事理论家之一。
拿破仑在欧洲开辟的全民战争模式在新的世纪,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大工业带来的生产体系改变了军事的一切,美国内战首先证明了这一道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举国战争的模式与思想成为新的军事强国战略。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给了农业空前的粮食生产能力,工业体系自身为军队提供了几乎无尽的生产能力和武装能力。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认为是大工业能力之战,当然是举一国之工业能力和综合国力之战。当时,工业和国家动员能力落后的俄国,没有力量为前线的部队提供武器和后勤保障,无数士兵命丧战场。这一切教育了人们,战争不再是军事领域本身的事情,而是强大政治能力与经济能力的综合较量——即,战争前提决定了战争胜负。国家间的总体战要依靠国内的工厂工人和农场农民来支撑。
苏联“大纵深战役理论”
苏联“大纵深战役理论”是第二战争形态阶段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代表性军事思想与理论。到了20世纪初,由于武器装备在现代工业的加持下加速发展,各国的军事家和理论家深刻认识到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军事理论必将被淘汰。当时,欧洲各军事强国同时也是工业强国。大工业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全面的进步和发展。具体到军事领域,社会经济发展、政治体系的现代化、社会对军事的支持力度等等均日新月异。这一切为军事思想和理论的突破创造了崭新的历史条件。战场也成了大工业力量全面展示的舞台,各类军事装备的性能必须得到充分释放,人员组织的崭新能力也并将体现在军队的组织和行动上。大工业的制造和组织能力正在转化为战场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役能力。于是,欧洲的德国、法国和苏联的军事家纷纷提出了新的作战思想和理论,并用来应对未来的战争。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诞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其核心思想就是军兵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协同,一边压制敌人的全纵深防御,一边在选定的地带和方向突破防御地带,从而将机械化的批次突击力量形成压制效果,并以空降兵部队占领预定地点,由此将战术性的胜利发展和转化为战役性的胜利。
作战方式的发展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战争奠定了广泛的技术工业基础及社会动员能。现代战争中使用的作战兵器和辅助兵器及后勤等发展,急剧地改变了进行战争的条件。技术的进步不仅将加深战斗队形纵深,正面的宽度、铁路网的高效率和战区的大纵深使一次突击消灭敌人全部作战军队难以实现。”
李德·哈特
“李德·哈特以战略思维闻名于世,提出的“间接路线”,让其享誉世界。间接路线这一战略理论贯穿于李德·哈特的全部人生。他把每一个战略军事题材都随时纳入其理论范畴。1945年爆炸的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又促使李德·哈特把他的书扩大、修正、再版,并且换了个新书名:《战略论:间接路线》(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 )。李德·哈特生前的最后一版定稿于1967年。他的结论就是:间接路线实为最有希望和最经济的战略形式。
博伊德及其“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理论(OODA循环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战争形态阶段中西方的战争观念与战争思想,是不断趋近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的过程。这当然是以科技革命和社会组织变化的方式实现的,这就是将现实战争与绝对战争相一致的过程。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博伊德的OODA军事工具成了实现塞维茨绝对战争的万能工具,绝对战争的军事哲学理念等到了天设地造的技术哲学工具。
博伊德比较了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认为克劳塞维茨承认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指挥官必须接受并随时准备克服不确定性,而孙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主张制造不确定性迷惑敌人,这样就进入了敌方的“OODA循环”。博伊德将空战格斗原则,发展为一套军事对抗原则,乃至军事力量建设原则。他是从战争力量的整体入手,挖掘每一组织层次的“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周期,将各个层次的战争行为周期化,不同的周期有不同的节奏,关键在于每个周期的统一协调。他提出,战争力量整体的和全局的方方面面的协同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二战争形态阶段的巅峰时代完全源于核武器的出现和首次使用,军队、政治家,乃至全社会都被迫面对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彻底挑战,此前军事战略的核心范畴、概念及逻辑都被迫更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不同阵营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当中,火箭被充实到炮兵的阵营当中。德国发明的制导和非制导火箭让战争的面貌丰富起来。火箭的战斗部可以装各种常规炸药,也何以装上核弹头。制导火箭——导弹种类日益繁多,射程跨越了从单兵的壕沟,到核大战的洲际飞行。导弹的种类包括: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空地导弹和空空导弹。
这个时期,核武器对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的威胁,成为大国之间对抗的终极考虑。核武器的运用出现了远程轰炸机、潜艇发射以及洲际导弹实施的基本模式。各个国家进行了应对核攻击的全民教育和动员,老人和孩子也加入了这个运动。
在威胁人类的新型武器库中,与核力量同步发展的还有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放射性武器,乃至出现了对土壤、空气与植物的化学战手段。这其中,生物手段异军突起,越演愈烈,大有超过其他手段的趋势。
在陆地战争理论与实践方面。新类型军队及其新类型战争在东方战场出现,这样的新型军队是毛泽东军事哲学与军事思想的产物。现代化军队的机械化军事力量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制约。最现代化军队行动的能力,在对手新的军事思想与行动面前大打折扣。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联合国军的“冷枪冷炮运动”为例。每一个冷枪或冷炮火力手都能随时随地知道自己的战斗任务并依据具体的战争条件、自然条件,创造出保护自己、袭击敌人的有利局面,并最终对敌实施最有力的打击。这样,从敌我双方斗争的总体来讲,最大地发挥了我方所有火力手与武器的优势,同时将自然条件、战场条件用来最大化我方的优势,最终,形成了处处的、从而也是总体上的最大打击效果与最大自我保护效果。每个火力手消灭了他最应该打击的目标,每一个敌人的目标都受到了可能的最大打击。从而使得,仅仅具有战术效应的狙击活动,具备了战役效应,取得了大战役层次的胜利。
志愿军著名的坑道战将联合国军巨大的军事装备优势消弭于志愿军与自然条件的统一之下。就是说,先进的军事理论和组织机制能够使得装备落后的一方战胜装备先进的一方。这预示了新的战争形态历史阶段的萌芽。
这个时期的战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新的通讯手段成为必要战争条件。在侦查、指挥等过程中,日显重要。同时,从50年代的朝鲜半岛战争和60、70年代的亚洲中南半岛的越南战争开始,直升机,在空中取代了吉普车的一些传统角色,完成了侦察、支援、运输小股部队和疏散伤员等战场任务。
在海洋战争理论与实践方面。基于海上巨无霸舰队的海军战争理论与思想日臻成熟。美国等国的海军成为全世界海洋上的控制性力量。海洋上的军事力量及其运输能力为陆地行动提供了远程保障。航空母舰到了那里,空军力量也同步到达。几场大规模战争显示了美国军队对海上力量的依赖程度。美国军队通过几次关键的登陆行动扭转了不利战局。
新型的核动力诞生了,核动力为水面大型舰艇和水下潜艇提供了几乎不尽的续航能力,军事物资和后勤的补给能力不再成为问题。
在空中战争理论与实践方面。空军正式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全面登上战场,各种空军作战理论纷纷诞生。飞机顺理成章也成为核打击力量的一员。空军力量与各军兵种的配合成为永久的主题,因此空军必须要与各个军兵种发生协同。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决定历史走向的两场大规模东西方之间的战争,东方口中的——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西方口中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现代化的武器成为军事战略的主要因素,东方部队的山地战与丛林战思想与现代武器完美结合。而核打击能力首次笼罩在整个战场的上空,对核武器的运用成为一个选项和致命威胁。人类武器库中出现了新的决定性元素,军事领域的争斗更加复杂,局势变化更加微妙。人类军事力量有了新的分类——有核武器的军队和没有核武器的军队,人类战场有了新的抉择——使用核武器和不使用核武器。关于核武器的使用及其在战场上的意义的谈论,自此开始,并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
第二节 第二战争形态阶段的战争目的
第二战争形态阶段战争目的——战争目的的物质化形态:战争直接目的以武器体系及其人员的彼此消此长并重。
进入第二战争形态阶段,越是后期就越是重视对敌方武器体系的摧毁,特别是人类进入核恐怖平衡时代,世界主要的军事大国的战争原则首先是尽量确保对敌方战略武器体系的摧毁。因此,在此阶段,战争的首要和直接的目的在于摧毁敌方的重大武器体系及其生产保障体系,同时保证己方重大武器体系的生存与使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途岛战役是太平洋战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之一。美国军队对日本航空母舰舰队的毁灭性打击,使得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争主动权一去不复返。可见,航空母舰这样的战略性军事装备是战场上的力量承载者,这种力量丧失的结果,导致日军只能被迫转入战略防御,连带日本在其他地区海上力量的势力也大打折扣。
应当认识到,正是由于第二战争形态阶段是战争机器主宰战场,因此,战争对人的伤害空前严重。这在史无前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最令人震撼的印证。“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中心的副主任Sergey Aleksandrovich统计计算,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卫国战争中,“二战苏军死亡数字:1385万
有关报告统计的永久损失包括以下几类:
1. 军事单位报告的阵亡(killed from reports of military units)
2. 军事人民委员会报告的阵亡(killed from reports of military commissariats)
3. 军事单位报告的失踪(missing from reports of military units)
4. 军事人民委员会报告的失踪(missing from reports of military commissariats)
5. 德国战俘营中的死亡(died in German captivity)
6. 病死(died of illness)
7. 军事单位报告的伤死(died of wounds from reports of military units)
8. 军事单位人民委员会的伤死(died of wounds from reports of military commissariats)
Aleksandrovich综合以上各类统计,排除了重复之后,得到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正规军事力量的死亡人数:
红军士兵和士官死亡人数12,434,398
红军军官死亡人数1,100,000
海军死亡人数(包括军官和士兵)154,771
内卫部队(NKVD)死亡人数97,700
边境部队死亡人数61,400
苏联正规军事力量总死亡人数:13,850,000,即1385万。
1945年德军有1074520人战死在东线,155525人战死在西线,合计1230045人,来源为R.diger Overmans的原书。”
——《全民国防教育网》“http://www.gf81.com.cn/second_link/gfls/72.html”。
当然,在第二战争形态阶段,即重大武器主宰战场的时代,重大武器的最高发展形式必然是战略核武器,其主要作用是战略威慑,并决定了几个主要世界军事力量之间的战争平衡。二战之后,随着战略武器的诞生与列装,三位一体的核武器体系无疑是一切武器体系的核心,是主宰全体人类生存的新上帝、或新恶魔。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核武器的首次使用,军事强国在冷战中全力博弈、不断总结,逐渐认识到,建立自己的三位一体核武器体系才能保证己方在核恐怖平衡中的基本地位,必须强调其包含的两层意义:第一层是,要建立能够摧毁敌方的三位一体核武器打击体系才能避免被消灭;第二层是,己方的三位一体核力量体系必须尽可能抵抗得住敌方的核打击。
三位一体核力量体系指的是:具备同时从海洋、陆地和空中投送战略核武器的能力。就是说,己方应该具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核武器,并且能够随时从陆基的可靠地发射基地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凭借潜艇发射潜射弹道导弹,以及依托足够数量的战略轰炸机发射机载核武器。拥有这种三位一体核能力的国家就能够有效降低敌人在首次核打击中摧毁自己国家所有核力量的可能性,同时又可以保证对敌方实施第二次打击的能力,从而在整体上增加一个国家的核威慑能力。
在军事上,洲际弹道核导弹被归类为战略核武器。其战略意义在于拥有核武器技术的国家,自然具备一定的核威慑能力。如果再加上洲际弹道导弹,那就拥有了全球核威慑能力。因为按照公开的技术论证,洲际弹道导弹是很难被拦截的。这样就算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国家,如果有相当的核导弹报仇的机会,对方也就不敢乱动。现在,拥有核武器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的国家都知道它的真正战略威慑意义,哪个国家都不敢轻易发射。
显而易见,一个国家的国土如果缺少战略纵深,那遭受敌方第一波核打击之后,空基和陆基发射基地基本会被毁灭。比较而言,海基核力量的生存率要高很多。因此那些国土没有战略纵深的国家,自然要将核力量的发展重点放在海基。可见,没有国土战略纵深的国度永远都不可能建成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目前真正具备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寥寥无几。可以美国为例,当前阶段其所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大约在3800枚,其中大约1300枚核弹头配备在洲际导弹上,而另外还有300枚核弹头属于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群。
据统计,曾经全球范围内共有各类核武器数量超过14500枚,而美、俄两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超过总数的93%,同时,二者也是最早试图建立完善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但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也只是在各自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区域建立了局部反导体系。“最好的防守是进攻”,那些拥核的国家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发展攻击力、突防能力更强的洲际导弹等核武器,远比花钱费力地发展导弹拦截系统更加有实际效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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