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如何分析苏军瓦解看高举旗帜的重要性

从如何分析苏军瓦解看高举旗帜的重要性

张尚志

习主席在最近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举旗帜，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领悟习主席的指示精神，回顾苏军瓦解的真正教训，特别是西方势力对苏军瓦解的错误解读，可以更加清醒地认识高举旗帜的重大意义。

(一)

习主席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是苏联红军建立100周年。提起苏军的建立，人们自然会想到马克思主义，提起苏军的瓦解，人们自然也会想到马克思主义。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曾有这样一句总结：“巴黎的武装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这样强调苏联红军的地位作用：“不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就不能存在。”马克思和列宁都强调了武装力量的极端重要性。

1978年，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编写了一本书：苏联武装力量》。这本书全面论述苏军历史发展，在前言部分进行了这样的概括：“苏联武装力量创建于世界上第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时，并在国内战争的炮火里，在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斗争中，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成长、壮大。”在这本书在结尾，有这样一句自豪地宣言：“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无视苏联武装力量的威力。”

同样是1978年，美国的“当前危险委员会”编写了一份研究报告：《美国正在沦为第二吗?》。这份研究报告后来正式出版，在美国政界、军界和和西欧颇有影响。

美国的“当前危险委员会”，通过详细对比和系统分析美苏在洲际导弹、中远程轰炸机等战略打击力量的失衡、美苏一般任务部队数量规模和装备性能的差距，以及两国特别是苏联未来十年的军事发展趋势，认为苏联在军事力量的许多领域超过了美国，敦促美国加速扩充国防力量，积极应对苏联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

其中有这样一段研究结论：“忽视美苏关系中的军事因素是轻率而错误的。虽然政治、经济与人力是重要的因素，但军事是最基本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1991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苏军瓦解，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从1985年苏联开始改革到1991年最后瓦解，只有6年时间：

“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不少人认为最强大的军队解体了。它像俄国靠近北极的江河里的冰块一样，春天一到，便开始碎裂，顺水漂流而下，终于不见了踪影。苏联军队不是被入侵的敌军消灭的，它也没有企图从已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手中夺权，它甚至没有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孤注一掷。它也未曾向别国发动战争，以便团结国内民众来支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它手中握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核武器，却从没有威胁过要使用它。相反，苏联的武装力量只是在埋怨不休，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最终——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这段话出自《苏联军队的瓦解》。这本书的作者奥多姆曾是美国首席苏联专家，美军中将，并在1985年—1988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曾经这样断言：“对军事力量的衡量对比，不仅应该理解为武器和人员的数量规模，而且应该理解为有多大能力使这一国家机器的政治神经麻痹。”

苏军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瓦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至今各执一词。但所有的寻根究源，最为重大和根本的问题之一，是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正确。这个问题既不简单，更不寻常。苏军创建的第一、力量的强大、瓦解的不可思议，这三个特殊的属性，具有历史性的标本价值和典型意义。

(二)

美国院校有一些学位论文，专门研究戏剧对破坏苏联东欧这些国家政治文化核心，所起到的“群体净化”和“群体诱导”作用，这些戏剧被称之为“反体制戏剧”，目标就是“从底层破坏历史”，也就是从底层、从历史逐渐啃噬政治体制。这些论文研究总结的经验是：“在领导权的完整的巨石上寻找裂痕，并努力扩大这些裂痕，直到未来历史的终结。”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写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以自己在苏联解体期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和搜集整理的资料，描述了苏联解体期间，社会各个阶层的情况。最后告诉读者的结论是：“由列宁所定义的社会主义注定要灭亡，因为它建立在对人性的错误假设的基础上。”

《苏联军队的瓦解》这本书非常明显地侧重于意识形态。作者认为：要想描述苏军的消亡，必须首先分析苏军战争观的理论根源，必须召回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重新审视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作者明确和肯定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战争理论。”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认定，作者进行了进一步延伸：“任何理论都有其认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显然，马克思的战争理论首先是基于末世论”。“早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一种独特的战争观就在那里深深扎下了根。马克思主义为它提供了末世论的成分，即关于历史发展的伪科学理论。”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搬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马克思主义原著，把战争是变革的工具，变革又推动历史的发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一切战争的客观根源等特意寻找的理论观点，简单、生硬地联系起来，进行推理证明。

分析了理论基础的错误，又结合大量资料，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苏联进行政治改革“毫无用处”;论实现军事战略和政策的根本转变，“必然要摧毁苏联的制度”;苏军的前途是搞非党化、非政治化：“要使苏军摒弃意识形态基础，真正走上由国家掌控的道路，必须将党与军队的关系分开。”

最终想说明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决定和约束了决策思维，必然出现各类先天性和后来性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不可调和、不可抗拒。

作者很明确地提出：苏联注定难逃灭亡的厄运，但它本可以苟延残喘几年，甚至几十年，激进的改革只是起到了加速和提前的作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评价这本书是一本开创性著作：“有着深远的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性。”

(三)

就《苏联军队的瓦解》这本书而言，其实我们可以借鉴，也是恰恰可以说明苏军瓦解根本原因的，是其中那些反映苏共领导错误和苏军矛盾问题的客观资料。比如作者指出的两个致命问题：“虽然苏军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对军队的各种制度做出了重大的改进，但忽略了日积月累的衰败迹象，而这是致命的。他们可以把某些问题控制在军内，但不能阻止有关军营生活的可怕传闻对社会造成的政治影响，这些传闻是老兵复员后带出去的，这是军队的致命伤。”

作者提出苏军内部形成了各自运行、相互隔离的三个层次：“士兵这个层次违法乱纪层出不穷，虐兵等丑恶现象愈演愈烈;下级军官这个层次被各种矛盾困难困扰，逐渐滋长着对上级军官的恐惧和仇恨;将军和元帅这个层次大部分是腐败、无耻的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

还有对思想僵化的否定、官僚作风的批评、腐败现象的针砭，以及对军营丑恶现象和犯罪现象的揭露;对抵制征兵运动、苏军退党风潮、基层生活严酷、官兵对政治工作反感厌恶等情况的描述等等。

不得不承认作者对苏军情况掌握的全面，了解的透彻，分析的深刻。而这一点，也恰恰增大了这本书的迷惑性，因为这些材料最终用来服务和支撑的，是作者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政治观点。

(四)

1979年，美国一位学者写过这样一本书：《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概述，有民主政治理论演进的描述，有法西斯主义的回顾，有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应用的现状分析。

作者认为：“我们必须学会和其他国家一同合作，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要这样做，我们必须认识世界上的其他人民。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需求、理想、价值观和观点。而要做这样的努力，领悟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最好不过的出发点。”

如果说这本书侧重于意识形态发展史的研究和前景分析，那么俄罗斯一位学者写的另一本书：《论意识操纵》，则是直指意识操纵的实施。作者认为，美国一开始就是意识操纵这一概念和操作技巧的发明创造者。这本书第一次提出并诠释了意识操纵这个概念的含义和来源，分析研究了意识操纵的主要靶标和方式方法，破坏苏联制度进程中的意识操纵，苏联意识形态瓦解的过程、原因和教训。其中有一个章节的题目是：“切断记忆，切断道德”，还有一个章节是：“操纵手段对思维的影响”。

作者发现并分析了这样一种意识操纵技巧：改变思维逻辑。为了改变思维逻辑，预先设定系统完整的思维范式，根据自己的需要，特意编排一套思维逻辑，为人们的理性思维提前压出新的“车辙”，刻出新的“螺纹”，植入新的“程序”。这种思维逻辑，要么是巧妙的断章取义，要么是精心的牵强附会，要么是有意的信息封锁，要么是偏执的睿智犀利。美国作家维达尔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的政治精英有个特点，就是拥有令人羡慕的本领，能说服人们违反自己的利益去投票。”

改变了思维逻辑的人们，不但会甘心情愿地违反自己的利益投票，而且会在思考其他问题时，自行得出操纵者所需要的结论。看过了《论意识操纵》这本书，再看《苏联解体亲历记》，再看《苏联军队的瓦解》，确实能够洞悉包括改变思维逻辑在内的一些政治伎俩。

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尼采说：“人类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进步，就是学会了正确推理。”世界历史上，德国法西斯曾经把整个社会，拉到狂热、荒谬的自杀性战争行动之中。希特勒的亲信，一个名叫施佩尔的纳粹人物，曾主持整个战争经济，动员各界人士，挖掘经济潜力，迅速提高军备生力，对纳粹德国的后期战争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他在纽伦堡审判的最后发言中承认：“借助无线电广播和扬声器这样的技术手段，可以剥夺八千万人的独立思维。”

曾经观察过法西斯如何进行思想诱惑的德国科学家海森堡说：“即使是今天，歌德也会教导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开发理性分析，却导致其他认识器官的退化。”

(五)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苏军瓦解这样的历史教训，容易出现众说纷纭，人们需要看清真相;容易拘泥表面现象，人们需要探究根源;容易带来思想困惑，人们需要廓清迷雾;容易引发负面情绪，人们需要正向调整;容易动摇思想基础，人们需要坚定信仰;容易受到侵蚀迷惑，人们需要强筑牢防线。

如何反思历史教训，已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焦点之争。而这一点，也恰恰容易被人把水搅浑。意识操纵是西方某些政治势力的生存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永远不是过于敏感，而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

“为了剥夺他们的进攻能力，就必剥夺他们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他们的喉咙，而且要置他们于死地。”马克思关于战争侵略的这段论述，同样适合于认识意识形态领域的意识操纵。

我们党已经成功地汲取了历代封建王朝兴亡更替的历史教训，我们自身探索发展中的历史教训，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

汲取历史教训，才能涅槃重生，砥砺前行。前提是必须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并坚决地捍卫我们对历史教训的正确总结，关键是要高举旗帜。否则，既有可能重蹈覆辙，也有可能止渴饮鸩。

在这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主席还强调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习主席明确提出，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指示，我们任重道远，需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始终保持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敏感和警惕，始终保持“守土有责”的忧患意识、使命意识、阵地意识，始终保持“枕戈待旦”的战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