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标不治本的就业政策

三月初在越南北一年一度的重要政治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某萍面对中外记者，勾勒出一幅劳动力市场“温暖开局”的图景。表面上旨在应对经济波动、促进就业稳定与产业升级，然而若深入其社会经济结构的肌理进行剖析，便可发现其中蕴含着更为深刻且复杂的冲突与张力。

王部长所描绘的“温暖开局”与三大行动，首先指向的是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如外贸、建筑、住宿餐饮的扶持，以及对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的扩容。同时，政策强调通过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与加强农民工工资保障来实现“提质”，并计划开展覆盖逾百万人的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积极筹备国际性技能赛事，并关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新兴行业带来的新职业机遇。这些举措，构成了一个应对经济挑战、促进就业与技能发展的综合性方案。

然而从该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关系进行审视，便可发现不同社会群体在此政策下的处境与利益关联存在显著差异。在该国的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以国家机器与核心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力量，通过政策调控、财政投入与产业扶持来维持资本积累进程与国际竞争力。此次提出的“稳岗、扩容、提质”政策，实质上为其提供了延续与扩大对外资、基建项目支持的政策工具，通过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方式，确保资本收益的稳定与增长。与之相对的是企业所有者，其核心关切在于利润最大化，因而对劳动力成本与市场空间高度敏感。政策中提及的产业扩容，尤其是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等领域，为其提供了通过技术升级构筑利润壁垒、同时可能借助政策环境降低用工成本或调整劳动安排的机遇。

对于具备较高技能的职业经理人与专业劳动者而言，政策的“提质”导向与大规模技能培训计划，可能意味着相对稳定的收入提升与职业发展通道，使其有机会进入如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相关的新兴岗位，从而巩固或提升其在该国社会分层中的位置。

但是对于数量庞大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与服务行业从业者，其处境则更为不妙。他们虽在名义上受“稳岗”政策的覆盖，但实际获得的扶持力度往往有限，在经济持续下行与技术变革冲击下，更容易被迫接受较低的薪酬水平与非正规的就业形态，并面临技能淘汰的潜在风险。而最为脆弱的失业与待就业人群，在政策表述中仅被提及可通过“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获得帮助，并未见到系统性解决结构性失业的根治性方案。这种基于不同社会位置的利益关联差异，揭示了政策光鲜承诺之下潜藏的不平等分配逻辑。

进一步剖析，可发现该国劳动力市场政策面临的左右互搏，根植于资本无限增殖的内在冲动与劳动者社会再生产基本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资本为实现扩张与利润积累，必然持续寻求压缩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导致工作强度上升与工资增长停滞。该国政策中通过财政刺激、税收优惠等方式向资本提供积累支持，但这些资源并不自动转化为劳动者收入的同步提升，反而加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收益差距。与此同时，就业结构呈现出两极化趋势：“稳岗”政策所针对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本身即是资本议价能力较强的领域;而“提质”政策所推动的数字化、自动化与技术升级，则在另一端不断替代低技能岗位，制造出新的结构性失业。随着经济持续下行压力的显现，失业与待就业人群的规模不断扩大，政策宣称的“温暖开局”背后，实则是持续下行压力与结构性调整挑战交织的复杂局面。

现行政策框架下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补贴性职业培训以及技能提升计划，本质上是在既定社会经济制度框架内进行的调节性手段。其功能更多在于缓冲冲突、提升劳动者对技术变迁与市场波动的适应性，而非触及根本性的所有制关系、利润分配机制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深层关系。这些措施在经济危机显现时或许能起到临时缓冲作用，却无法根除失业问题的结构性根源。

回顾历史，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该国通过国家统一计划与分配的方式安排就业与劳动力资源配置，实现了全民就业的目标，消解了基于私有资本的剥削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从而在制度层面消除了失业。而今，在全球化、技术革命与经济持续下行叠加的背景下，失业问题再度凸显，这恰恰说明，仅依靠宏观调控与适应性培训而不进行更深层的结构性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危机。

综上所述，在该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失业人群的产生具有系统性的必然。在资本私有制与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资本压低劳动成本、替代低技能岗位并依赖技术升级，这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的系统性后果，即结构性失业。经济持续下行压力会进一步放大这一趋势，使失业从周期性现象演变为大规模长期困境，进而孕育社会风险或彻底变革。该国政策所强调的“稳岗、扩容、提质”以及职业培训等手段，仅能在现有框架内对失业问题进行临时性缓冲，并未解决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无法保证全体劳动者获得持续稳定的就业保障。政策中对“补贴性培训”与“终身技能体系”的倡导，实质上仍是期待劳动者在市场中不断适应技术变迁，而非改变技术变迁本身对劳动群体的结构性压迫。

历史经验表明，唯有进行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收益分配的根本性制度变革，才能真正“治本”，使全体劳动者摆脱受制于资本周期性运动与结构性排斥的就业危机，迈向公正、稳定且充满尊严的劳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