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吕途：中国新工人：现状与未来

这是一篇十年前的文章。今日重编重读，相信可以看得更清楚些。本文转自《新华月报》2016年第5期，原文2015年7月30日发表于《社会科学报》，有改动。

吕途：社会学博士，曾任大学副教授，2007年加入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主要从事研究和培训工作。著有《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法律出版社，2015)、《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

关注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很多人都在询问这个社会问题：中国新工人的未来何在。为什么全社会都在询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近3亿新工人没有未来，中国就没有未来;因为，中国的未来关乎世界的未来。这里所说的新工人，指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劳动者。

中国新工人的现状

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在这近3亿打工者中，8400万人从事着制造业，我们穿的、用的都是他/她们制造的;6000万人从事建筑业，我们住的房子、走的公路铁路都是他们建设的;2000万人从事家政工，她们照顾着别人的孩子、别人的老人，却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这是一个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群体：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全国有农村流动儿童达3600万，在农村他/她们见不到父母，在城市他/她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权利。

我具体接触这个群体是从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工作开始的，那是2008年。村子里聚居着上万的工友，大家居住条件很差，却每天没日没夜地操劳着，我就很想知道大家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劳作的动力和愿景是什么，就做了《打工者居住状况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访谈了近150名皮村的工友。其中大家对2个问题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关注，当问及：“如果在城市待不下去怎么办?”，65%的人回答：“回老家!”当问及：“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只有9%的人回答：“回老家”，有53%的人回答“继续在城市打拼。”这引发了我所进行的后续研究：打工者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打工者认为城市待不下还可以回老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当初还会出来吗?老家是将来想回就回得去的吗?就这样，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在城市(北京、重庆、东莞、苏州、深圳、武汉)深度访谈了54名工友，又回到部分工友的老家(重庆奉节、贵州遵义、四川邻水、河南武陟)，走访了5个村子，36户农民，探望我在城市访谈了的工友的父母和亲人。通过这些调查了解，一幅“拼图”展现出了中国新工人并不乐观的现状，并记录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

(1)待不下的城市

打工者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她们的工作很不稳定，而且很多人没有社会保障，根据我的调研数据，打工者平均一到两年换一次工作，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只有16.7%的人有养老保险，只有26.2%人有工伤保险;打工者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她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一部分人支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甚至借钱在老家的镇上买了房子，或者在村里盖起了房子，但是，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家”，因为必须在城市打工才能维持生活;打工者结婚了并且有了子女，但是他/她们的子女很多不能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入学，很多被留在老家由祖父母抚养照顾，有一些干脆长年学习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那些有幸可以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们在城市被称为“流动儿童”，从名称上看就好像他/她们要重复父母的命运。

(2)回不去的农村

农业是人类的生命线(人活着要吃饭，而且不能吃有毒害的食品)，农村和大地是生命的根(土壤和水是万物，包括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如果没有了农业和农村的健康发展，任何城市的发展建设都是无根的、虚幻的繁华。但是，今天，中国的农村大地却是被我们抛弃的地方，是被圈地运动剥夺的地方。农业收入非常微薄，在我的实地调查中，收入最高的一户河南农民靠农业的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一半;而收入最低的四川一户农民，由于受灾收入只占打工收入的2%;农业生态系统在瓦解，比如，在四川过去维持生态循环的“生猪-红薯-玉米”的种养系统濒临崩溃;基层组织作用缺失，比如，我去调研的河南的一个村子，家家户户垫高地基盖新房，导致邻居地基低洼受淹，已经是“有村无社”了，再比如，我了解到的湖北的一个村子，村委会的成员基本上由地痞流氓组成，欠了赌债靠集资来偿还，如果不交钱，就给掐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打工者不是现在就去热爱、保护和建设家乡，而只想着老了以后回去，那么老了以后可能就更无家可归了。当然了，任何个体在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之下都很难有所做为，所以绝对不能责怪任何个体不热爱家乡。

(3)迷失在城乡之间。

1、打工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从2009年以来，我开始指导我们同心创业培训中心的学员做社区调研，学员自身也是打工者，由于自身对打工生活的迷茫，所以也萌发了想了解其他工友状况的愿望，有2批学员都做了“为什么打工?”的小样本社区调研，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工友的回答是：为了养家糊口。打工为了谋生，这是正常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当我们的思想仅仅停留在自己可以养家糊口这个层次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只要使劲干、拼命干、命运就会改变，也许不会想到其他人和社会对改变每个人命运的关系，更具体点儿说，其实无法维护自身谋生和发展的最基本权益。如果多数人是这样，那么可能到头来个人的愿望什么都实现不了，大家都很难养家糊口，因为大家的利益没有人去争取。纵观整个社会，其实工友对待工作的态度并不是孤立的，现在，大多数人对待工作的态度都是如此，只不过，工资层次不同，工作内容不同而已。工作只是为了挣钱，这是现代社会人生哲学的巨大失落。换句话说，工作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拿到工资而不是工作过程本身的乐趣和意义;工作是消费时间的方式，而不是享受生命的过程。

2、打工者的“过客心态”

“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迷失的最显著的特征。打工者生活在南方的工厂宿舍和北方的打工者聚居区，生活条件都非常差，但是，因为大家都以为打工生活只是暂时的，所以就可以将就和忍受。在生活中的过客心态，会让我们不去争取很多的现实需求，比如：对居住权的要求，对居住条件和环境的要求，对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权的要求。在工作中的过客心态，会让我们不去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过客心态让打工群体没有任何抗争的动力和谈判的合力，最后只能被各种势力和利益群体牵着鼻子走。事实上，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我在北京皮村的调查就发现，在皮村居住了5年以上的工友并不在少数，很多在深圳和广州打工的工友也已经在那里“暂住”10多年，甚至20多年了。打工者的“过客心态”看似是一种无奈选择，其实却正是资本霸权的胜利，资本本来就是“过客”，它的目标永远指向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打工者的过客心态完全符合资本的逻辑，迎合和支持了资本的扩张和逃离。

新工人未来的可能性

新工人的未来在哪里?或者，新工人子女会有比父母好一些的未来吗?我看到了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未来更加糟糕，一个是风云莫测。新工人的未来，一个是取决于新工人自身的思想和努力，一个是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为了探究新工人自身文化状态与未来的关系，从2013年到2014年，我进行了后续调研，在新出版的新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里记录了工友的故事和一些分析思考。书中讲了工友苏浩民的故事，浩民属于典型的“打工为了谋生”的类型，并且在自己的努力下，去年在湖北老家盖起了三层楼房(一共花费30多万，自己的存款20万全部花光，又借了10多万)。书中讲了工友王海军的故事，王海军是一个爱思考的青年，认为，如果没有整个打工群体状况的改变，一个个体打工者无论怎么拼命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当然，为了生存，海军工作非常努力，而且贷款在苏州打工地买了一个小公寓(首付14万，贷款14万，每月还款1600元)。今年5月份，我同时见到了浩民和海军，两个人都说后悔了，浩民说：“盖了房子也回不去，现在就后悔了，但是想卖也没人会买。”海军说：“房子面积不够子女就地入学的要求，妈妈最近又身体不好，回老家才能照顾，每月要还贷就被工作牢牢套住，实在后悔。”浩民和海军都属于技术工人，是打工者中收入稍高的，状况也是极不乐观。

所以说，当教育公平不能实现，当盖房子只是为了资本牟利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无论打工者个体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

很多打工者辛辛苦苦打工，期望可以改变子女的命运。我跟踪调研了重庆奉节一个高中班级的情况，高一的时候有69人，高二的时候剩下60人，高三的时候剩下48人，这期间辍学的同学都出去打工了。到了2013年高考的时候，4名上了本科大学，14名上了自费大专，2名复读，其余都步入了打工者的行列。也就是说，69个上了高中的孩子，可以上大学和大专的有18人(26%)。留守儿童中能够上高中的就不多，上了高中还有很多辍学的，读完高中能够考上大学的又是少数。那些自费的大专其实也是培训廉价劳动力的过渡站。更何况，即使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也难免步入蚁族一族。流动儿童的情况更不乐观，“小升初”无法在城市入学就开始沦为留守儿童，不想留守的很多就早早辍学，再加上很多孩子在缺少关爱和学习乐趣的情况下，很早就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就这样，打工者辛辛苦苦打工就是为了孩子将来和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

如果我们想要有出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不是出路。第一，如果身为工人，却认为只有成为老板才有出路，那么就没有出路。我这样说不是不希望大家创业当老板，是因为，首先，老板一定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其次，这样的逻辑下，不仅不会去争取做工人的应得权益，甚至会认同老板对工人的剥夺。第二，自谋职业表面上的确自由了很多，但是，从劳动时间上看，很多时候是比在工厂更加严重的自我剥夺，比如说，一个打字复印店可能开门的时候超过15个小时;做淘宝店的可能随时挂在网上，一天都不敢休息。第三，当所有打工者打工的目的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过不上好日子;第四，当所有人都抱着“过客心态”的时候，我们不拥有现在，也没有未来。

现在来看，改善打工者的现状和未来，有两个现实的可能性：一个在企业内部，通过集体谈判协调劳资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一个在企业外部，创造合作型的劳动关系，为穷人谋求一条集体发展的道路。创办新工人的合作经济/团结经济/社会经济，可以在城市，也可以在农村，涉及的领域可以包括：社区服务、住房、育儿、教育、生态农业等等。而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前提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是谁”决定着个体的选择，而“做什么样的人”不仅决定了个体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命运。如果打工者认同自己是“农民工”，就接受了自己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命运，如果争取做“新工人”，就成为成为了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

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在美国和欧洲危机四伏的今天，世界甚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但是，如果中国继续资本逻辑的发展模式，那么我们和世界可能一起走向深渊，这包括：越来越多的阶级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暴虐情绪、越来越严重的农业危机和生态危机。中国的政治中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历史遗产，也有着各种历史遗留的包袱，历史已经过去，让我们直面现实，认真反思，共同努力。

十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