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译介专题 | 萨义德：为什么世界对巴勒斯坦有如此多的偏见？

在因中东战争而形成的“巴勒斯坦流亡知识分子”中，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最富有争议性的，非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无疑。作为著名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最有国际声誉的巴勒斯坦发言人，萨义德接续东方主义而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人的认识论结构，至今仍是全球左翼与第三世界看待巴以问题的主流观点。因此，巴以专题的第四篇译文将萨义德《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一书的导言进行选译，聚焦他建立这种认识论结构的语境、因由及其意义;对我们来说，这种结构在现今的加沙冲突中，仍具有高度的透视力与预见性。

1979年，萨义德出版了《巴勒斯坦问题》一书，旨在向西方乃至世界的读者表达巴勒斯坦的立场，“扭转”外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各类偏见。具有寻求答案、引发讨论意涵的“question”，展现出萨义德的两个雄心：一是通过对巴以问题中话语权力的提炼，试图破除西方乃至世界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充满偏见的“迷思”，即解答“巴勒斯坦何以成为‘问题’”;二是以此为引，将被遮蔽与污名化的“巴勒斯坦问题”推向全球公共层面，“成为讨论和政治理解的主题”，进而形成新的“正义”共识。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著名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裔美国知识分子、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等处任教，以“东方主义”的理论贡献奠定了其在后殖民研究中的地位。代表作有《东方主义》(Orientalism)、《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等。
[图源：澎湃新闻]

我的目的是写一本向西方读者介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巴勒斯坦立场的书，这种立场并不广为人知。即使到了现在，当人们对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问题谈论得如此之多时，也肯定没有很好理解这种立场。在阐述这一立场时，我主要依据的是我认为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巴勒斯坦经验”的东西。这种经验在19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殖民者抵达巴勒斯坦海岸时，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都获得了自觉性。此后，巴勒斯坦历史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与阿拉伯历史截然不同。当然，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与其他阿拉伯人在本世纪的所作所为有许多联系，但巴勒斯坦历史的决定性特征——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痛苦遭遇——是该地区所独有的。

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我一直努力认识我们民族的弱点和缺陷。按照某些标准，我们也许是一个平凡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历史证明，我们同一个以欧洲人为主、野心勃勃的意识形态(以及实践)的较量是失败的，我们一直无法让西方对我们事业的正义性产生很大兴趣。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政治愿景，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凡的韧性和更加非凡的民族复兴趋势，我们已经赢得了第三世界所有人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尽管我们在地理上仍是分散的、支离破碎的，尽管我们没有自己的领土，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团结起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巴勒斯坦的思想(我们根据自己被剥夺财产和受排挤压迫的经历而提出的)具有连贯性，我们都对它做出了积极热情的回应。

图为1970年3月27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首脑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我国一直以来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者，努力推动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巴以问题。
[图源：中国新闻网]

我想，对我的许多读者来说，巴勒斯坦问题会立刻让人联想到“恐怖主义”。然而，事实要复杂得多，其中一些至少值得在此重述一下。就纯粹的数字而言，就尸体和被毁财产的数量而言，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与巴勒斯坦人为报复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做的，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过去二十年来，以色列几乎持续不断地袭击黎巴嫩和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这只是这些完全不对称的破坏记录的其中之一。在我看来，更糟糕的是西方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虚伪，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行为几乎只字不提。

看看那些报道吧，在报道“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平民/城镇/村庄”的恐怖行为时所使用的愤怒言辞，以及在描述“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阵地”的袭击时所使用的中立言辞，还有比这更不诚实的吗?自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来，与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占领相比，耶路撒冷市场上的一枚炸弹更能激起西方媒体(和以色列新闻媒体)的愤怒。在此，我必须指出，没有一家美国报纸刊登对以色列陆军参谋长古尔(Gur)将军的以下采访：

问：[1978年3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1]你们不加区别地轰炸(人群)聚集地，这是真的吗?

答：我不是那种只有选择性记忆的人。你以为我假装不知道这些年来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吗?我们在整个苏伊士运河干了些什么?一百五十万难民!……我们轰炸了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塞得港和福阿德港[1]。一百五十万难民……黎巴嫩南部的居民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圣了?他们非常清楚恐怖分子在做什么……我未经授权轰炸了南黎巴嫩的四个村庄。

问：没有区分平民和非平民?

答：什么区别?伊尔比德(约旦北部的一个大城镇，主要居民为巴勒斯坦人)的居民做了什么值得我们轰炸?

问：但军事公报总是提到还击和对恐怖分子目标的反击。

答：请严肃点。难道你不知道，由于消耗战，整个约旦河谷的居民都被清空了吗?

问：那你还说居民应该受到惩罚?

答：当然，我对此从未有过任何怀疑。当我授权亚努奇(负责黎巴嫩行动的北部前线指挥官的小名)使用航空兵、炮兵和坦克(进行入侵)时，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从我们的独立战争开始到现在，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与居住在村镇中的平民(阿拉伯人)作战。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都会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攻击平民?

[1]1978年3月，巴解组织向以色列境内渗透，并劫持民用巴士，导致三十多人死亡。作为对该事件的回应，以色列军队进攻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组织基地。

[2]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塞得港和福阿德港均是苏伊士运河沿线城镇，第二、三、四次中东战争时是重要战场。

图为1982年9月，救援人员收敛黎巴嫩贝鲁特西区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尸体。1982年6月，以色列以驻英大使遇刺为由，大举进攻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和叙利亚军队，即第五次中东战争，并在一周内进抵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此次战争中，以色列指使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对巴勒斯坦难民实施大屠杀，即震惊世界的贝鲁特大屠杀。
[图源：CNN]

因此，“恐怖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其认知和实施的不平衡。例如，在每一次利用以色列人质来争取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的事件中，总是以色列军队先开火，故意制造流血事件。但是，即使是列举数字和做出解释也是不够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敌对记录令人不寒而栗。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我对骇人听闻的事件被剔除了所有的共鸣和往往在道德上令人困惑的细节，并被简单、不可避免地压缩在“巴勒斯坦恐怖”的标题下，感到愤慨和惋惜。然而，我还必须说，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我对劫持飞机、自杀式任务、暗杀、炸毁学校和酒店的行为感到震惊，对受害者遭受的恐怖感到震惊，对被驱使做出这些事情的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感到震惊。由于并不自诩为一个超然的观察者，我一直认为，与其试图正面处理恐怖事件本身，不如尝试向我的读者传达一些更广阔的巴勒斯坦故事，这是所有事情的根源。即便这些故事没有稀释悲剧，它至少会向读者展示一个长期缺失的事实：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承受着集体的民族创伤。

一个小的非欧洲民族的特点之一是，它的文献、历史、自传、编年史等都不丰富。巴勒斯坦人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也是缺乏有关巴勒斯坦历史的权威文献的原因。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不尝试在此弥补这一缺失。我试图做的是，阐明巴勒斯坦的经历是历史的一个重要且具体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欧美人所忽视：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它从未存在过，而欧美人则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我试图表明，在巴勒斯坦生活了数百年直至1948年被赶出家园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巴勒斯坦人，是同一场运动的不幸受害者;讽刺的是，这场运动的全部目标就是结束欧洲基督教对犹太人的伤害。然而，正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成功地把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并为他们建立一个国家，世界才没有关注这一事业对巴勒斯坦当地人意味着什么。与令人钦佩的成功相比，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意味着损失、离散和灾难。因此，现在需要一种讽刺的双重视角，才能同时看到众所周知的成功和鲜为人知的灾难，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将其描绘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认为是唯一无法解决的犹太人问题确实得到了解决——即通过殖民化然后征服领土的方式。但这既没有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无国籍者的问题。相反，与本世纪几乎所有其他事件一样，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只是产生了一类新的难民，即阿拉伯人，从而使无国籍者的人数又增加了七八十万。

图为1948年，巴勒斯坦难民站在加沙地带汗尤尼斯城郊临时搭建的帐篷前。第一次中东战争后，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故乡，涌入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形成了庞大的巴勒斯坦难民群体。
[图源：The Times of Israel]

正如我在整本书中所说的，以色列及其历史从未间断地受到赞颂，而巴勒斯坦人的现实生活、所经历的小历史、所感受到的愿望，直到最近才被承认其存在。然而，巴勒斯坦问题现在突然需要一个答案：世界范围内的舆论要求对这一迄今为止被忽视的近东僵局给予应有的重视。但可惜的是，现在进行充分辩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不用说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了。辩论的条件是贫乏的，因为巴勒斯坦人只被称为难民、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一大批中东“专家”倾向于垄断讨论，他们主要使用社会科学术语和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来掩盖知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面对巴勒斯坦人是所持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源于西方对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和东方的古老偏见。这种态度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看法的基础，它将我们非人化，使我们沦为勉强被容忍的讨厌鬼。

如果说大多数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学研究都延续了这一传统，也许过于笼统。但我认为，它们的确有这种倾向。只要它们中的大部分源于并在多数重要方面毫无疑问地接受使犹太复国主义合法化、反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框架，它们对理解中东的真实局势就没有什么贡献。当然，我无意将本书作为一场论战，来反对尤其是自冷战以来，那些自诩为科学客观性的社会科学著作中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我确实有意识地避免其“价值中立”的陷阱。这些陷阱或误区包括：对政治现实的描述只关注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把与西方及其在第三世界的所做的、与现代化使命相关的任何事情都说成是可取的;忽视民众运动，却赞扬和推崇一连串混杂的、压迫性的附庸国政权;把任何不能轻易符合其特定目的或特定方法论(其目标是“理性的”、“实证的”和 “实用主义的”)的东西都说成是非历史的。这种观念的明显缺陷已经被公开指责为“我们”失去伊朗[3]和“我们”未能预测“伊斯兰教的复苏”，但同时也不允许对这些观念的前提进行任何检视。因此，事实上，这些观点被再次重申，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政治学家们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短视的建议，美国的外交政策又一次在非专业人士(比如我)看来显然是失败的原因、倒退的历史愿景上冒险。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戴维营的严重缺陷似乎正在证明我的观点。

[3]1978年，由于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伊朗发生反对君主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亲美的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即伊朗伊斯兰革命。当时美国的卡特政府被认为措置失当，“失去了伊朗”，广受美国社会各界批评。

图为1978年9月17日，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自左到右分别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美国总统卡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根据协议规定，以色列撤出第三次中东战争时占领的西奈半岛，并实现埃以关系正常化。这也是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第一次签订和平协定。但埃以和解曾一度令阿拉伯世界严重不满，甚至认为《戴维营协议》助长了以色列对外的挑衅与侵略活动。
[图源：PBworks]

然而，在1976年之前，我认为，甚至巴勒斯坦人也同意他们自己被贬低，因而没有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专家们看在眼里，这种说法并没有错。然后，我们发现了自己，我们发现了世界，世界也发现了我们。我试图描述我们的黑夜和我们缓慢的觉醒，同时也不忽略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在这个地区、在世界政治中的生活背景，但贯穿我们整个经验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骂人的问题。尽管有所不同，但犹太复国主义对我们的意义，和它对犹太人的意义一样多。我们需要告诉世界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哪些具体的事情，我们集体留下了这些事情鲜活的痕迹。

我把我的书称为政治论文，因为它试图把我们的问题摆在西方读者面前，不是把它作为一个严密的、已经完成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需要思考、尝试、参与的东西——简而言之，作为一个需要政治处理的主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游离于历史之外，当然也游离于讨论之外，而本书试图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使巴勒斯坦问题成为讨论和政治理解的主题。我希望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本书提出的并不是“专家”观点，也不是个人见证。相反，它是以人权意识和社会经验为基础的一系列现实，并尽可能以日常现实的语言来表达。

本书的论点有若干基本前提。其一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持续存在。另一个前提是，要理解犹太复国主义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僵局，就必须了解他们的经历。还有一个前提是，以色列本身及其支持者一直试图在言语和行动上抹杀巴勒斯坦人，因为犹太国家在很多方面(但不是全部)都是建立在对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否定之上的。直到今天，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只要提到巴勒斯坦人或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对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就仿佛说出了不可名状者的名字，因为我们的存在如此有力地指责了以色列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后，从道义上讲，我认为人类个人地和有选择地享有基本权利是理所当然的，自决权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意思是，任何人都不应受到“迁离”其家园或土地的威胁;任何人都不应因为不信奉X或Y宗教而受到歧视;任何人都不应被剥夺其土地、民族身份或文化，无论原因如何。

图为2021年5月21日中午，以色列警方突然冲入阿克萨清真寺庭院，向参加礼拜的民众投掷瓦斯弹和震荡弹。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圣殿山，是阿拉伯第三大圣寺，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与文化意义，近年来成为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
[图源：澎湃新闻]

归根结底，我想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以色列是什么，美国是什么，阿拉伯人又将如何对待巴勒斯坦人?”鉴于巴勒斯坦的现实经历，我根本不相信，正如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总统和他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99%的牌都在美国手中;我也不认为这些牌主要掌握在以色列或阿拉伯国家手中。可以这么说，巴勒斯坦人自己，在决定巴勒斯坦人的愿望、政治斗争、成就和挫折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我并不否认，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犹太人和美国人的想法和做法占据着重要位置。我的书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写的。

我提到一件也许显而易见的事情，这是为了强调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的基础。我们曾经生活在名为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我们被剥夺了财产、被驱逐了出去，我们中的近一百万人被迫离开巴勒斯坦，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复存在。即使是为了拯救在纳粹手中幸存下来的欧洲犹太人，这样做是否合理?是什么道德或政治标准要求我们放弃对民族生存、土地和人权的要求?当整个民族被告知在法律上不存在，甚至有人率领军队消灭它，甚至针对它的名字开展运动、改变历史以“证明”它的不存在时，这种事情在哪个世界不会存在争论?尽管围绕巴勒斯坦人的所有问题都很复杂，且涉及大国政治、地区争端、阶级冲突、意识形态紧张，但巴勒斯坦运动的原动力在于它意识到了这些简单但影响巨大的问题。

美国的现任政府(指当时的卡特政府)上台时宣称自己支持中东全面和平，其中包括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方面面”。然而，自戴维营会议以来，它既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为什么它认为四百万人应该满足于比其他任何民族所拥有的都少的东西(所谓的自治)，为什么它认为可以在争端的主要当事方缺席的情况下签署条约，为什么它认为可以在不与一个地区的主要行为者面对面的情况下执行外交政策，为什么它认为可以简单地希望强大的反对派团体消失，为什么它认为巴勒斯坦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应该接受以色列的永久殖民统治，为什么它认为巴勒斯坦人不会为重新获得被剥夺、篡夺和压制的民族权利而无限期地战斗(就像他们在每一次中东危机中都在战斗一样)?鉴于中东目前发生的几乎令人震惊的动荡变化，这些都是本书试图提出并回答的问题。

图为1993年9月13日，巴解组织首脑亚西尔·阿拉法特(右)和以色列总理拉宾(Yitzhak Rabin，左)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中)的见证下，于华盛顿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旨在和平解决巴以问题的《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on Palestinian Self-Rule)。在这之后，巴以之间又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因最初的谈判地点在挪威奥斯陆，因此被统称为《奥斯陆协定》(Oslo Accords)。根据协定规定，建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有限自治，开启了“奥斯陆进程”(Oslo Process)。但萨义德将《奥斯陆协定》视为“巴勒斯坦人的凡尔赛”，意味着向以色列人“投降”，提出激烈批评，并为此与阿拉法特决裂。
[图源：Le Matin]

我觉得写这本书并不容易，其中大量内容来自于对巴勒斯坦现代历史意义的研究和思考。同时，这本书的很多内容也来自于我在流亡期间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但这一努力往往令人沮丧。每天发生的事件、新闻和突如其来的变化、偶然的讨论，甚至是无常的启示，都不可避免地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摆脱了这些事情的影响，无论如何，想要完全摆脱这些影响是错误的。但我一直意识到，我所做的不仅仅是对近代历史的总结，也不仅仅是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我的希望是阐明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经验的解释，并表明两者与当代政治舞台的相关性。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自己作为巴勒斯坦人的感觉，会让人感到不安：在西方，也就是我所居住的地方，从政治角度讲，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不法分子”，或者说是局外人。但这就是事实，我在本书中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我的事业所特有的孤独感。

参考文献
Said, E. (1979).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Vintage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