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之时：1989年11月9日-10日的柏林墙倒塌时刻的民主德国的党政军高层的混乱

时间：2025年12月3日

稿件种类：重要消息

译者：冷西 陈慧

天翻地覆之时：1989年11月9日-10日的柏林墙倒塌时刻的民主德国的党政军高层的混乱

作者：汉斯-赫尔曼·赫特勒

1989年11月9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事领导层的混乱

“沉重而又使我们所有人都深受触动的几个小时已经过去。”1989年11月10日中午，中部边防指挥部司令员在向负责政治工作的柏林和波茨坦各边防团指挥员发出的通报中如此开场。“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根本无法阻止成千上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不经控制就进入(西)柏林并部分返回。同时，大量西柏林居民也越过通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边界。一支规模更为庞大的人群一度占据了勃兰登堡门周边区域。正是由于投入兵力的边防部队果断采取行动，才使得这一地点的人群聚集被驱散。”在他看来，这一切首先应当被视为共产党人以及“总的说来每一名边防战士”的重大功绩，因为“我们在巨大压力之下仍然经受住了这些要求的考验，没有退缩。阶级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与延续”，尤其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边界只通过为此而设立的边境通道予以跨越”。对于进一步的态势变化，“必须以冷静和坚决的态度作出反应，并且避免局势升级，尤其要避免使用枪支。”[1]

然而，该司令员以此通报试图动员的第36边防团的党员战士已经不在他的影响之列。1989年11月10日，他们在惊愕、困惑乃至愤怒的情绪中，回望前一夜发生在“他们的”勃兰登堡门这一“边防部队的‘圣牛’”[2]身上的亵渎。第36边防团党的基层组织在致德意志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抗议信中，指控其军事和政治领导层背叛：“我们毫不夸张地认为，1989年11月9日和10日的事件，是对保卫和安全机关，特别是边防部队全部工作成绩的背叛和嘲弄。有人在不告知我们的情况下作出了决定，这些决定迫使我们放弃一切军事和党的原则。我们的同志完全有理由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层、我们的军事领导层，没有对这项出境规定进行规范的协商和准备，相反却像最近一段时间经常那样，将主动权移交——而且不仅仅是移交——给敌人及其大众传媒?”[3]由于军事领导层在缺乏清醒头脑和明确目标的情况下行事，已经无法再保证完成保卫国家边界的任务，他们声称自己对这一级领导——包括部长以及国防部其他中央委员会委员——已不再有任何信任。“我们要求”，这封信最后写道，“这些同志必须为其失职行为作出交代，由党的领导作出必要的人事变动，并且根据党章追究这些同志的责任。”[4]

边防战士所要求的人事变动在随后的数日和数周内陆续得以实施，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却从未得到回答。那么，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高层的视角来看，柏林墙的倒塌究竟呈现出何种图景?为什么这项出境规定在施特劳斯贝格没有得到“规范的协商和准备”?究竟有哪些消息传到了国防部和边防部队指挥部，发生了哪些协调过程，作出了哪些决定，又下达了哪些指示和命令?1989年11月9日，正如前一日一样，国防部长及其大多数副部长的办公室空空如也。自从埃里希·昂纳克加强中央委员会中的安全“板块”，并将越来越多的武装机关代表作为正式委员或候补委员“增补”进中央委员会以来，每逢中央委员会开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的领导楼层几乎一律呈现“空城”状态。凭借七名将官(其中六人是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的存在，国防部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代表性之强，无出其右。海因茨·凯斯勒以及他的副部长弗里茨·施特雷利茨[5]、霍尔斯特·布吕纳[6]、沃尔夫冈·赖因霍尔德[7]、霍尔斯特·施特希巴特[8]以及边防部队司令员克劳斯-迪特尔·鲍姆加滕[9]，起初并未赋予克伦茨宣读的出境规定对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何种重大战略意义;[10]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各边防指挥部和边防团指挥员既没有迅速通报，也没有事先下达任何准备性指示。正如施特雷利茨后来所言，从当时的视角看，这份出境条例对国家人民军而言“几乎毫无意义”。军队人员本来就无权前往资本主义国家旅行。而“抬不抬起栅栏、谁可以凭借何种证件通过边界，取决于隶属国家安全部的护照检查单位。对此，边防部队和各边境口岸指挥员没有任何影响。”[11]按照这种多年固化的职权划分，军方完全可以将出境条例的贯彻视为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内部事务。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11月9日的现实情形下，确实存在鲍姆加滕后来所宣称的那种意图，即“准备在当晚的部长会议‘小组会议’过程中讨论相关指示，明确边防部队应当如何行动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措施”，而随后国防部向部队通报情况“仍然会比通过广播和报纸计划公布的时间更早”。[12]作为这类讨论的前提，部长会议主席团委员当晚首先必须弄到出境条例的书面文本，因为中央委员会成员手中并没有该文本，而部长驻施特劳斯贝格办公室也由于邮递时间不利，尚未收到部长会议的传阅稿。[13]根据负责会议内容和技术实施的国防部部务会议秘书、上校韦尔纳·梅尔策的回忆，当晚预定的议程只有一个项目，即由部长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分析和传达。与此相一致，负责国防部内部出境问题执行工作的法律处处长洛塔尔·克鲁姆比格尔教授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次讨论。[14]

凯斯勒曾假定，中央委员会会议将一如既往在18时结束，因此他让梅尔策将国防部部务会议安排在19时召开。然而，中央委员会却出乎预料地一直开到20时45分，军队领导人直到会后才从柏林出发，返回城外的国防部大楼。当他们自21时30分起陆续抵达时——凯斯勒、布吕纳和施特雷利茨比其他人又晚到了大约15分钟——那些并非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国防部部务委员已经在会议室门外等待他们近三个小时。正如人民海军司令、来自罗斯托克的海军上将西奥多·霍夫曼后来略带讽刺地回忆：“在这种场合，我通常总是第一个到达的人，因为我行程最远。随后不久，那些不是德意志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国防部部务委员也就陆续加入我们。起初我们只是彼此闲谈，然后有人建议我们到放映室去看一部电影。我们没有看任何时事节目，而是看了一部电影——《辣身舞》，完全与军事无关。”[15]因此，他们和中央委员会成员一样，既没有观看沙博夫斯基的新闻发布会，也根本没有听说过。

在对城内正在发生的事态完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军队最高领导人开始了“又一场令人疲惫而又毫无结果的会议”，正如兼任人民海军司令的副部长霍夫曼所言，这类会议构成了国防部领导风格的重要特征。[16]然而，到此时为止，凯斯勒的权威已经明显削弱。

事实上，在11月9日一早，当凯斯勒向国防部所有局、处负责人和机关党组织书记通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首日的情况时，他的报告就已遭到与会者的不满甚至抵制，其中包括部分副部长的当场插话和批评。[17]正如一名秘密线人向国家安全部的报告所记载：“除极少数例外，所有在场人员都对凯斯勒的陈述不以为然，因为他大约用了四十五分钟时间只是重复1989年11月8日新闻中已经发布的信息。与会者随即合上记录本，放下书写工具，认为这种一般性的信息根本不值得记下来。”凯斯勒原则上反对召开党代表会议或特别党代表大会，对此，中将汉斯·叙斯和其他几位要求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表达大家的一致意见，即必须召开党代表会议。他被要求在会上转达在场同志的意见，而不是阐述他个人的看法。他表示要考虑此事。”[18]随后，德意志统一社会党国防部党委在当日上午更进一步，公开表示赞同召开一次非常党代表大会，并以书面形式将这一要求转交身在中央委员会会场的凯斯勒。[19]对于一支惯于服从纪律的军队来说，这一系列举动极不寻常，却清楚地表明国防部和国家人民军内部已经酝酿着深刻不满情绪。

尽管从军事技术角度看，国家人民军仍然保持着作战能力，但其内部的统一性以及由此派生的战斗力却已受到实质性削弱。国家安全部反间谍部门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的内部报告，使军队最高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转折”进程在多重层面上动摇了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的政治与道德状态。[20]作为埃里希·昂纳克身边极端保守的“隐性共产主义者”小圈子成员之一，凯斯勒在“转折”的浪潮中试图扮演一块“岿然不动的礁石”。出于对整个军队可靠性的普遍不信任，他于1989年9月14日对包括将官、军官、军士、士兵以及民防部队在内的全部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人员，发布了前往匈牙利及经由匈牙利旅行的全面禁令。[21]在策划推翻埃里希·昂纳克的阴谋者看来，凯斯勒作为埃里希·昂纳克的盟友，恰在这一关键时期率军事代表团访问尼加拉瓜，堪称“天赐良机”。他的个人和政治忠诚、根深蒂固的敌我观以及由此派生的总体路线已经深深嵌入，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向”或“更新”。在从尼加拉瓜返回后不久，他就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北约提出的“和平消灭社会主义”计划发出警告，并呼吁对阶级敌人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22]翌日，他又在部长会议上坚决反对“把所有行之有效的东西一股脑地扔掉”。在凯斯勒看来，危机只是极小部分源于自身错误，而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阶级敌人吹响了最后决战的号角：“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要把社会主义从地球上驱逐出去”，他以此反驳许尔尔的一些自我批评意见，后者认为危机也与德意志统一社会党的政策错误有关。[23]因此，在凯斯勒的认知中，此时首要的是坚定立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揭露社会主义的敌人，表明他们在现实中究竟追求什么。”[24]

正因为军事领导层出于对“反革命”的恐惧而拒绝接受“转折”和“更新”的政治路线，它本身反而落入职业军官群体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之下。部队普遍指责驻扎在施特劳斯贝格的国防部缺乏领导和指挥活动;在普遍舆论中，人们认为“从国防部没有发出任何具有指向性或能增强士气的信号”。[25]凯斯勒和政治总局局长霍尔斯特·布吕纳在内部受到批评，被指责为消极、无能和缺乏构想，甚至有人公开要求撤换国防部长，并对他于11月8日再次被选入政治局表示强烈不满：“大多数职业军官拒绝他当选政治局委员，理由是他在过去四个星期内没有采取任何符合‘转折’要求的行动。”[26]

自1989年8月以来，国家人民军逃兵事件急剧增加。在施特劳斯贝格，关于高级军官特权的不满在背地里很早就出现，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特权缺乏正当性，并要求削减。[27]根据国家安全部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情绪状况的报告，自一开始起，军官和士兵就批评军队参与国内治安行动。[28]在组建由国家人民军组成的“百人编制”应对示威的过程中，接连出现一系列拒绝执行命令的事件。[29]国家安全部的报告指出，一些军人因一连串控告人民警察“过度行为”的媒体报道而产生困惑，他们不知道在新的政治条件下面对示威者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另一些军人则愈发产生保留，因为他们“可能被用于对付那些诉求与自己愿望相近的人群”。[30]仅仅四天之后，秘密警察便在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新论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对武装力量产生了影响。越来越多的观点主张将这一群体视为一种社会力量并予以承认和合法化”。[31]与此同时，关于国家人民军内部职能的法律基础问题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出，随着德意志统一社会党领导核心自身强调政治对话的优先地位并默许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这导致连上级指挥员在内的人员对“特殊任务执行”(即对付示威者)的意愿也随之下降。自11月初起，越来越多的士兵公开表示，他们不会同示威者作战。相应地，人们援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7条(将国家人民军的任务限定为抵御来自外部的侵略)，要求为此前拒绝参与可能针对示威行动的军人予以平反。“如果你们不改变自己的政策和立场”，国家安全部的一份态势报告这样转述一名上尉对其团长的批评，这一说法被视为部队中典型情绪的传神写照，“那么总有一天你们不得不……报告说，你们只带着三个军官留在营区里，而其他所有人都已经翻墙逃走。”[32]

边防战士尤其越来越难以在自己的职责中找到意义。尽管大多数人已经学会在内心调和一种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反法西斯防御墙”照官方宣传所言，是为了防范西方帝国主义的阶级敌人而设;另一方面，边防日常勤务以及整个边境制度却主要着眼于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向联邦共和国逃离。他们也曾设想，某一天难民潮也许会逆向而行。然而，自9月以来，边防战士的工作动机却在党和军队领导层的自相矛盾的政策下遭遇前所未有的消磨：他们仍然被命令在德意志-德意志边境阻止一切逃离企图，并在极端情况下——自1989年4月起虽然限制为仅在自身生命受到威胁时——向人开枪[33]，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人却可以通过匈牙利或者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毫无风险地离境。关于有必要调整边境制度的讨论在各边防团内部愈发频繁，而领导层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态度则进一步激发了官兵的不满。[34]

此外，在1989年11月6日公布的出境法草案中，军人被作为所谓掌握机密的人员以“国家安全”为由长期排除在自由旅行权之外，这一条款同样引发了公开的不满：“从大量意见表达中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军官和文职人员在出境机会方面遭到排除，相当数量的职业军官和文职雇员将会对继续保持其服役或劳动关系以及承担领导责任提出质疑。”[35]在陆军和边防部队军官学校内，已经出现希望通过建立学生或士兵代表委员会来实现更有效利益表达的动向。[36]不容否认的是，整个社会的危机已然深刻地波及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

在国防部高层当中，主要是副部长戈尔德巴赫、格勒茨以及总监察长叙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更新”政策的动机，主张在国家人民军内部推行变革。如果凯斯勒不愿坐视自身权威被逐步拆解，他就不可能对11月9日早晨那场会议中同僚们的插话和不满置之不理。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刚刚以近乎一致的投票结果重新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这难道不是一种压倒性的信任表决吗?一切迹象似乎都表明，他将在莫德罗政府中继续担任国防部长职务。那么，他的副部长们究竟凭什么敢在他面前“僭越”?

在这次晚间部务会议一开始——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的代表并未参加本次会议[37]——凯斯勒便以攻击批评者为切入点。他指责戈尔德巴赫、叙斯和格勒茨上午的行为“不合时宜”，并表示他期望自己的副部长认真思考“何时、何地以及在何种场合说什么话”。据格勒茨回忆，受批评者起初只是默默接受这一训斥，随后部长便转入常规议程。[38]然而，他在通报中央委员会会议情况时依旧没有提及出境决定，所讲内容完全可以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39]就在会议进行过程中，边防部队参谋长的一通电话打断了会议进程。根据这位部务委员的秘书的回忆，他在电话中听到泰希曼激动的声音，表示自己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因此迫切希望与边防部队司令员通话。参谋长向鲍姆加滕报告，“在边界一线已经出现人群蜂拥而至的局面，据称存在某个关于开放边境口岸的政府决定，但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他请求澄清情况并等待指示。”[40]然而，鲍姆加滕本人面对这一报告显得极为震惊，同样无法对情况作出任何澄清，只能要求“保持耐心”，除此之外给不出任何具体指示。随后，他才将参谋长的通报转告凯斯勒。正如霍夫曼以海军军人的冷静口吻所述：“所有参加部务会议的人都表示出惊讶。”[41]凯斯勒责成施特雷利茨给国家安全部部长打电话，以获得进一步情况，但米尔克始终无法接通。

在此期间，会议内部的争论逐渐升温。不过，这并不是围绕出境决定及边界局势，而是针对部长的通报本身，因为通报遭到了质疑。“包括格勒茨、叙斯、戈尔德巴赫、霍夫曼、施特希巴特等在内的多名国防部部务委员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指出现在并不是进行冗长的解释和重复那些可从报刊上看到内容的合适时机，而是应当采取行动，分析国家人民军的处境，提出具体任务并对国家人民军作出明确指向，换言之：结束目前这种完全失语的状态。部队官兵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是：将要发生什么、应当怎样行动、谁对什么负责、谁可以做什么、谁又不可以做什么?”[42]就这样，柏林墙的倒塌作为历史事件并没有在国家人民军最高领导层那里得到真正的重视，更遑论成为会议讨论的明确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施特希巴特后来表示，“我们仍然只是试图弄清具体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讨论什么?”[43]

其间，施特雷利茨虽然成功地与米尔克的副部长奈伯取得了联系，但这一通电话并未带来任何明确的信息，因为奈伯本人也尚未联系上米尔克：“他(奈伯——本书作者注)告诉我，他正在努力同自己的部长取得联系，因为沙博夫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某些胡话，现在必须作出一个决定。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知道沙博夫斯基在晚间新闻发布会上究竟宣布了什么。”[44]施特雷利茨随后与内务部参谋长瓦格纳上将的电话联络同样未能获得新的立足点。

当施特雷利茨徒劳地寻求关于决策层态势的准确信息时，边防部队指挥部不断将各个边境口岸人群聚集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逐级上报。大约在23时，凯斯勒命令边防部队司令员启程前往佩茨的战时指挥所，亲自接管边防部队的指挥，并源源不断地向他报告边境局势，但并没有给予后者任何具体指示。等到鲍姆加滕在午夜前后抵达指挥所时，来自国防部长的任何指令都已经失去意义。鲍姆加滕此时只能通过总参谋长向施特劳斯贝格报告，在此期间“若干边境口岸已由现场指挥员决定开启路障”。[45]鲍姆加滕后来回忆说，当他在电视画面上看到开放边境口岸的情景时，“内心充满痛苦和羞愧”，“我们抛下了边防战士。没有命令，没有指示，没有任何能够为他们提供支撑和方向的东西。”[46]不久之后，据施特雷利茨所述，他从鲍姆加滕处得到消息，说“在国家安全部系统内部已有指令，要求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开放边境口岸”。[47]

在施特雷利茨看来，作为这道国家安全部指令政治基础的决定，实际上是凯斯勒在鲍姆加滕离开施特劳斯贝格不久后经由克伦茨电话获知的：“在23时之后不久，凯斯勒部长被叫去接电话。国防委员会主席埃贡·克伦茨告知他，自己已同米尔克部长进行了磋商，并命令国家安全部长开放柏林的边境口岸。同时，埃贡·克伦茨请求国防部长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事态升级。”[48]然而，就这通电话的时间而言，施特雷利茨显然有误。坐在凯斯勒身后、靠近通往电话间通道一侧的部务会议秘书坚称，会议期间不可能发生任何克伦茨与凯斯勒之间的通话。霍夫曼、戈尔德巴赫、施特希巴特和格勒茨也都不记得凯斯勒在部务会议期间曾经离开会议室去接电话。会议最早也要在午夜到0时30分之间才结束。

施特雷利茨随后修正自己的说法，认为如果其他部务委员没有注意到与克伦茨的通话，那这通电话就可能是在会议结束后，凯斯勒与布吕纳一道在部长办公室短暂磋商期间发生的。[49]然而，这通电话的实质内容究竟是什么?如果克伦茨确实像他说的那样，已经命令米尔克“开放柏林的边境口岸”，这句话又应当如何理解?在正常情况下，边境口岸在规定的验放时间内本来也都是“开放”的。克伦茨本人对自己所谓“命令”的具体内容也一直语焉不详。他有时声称，自己与米尔克商定“抬起路障，现在提前一天或推迟一天已经无关紧要”;[50]另一些场合又说，双方决定“将原定于11月10日实施的开放边境措施提前几个小时”。[51]然而，没有任何一位柏林边境口岸护照检查单位的工作人员证明曾经接到此类命令，这类命令如果曾经存在，也必然会在国家安全部第六局的态势记录中留下书面痕迹，而事实并非如此。

以下为档案记录：

国家安全部中央协调小组组长、少将格哈德·尼布林——“根本不存在开放边界的命令”

“根本不存在任何关于开放边界的命令。这一点既由副部长奈伯上将——他在那一夜承担了极其繁重的工作——予以证实，也可以由我本人加以确认，因为如果有这样的命令，我无论如何都会得知。根本没有开放边界的命令。米尔克部长在我面前没有作出任何这样的决定。我只知道，他当时仍然以部长身份说，局势‘总会恢复正常’。”——格哈德·尼布林谈话，1998年9月14日和11月11日

唯一一份提到总书记“中央指示”的文件，是国家安全部第六局在11月10日凌晨编写的一份关于柏林边境口岸态势发展的情况通报。该通报中写道：“当若干边境口岸前汇集的人群规模已无法估量，且在波恩霍尔默大街边境口岸已经有大批人员冲入境内区域，从而可预见局势已无法继续控制时，大约在23时30分，根据中央指示开始为人员办理通往西柏林的出境验放。”[52]

如果这就是克伦茨所声称的“中央指示”(在德意志统一社会党的话语中，这一术语是总书记决策的固定表达方式)，而至今无论在档案中还是通过口头传承都未发现任何其他“中央指示”，那么它的内容并不包含“开放边境口岸”的命令。相反，这道指示仍然坚持一种虚构前提，即在一个时点上仍然可以开始对人员进行有序、受控的“验放”，然而事实上，早在那时一些边境口岸的护照检查员就已经被迫大大缩减乃至完全停止了检查。克伦茨与米尔克之间究竟就什么内容达成了共识，米尔克又将怎样的“中央指示”传达给其副部长奈伯，可以从国家安全部第六局(护照检查)发往各地区的电报中看出。这份电报于23时05分向国家安全部各区局局长及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九个边境区的第六处处长发出。各柏林口岸护照检查单位的负责人或值班军官显然更早且通过电话接到了关于具体执行方式和电报内容的指示。[53]电报规定了护照检查员开展“人员通往西柏林的出境验放”的具体条件：

“为了在通往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边境口岸贯彻落实这些措施(部长会议关于出境的决定——本书作者注)，护照检查单位必须立即完成下列任务：

有关公民的身份证须由人民警察证件管理部门加盖出境批注/签证。经相应身份核查后，这些批注/签证赋予持证人永久出境的权利。在身份证照片右侧须加盖一枚护照检查专用印章，该印章同时视为作废标记。

身份证须交还公民本人。(原文如此!)

必须进行人数统计，并按成年人、儿童和小汽车分别汇总。从1989年11月10日6时起，直至另有指示为止，每两小时须将有关统计数字报送国家安全部第六局行动指挥中心。

费德勒少将。”[54]

在波恩霍尔默大街边境口岸所谓“阀门式解决方案”已经失败的背景下，当晚后续时间里所能达成的一切，只不过是就出境人员——而不是短期访问人员——的办理程序达成共识。根据上述指示，出境本身只允许那些在边境口岸出示签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进行。当时在东柏林确实已经有人开始办理出境签证。为了能够对“立即永久出境请求”进行处理，人民警察主席团于21时40分立即下令开放亚历山大广场“旅行之家”内的外国人登记处。所有柏林人民警察分局都立即获悉这一命令。[55]问题在于，机关并没有向公众发布任何信息，因此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安排，在当晚获得出境签证的公民实属凤毛麟角。[56]显然，在向柏林各边境口岸发送这份电报及相关指示时，决策者对实际局势作出了极其严重的误判和曲解：在边境口岸门前聚集的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来自东柏林、波茨坦及周边地区、希望立即前往西柏林探望亲友或仅仅是想亲眼看看库尔菲尔斯腾大街、随后又返回家的短期访问者，而政治领导层和国家安全部高层却将这些人视为一支只怀一个目标——一旦有合适机会就立刻永远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出境者大军。

在这种前提下，尤其是对柏林和波茨坦的护照检查单位而言，这道须“立即”执行的指示究竟具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在其上级机关的想象中和现实局势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反差：几乎没有持签证的永久出境者，取而代之的是数以千计并期望当天返回的无签证公民聚集在路障前，要求立即开放自由旅行。当护照检查单位在压力之下逐步让步，开始不经签证的“验放”时，他们起初仍然普遍执行命令中唯一尚可操作的部分：在旅行者的身份证上加盖护照检查印章，从而使证件失效。

如果这一做法能够持续贯彻，那么它很可能引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褫夺公民权”行动。[57]之所以未能出现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在汹涌人潮之下，护照检查员很快完全失去了对边境口岸的把控和控制，不得不在几乎所有地点较早地停止对身份证加盖作废印章——他们在11月10日凌晨4时向第六局行动指挥中心发出的首轮报告中，通常还为此向上级作出解释。[58]与上级相比，他们仍然保留着足够的现实感，能够正确判断局势，因此即便旅行者的身份证刚刚被盖上失效印章，他们也没有阻止这些访问者返回东柏林或周边地区。对于大多数国防部部务委员成员而言，边界发展态势的真正分量在会议期间始终没有显现出来。尽管有施特雷利茨与鲍姆加滕的电话以及来自国家安全部和边防部队的相互矛盾而又常常在送达时已属“过期”的信息，“但在国防部部务会议上甚至没有出现哪怕一次试图讨论局势的举动”，[59]更不必说对局势作出任何共同判断了。[60]党在政治上的瘫痪状态已经蔓延到军事高层。正如戈尔德巴赫所言，使用武器暴力“就意味着军队必须对抗政治决策，而这从根本上讲将构成一次政变。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人哪怕产生过最微弱的一丝想法。开放边境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边防部队或国家人民军的决定。”[61]于是，在1989年11月9日至10日的夜晚，柏林墙轰然倒塌，而国防部高层则在没有作出任何具体决定的情况下于0时30分至1时之间各自离去。“我记不得自己在返回罗斯托克之前是否曾经真正搞清过局势。”霍夫曼海军上将后来如此回顾，“是我的司机向我通报了情况，他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62]

翌日7时，一个危机工作小组计划召开会议。此时是否还存在一种设想，即要将这一个夜晚中数以万计人民自发争取旅行自由的自我解放行动再行逆转?

注释

[1] “自然750”(中部边防指挥部〔Grenzkommando Mitte, GKM〕司令员)致“停顿680”(第44边防团主管政治工作的副团长)的加密电报，1989年11月10日13时10分收到(弗雷德·恩格尔私人档案)。

[2] “勃兰登堡门无疑是边防部队的象征。看到边防部队的‘圣牛’遭到如此亵渎，本身就是一种极度混乱的表现，我现在只是用当时自己的感受来表述，因为情况确实如此。”——中部边防指挥部中校彼得·卢德瓦诺夫斯基在西奥多·巴尔茨等人制作的“柏林墙倒塌五周年”节目中的发言(RTL《晚间新闻》特别节目，1994年11月6日)。

[3]德意志统一社会党第36边防团基层组织致克伦茨同志的信，1989年11月1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家安全局档案局〔BStU〕，中央档案〔ZA〕，国家安全部—奈伯工作领域181号卷，第35页)。

[4]同上，第36页。

[5]弗里茨·施特雷利茨，1926年生。职业出身：军官。自1979年起任上将。1971—1989年任埃里希·昂纳克为主席的国防委员会秘书，1979—1989年任国防副部长兼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1981—1989年任德意志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6]霍尔斯特·布吕纳，1929—2008年。职业出身：工业采购员。自1976年起任中将，自1985年起接替凯斯勒担任国防副部长兼国家人民军政治总局局长。自1976年起任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自1986年起任中央委员。

[7]沃尔夫冈·赖因霍尔德，1923—2012年。职业出身：售货员。上将，自1972年起任国防副部长兼空军/防空军司令，自1981年起任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8]霍尔斯特·施特希巴特，1925—2016年。职业出身：农民。自1976年起任上将，自1972年起任国防副部长兼国家人民军陆军司令。自1976年起任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自1978年起任中央委员。

[9]克劳斯-迪特尔·鲍姆加滕，1931—2008年。职业出身：木匠。自1979年起任中将，自1979年起任国防副部长兼边防部队司令，自1981年起担任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0]国家人民军在中央委员会的第七位将官是曼弗雷德·福兰德少将，1933年生。职业出身：工具工。自1986年起任国家人民军政治总局副局长。

[11]弗里茨·施特雷利茨，引自：赫特勒1995c，第909页。

[12]克劳斯-迪特尔·鲍姆加滕，引自：赫特勒1995c，第909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述会议进程时，鲍姆加滕并未重复这一说法。参见鲍姆加滕2009年，第194页及以下。

[13]本书作者与韦尔纳·梅尔策谈话，1995年8月21日。——梅尔策曾任国防部长秘书处主任及国防部部务会议秘书。根据他的说法，部长会议决议的传阅稿未能在11月9日送达的原因可能相当简单：为了节省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向施特劳斯贝格派出额外的信使，国防部有自己的信使，每天上午8时左右以及下午13时30分至14时30分之间往返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如果在该时间段传阅稿尚未列入送往国防部的邮件，便会留到次日处理。实践中经常出现“我们收不到某些文件”的情况，“然后对方就会说：‘啊，你们的人已经走了!’”(同上)。

[14]洛塔尔·克鲁姆比格尔教授给本书作者的函件，1995年8月30日。

[15]西奥多·霍夫曼，引自：库兴迈斯特/纳卡特/施特凡2000年，第68页。

[16]霍夫曼1993年，第26页。

[17]本书作者与曼弗雷德·格勒茨谈话，1995年8月21日。

[18]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国防部处/RD处信息，施特劳斯贝格，1989年11月9日(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874,第116页)。该信息的基础是一份秘密线人“埃克哈德·博德”的报告。

[19]本书作者与约阿希姆·顺克谈话，1995年8月4日。

[20]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局长迪策中将所辖部门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情绪和意见状况的报告，除向奈伯外，通常也提供给凯斯勒、施特雷利茨和布吕纳(参见第一总局报告，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在国家人民军政治总局秘书处1989年10月31日的一次会议上曾指出，“武装力量随时准备为社会主义而战斗……然而社会形势也越来越深刻地在我们内部产生影响”(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P-2673，第3页)。——有关1989年秋季的国家人民军，参见海德尔1995年、欧文斯2003年、埃勒特2005年、格拉泽2005年以及布勒克曼2012年，第129—152页，和文茨克2014年，第43—89页。

[21]参见凯斯勒致“2000部队”首长的信，1989年9月14日(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191页)。——该旅行禁令仅对公务出差作出例外。

[22]参见德意志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中央委员会会议速记稿(未校对)，1989年10月18日，第50页及以下(联邦档案馆，SAPMO-BArch, ZPA-SED, IV 2/1/701,第56页及以下)。凯斯勒的发言收录于：赫特勒/施特凡2012年，第129—130页。

[23]参见许尔尔和凯斯勒的发言，载于1989年10月19日第112次部长会议会议记录(联邦档案馆/P，C-20 I/3 2861号卷)。

[24]海因茨·凯斯勒发言，载于1989年10月19日第112次部长会议会议记录(联邦档案馆/P，C-20 I/3-2861，第61页)。

[25]参见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1月10日，第2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42页)。

[26]同上。

[27] “在国防部机关内部，关于领导干部特权及其行为方式的情绪日益尖锐。其中有人讨论凯斯勒、布吕纳和施特雷利茨同志赴尼加拉瓜、古巴、奥地利和朝鲜等地出差的必要性。根据出访行程及其家属随行这一事实，人们得出结论，这些出访与其说是公务出差，不如说是旅游旅行。”(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0月21日，第3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102页)。——不久之后，使用特供商店和宾馆、享有小汽车特供指标、出国旅行以及利用国家人民军装备和士兵为私人目的服务，均成为批评领导干部特权的重要内容。

[28]参见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0月8日，第3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125页)。

[29]参见第一总局《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中拒绝执行命令事件的信息》，柏林，1989年10月19日(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190页)。另参见1990年《国家人民军总结报告》、霍夫曼1993年、韦伯1993年。

[30]参见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0月23日，第3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96页)。

[31]参见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0月27日，第3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87页)。

[32]参见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1月10日，第2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42页)。

[33]参见1989年4月3日在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与国防部长代理、上将施特雷利茨进行磋商的会议记录(BStU, ZA, MfS-HA I 5753,第2—5页)。

[34]参见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1月4日，第4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65页)。

[35]参见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1月8日，第5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54页)。

[36]参见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情绪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1月3日，第4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71页)。关于部队内部讨论建立士兵委员会作为军队青年利益代表的问题，早在1989年10月31日国家人民军政治总局秘书处会议上就已被提及(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施特劳斯贝格AZN P-2673，第12页)。

[37]由于会议讨论的是纯粹党内问题，因此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代表舒拉廖夫上将并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临时召开的部务会议(本书作者与弗里茨·施特雷利茨谈话，1996年3月28日)。

[38]本书作者与曼弗雷德·格勒茨谈话，1995年8月21日。

[39]参见例如霍夫曼1993年，第26页。

[40]同上，第27页。——本书作者访谈的所有国防部部务委员成员均证实了这一叙述的准确性。

[41]同上。

[42]本书作者与曼弗雷德·格勒茨谈话，1995年8月21日。

[43]本书作者与霍尔斯特·施特希巴特谈话，1994年7月18日。

[44]弗里茨·施特雷利茨，引自：赫特勒1995c，第910页。

[45]同上，第911页。

[46]鲍姆加滕2009年，第196页。

[47]弗里茨·施特雷利茨，引自：赫特勒1995c，第911页。

[48]同上，第910—911页。

[49]本书作者与弗里茨·施特雷利茨谈话，1996年3月28日。

[50]克伦茨1990年，第183页。

[51]克伦茨1994年，第80页。——工作于克伦茨办公室、亲耳听到电话内容的目击者赫尔格尔在回忆时支持这一版本，他表示，克伦茨“明确告诉米尔克，边境口岸必须开放”。据赫尔格尔回忆，他大约在“20时30分至21时”接起米尔克的电话，并将听筒交给克伦茨。考虑到时间表述的不现实性，这里同样有必要保持怀疑态度。关键问题在于，“开放边境口岸”这一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本书作者与沃尔夫冈·赫尔格尔谈话，1992年3月5日)。——国防部长海因茨·凯斯勒在叙述1989年11月9日的事件时基本依据施特雷利茨和克伦茨的描述，但他仍然对克伦茨命令米尔克的说法提出批评，指出这道指示无论其具体内容为何，“只能起到确认已作出决定的作用，只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予以追认……”(参见凯斯勒1996年，第308页)。——米尔克的副部长奈伯也证实，必须首先“根据事态发展当场作出决定”，“随后在第一次有机会与上级(对他而言即米尔克——本书作者注)进行磋商时，决定才得到了确认。”(本书作者与格哈德·奈伯电话交谈，1999年2月6日)。

[52]《关于首都通往西柏林的边境口岸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往联邦德国的边境口岸局势发展的情况通报》，柏林，1989年11月10日，第1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553,第30页)。加重字体由本书作者所加。

[53]弗里德里希/齐默大街护照检查单位的值班记录在23时05分记载：“经同齐根霍恩上校协商，开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办理出境验放。”(国家安全部第六局/弗里德里希-齐默大街护照检查单位，1989年11月9日7时至11月10日7时值班记录，第2页;加重字体由本书作者所加。)

[54]国家安全部第六局局长致格拉、爱尔福特、苏尔、马格德堡、什未林、罗斯托克、波茨坦、卡尔-马克思城和莱比锡区局局长及第六处处长的电报，等级：空运加急，柏林，1989年11月9日，VI/Ltr./VA/518/89，CFS号2368(BStU, ZA, MfS-HA VI 1735)。加重字体由本书作者所加。

[55]参见柏林人民警察局日报告第230号及附件(POLPRÄS BLN/DEZ VB 132号卷)。

[56] 0时30分，人民警察局护照和登记处亦开放并开始办理出境签证。

[57]这一意图最初确实存在，其证据就在前文所引国家安全部关于边境口岸局势的情况通报中多次出现。通报中有一处带有辩解意味的表述：“并非在所有边境口岸都能够始终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证加盖护照检查印章”——也就是说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将证件盖章作废(参见注释54)。

[58]同上。

[59]约阿希姆·戈尔德巴赫，引自：赫特勒1995c，第911页。

[60]本书作者与曼弗雷德·格勒茨谈话，1995年8月21日。

[61]约阿希姆·戈尔德巴赫，引自：赫特勒1995c，第912—913页。

[62]西奥多·霍夫曼，引自：库兴迈斯特/纳卡特/施特凡2000年，第69页。

1989年11月10日的德意志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对柏林墙倒塌的反应

出于对不断升级的群众潮水般涌向各边境口岸的形势深切不安，沃尔夫冈·赫尔格尔在11月10日凌晨之前就已指示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内负责安全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安全事务部当值干部，立即对全体工作人员发出警戒通知，并将他们全部召回中央委员会大楼的办公室。大约在凌晨1时，他本人也抵达了该部门。

在少数已经到场的工作人员当中，弥漫着近乎无以收拾的混乱与困惑。作为华沙条约组织军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之间分界线的那条界面事实上已经被取消，武装机关措手不及、被事态所压倒，世界上构造最为复杂、管控最为严密的边境制度顷刻间被架空。为了消除这一混乱局面，赫尔格尔将恢复中央统一的、协调一致的指挥结构和命令权视为当前首要任务。经同克伦茨协商，他决定于8时在总书记办公室成立一个危机工作班子。整个夜晚的大部分时间，他与自己的副手彼得·米特在君特·沙博夫斯基的办公室中度过，从那里观察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此处以及德意志统一社会党专区党委行动指挥中心是边防部队、国家安全部和人民警察的最新态势报告的汇集点。对正在进行的事件进行任何直接干预已经为时过晚。正如彼得·米特所言，各边境口岸的军官们“事实上只能根据现场具体情况独立负责地采取行动，而且确实是这样做的”，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带着一种轻松感接到信息，即在任何地点都没有动用枪支。来自边境口岸的报告同样具有安抚作用，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正在返回，直至清晨为止，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顺畅、无重大障碍的出境和重新入境的往来交通。由此，所有考虑的重心便能够集中于如何恢复边界“正常”秩序的问题上。[1]

为了“在当前条件下掌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复杂安全政治局势，并适应由此产生的必须对任何进一步的局势尖锐化做出迅速且适当反应的要求”，国防委员会主席于10日上午下令成立一个“行动领导小组”。[2]作为国防委员会秘书并亲自起草该命令的弗里茨·施特雷利茨，警惕地注意到负责党内安全事务的中央委员会安全事务部并未加入这一领导小组。他难以不提出疑问：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德意志统一社会党在这种关键形势下没有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党是否正在企图从责任中抽身，将全部责任单方面推给武装机关?

除国家人民军总参谋长之外，领导小组的成员还包括六人：主管武装机关的国家安全部副部长格哈德·奈伯，内务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卡尔-海因茨·瓦格纳，外交部副部长库尔特·尼尔，国防部副部长兼边防部队司令克劳斯-迪特尔·鲍姆加滕，中央委员会党委机关部部长海因茨·米尔奇恩，以及部长会议秘书处主任哈里·默比斯。这个“行动领导小组”的任务在于“收集并分析关于总体形势的全部信息，持续不断地评估敌对势力的状况，并据此拟订结论和建议，供全局性的国家领导决策参考”。[3]内务部地下室内的战时防护掩体被指定为领导小组的指挥所。

自8时起，领导小组首先进行形势分析。国家安全部内部、由奈伯主管工作领域编写的一份截至凌晨4时的安全政治局势概况指出，截至该时点，总计约有6.8万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乘坐9700辆小汽车前往西柏林，其中约4.5万人乘坐5200辆小汽车已经返回。在波茨坦区通往西柏林(“西环”)以及通往联邦共和国(“西部国家边界”)的各边境通道上，无证件的出境行为一般“直至0时左右”才开始出现。共有2638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进入联邦共和国，其中278人已经返回;来自柏林周边地区的2766名人员通过“西环”的各边境口岸前往西柏林[4]，截至4时已有543人重新进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该态势报告在总结时以冷静而客观的语气写道：“尽管形成了复杂局势，但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或挑衅事件，个别地点甚至出现了对身着制服力量表示同情的情况。”[5]

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小组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当晚的电视画面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有上十万甚至上百万柏林市民在库尔菲尔斯腾大街上举行某种民众节庆。然而，即便这些由国家安全部提供的数据基于粗略估算，并且更可能偏低而非偏高，它们仍然一方面表明出境人流在相对意义上并不算极端庞大：冲垮柏林墙的并非数百万大众，而明显少于十万名柏林居民。另一方面，它们显示出绝大多数旅行者已经返回。那么，损失约2.5万人口是否在政治上尚属可承受范围?德意志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是否应当尝试重新关闭各边境口岸，甚至包括封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在内?单从过去几周的经验来看，这种打算便已经可以视为不可能。并且，自午夜以来，在几乎全部城市和乡镇，成千上万群众已经在人民警察护照与登记处门前排起长队，等待领取旅行签证[6]，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在柏林两部分城市和内德边境之间无签证往返穿行。尽管如此，如果部署警力甚至动用军事力量，在极端情形之下包含使用武器，这一时间点上从技术角度看仍然无疑有能力阻止旅行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在对本国人民开展军事干预之后，德意志统一社会党还能拥有怎样的前景?早在10月9日和13日，仍在昂纳克统治之下时，昂纳克本人提出的针对在莱比锡采取“北京风格的解决方案”的选项就已经被否决;此后，克伦茨以国防委员会主席身份，在1989年11月4日柏林大规模示威之前，从原则上禁止在示威者闯入柏林边境地区的情况下使用枪械[7]——于是，安全力量在11月9日夜至10日凌晨期间，即便未被完全解除武装，至少在没有接到相反命令之前，已被严格限定于采取非暴力行动。如果现在撤销这些命令，则极可能引发内战，这种前景对于德意志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本身而言无异于自我毁灭。

正如哈里·默比斯所述，在行动领导小组的讨论一开始，就已经提出是否应当重新关闭边境口岸、恢复旧有状态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是否动用军队”的问题也被明确提了出来。边防部队司令员的态度是，别无他法可行。如果要他逆转已经发生的事实，他就必须出动部队并且下令开枪，而他对此并不准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边防部队司令员同时也反对动用国家人民军加强边防部队。[8]根据哈里·默比斯和沃尔夫冈·赫尔格尔的回忆，在领导小组内部，动用暴力的选项遭到了全体一致的否决。[9]

至于危机小组在清晨的具体讨论过程在细节上如何展开，难以完全复原，但结果可以概括为一个双轨方案。在最初几个小时内，尝试通过一系列民事措施重新获得对向西旅行人流的控制权。由于许多公民仍未按照规定前往护照与登记机关，而是无签证直接涌向边境，因此采取了一种“兔子和刺猬式”的方式以遏制非法越境行为。人民警察驾驶车辆超越群众，抢先抵达边界一线，匆忙设立临时外站，试图在字面意义上“最后一秒钟”将本属非法的越境行为通过在护照上加盖签证印章的方式合法化。在部分主要火车站，还设立了人民警察组成的“临时工作组”，其任务在于将签证发放作为购买赴联邦共和国车票的前提条件。

为了重新掌握国家边界主权，领导小组认为必须尽快增设新的通道;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可能将旅行人流分散，并且防止民众在各处直接翻越或自行拆毁边墙。早在11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和国家安全部就曾在原定于12月生效的出境法背景下，就短期内增设新通道的问题，与西柏林参议院进行过预先磋商。参议院官员格哈德·昆策当天向其东柏林谈判对手瓦尔特·米勒递交了一份非正式文件，其中列出两条地铁线路和九条公路连接，作为从西柏林角度看可供考虑、适合作为新增过境点的东西柏林之间联系。[10]11月10日上午，相关工作即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负责谈判新边境通道开放事宜的亚历山大·沙尔克被纳入决策过程，负责在“死亡地带”内进行工程技术施工的边防部队也被调动，随后拟定了提交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并在当日下午与西柏林参议院就新增边境口岸的开放时间进行了协调，最后对外公布。[11]随着连接柏林和波茨坦并长期专供盟军及其情报人员交换使用的格利尼克桥于18时作为旅行交通通道开放，原本负担沉重的高速公路检查站德雷维茨-德赖林登得到有效分流，波茨坦及其周边地区的数以万计居民由此可以通过这条两城间最短路线前往西柏林进行探访。

行动领导小组还寄希望于通过一份向居民发表的公开呼吁来发挥稳定作用，沃尔夫冈·赫尔格尔也参与起草了这一文本。[12]在该呼吁中，部长会议首次明确承认这项新的出境规定是其正式决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信守自己的诺言。”声明强调，这并不是一项有时间限制的临时措施，公民可以信赖其长期有效性，因此“不必做出任何仓促的决定”。声明重申签证义务，并保证护照与登记机关在即将到来的周末仍将开放。同时指出，将很快开放更多边境通道;此外，正在准备在通往联邦共和国的国家边界上简化边界管理制度的措施，这些措施有可能在12月内(原文如此)生效。声明以“亲爱的女公民们和男公民们”为称呼，号召大家通过“冷静而负责任的行为”，为“在新规定基础上有序开展跨境旅行，克服当前巨大拥堵压力，并在各边境口岸恢复正常秩序”作出贡献。[13]然而，在内务部长迪克尔于16时30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视台首次宣读这份声明之前，局势还经历了数小时的急剧紧张与戏剧性发展。[14]

所有这些民事措施启动得过晚、推进得过慢，无法在短时间内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无法使德意志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感到局势已经重新可控。在勃兰登堡门的西侧，自清晨起又有数千人不断聚集。坦克防御墙再次被人群爬上，有200人干脆跳入东柏林一侧，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是一条由边防部队组成但未携带武器的警戒线，这条警戒线封锁了通往东柏林市区的城门通道。各口岸刚刚开始的签证发放和检查也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再次停止，以保持旅行交通的流畅，避免因长时间等待和大规模人群聚集而引发爆发性冲突。至中午时分，已有数十万人向通往西柏林的各边境口岸施加压力。

德意志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不可能简单指望多年积累的旅行渴望会以和平方式“泄洪”，并且寄希望于整体氛围始终保持如此喜庆，以至于国家安全部在当天结束时只需记录一起唯一的事件——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一名在酒精影响下的西柏林人用拳头袭击了一名边境检查员。[15]再加上苏联大使冷淡甚至近乎敌意的电话表态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领导层对莫斯科可能采取何种反应的疑虑不断加深。克伦茨于11时左右发往莫斯科、致戈尔巴乔夫的一份电报[16]，无论在内容还是语气方面，都完全与边界现实情况不相称，而这一现实已通过无数电视台的现场直播画面传遍全球。德意志统一社会党领导层的深度不安也体现为：直至11月10日晚上，新一届党领导集体中竟无一人敢于以公开露面方式出现在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现场，也无一人尝试在事后以所谓“主动促成这一历史转折”为由为自己增添光环。

作为对“局势尖锐化”的反应，克伦茨和国防部长凯斯勒于12时45分左右商定，将国家人民军部分部队置于“提高战备状态”，由此为可能的军事干预作预先准备。

国防部长凯斯勒将总参谋长叫到中央委员会全会会场的旁边房间。在那里，他向施特雷利茨下达命令，对驻扎在波茨坦的第1机步师(1. MSD)和驻扎在莱宁的第40空降突击团(LStR-40)发布提高战备等级的命令。按照通常的军事惯例，如果施特雷利茨通过驻施特劳斯贝格的国家人民军作战值班系统(OpD)和国家人民军作战指挥中心(OFüZ)，将命令传达给驻波茨坦的陆军兵种指挥部作战值班员，那么后者就必须将这一命令作为“须上报事件”记录在每日信息中，并呈报给所有国防部副部长。然而，施特雷利茨选择了一条能够确保最大程度保密的途径：他请陆军司令、上将霍尔斯特·施特希巴特到中央委员会全会会场外的前厅，亲自向其口头传达所需指示。施特希巴特随后通过电话将相应指令传达给陆军部队参谋长。这两支部队于13时通过陆军兵种作战值班系统被正式警戒。[17]施特雷利茨负责向驻德苏联军队驻德集群司令员、大将鲍里斯·斯涅特科夫通报国家人民军采取的措施。

第1机步师和第40空降突击团同属驻波茨坦附近盖尔托夫的陆军兵种指挥部管辖，构成所谓“柏林集团”的一部分。该集团在战争情景下的任务，是同驻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驻德集群的一支机步旅、国家人民军第40炮兵旅、来自东柏林和波茨坦的八个战斗群营、两支人民警察机动部队以及边防部队中部指挥部，在国家人民军空军部队的协同下，共同夺取西柏林并使之“脱离帝国主义控制”。[18]国家人民军的作战计划明确以这个目标为核心，要求在24小时之内实现以下几项目标：

1)突破柏林墙;

2)以装甲力量为先锋实施快速突击，目标直指凯泽大街-市中心地区;

3)阻止英、法、美三国旅级部队实现会合;

4)将敌军各部逐个击破并实现对全城的完全占领;

5)通过战术空降行动(LL-Op.)夺取特格尔和滕珀尔霍夫机场;

6)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列入专门名单的重点目标;

7)根据特别指示占领需要保护的对象。[19]

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攻占西柏林依然是上述部队在参谋业务训练中联合兵棋推演和演习的重点之一。[20]在莱宁附近的军事演习场，第1机步师和第40空降突击团可使用一座名为“朔尔岑鲁斯特”的城市战模拟设施，在那里“再现了一座大城市的全部特征，从电影院到邮局，从火车站到银行，甚至包括人行地下通道和地铁入口，全部按实物比例建造”。[21]在这里以及诸如边防部队施特雷甘茨训练场等模拟出边境和柏林墙的场地上，直至1989年仍在反复演练沿国家边界的防御战斗以及战争初期攻击行动。

第1机步师拥有约一万人编制，因为在1989年，其中有2500人被调往民用经济部门工作。该师包括三支装备坦克、高度机动的机步团、一支炮兵团和一支防空导弹团。第40空降突击团配备有运输机，作战编制为600人，包括四个伞兵连、两个空降突击连和一个重武器连。[22]

由于在城市战方面的训练，这两个部队的部分分队自1989年10月初起便被军事领导层置于随时可投入对付示威的状态。在1989年10月6日至9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第1机步师的一个机步营(350人)在施坦斯多夫，第40空降突击团的一个伞兵连在莱宁被置于提高战备状态。彼时，波茨坦的军队医院必须预防性地准备额外床位。其依据为国防部长105/89号命令，该命令的目标与宪法规定相冲突，因为它赋予国家人民军内部安全任务：“后备力量的准备必须以这样一个目标为前提”，命令写道，“即随时能够同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力量协同，可靠地完成保障国家整体安全、公共安全和秩序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政治局势稳定的任务。”[23]关于部队提高战备等级的部分，105/89号命令于10月11日被废止，但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边境以及柏林墙的强化边境监视和守卫得以继续，并且针对国内部署的措施特别是针对内部行动的准备工作进一步扩大。“国家人民军百人编制单位在重点地区的可能使用”，施特雷利茨在致国家安全部的函件中指出，“应当按照过去几天演练过的做法，以参谋机关方式进行准备”。[24]为此目的，在全军范围内组建的百人编制单位数量持续上升，其中以陆军兵种为重点：10月10日为86个，10月20日为120个，11月6日则达183个。[25]

第1机步师司令员于10月13日接到命令，为了维护对内、对外国家边界安全并保护重要目标，应当组建百人编制单位并做好出动准备。次日，成立了20个百人编制分队，再次日，第1机步师的相关军官被集中在一起，接受有关任务的通报，尤其是关于“处置方案1”的布置，即使用警棍和形成清场队列的具体方法。[26]在奥拉宁堡机步团1的一个百人编制单位的任务说明会上，一名军官犯下了严重错误，他将本应保密的“处置方案2”也向参训人员宣读，该方案涉及动用枪支。[27]

根据“对付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部署，第40空降突击团于10月14日至17日向莱比锡调遣了三个百人编制单位，这些分队装备冲锋枪，每人配备30发实弹，以协助阻止周一示威。[28]到达后，其枪支和弹药被集中收缴，改由配发警棍、盾牌和头盔。伞兵们在未实际出动的情况下又被撤回原驻地。[29]

11月4日清晨，在黑暗掩护下，第1机步师的14个百人编制单位被调往柏林。在大规模示威过程中，他们在后方保持待命状态，以便在必要情形下确保柏林墙在勃兰登堡门一带以及海因里希-海涅大街边境通道不遭突破。尽管士兵没有随身携带冲锋枪和实弹，但若执行“处置方案2”，相关武器已经装载在卡车上并一同开赴现场。[30]

11月9日和10日，国家人民军仍然保持179个百人编制单位(包括第1机步师和第40空降突击团中的单位)处于“两至三小时”准备状态，用以“支援保卫和安全机关”，其中仅在柏林就保留25个单位的部署可能。[31]政治领导层此时不再依靠这些以警察装备伪装的编制，而是转向常规军事结构，本身表明在11月10日追求的是性质上更为明确的军事行动目标。

按照施特雷利茨的回忆，他在大约12时[32]口头向陆军司令、上将霍尔斯特·施特希巴特下达如下具体指示：“第1机步师必须在必要情况下，准备以部分人员编制在不使用坦克、炮兵和重型技术装备的条件下，作为机步兵力量，协助边防部队维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往西柏林国家边界的秩序与安全。为可能的兵力机动，应当准备卡车和装甲输送车(SPW)。”[33]

无论是施特希巴特还是陆军兵种参谋长、少将霍尔斯特·斯克拉(在指挥链中排名第四)，都在实质意义上证实了接到这一命令。[34]然而，对他们来说，该命令的具体目标在当时情形下与施特雷利茨今日的回忆同样模糊。领导层在“恢复柏林墙地区的安宁、秩序和安全”这一表述之下，究竟设想的是什么?是将过去28年的边境制度完全恢复如初吗?而为实现这一任务，应当采取哪些军事手段?如果施特雷利茨提出的“不使用坦克、炮兵和重型技术装备”等限制确实曾经存在[35]，那么这些限制在实际命令传递路径上已被消解。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限制并未传达到第1机步师。

从军事逻辑看，按照施特雷利茨所述字面内容，该命令极不精确，因为除了目标表述含糊，其内在也缺乏明确的任务分解。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将“在作出决心前自行理清任务”的责任完全交给各级指挥员。对于陆军兵种指挥部和第1机步师的将校军官而言，这一道命令只能被理解为具有军事目的的准备措施，否则按照此前数周的惯例，理应依靠各部队中已经编组完备的百人编制单位。在这种前提下，领导层以及施特雷利茨究竟如何设想，在“不使用坦克、炮兵和重型技术装备”的情况下，使一个机步师为其训练内容所预设的军事行动做好战备准备?这些限制与一个师级单位正常的命令惯例严重相悖，以至于甚至不在用于“提高战备”演习的限制表格中出现。一个机步师作为军事编制，其战斗能力只能通过在师级单位框架内解决军事任务来发挥，这在特别程度上体现为步兵团与炮兵的协同作战。如果缺乏炮兵火力支援，师级部队实际上就被“截肢”，在行动可能性上先天受限、在战斗力上明显削弱。机步团的战斗车辆本来就是装甲输送车，而不是卡车。师属卡车则按惯例装载弹药、备件、燃料、被服、口粮和帐篷等物资，是各团在出动时必需的保障装备。如果不动用坦克，那么士兵或者必须乘坐市郊铁路(S-Bahn)前往柏林，或者师长下令卸载卡车，这样部队就不得不在营区某处放下其在实战情况下所必需的全部装备，从而非但不能提高战备，反而进入一种装备脱离状态。在这一层意义上，施特雷利茨的命令可以被视为在双重意义上自相矛盾：一方面，为了“对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备”[36]，他刻意不再使用已经处于待命状态的百人编制单位，即便边防部队司令员也认为这些单位完全足以在纵深范围内支援边防部队[37]，而是以其完整军事结构发布对第1机步师的战备警报，客观上暗示局势出现严重升级。另一方面，这一局势升级在他的命令中又未得到实际照顾，因为如果完全遵守相关限制，便无法实现第1机步师战备能力的建立，反而会破坏这一目标。

正因为如此，当第1机步师司令员、上校彼得·普里默尔接到来自陆军兵种指挥部的命令，要他按照预定计划、且不附加任何限制条件，为整个师建立提高战备状态[38]时，这是实现“对所有可能性做好准备”这一命令意图的唯一合理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还包含了这样一种考量，即先观察局势发展，等待对形势的进一步澄清以及对出动命令的具体化。至于在这一过程之后是否仍有足够时间来落实任何限制，已无从考证。

在第1机步师内部，普里默尔上校立即、有条不紊地启动一切措施，以便为整个师——包括指挥机关和各部队——建立行军准备，使其能在最短时间内离开营区。师及其所属部队的各级参谋机关建立了提高指挥值班状态，领导军官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员编制必须随时在岗。全体军人一律不得离开营区。除用于教学的训练装备约占全部战斗技术装备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以外，弹药按惯例随时存放在火炮旁和坦克内;在必要时，这些弹药被解除防腐封存，同时训练装备也被装填实弹。全部技术装备被检校，车辆发动机被依次启动。师指挥机关在师部大楼地下室设立指挥所，所有通信联络在此汇集。师长一方面等待各团团长上报完成战备任务情况，一方面又关注陆军兵种指挥部发来的进一步命令。[39]

在位于柏林附近贝利茨的师属第4训练基地，当提高战备状态被触发后，武器被装载到卡车上，全部战争技术装备被调整为随时可用状态。1989年11月1日刚刚入伍的义务兵此时尚未宣誓，也没有接受过枪械训练。有人向这些新兵宣布，“必要时会直接在卡车上教你们使用武器”。[40]11月10日晚，该单位开始为即将下达的“保卫边境设施”出动命令作准备，并在次日上午以突击方式对其进行冲锋枪使用和火炮操作的训练。[41]

第1机步师炮兵团1团的团长、驻奥拉宁堡附近莱尼茨的中校迪特马尔·兰德曼，当时正在食堂用餐。13时刚过，总值班军官通知他立刻去接听师长电话。[42]在一次电话会议中，他与各团团长同时从普里默尔上校处接到命令，将炮兵团转入提高战备状态。对兰德曼而言，这意味着按部就班地执行预先为这种情况规定好的作战“周期图”[43]，该图对所有必须采取的措施及其时间顺序都作出精确安排。炮兵团共有750人，核心力量为三个炮兵大队以及若干附属分队，如通信连和运输连。每个大队拥有18门重炮，如122毫米榴弹炮和152毫米履带式自行火炮[44]，以这些火炮的射程，从莱尼茨出发可以直接对西柏林实施炮击。大约六小时后，兰德曼向上级报告已按周期图完成全部准备任务：人员编制警戒完毕，所有火炮包括训练装备完成弹药装填，各分队已能出动，指挥系统组织和运转完备。22时整，炮兵团进入夜间休息状态。大约零点半，兰德曼离开指挥所回家，但在不安和忧虑的驱使下，他很快又返回了单位。值班军官们坐在指挥所内等待出动命令，他们对这一命令可能包含的具体内容只能作出猜测。

与此同时，拥有约11500人编制的边防部队中部指挥部也处在较高的战备级别之中。[45]按照国防部长关于边防部队战备的指示，1989年11月10日0时20分，边防部队中部指挥部转入提高战备状态后，必须“采取措施加强边境守卫，提高随时转入战斗性边境守卫的准备程度，并保证完成战斗与动员任务”。[46]所有对部队战斗能力具有直接影响的措施须在四至六小时内完成。和国家人民军一样，这包括领导军官24小时值班制度的启动以及各级指挥机关以三分之一人员编制完成值守。各边境通道及穿越边界的地下设施的临时关闭和封锁须在参谋机关层面预先进行计划。“根据局势变化”，必须组织并实施加强边境守卫的措施。在武器与技术装备方面，指示要求向所有边防官兵发放个人武器和剂量计，在执行营区外任务时发放规定数量的弹药;训练装备中的未装弹技术须装填弹药，同时开始解除为转入更高一级战备——即“战争危险状态下的战备”——而封存的技术装备和武器的防腐封存，这些装备将在该级战备状态下用以补足战时编制。[47]

在国家安全部，自10月25日起已执行米尔克的指示，即依据当时的行动要求组建能够迅速动员的预备出动力量，并确保各级指挥机关的工作能力。工作人员中有一半人在休息时间必须随时待在家里，另一半则在外出时不得离开住所超过四小时。在这一总体要求下，各级部门负责人被授权“自行作出关于人员使用以及佩带制式武器的差别化安排”。[48]无论各部门在11月9日处于何种准备状态，米尔克于11月10日命令国家安全部全体工作人员进入警戒状态，并下令：“鉴于当前局势，自即日起至另行通知为止，国家安全部所有工作人员必须留在各自机关和行动目标所在地点。”[49]

通过对第1机步师、第40空降突击团和边防部队中部指挥部实行提高战备状态，再加上国家安全部以“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命名的警卫团[50]的警戒，实际形成了三支规模相当于师级的部队，总兵力超过3万人，他们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投入战斗行动。然而，他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他们应当以哪个敌人为作战对象?

从军事角度看，驻西柏林的西方盟军部队——总计12400人，89辆坦克，260件反坦克武器和26门火炮——在人力与火力上都远远无法与面前的国家人民军部队抗衡。[51]直至11月10日中午乃至此后，这些部队的行动不曾给德意志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提供哪怕最微弱的迹象，以证明任何军事反制是正当的。[52]根据对美英法军队、西柏林参议院、内务参议员办公室和警察机关电话及无线电通信的监听，以及来自驻西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人员的报告，可以明确看出，自11月10日早晨起，在美军城市指挥官雷蒙德·E·哈多克少将的司令部、美国驻欧陆军司令部以及负责西柏林危机预案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下属Live Oak参谋部之间，虽然信息交流十分频繁，但整体态势却保持冷静和克制。在这些通信中完全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北约部队正在采取哪怕是初步的行动准备。国家安全部的监听人员于11月10日报告说，美军驻西柏林部队参谋长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美军驻柏林(西)部队应当恢复执行正常日常任务，并避免制造不必要的紧张局势”。[53]西柏林警方于11月10日12时宣布进入“警戒状态”或“更高准备级别”，东柏林的情报人员也很清楚，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保护联邦总理及众多部长和高级政治人物之安全，他们计划于当日下午抵达西柏林，而并非针对边界局势本身。[54]

至于驻德苏联军队驻德集群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内部是否制定了军事措施和行动计划，以及这些计划的内容为何，目前资料不足以得出明确结论。据报道，苏军驻德集群出于对可能发生骚乱的预期进入“最高警戒状态”。[55]苏军和国家人民军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运转良好，特别是在高层，施特雷利茨与斯涅特科夫保持经常联系;同时，苏军高级军事专家驻地与国家人民军陆军总司令部和军区司令部乃至第1机步师司令部“比肩而居”，因此不可能对任何重要信息视而不见，信息传递被充分保证。关于苏军驻德集群司令员斯涅特科夫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人民军的战备警戒施加影响，抑或只是被动知情，目前仍不得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因为攻击西柏林这一目标属于已进入警戒状态的部队演习科目，就推断德意志统一社会党和国家人民军高层有意进行“柏林集团”的军事行动，乃至对西柏林发动进攻，无疑属于缺乏依据的假设性推断。这样的意图在现实中必然需要伴随对国家人民军更多部队提高战备等级的举措，而这种情况并无任何确凿证据。

无论这一核心“柏林集团”的动员与何种具体军事意图相联系，它都客观上为国家人民军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行动选择空间，这一空间从在复杂而前景未明的局势中，以保护首都周边边境、包括重新关闭边境口岸为目的实施军事行动的总体选项，[56]直至通过携带武器的威慑性部署来“恢复”勃兰登堡门地区的秩序这一有限选项。

一位曾任国防部部务委员的国家人民军上将在1992年回忆说：“……柏林墙本来准备在短暂开放之后，由第1机步师重新封闭。是我们在这里阻止了这一计划。另一位上将本来准备启动这整套东西。我们当时心想，这人是不是脑子坏了?难道他想挑起战争?简直荒唐。”[57]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公开承认曾经制定或讨论过任何形式的暴力军事干预计划;相关书面线索亦极为稀少。根据国家安全部波茨坦区局的一份报告，中央委员会安全事务部和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曾于11月10日参加了位于波茨坦附近施梅尔维茨(贝尔齐希县)的工人阶级战斗队中央学校的德意志统一社会党基层组织大会，并在会后发言中提及用武器平息局势的可能性。在所谓“柏林行动”的作战计划中，驻波茨坦和柏林周边企业的装备精良的工人阶级战斗队的营被赋予突出作用。然而，多数与会指挥员拒绝出动战斗队，驳斥了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论证。大会不但没有支持任何军事行动，反而决定停止学校的全部教学活动。[58]

即使在边防部队中部指挥部内部，提高战备指令在具体执行上也遭遇某些指挥员的“变通”。驻柏林南部克莱因马赫诺的第42边防团团长决定，仅仅以与具体局势相适应的方式进入较高战备等级，这意味着战备提升被限制于激活指挥体系和预备力量，并对兵力和装备使用方式进行“细化”，同时对使用武力予以明文禁止。[59]

在波茨坦地区，提高战备状态的触发信息于0时28分传达到驻巴贝尔斯贝格的第44边防团。当高速公路边境通道德雷维茨的护照检查单位在0时30分接到国家安全部总部指示，允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过境时，该边防团的团长和参谋长利用指令中“根据局势变化作出适当决策”的弹性空间，在完成对团属人员警戒和集中之后，出于自主决定停止进一步执行该命令所要求的具体措施。[60]

此外，缺乏苏军支援和莫斯科政治背书的任何单方面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1981年波兰那样由军队实施戒严的“解决方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条件下也毫无成功可能。国家人民军是一支彻底意义上的“党军”;与波兰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抵抗传统不同，国家人民军缺乏任何可以为其在德意志统一社会党国家中承担独立角色提供合法性和权威的历史传统。因此，尽管在国家人民军内部曾讨论过实行戒严的可能性，但这一选项在实践层面被海军等专业技术军兵种的部队的领导干部视为极不负责任而遭拒绝，他们“因为那将意味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终结”。[61]正如前述提到的国家人民军上将在事后评估中指出的那样，如果真的爆发内战，“国家人民军不会整体站在同一侧，部队之间会相互射杀”。[62]因此，对于如何对柏林墙倒塌作出恰当反应——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的反应——最后的决定只能来自莫斯科。而莫斯科的政治领导层及其驻德军队在当时究竟持何态度呢?这是众所周知的。

注释

[1]本书作者与彼得·米特谈话，1995年1月10日。

[2]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关于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行动领导小组”的12/89号命令，1989年11月10日，第1页。

[3]同上，第2页。

[4]这里指的是德雷维茨/德赖林登、施塔肯/赫尔大街以及施托尔佩/海利根湖三个过境点。根据西柏林警方的“约数统计”，自0时45分首辆车辆入境至6时，在海利根湖边境口岸共有272辆汽车、756名乘客通过。参见指挥局1/LD 1 (D)，《“开放边界”文献记录》，1989年11月9/10日(柏林警察局档案/DEZ VB 132)。

[5]《关于首都通往西柏林的边境口岸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往联邦德国的边境口岸局势发展的情况通报》，柏林，1989年11月10日，第1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Nr. 553,第30页)。

[6]当晚人民警察护照与登记处遭遇的人流冲击极其强烈，以至例如波茨坦区人民警察主管局自1时起发放签证，莱比锡城区人民警察管理局自2时起开始，爱尔福特市中区人民警察分局于6时开门办公(《莱比锡人民报》1989年11月11/12日;《新德意志报》1989年11月11/12日)。

[7]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关于“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柏林安全与秩序措施”的10号和11/89号命令，1989年11月1日和3日(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VA 01/39592,第269—276页)。

[8]参见鲍姆加滕2009年，第198页。

[9]本书作者与哈里·默比斯谈话，1992年8月18日和1994年7月11日。——沃尔夫冈·赫尔格尔同样回忆说，是否采取军事手段的问题虽然被提出并加以讨论，但随即被否决(本书作者与沃尔夫冈·赫尔格尔谈话，1994年11月24日)。

[10]西柏林参议院于11月3日建议作为新开通的公路过境点的是：布伦嫩大街、施莱西舍大街、达姆大道、波茨坦广场、勃兰登堡门、基尔海纳大坝、东普鲁士大街、格利尼克桥和法尔肯塞大街。参见(外交部)/西柏林处，《关于瓦尔特·米勒同志同西柏林参议院专员、参议院官员格哈德·昆策谈话情况的报告》，柏林，1989年11月3日(BStU, ZA, MfS-SdM Nr. 255,第106—114页)。

[11]参见内务部长致各区人民警察主管局长第512号电报，1989年11月10日，签署时间18时25分，收件确认时间19时47分(联邦档案馆/P，内务部档案MdI 54462)。至11月14日，柏林新开设六个边境通道：亚诺维茨桥(11月11日8时)、埃伯斯瓦尔德大街(11月11日8时)、普施金大街(11月11日13时)、波茨坦广场(11月12日8时)、沃兰克大街(11月13日8时)、施图本劳赫大街(11月14日8时)。此外，波茨坦地区增加四个通道：格利尼克桥(11月10日18时)、马洛(11月10日8时，扩大为汽车通行)、法尔肯塞大街(11月13日18时)、特尔托(11月14日8时，菲利普-米勒大街，今利希特费尔德大街)。——有关边境通道的开放以及人民警察在边境口岸设立外站的决定，在当日下午15时至15时55分举行的第115次部长会议特别会议上获补充确认(参见1989年11月10日第115次部长会议会议记录，联邦档案馆/P，C-20 I/3-2867,第2、4—5页)。

[12]参见本书作者与沃尔夫冈·赫尔格尔谈话，1992年3月5日。

[13]内务部长在“时事镜头”节目中发表的声明，1989年11月10日16时30分(联邦档案馆/P，MdI 54462)。该声明于1989年11月11日刊载于《新德意志报》(参见《内务部长弗里德里希·迪克尔关于新的旅行规定》，《新德意志报》1989年11月11日，第1版)。

[14]当迪克尔于11月10日16时30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视中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信守自己的诺言”时，他以德意志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身份出现，但其作为部长和中央委员的政治话语在此刻已不再具有实际分量：他不仅已于11月7日随施托夫政府集体辞职，而且在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亲手将自己的辞呈——包括辞去中央委员身份以及内务部长和人民警察总长职务——交给克伦茨。参见迪克尔致克伦茨的辞职信，1989年11月10日(联邦档案馆，SAPMO-BArch, ZPA-SED, IV 2/1/713,第20页)。

[15]《关于首都通往西柏林的边境口岸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往联邦德国的边境口岸局势发展的情况通报》，柏林，1989年11月11日，第2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553,第42页)。

[16]详见下文相关部分。

[17]陆军兵种指挥部作战值班日志于1989年11月10日记载：“13.00/亲自：上校Hienzsch：根据总参谋长(施特雷利茨)指示，对第1机步师和第40空降突击团发出‘提高战备’警报。13.35/电话：第Ⅴ军区指挥部作战值班员：13.00根据陆军参谋长指示，对第1机步师发出‘提高战备’警报。”(括号内说明由本书作者添加。)参见陆军兵种指挥部/作战处，《作战值班员日志》，1989年10月21日至12月1日(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VA-10-25899,第32页)。

[18]有关“柏林行动”，参见文策尔1993年、文策尔1995年和格佩尔1993b。

[19]参见上校(参谋军官)霍夫曼，《军团和地区指挥部东/第四军团——占领西柏林》，无日期(约1993年)，第2页(手稿)。——优先占领目标包括电视台和电台、机场、卫星通信设施以及哈恩-迈特纳核反应堆。

[20]参见罗兰·阿尔特曼，载于库普1993年，第102页及以下;文策尔1993年;格佩尔1993b。相应的兵棋推演和指挥参谋演习在1985年至1988年间以“船舷”为代号进行(档案存于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VA-10-22942, VA-10-22939, VA-10-23894)。

[21]上校(参谋军官)霍夫曼，《军团和地区指挥部东/第四军团——占领西柏林》，无日期(约1993年)，第5页(手稿)。

[22]参见《第40空降突击团“威利·曾格”事略，1986年12月1日至1987年11月30日》(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VA-10-26304,第30页)。关于第40空降突击团的武器装备，亦可参见迪斯贝格尔1992年，第162页及以下;关于该团结构和运用原则，参见塞伊弗特1992年，第57页及以下。

[23]国防部长关于“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安全与秩序措施”的105/89号命令，1989年9月27日，第3页(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AZN 31908,第215页)。——陆军兵种指挥部以105/89号命令为基础，制定了“关于保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安全与秩序措施”的51/89号命令(1989年9月29日，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VA-10-26234,第168—173页)。该命令在目标表述上重复了105/89号命令的原文(参见同上，第3页/第171页)。

[24]施特雷利茨上将致国家安全部部长工作组组长吕姆勒少将的信，1989年10月11日，第2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249页)。

[25]在这些百人编制单位中，1989年10月10日有64个、11月6日有136个隶属陆军兵种部队。参见施特雷利茨上将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1989年10月10日，第2页，以及1989年10月20日备忘录第1页和11月6日备忘录第2页。

[26]参见国防部调查委员会1990年1月23日会议记录，被询问者包括第1机步师司令员以及驻施坦斯多夫机步团2的九名军人(档案夹6/案号10/Mader调查委员会)。

[27]参见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0月23日，第3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181,第96页)。

[28]参见《第40空降突击团“威利·曾格”事略，1988年12月1日至1989年11月30日》，第5页(联邦档案馆-中央军事档案馆，VA-10-26304,第124页);塞伊弗特1992年，第50页。

[29]有关部署详情，参见塞伊弗特1992年，第49页及以下。塞伊弗特是第40空降突击团最后一任司令员，他在时间顺序上略有错误。——一名在该团服兵役的士兵回忆，在收到“禁止出动”命令时，许多伞兵感到极度失望(参见J. A.,《手握橡胶警棍为人民谋幸福——关于莱比锡历史性周一示威中的伞兵》，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走向终结的转折》，无日期〔约1990年〕，第34—35页)。

[30]关于武器随行问题，参见机步团2驻施坦斯多夫士兵的证词，其中包括团长在内。机步团2于1989年11月4日向柏林调遣三个百人编制单位(参见档案夹6/案号10/Mader调查委员会)。

[31]参见海因茨·凯斯勒致埃贡·克伦茨的信，1989年11月10日：《关于国防部责任领域内局势的情况通报》，截至1989年11月10日4时。

[32]施特雷利茨给出的时间需要更正为大约12时45分，因为施特希巴特立即将命令转达给其指挥部，而指挥部又立刻向第1机步师发出警报。

[33]施特雷利茨1995年，第902页。——霍尔斯特·施特希巴特对命令传达的细节有如下回忆：施特雷利茨在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将他叫出会场，通知他必须对第1机步师和第40空降突击团发布“提高战备”命令。命令的目标大体是支援边防部队。当他刚刚向施特雷利茨提出“是否使用重武器”的问题时，威利·施托夫走了过来并插入他们的谈话：“无论如何不得动用坦克、炮兵和重型武器。运输只能使用卡车。”当施特希巴特提出这就必须卸载卡车上的弹药时，施托夫答道：“好，那就把装甲输送车也加上。”由于施托夫似乎了解内情，施特希巴特当时确信提高战备命令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决定(本书作者与霍尔斯特·施特希巴特谈话，1994年12月12日和1995年7月18日)。参见施特希巴特2006年，第219页。

[34]本书作者与霍尔斯特·施特希巴特谈话，1994年12月12日，以及与霍尔斯特·斯克拉谈话，1995年9月9日。

[35]关于施特雷利茨所述文字形式的命令，目前尚无书面文献;据他本人回忆，总参谋部也未制作书面版本。施特希巴特和斯克拉的陈述证实了施特雷利茨提及的限制;然而，陆军兵种指挥部作战值班员的日志条目表明这些限制未实际生效，因为一旦存在限制，就应在值班日志中予以记录。

[36]参见施特雷利茨在赫特勒1995c中的表述，第908页。

[37]参见克劳斯-迪特尔·鲍姆加滕，载赫特勒1995c，第907页。

[38]提高战备状态的具体程序载于国防部长关于国家人民军战备的3/85号指示，1985年8月28日(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AZN 32113,第9页)。关于三个战备等级——“提高战备”、“战争危险状态战备”和“完全战备”，参见格佩尔1993a、格佩尔1993b以及勒夫勒1992年，第101页及以下。

[39]相关内容可参见托马斯·海塞(《明镜电视》)于1995年7月对彼得·普里默尔采访的完整文字记录(《明镜电视》档案)。

[40]汉斯-克里斯蒂安·卡滕胡森，《关于柏林墙倒塌的读者来信》，载《时代周报》第49期，1995年12月1日。

[41]同上以及本书作者与汉斯-克里斯蒂安·卡滕胡森谈话，1996年1月3日。

[42]下文叙述主要基于本书作者分别于1994年4月21日与迪特马尔·兰德曼、4月16日与罗尔夫·舍恩费尔德博士的谈话。

[43]在军语中，“周期图”指按时间顺序列出的、对规定措施进行操作性安排的流程图。

[44]履带式自行火炮是装有履带的重型装甲车辆，其车体上装配有火炮、榴弹炮或其他火器，用于在战斗中为坦克和机步兵提供火力支援，对坦克目标实施打击，并承担防空任务(参见《军事词典》1973年，第337页及以下)。

[45]除个人配发的冲锋枪外，中部边防指挥部旗下七个团每团还拥有一支六门火炮的迫击炮连、一支六门火炮的炮兵连和一个配备15具便携式火焰喷射器的火焰喷射分队。中部边防指挥部合计拥有579辆装甲输送车、48门120毫米迫击炮、48门85毫米火炮、114具火焰喷射器、682支反坦克火箭筒、2753支手枪、10726支冲锋枪以及600挺轻重机枪。参见《边防部队中部指挥部1988/89训练年度事略》，GVS号G 213286(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GTÜ 1991 AZN 17959);《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部队/中部指挥部关于任务、编制、装备、边境区段以及边境守卫结果的情况报告》，无地点，1988年12月8日，VVS号G 819559(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GTÜ 1991 AZN 17945)。

[46]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防部，《国防部长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部队战备的4/85号指示》，1985年8月28日，GVS号A 456004(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AZN 31916,第19页及以下)。

[47]同上，第24—28页。

[48]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部/部长，《各单位/负责人》，VVS-o008，国家安全部80/89号文件，柏林，1989年10月25日(BStU, ZA, MfS-RS 678,第76—77页)。

[49]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部/部长，《副部长/各单位/负责人》，柏林，1989年11月10日，BdL 312/89号文件(BStU, ZA,文件号103637)。

[50]国家安全部警卫团“费利克斯·E·捷尔任斯基”在1989年10月31日的实有人数为11426人，其兵力规模相当于一支国家人民军师(参见BStU, ZA, MfS-SdM 636,第17页)。

[51]根据中部边防指挥部的资料，驻西柏林的美、法、英武装力量总共拥有12400人、89辆坦克、260件反坦克武器和26门火炮(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部队/中部指挥部关于任务、编制、装备、边境区段以及边境守卫结果的情况报告》，无地点，1988年12月8日，VVS号G 819559，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GTÜ 1991 AZN 17945,第10页)。

[52]关于北约以及西方盟军在柏林的反应，可参见保存在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米蒂希档案中的国家安全部第三总局材料(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Mittig Nr. 38)以及第三总局局势概览(BStU, ZA, MfS-HA III 858)。

[53] G/045135/11/11/89/01号信息(“西方盟军活动”)，第7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Mittig Nr. 38,第34页)。

[54] G/045135/11/11/89/01号信息(“敌方安全机关”)，第9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Mittig Nr. 38,第36页)。

[55]伊万·N·库斯明，《连最能干的契卡人员也束手无策》，载《法兰克福汇报》，1994年9月30日，第14版。关于1989年秋驻德的苏军驻德集群可能的命令状况的各种说法，可参见乌尔2014年，第154页及以下。

[56]在白天公开发布“提高战备”命令并不与这一判断相矛盾，因为正如施特雷利茨所说，即便在11月10日晚间，若要以军事方式关闭边境，唯一可能奏效的是“隐蔽而突然的行动”，但在当时巨大的交通流量条件下，这在技术上已不再可能(参见施特雷利茨1995年，第904页)。

[57]摘自1992年8月一次专家座谈会记录(国家人民军上将)，载克纳贝1994年，第239页(原文中有省略号)。

[58]参见国家安全部波茨坦区局关于战斗队中央学校施梅尔维茨德意志统一社会党基层组织大会的报告，载《波茨坦区局第314/89号报告》，1989年11月10日6时至11月11日6时(BStU,地方办事处波茨坦，AKG 1750,第54页)。——战斗队中央学校“恩斯特·台尔曼”的最后一任校长霍斯特·格拉德于2009年证实了这一情况，并补充说：“有些党务工作者曾考虑通过宣布戒严来解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那我们就会爆发内战”——战斗队中央学校校长霍斯特·格拉德在1989年“转折之年”如何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局势》，载《马克区日报》，2009年11月21日。)另参见布勒克曼2012年，第149页。

[59]参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防部队/第42边防团，《第42边防团自1989年11月10日起事略》(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GTÜ AZN 6894,第132页)。

[60]参见第44边防团“瓦尔特·云克尔”1989年10月31日至1990年8月31日事略(联邦档案馆/P，军政档案GTÜ AZN 6897,第7—8页)。

[61]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AKG处《关于国家人民军和边防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情绪和意见状况的信息》，柏林，1989年11月8日，第2页(BStU, ZA, MfS-Arbeitsbereich Neiber Nr. 181,第51页)。

[62]摘自1992年8月一次专家座谈会记录(国家人民军上将)，载克纳贝1994年，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