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难民营与工人社区的故事：为自由、和平和正义持续抗争

译/编者按：这是2024年5月在苏丹进行的系列访谈的第二篇文章，读者可以点击超链接阅读第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专制垮台后的战争与灾难——苏丹人民以革命对抗精英的反革命（一）”和第二部分“农民联盟捍卫土地正义——苏丹人民以革命对抗精英的反革命（二）”。

2019年5月2日，喀土穆示威者要求苏丹建立文职过渡政府。图源：Mahmoud Hjaj/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被围困的难民营

塔哈尼·阿贾克(Tahani Ajak)是一位作家、工程师、教师兼志愿者，成长于苏丹和南苏丹。她现居于白尼罗州的一个南苏丹难民营，该营地毗邻苏丹与南苏丹边境。她在营地组织妇女和青年讨论小组，协助母亲们获取食物及其他必需品，并撰写关于难民营生活的文章，揭露难民遭受苏丹政府严重虐待以及人道主义组织漠视其困境的现状。

直至2011年南苏丹历经数十年抗争后宣布从苏丹独立，此前南苏丹人虽身为苏丹公民，却长期遭受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种族歧视及多重交织的压迫，包括被排除在权力职位之外、剥夺教育机会，祖传土地上的资源遭强制掠夺。数百万人(其中许多人出生成长于北部)迁徙至南苏丹，只为在属于自己的国家寻求正义、平等与更美好的生活。

但在2013年，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再度爆发战争，迫使数百万人逃离家园，越境涌入包括苏丹在内的邻国。如今他们不再拥有“公民”身份，沦为“难民”，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许多人别无选择只能进入难民营。另一些人迁往喀土穆及全国各地城镇，为谋生计、求学业或与亲人团聚。正如阿贾克在她另一篇文章内所写，2023年4月苏丹爆发当前战事时，这场浩劫重创了城市边缘地带的生存者。在本篇访谈中，她讲述了革命、战争与难民营中的生活：

由于苏丹多年战乱，我父亲为谋生计频繁迁徙。我和家人辗转于苏丹各地的村落与城市——北部，南部，东部和西部。我在多元的苏丹生活里成长，这片土地以丰饶之美浸润我的灵魂，多元文化塑造了我的良知，拓展了我对生活的认知。我在尼罗河的温暖怀抱中长大。这条河将苏丹从最北端的哈尔法(Halfa)和最南端的尼穆莱(Nimule)分隔开来，这条河被祖母讲述关于祖先的故事环绕着，她总在马拉卡尔城(Malakal)上空悬挂的月光的魔力中，向我们娓娓道来这些故事。那轮魔幻的明月、布里阿布哈希什(Buri Abu Hashish)的河岸、杰贝尔库朱尔山(Jebel Kujur)的巍峨尊严、塔卡山(Taka Mountains)脚下咖啡的醇香，以及随马德姆舞(mardum)与瓦扎舞(waza)律动起舞的欢愉——正是这些记忆驱使我提笔书写，让我始终贴近民众、展现他们的生活。

对我而言，2018年的十二月革命是持续进行的国家事业的一部分，这场斗争自1956年苏丹建国以来便已存在。国家诞生之际，众多反对不义政权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运而生。1989年全国伊斯兰阵线(National Islamic Front)政变使国家暴力达到顶峰，将苏丹推入黑暗漩涡，民众苦难倍增。该政权统治的三十年间，战火蔓延至全国每个角落。

2018年革命来临时，它承载着我和所有苏丹人的希望。在我上大学时，学生运动就已开始，那是一场反抗军政府统治的斗争。这场斗争始终关乎团结起来反抗不公正，从而建立包容所有人的新苏丹，建立一个实现自由、和平、正义与平等价值遍及全社会的公民国家。十二月革命的爆发，正是为了以不同方式重建苏丹国家。

这场始于2023年4月15日的战争，对革命项目构成了切实的威胁，标志着偏离革命道路及其取得的成就。它危及了人民的生命、稳定与安全。在全国范围内摧毁了人民斗争所建立的一切，更摧毁了烈士们为实现自由民主的苏丹而献出生命与鲜血所奠定的基石。

我相信，国家面临的困境总会有出路。必须首先停止冲突，实现全面和平，然后纠正近期和以前积累的错误，坚持革命道路及其带来的和平机制来解决长期危机。这些机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载于斗争历程中的文化与政治文献，包括2023年《建立人民政权革命宪章》(Revolutionary Charter for Establishing People’s Power)。

对我而言，自由是权利，而非恩赐。苏丹民众发出了震天怒吼，这怒吼让苏丹城镇村落的每条街道巷弄都震颤不已。这怒吼是人民对建立公民国家的呼声，是对独裁统治黑暗时代的永别。

我认为必须强调：那些坚信自由是人人应享权利的人，不会止步于在自身社群内践行这一权利，特别要关注难民等需要支持和援助的弱势群体。南苏丹难民是苏丹境内规模最大的难民群体。苏丹境内的难民生活在灾难性的人道主义环境中，面临诸多权利侵害，青年群体尤为严重，如今他们甚至被禁止自由出入难民营。在这场战争中，青年群体是苏丹武装部队(SAF)与快速支援部队(RSF)的打击目标，常被双方相互指控为敌对阵营成员。他们面临逮捕、酷刑和强制遣返的威胁。所有这些状况构成了他们逃离难民营的迫切理由。鉴于当局严禁他们离境，他们选择偷渡出境这条充满危险与死亡的道路。去年三月，一艘载有六名从白尼罗州拉代斯1号难民营逃出的南苏丹青年难民的渔船沉没。两人溺亡，其余四人获救。尽管结局如此惨烈，年轻人仍不断尝试逃离营地，因为他们觉得生活难以忍受。一些关心难民的人正竭尽所能与年轻人并肩，向他们伸出援手。另一些人则撰文揭露年轻人的困境，希望能获得帮助。

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们所遭遇的环境很艰难。苏丹当局禁止我们开展许多活动，对我们进行盘问或逮捕，有时甚至将我们驱逐出难民营。我们面临威胁、食物配给卡被没收，还可能遭遇暴力的危险。然而这些遭遇仍显得微不足道，因为我们试图帮助的人们正面临丧命风险。因此无论后果如何，我们仍将继续支持难民，与他们并肩而立。

难民营里的儿童极其脆弱。疾病肆虐、医疗匮乏、家庭经济状况恶化，都让他们的生命岌岌可危。但每当难民营儿童需要帮助、当死神从母亲怀中夺走孩子时，总有人响应我们的呼吁，伸出援手。2023年夏季，白尼罗河难民营爆发麻疹疫情，逾千名儿童不幸离世，正是这种情况。我们发出求援呼吁后，成功联系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该机构立即发起疫苗接种行动，以防止难民营儿童继续因麻疹丧生。行动由当地组织和苏丹联邦卫生部共同实施，他们培训了来自白尼罗河九个难民营的难民志愿者，让难民营儿童得以接种疫苗。但非人道的生活环境始终威胁着孩童们，情况正日益恶化。

2019年4月29日，在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被罢免后，喀土穆一堵墙上涂鸦着“自由”字样。图源：Omer Erdem/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工人组织与革命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里(Abdulrahman Ali)，人称阿布·拉米斯(Abu Lamees)，是一名蓝领工人，丈夫，也是五个女儿的父亲。后殖民时期的苏丹国家曾是最大的雇主，但数十年的紧缩政策和私有化措施侵蚀了公共部门，在巴希尔政权初期，数十万工人失去了工作。此后银行业与服务业迅速扩张。苏丹经济结构的转变引发教育领域变革;技术/工艺教育萎缩，催生出规模更大的非正规工人群体。阿布·拉米斯在该领域开展的组织工作成为基层运动的转折点，他在巴赫里(喀土穆北区)工业区组建了由多个蓝领工人组织构成的联合委员会。

我与巴赫里工业区的渊源始于1989年，那时我刚上中学。父亲被伊斯兰阵线政权解除了政府职务并投入监狱，迫使年仅12岁的我成为机械师助手，以维持生计。

我大部分人生都生活在极权统治下，我参与了2013年的起义。我被拘留约两个月，这段经历激发了我对组织工作的兴趣。关于社区抵抗委员会重要性的低语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开始参与社区和巴赫里工业区的互助与劳工组织活动。我的参与导致地方政府官员对我进行报复，他们以商业许可和收费条例为手段，在法庭上惩罚我，企图阻止我继续参与组织活动。

2018年的革命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当青年们高呼“革命就是工会和社区委员会!”时，我加入了沙姆巴特·阿拉迪(Shambat Al-Aradi)的抵抗委员会，反抗救国政权的成员。随后我的行动范围扩展至巴赫里地方议会和巴赫里工业区委员会。

成立巴赫里工业区委员会旨在为承受高额税负的工人和企业发声。通过站在工人立场对抗行政单位，这些委员会赢得了社区的信任。作为人民的代言人，它们频繁召开公开会议、识别并解决地方问题，为民众争取权益。这些委员会独立于政府运作，只在维权时与当局接触。即便在过渡政府时期，它们仍需竭力争取工人基本权益，例如使用巴赫里工业区医疗中心的权利，该中心曾被前政权改作行政办公室，经委员会不懈抗争终获恢复。然而工人期望将其升级为示范医院，此愿景至今仍未实现。

抵抗委员会隶属于更广泛的巴赫里社区委员会体系。巴赫里工业区委员会由多个倡导组织和基层团体组成，包括：巴赫里工业区抵抗委员会、巴赫里工业区手工业者联盟、巴赫里工业区小型工业与手工业分会，以及巴赫里工业区手工业者合作社。巴赫里工业区委员会还和喀土穆及其他各州众多工业区的工会组织开展协作。他们召开会议和研讨会，目的是建立一个涵盖所有工业区，并让喀土穆州内七个工业区的代表都参与进来的协调机构。

在巴赫里工业区的工作属于非正式领域。在该领域，工人往往身兼雇主角色，经营着被政府忽视的小规模企业。国家只在从微薄收入中榨取高额税款时才会关注这些工人，而拒绝在他们患病、伤残或年老时提供服务和保障。此外，政府完全不保障工作场所的安全。许多工人年老时只能靠乞讨或依赖同事的慷慨接济来维持生活。尽管政府向他们征收了高额税费(往往是强制征收)，但他们既没有社会保障，也无法享受任何其他应得权益。

在2018年革命之前，巴赫里工业区的工人对其权利知之甚少，这是当局为维持控制而采取的蓄意行为。亲政权的劳工组织和工会将工人当作政治集会和会议的棋子加以剥削，以土地所有权等虚假承诺诱骗他们缴纳高额会费。他们忽视破败的基础设施、缺失的环境监管，以及频发洪水对工业区的毁灭性影响。敢于抗议政权侵占工人健康中心的民众遭受骚扰与额外征税。反救国政权创始代行动者因为受到迫害和生计的打压，常被迫使退出劳动力市场。革命及随后相对自由的过渡期带来了转机。通过巴赫里工业区委员会组织的持续讨论和工作坊，工人逐渐认识到自身权利，从而开始组建更强大的工会，这些工会将承载他们的愿景，捍卫他们的权益。

即便在2021年10月25日政变后遭遇新一轮镇压，工人持续的抗争活动正是巴赫里工业区工人阶级觉醒意识日益高涨的明证。

纵观历史，再漫长的战争终将落幕。战争的毁灭性影响只会点燃苏丹人民在自由、和平与正义基础上重建国家的决心。在这场重建与发展的征程中，掌握技能、并深知自身权利与责任的劳动者们，始终是革命的先锋力量。战后苏丹将和战前截然不同。工人阶级将在塑造一个值得苏丹人民拥有的国家中发挥关键作用，从冲突的废墟中崛起。

作者：Tahani Ajak, Abdulrahman Ali, Ra-ad Sahaba, Sara Abbas, Nisrin Elamin, Rabab Elnaiem

编译：顾予美

文章来源：铁锤与希望 Hammer & Hope，2024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