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A新法西斯意识形态及其裂痕

原编者按：本篇文章没有将MAGA现象简单归咎于单一的民粹主义领袖，而是指出其内在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以及该阶级关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裂痕。

MAGA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一是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需求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矛盾，他们试图瓦解现有“行政国家”，通过建立更加专制的制度获得稳固的垄断市场地位；二是极端保守/另类右翼的政治表演作秀，对保守的下层中产阶级工人的煽动效用。而特朗普的资本利益集团与右翼智库将二者精心构建为一种非理性产物——上层资产阶级精英与下层中产阶级工人脆弱的民粹同盟。

作 者：John Bellamy Foster

原文：https://monthlyreview.org/2025/05/01/the-maga-ideology-and-the-trump-regime/

MAGA意识形态和特朗普政权

2025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一周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代理主任马修·J·瓦埃斯（Matthew J.Vaeth）向各联邦部门和机构发布备忘录，下令在全联邦政府范围内暂停所有机构、拨款和贷款以及财政援助支出。这拉开了右翼所谓的“冷内战”的序幕。此项全面冻结联邦民用支出的命令很可能是由即将上任的2025年OMB主任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起草——当时他正在等待国会批准任命。对沃特来说，“美国的严峻现实是，我们正处于马克思主义全面接管国家的最后阶段”，而这些敌人“已经掌握了政府机构的武器”，并将其“瞄准了我们。”沃特曾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中执掌OMB，也是“2025计划”（Project 2025）的主要设计者，该计划由右翼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于2022年发布，旨在向新的专制主义行政体系过渡。沃特为“2025计划”撰写了关于“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的章节，并创立了该计划的一个活跃分支——“复兴美国中心”（the Center for Renewing America），该中心负责提前起草数百项行政命令，以便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立即实施。“2025计划”包括关闭整个联邦部门、大规模裁减联邦雇员、大幅削减联邦支出等举措，意在迫使各州、地方政府、大学和媒体遵守特朗普政权的命令。

OMB冻结联邦民用支出的命令影响了2024财年约3万亿美元的支出，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冲击。2025年1月31日，美国罗德岛州地区首席法官小约翰·麦康奈尔（John J.McConnell Jr.）对OMB的行为发布了临时限制令。作为回应，OMB撤销了其备忘录。然而，特朗普政府秉持“扣押理论”（impoundment theory），该理论声称行政部门有权将国会拨款归零，拒绝完全遵守麦康奈尔的法院命令。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随后做出支持麦康奈尔裁决的判决，这预示着一场迫在眉睫的宪法危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主要人物已经提前制定了战略：基于行政办公室的绝对权力和总统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主张，总统可以关闭各部门并扣押国会授权的支出，而无视法院。如有必要，可以宣布紧急状态（state of emergency），暂停宪法权利。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政府效率部（DOGE）对联邦政府肆意妄为，似乎被授权来随意接管和关闭整个机构。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声称，根据所谓的“单一行政权”（一个颇具争议的宪法理论），其对联邦政府内部的独立监管机构，如联邦贸易委员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甚至联邦储备委员会，都拥有完全的权力。

如果OMB命令和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的行为造成了法律泥潭（legal morass），那么特朗普政府行动的意识形态意图依然非常明确。根据瓦斯/沃特（Vaeth/Vought）备忘录，政府冻结联邦支出的目的是结束“觉醒”（“woke”）和政府武器化，反对“利用联邦资源推进马克思主义公平、跨性别主义和绿色新政社会工程政策”。最初的支出冻结或“暂停”旨在让政府确定用于“DEI（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计划）、觉醒性别意识形态和绿色新政”的支出以及对外援助支出，这些支出被视为联邦资金的欺诈性使用。右翼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它被视为包括倡导批判种族理论（CRT）；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倡议；DEI；LGBTQ+权利；气候变化行动；开放边界；全民医疗保健；以及绿色能源。这种对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与特朗普/J.D.万斯竞选团队的“47号议程”一脉相承，该议程旨在“清除所有推行马克思主义多元、公平与包容政策的官僚”，并打击“感染教育机构的马克思主义狂人”。

这些举措的总体理论依据来自于传统基金会于2022年发布的另一份文件：《文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威胁美国——以及美国人可以如何应对它》，作者是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和凯瑟琳·戈尔卡（Katharine C.Gorka），他们随后又合著了《下一代马克思主义：它是什么以及如何对抗它》（2024）。MAGA右翼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渗透了大学和政府，乃至企业；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源头被追溯到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该书突破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这种扭曲观点认为，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被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埃里希·弗洛姆等人所继承和发扬。如米歇尔·福柯之类的后现代主义者又赋予了它更为广泛的形式，最终催生了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和批判种族理论。冈萨雷斯和戈尔卡的著作丝毫没有真正的学术严谨性。其目的并非推动知识探索，而是鼓吹一种新麦卡锡主义。他们在书中声称，约瑟夫·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共运动中做出了“重要工作”，但错在提出了一些他“无法证实”的指控。当今的冷内战需要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复活麦卡锡主义，以免重蹈覆辙——尽管事实上，新麦卡锡主义与其20世纪50年代的前身一样空洞无物。

现在盘踞白宫，并大幅渗透法院和国会的MAGA意识形态，与特朗普本人关联有限，对特朗普本人来说，这是他攫取权力的便捷武器。其真正的物质基础在于更广大的新法西斯运动的扩张：与法西斯主义的所有运动一样，它植根于社会上层的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与社会底层被动员起来的下层中产阶级拥护者之间的脆弱联盟。后者认为他们的主要敌人不是资产阶级的顶层，而是紧靠他们上方的上层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下方的工人阶级。以白人为主的下层中产阶级与农村人口、宗教原教旨主义或福音派的拥护者相重叠，形成了一个右翼复仇主义的历史集团。

垄断资本右翼（尤其是科技、金融和石油利益集团）动员下层中产阶级的首要目的是瓦解现有的“行政国家”，代之以一个更有利于新法西斯主义议程的体制。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在顶层亿万富翁统治者和MAGA底层支持者之间，在福音派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在支持政治独裁统治的人和希望保留自由民主宪政形式的人之间，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鸿沟。

与所有法西斯主义运动一样，现政权必然会背叛其庞大的极右翼MAGA支持者，试图迫使他们成为越来越屈从和驯服的角色，并否决任何与其资本-帝国主义目标存在根本冲突的政策。尽管如此，大量的智库和意见领袖仍试图将这种非理性合理化，堆砌那些吸引白人下层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元素，但最终服务于亿万富翁资本家阶级的需求。理解这种新非理性主义的基础及其相关的阶级统治形式，对于为全人类争取民主、平等、可持续——进而是社会主义——未来的反霸权斗争至关重要。

MAGA的新法西斯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M·斯威齐（Paul M.Sweezy）在1952年写道，“法西斯主义的反义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封建主义或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可能采取的政治形式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经典定义——如纽伦堡审判中运用的弗朗茨·诺伊曼《巨兽：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与实践》所示——属于法西斯主义谱系的运动和政权，其物质基础在于垄断资本与被动员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之间的脆弱联盟。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将后者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后卫”，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普遍上是倒退的，这是他们矛盾的阶级地位的产物。

当社会上层认为自身霸权受到内外因素威胁时，垄断资本势力就会煽动下层中产阶级/阶层。这导致对自由民主国家的攻击，以及统治阶级的部分派别在下层拥护者支持下夺取国家权力——通常最初是通过合法手段，但很快就会跨越宪法界限。权力集中在一位领导、一位领袖或一位元首手中，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资本利益集团。法西斯统治一旦在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关键就是代表垄断资本将大部分政府职能私有化，这一概念最早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得到阐释。与此同时，底层民众中的部分群体往往被当作替罪羊而遭受极端镇压。此类运动还不可避免地试图通过控制整个社会的文化机器来巩固其意识形态统治，纳粹称之为“一体化”（Gleichschalthung），即“使之步调一致”。

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普遍理解在20世纪30-40年代占主导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然而，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式，最终在自由主义话语中以唯心主义的术语被重新解释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在概念上与其阶级和唯物主义基础脱钩，并被简化为极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复仇主义和威权人格的滋长，而所有这些都被视为与资本主义本身无关。事实上，这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隐含在汉娜·阿伦特等冷战人物发展的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中，这一批判将法西斯主义视为一种右翼的极端体系，在概念上与资本主义相分离，并与左翼的共产主义构成反义词。因此，法西斯主义在霸权意识形态中被重新解释为一种暴力威权主义/极权主义的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的背离，而资本主义则被完全等同于自由民主。由于缺乏任何真正的历史-物质基础，且无视阶级现实，这种重构只是巩固资本主义自身概念的手段，在试图理解当代法西斯和新法西斯势力的复苏方面，已被证明毫无用处。

在处理当前的新法西斯主义时，至关重要的是将其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物质/阶级/帝国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不应仅仅从其“民粹主义”、极端种族主义、极端厌女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外在形式来理解，而应从其基于阶级的实质性批判来理解。法西斯主义始终是对自由民主的攻击，并以垄断金融资本统治下的铁腕政治秩序取而代之。它的复仇主义意识形态主要不是源于垄断资本本身，而主要是一种机制，用以动员主要来自下层中产阶级的右翼力量，招募一支由实际或潜在的冲锋队组成的军队（无论是穿着黑衫、棕衫还是戴着MAGA帽子），并为瓦解自由民主国家提供正当理由。

尽管我们首先要牢记的是真正的物质阶级力量，而非无形的意识形态，但思想一旦出现，本身就能转化为物质力量，这一点毋庸置疑。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写道，“意识形态是阶级意识的最高形式。”因此，如果我们想了解新兴的MAGA政权的性质，我们就必须探讨其统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形式。应该强调的是，这很少是来自特朗普本人的，在MAGA运动中他经常被描述为新秩序中一个虽有缺陷但可利用的工具。

尽管在发布“2025计划”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特朗普运动的主要智库并不是传统基金会，而是197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普兰成立的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克莱蒙特研究所最初是施特劳斯思想的基地（源自极端保守的政治理论家列奥·施特劳斯），但现已发展成为MAGA的神经中枢。其资金来自巨额捐助者，包括托马斯·D·克林根斯坦基金（由克莱蒙特研究所董事会主席、投资银行家托马斯·D·克林根斯坦管理的数十亿美元基金）、迪克和贝琪·德沃斯基金会（由亿万富翁、前特朗普教育部长贝琪·德沃斯管理）、极端保守的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以及莎拉·斯凯夫基金会。它的两本主要出版物是《美国心灵》（The American Mind）和《克莱蒙特书评》（the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该研究所还有一个额外的分支机构，即克莱蒙特研究所美国生活方式中心，位于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对面。与克莱蒙特研究所相关的学者和专家在密歇根州的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占据主导地位。希尔斯代尔学院出版了《Imprimis》，本质上是克莱蒙特研究所的MAGA出版物。该研究所提供许多奖学金，包括林肯奖学金。其网站追踪企业所谓的“BLM资金”（指“黑人的命也是命”或BLM运动），以极其可疑的理由声称，企业已将829亿美元用于CRT/觉醒/文化马克思主义事业。与总体的MAGA意识形态相一致，企业因屈从于文化马克思主义而被谴责为道德败坏，但很少在经济上受到批评。这与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著名人物的19世纪著作中反映的整个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历史是一致的，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流露反映了“一种相互矛盾的双重倾向”，即“对资本主义文化缺失的批判”，同时又支持一种“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秩序。

▲克莱蒙特研究所logo

2019年，特朗普授予克莱蒙特学院国家人文奖章。2021年1月6日，克莱蒙特研究所董事会成员约翰·伊士曼（John Eastman）律师（他至今仍担任该研究所成员），在克莱蒙特研究所其他同事的支持下，在组织MAGA袭击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还撰写了关键备忘录，旨在向副总统迈克·彭斯施压，要求其宣布2020年大选结果无效，以扭转特朗普败给乔·拜登的局面。所有这些都为克莱蒙特赢得了1月6日未遂政变“智囊团”的美誉。

克莱蒙特研究所后来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主要智囊团。十几位克莱蒙特相关专家和前克莱蒙特研究员定期出现在福克斯新闻上。除了伊士曼之外，还包括克莱蒙特高级研究员、特朗普国务院任命的高级官员迈克尔·安东；《克莱蒙特书评》特约编辑、白人至上主义评论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克莱蒙特研究所前主席、现任董事会成员、“当前危险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倡导新麦卡锡主义）布莱恩·T·肯尼迪（Brian T.Kennedy）；《克莱蒙特书评》编辑、“冷内战”主要倡导者查尔斯·R·凯斯勒（Charles R.Kesler）；前克莱蒙特林肯研究员、美国转折点（TPUSA）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该组织拥有“教授观察名单”及其福音派分支TPUSA信仰；约翰·马里尼（John Marini），克莱蒙特高级研究员，右翼知识分子中批评“行政国家”的领军人物；克里斯托弗·F·鲁福（Christopher F.Rufo），前克莱蒙特林肯研究员，臭名昭著的反CRT评论员。

安东曾任贝莱德（BlackRock）投资业务董事总经理，现任克莱蒙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中担任总统副助理兼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副国家安全顾问。他现在是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正是安东将克莱蒙特研究所与MAGA及另类右翼联系起来，其作用无人能及。他2016年在《克莱蒙特书评》上发表的文章《93号航班的选举》——以2001年9月11日冲进恐怖分子航班驾驶舱的乘客为比喻——后来迅速走红，并在动员激进分子支持特朗普竞选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安东在这里宣称，2016年大选是一场“要么冲进驾驶舱，要么死”的选举，在这场选举中，“无论如何你都可能死”，但如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死亡是必然的”。尽管这篇文章语无伦次、漫无边际且不合逻辑，但这个比喻仍然流行起来，使安东一跃成为右翼名人，并导致他在右翼科技亿万富翁彼得·蒂尔的支持下被任命为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2019年，安东出版了《93号航班事件后的选举……以及我们仍然会失去什么》，强调了对整个左翼发动战争的必要性，赢得了特朗普的赞扬。2020年，他又出版了《赌注：美国处于无法回头的关口》，在书中他提出，理想情况下应该彻底停止移民，同时应立即取消出生公民权（只要在美国出生即可获得公民身份，即使父母并非美国公民）。中国是主要敌人，而应该与俄罗斯实现和平。安东解释说，后者与美国和欧洲属于同一个“文明‘派别’”，“而这是中国永远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安东的《赌注》最出名的是他明确倡导“红色即共和党或右翼凯撒主义”，在这种凯撒主义中，总统职位将成为一种“绝对君主制的形式”或“一人统治”，并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紧接着，他在书中直接呼吁：“让特朗普连任！”只有在当选后，特朗普才会宣布自己为凯撒。

在《克莱蒙特书评》上一篇关于“排干沼泽”的评论中，安东推广了马里尼的《揭露行政国家的面纱》。马里尼的分析被视为对亚历山大·科耶夫保守主义式重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验证；右翼观点认为，这种哲学为作为“历史的终结”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提供了正当理由。应用于当代制度时，行政国家的官僚统治者应被视为“统治阶级”。因此，马里尼和安东认为，特朗普有必要摧毁行政国家，代之以更加集权的统治。正是这些观点让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高呼：“我们必须读马里尼！！”

安东宣称，为了获胜，“我们需要博主、模因制造者、推特水军、街头艺术家、喜剧演员、宣传家、神学家、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黑客、公关人员和知识分子”——以及特朗普和右翼思想的资本家。他在克莱蒙特研究所内最具颠覆性的行为是撰文谈论另类右翼尼采式法西斯宣传者“青铜时代变态者”（即BAP，如今被揭露为罗马尼亚裔美国人科斯廷·弗拉德·阿拉马里乌（Costin Vlad Alamariu），耶鲁大学博士），即《青铜时代心态》的作者。安东在2019年发表于《克莱蒙特书评》的一篇题为《孩子们还正确/是另类右翼吗？》（Are the Kids Al(t) Right?）的文章中，将BAP/Alamariu引入MAGA主流，旨在吸引失望的白人青年加入新法西斯运动。安东指出，BAP在其自出版的《青铜时代心态》一书中提供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简化模仿作品”，该书“已进入亚马逊排名前150名——请注意，不是在亚马逊的某个类别中，而是在整个网站上”，安东认为这代表了MAGA右翼主导地下青年话语的机会。BAP将自由派精英、知识分子、左翼思想家和普通民众描述为缺乏英雄气概的“虫豸之人”（bugmen），类似于尼采的“末人”。普通人类又被描绘为“酵母”般的生命。解决方案在于男性通过举重健身塑造肉体，并培育希腊青铜时代英雄的形象。BAP是白人至上主义者，鼓吹雅利安纯正血统，并恶毒攻击世界各地的多元群体。正如安东自己承认的那样，“对《青铜时代心态》最强烈、最容易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它是‘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反民主’、‘厌女’和‘恐同’的”，这使得它比尼采更“出格”。然而，他却佯称BAP比“卡尔·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切·格瓦拉、索尔·阿林斯基以及福柯，或任何在精英大学中被教授的狂热分子都要‘温和’”。最后，安东强调了BAP对“虫豸之人”和“虫豸时代”（bugtimes）攻击的重要性，并将他的观点纳入MAGA体系。

阅读《青铜时代心态》原文，可看到其恶毒地提及了“粪土世界的棚户区”（the shantytowns of the Turd World），并引用尼采的话攻击“前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的回归、长屋、女权主义”和“撒旦的马克思主义教派”。雅典将军阿尔西比亚德、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拿破仑·波拿巴、西奥多·罗斯福、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巴拉圭前独裁者），尤其是鲍勃·德纳德（20世纪活跃在刚果和科摩罗群岛的残暴的法国雇佣兵）是BAP的青铜时代雅利安人现代回归的典范。在特朗普之前，BAP最喜欢的总统是发动美墨战争的詹姆斯·K·波尔克（James K.Polk）。他写道，美国的“白人”“凭借他们的英勇”夺取了墨西哥。女权主义被视为一种可憎之物。“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解放妇女这样荒谬的尝试”BAP/Alamariu宣称，他将其描述为一次“回到前雅利安母系社会的企图”。他还补充道：“社会正义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寄生虫。”如今的城市，受制于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充斥着成群的侏儒般的僵尸，他们从世界各地苍蝇肆虐的厕所里被运来充当奴隶劳工和进行政治煽动。”他公开宣称：“我相信法西斯主义，或者更糟糕的东西。”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根据BAP的说法，特朗普应该得到支持，以赢得政府的统治。他坚持认为，必须摧毁由“虫豸之人”控制的行政国家的“利维坦”，才能建立新的“原始秩序”。在安东和其他人的支持下，BAP被认为是MAGA运动背后的某种地下尼采式影响者，对年轻的、反动的白人男性具有吸引力。他的作品几乎成为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中年轻白人职员的必读书。

安东本人也曾受到自诩为“黑暗启蒙”思想家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的鼓励去阅读《美国政治行动纲领》。柯蒂斯·雅文是一位新法西斯主义者，与安东和万斯（显而易见的MAGA继承人）关系密切。与万斯和安东一样，雅文也得到了硅谷亿万富翁蒂尔的大力支持。特朗普顾问、硅谷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也公开赞赏雅文的反民主观点。万斯称雅文为“我的头号政治影响者”，他也曾在玩笑中称雅文为“法西斯分子”。在MAGA世界中，尽管雅文阐述过特朗普政权更为反动的策略，但他仍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物。他曾是一名计算机程序员和右翼博主，以笔名“孟子·莫德巴格”（Mencius Moldbug）写作，是“黑暗启蒙”或新反动运动（NRx）的倡导者。塔克·卡尔森在2021年用整整一期节目采访雅文。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反民主论点，以及坚持总统可以确立自己作为“国家首席执行官”甚至“独裁者”的地位，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取代司法系统和法院，从而实现从“寡头国会”向“君主总统”的转变。他坚称，美国人“必须克服对独裁者的恐惧”。

雅文将J.R.R.托尔金的《魔戒》作为武器，将左翼精英或职业管理阶层视为“精灵贵族”，将“下层中产阶级”视为“霍比特人”，将像他一样的“黑暗精灵”视为霍比特人的捍卫者。与他认同的特朗普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一样，雅文认为自己是MAGA运动的支持者；但与班农不同的是，他淡化了下层中产阶级MAGA群体与顶层垄断资本主义亿万富翁之间的矛盾。雅文真正效忠的是亿万富翁，而不是下层中产阶级。事实上，尽管他给自己贴上了法西斯分子的标签，但他否认自己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而是将自己描述为更直接的独裁（或君主制）支持者，因为他绝对蔑视民众。然而，雅文讽刺地表示：“坦率地说，希特勒读起来很像我”——尽管他也承认，希特勒更有才华，也更邪恶。

雅文被广泛视为一个帮助特朗普操纵体制的重要地下人物，并为一种帝国总统制提供了总体方案。他认为，真正的权力是由控制媒体和大学的人“寡头式地”（与基于财富的寡头政治的经典概念不同）掌握的，他们构成了“大教堂”。只有君主或独裁者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才能推翻“大教堂”。雅文认为，一旦特朗普当选，他就可以声称自己拥有选举授权，可以超越法律，迫使法院和国会就范，从而清洗联邦官僚机构（雅文称之为“RAGE”，即让所有政府雇员退休）。所有要求总统停止行动的法院命令都应该被无视。主流媒体公司和大学应该被关闭。在一次播客中，安东对雅文说：“你实际上是在提倡某人——古老的套路——通过选举合法地获得权力，然后非法地行使权力。”雅文回应道：“这不违法。你只需在就职演说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即可。”总统可以将此应用于每个州，并“接管所有执法部门”。与安东一样，雅文也宣称总统：“将成为凯撒。”

安东曾称大学是“邪恶的”，这一立场得到了智能设计论（神创论）“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前所长、克莱蒙特·林肯研究员鲁福的大力支持。他因在公众舆论中将“批判种族理论”（CRT）和“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成功污名化而在MAGA阵营中广受推崇。他目前是曼哈顿政策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的高级研究员，也是该研究所《城市》期刊的特约编辑。在为希尔斯代尔出版社出版的《Imprimis》杂志撰写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它是什么以及如何对抗它》一文中，鲁福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基于身份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作为MAGA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他认为如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身份认同论者，他们反对“平等”（equality），并以“公平”（equity）取而代之，而“公平”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马克思主义。他宣称，CRT提倡“新种族隔离”。它违反了民权原则，而且其“反白人”政策构成歧视。如此一来，民权法就将被重新定向，以针对少数族裔。鲁福将CRT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M）与反资本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联系起来。他对CRT的攻击影响了特朗普在其第一届政府中对该理论的猛烈攻击。

近期，鲁福主张“围攻这些机构”。这包括攻击任何制定DEI政策的公司，这些政策被视为文化马克思主义、CRT和BLM运动的产物——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也持有这种新麦卡锡主义观点。主要目标是“激进性别理论”以及鲁福所说的“跨性别帝国”。他认为“我们必须战斗，让跨性别帝国彻底破产”。鲁福和MAGA右翼猛烈抨击“学院卡特尔”，并认为K-12再教育应该从推广“西方文明”开始。

MAGA右翼中最坚定的多元化批评者之一是考德威尔，他在其文章《美国的布朗宁》（The Browning of America）中指出，“‘多元化’一直是主体群体的一个属性。”因此，将其视为社会政策的基础，公然违背了美国宪法创始人的原则。在一篇关于罗伯特·E·李的文章中，考德威尔指出，左翼批评这位南方邦联司令是南方蓄奴州的捍卫者，从而也是奴隶制的捍卫者，其目的是抹杀李作为“半个国家的道德力量”的地位。

作为特朗普“1776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旨在对抗“1619项目”对美国奴隶制历史的解释），《克莱蒙特书评》编辑凯斯勒一直是鼓吹MAGA“冷内战”理念的领军人物，该理念认为右翼与所谓的左翼主导力量之间将爆发一场冷内战。“觉醒”一词最初起源于民权运动，自2019年以来，右翼凭借保守派对媒体的控制，将其大肆颠覆，以贬义的方式指代所有当代进步的政治和文化事业。它被用来贬低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正义斗争，而其最常见的用法是作为种族主义的狗哨。

MAGA意识形态的冷内战与对中国的攻击密切相关。作为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主席（该组织成员包括班农），克莱蒙特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布莱恩·肯尼迪正参与策动一场针对北京的新麦卡锡主义复兴运动。他声称中国共产主义已经披着“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外衣渗透到美国社会，并写道：“我们今天面临着输掉战争的危险，因为我们中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正在与一个敌人——中国共产党交战，而这个敌人意图摧毁我们。”

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也被卷入了冷内战/新麦卡锡主义。柯克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在2016年因其“教授观察名单”（Professional Watch List）而臭名昭著，该名单以麦卡锡主义的方式将全美大部分左翼学者列为右翼攻击目标。柯克曾任特朗普1776委员会委员，如今已成为年轻人的超级“耳语者”，他重点强调“针对白人的战争”，并鼓励白人民族主义。他的组织与克莱蒙特研究所合作，用巴士将MAGA的支持者送往2021年1月6日举行的抗议活动和国会大厦袭击事件现场。雅文曾将奴隶制描述为“一种自然的人际关系”，并宣扬生物决定论和君主制，柯克在自己的广播节目和播客中对他大加赞赏，白人至上主义者史蒂夫·塞勒（Steve Sailer）也对他大加赞赏。柯克是《右翼革命：如何击败觉醒并拯救西方》一书的作者，该书于2024年出版。根据出版商的简介，“美国……正受到一种致命意识形态的威胁，这种意识形态试图羞辱和消灭任何不愿向其顶礼膜拜的人……柯克将觉醒主义从阴影中拉了出来，并详细说明了阻止其有害蔓延所需的具体步骤”，它“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柯克转型成为MAGA运动中福音派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并在“美国转折点”组织中建立了一个名为“TPUSA信仰”（TPUSA Faith）的分支，专门针对白人福音派。他认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创建了一个基督教国家，并倡导极端福音派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七山使命（Seven Mountain Mandate），要求信徒寻求掌控现实中的一切领域，包括家庭、宗教、教育、媒体、艺术、商业和政府。这与末世论和宗教末世论（第二次降临）观点息息相关。柯克一直试图煽动对LGBTQ+群体和跨性别者的仇恨，以促使福音派运动承担更直接的政治角色。

OMB主任沃特无疑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最有权势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沃特在2022年为克莱蒙特研究所的《美国心灵》撰文称，他于2021年创立的“复兴美国中心”以所谓的法律依据证明跨越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构成了“入侵”，从而允许各州州长独立于联邦政府对这些“入侵者”采取武力行动。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十款第三项，州长“除非实际遭到入侵，否则不得参与战争”。作为一个基督教民族主义组织，“美国复兴中心”坚决反对巴勒斯坦，反对任何允许巴勒斯坦人移民美国的企图，理由是“很难找到一个比巴勒斯坦人更从根本上与美国自治的基础相悖的民族或文化”，他们的“文化毒害了美国社区的健康和完整性”，尽管“交叉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提出异议，但其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彻底消灭以色列。沃特领导的“美国复兴中心”强烈支持将巴勒斯坦人口从加沙地带驱逐重新安置到阿拉伯联盟的土地上。

法西斯主义运动往往依赖于从左翼到右翼的机会主义转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左翼思想家恩里科·费里（Enrico Ferri），他是一位反动的伪社会主义者，曾遭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强烈攻击，后来成为贝尼托·墨索里尼的追随者。所谓“左翼”与MAGA意识形态在共同的“反自由主义”旗号下合作的主要思想媒介，是由美籍伊朗裔右翼人士、前托洛茨基主义者索拉布·阿马里（Sohrab Ahmari）与民族-民粹主义者埃德温·阿庞特（Edwin Aponte）联合创办的《契约》（Compact）杂志。阿马里作为万斯的亲密盟友是现任《UnHerd》杂志美国版主编，而阿庞特则是MAGA风格刊物《Bellows》的主编。《契约》杂志曾被《雅各宾派》描述为一份兼收并蓄左右翼思想的“融合”杂志。然而，它并非代表着某种左右翼的交汇点，而是强烈支持特朗普和万斯，同时成功地将克里斯蒂安·帕伦蒂（Christian Parenti）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特约编辑）等昔日的左翼撰稿人吸引到这份以MAGA观点为主导的刊物中。雅文、安东、考德威尔和鲁福都曾为《契约》撰写过多篇文章，探讨左翼统治阶级的虚无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CRT、解散行政国家，以及支持匈牙利维克托·欧尔班的极端保守政府和德国新法西斯主义的德国选择党（AfD）。

帕伦蒂曾是一位著名的左翼记者，他定期为《契约》撰稿。他的专栏文章曾支持特朗普提名卡什·帕特尔（Kash Patel）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担任卫生部长。他还撰写专栏文章，声称特朗普是反帝国主义者，并声称“‘多元化’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帕伦蒂一直将特朗普及其部分内阁官员（肯尼迪、帕特尔以及特朗普的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描绘成“深层国家”或监控情报国家的潜在对手，因此在这方面与左翼观点一致。然而，这严重误判了特朗普/MAGA政权的本质，该政权与开放或民主控制无关，而是在为其自身的直接统治奠定基础。

齐泽克利用《契约》杂志作为讨论最反动主题的平台。因此，在一篇题为《觉醒将持续》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种跨性别恐惧症论点，宣称“使用青春期阻滞剂是‘觉醒资本主义’的又一例证”。在同一篇反觉醒的文章中，齐泽克从一位黑人教授的经历中概括了这一点，该教授曾遭受持非洲悲观主义立场的学生的激烈批判（详见另一篇《契约》文章）。由此，齐泽克针对以白人为主的反动读者群体，发表了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声明：“黑人觉醒精英完全清楚，他们无法实现其宣称的减少黑人压迫的目标——他们甚至不想要这个目标。他们真正想要的，正是他们正在实现的：一种道德权威的地位，以此来恐吓所有其他人。”

《契约》杂志执行主编杰夫·舒伦伯格（Geoff Shullenberger）致力于将BAP的理念引入MAGA的主流，无论是在《契约》内部还是其他地方。舒伦伯格也是《新冠疫情与左翼：恐惧的暴政》（COVID-19 and the Left: The Tyranny of Fear）一书的联合主编，他反对为应对新冠疫情而采取的封锁、疫苗强制接种和戴口罩等措施，认为这些措施是左翼极端主义的体现。与此同时，《契约》专栏作家、MAGA“民粹主义”支持者、《坏消息：觉醒媒体如何破坏民主》（2021）一书的作者巴蒂亚·昂加尔-萨尔贡（Batya Ungar-Sargon）于2025年被任命为《新闻周刊》副观点编辑。

MAGA智库是大资本利益集团资助的产物，在这方面，它们通常宣扬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又将其与接触白人下层中产阶级的需要结合起来，向其灌输反动的、民族-民粹主义、复仇主义、种族主义、厌女和反社会主义观点，以此来发展群众基础。由此产生的MAGA意识形态通过福克斯新闻、脱口秀电台、社交媒体、YouTube视频、博客和播客等更广泛的媒体传播。曾由班农领导的颇具影响力的资讯娱乐网站Breitbart发表了大量抨击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擅长对左翼进行耸人听闻的猛烈攻击。Breitbart的高级科技编辑阿勒姆·博哈里（Allum Bokhari）曾是克莱蒙特林肯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为希尔斯代尔学院的《Imprimis》撰写了关于控制大型科技公司权利的必要性的文章，这一思路随后被马斯克在X平台付诸实践。

克莱蒙特林肯研究所研究员拉希姆·J·卡萨姆（Raheem J. Kassam）曾任英国脱欧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幕僚长，也是班农的盟友，现任Breitbart伦敦站主编。最近，卡萨姆还共同主持了班农的MAGA广播节目/播客《战情室》（War Room）。2018年，卡萨姆成为特朗普主义新闻网站“国家脉动”（National Pulse）的主编，并经常以“专家”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探讨“美国是如何陷入马克思主义泥潭的？”

MAGA的分析也通过出版保守派图书的方式传播。鲁福的畅销书《美国的文化大革命：激进左翼如何征服一切》（2023）和柯克的《MAGA主义》（MAGA Doctrine）（2020）均由哈珀柯林斯旗下的极端保守派非虚构类图书出版公司Broadside Books出版，后者吸收了福克斯新闻的图书品牌。五大英语图书出版商都拥有各自的出版版块，专门出版针对白人至上主义共和党人/MAGA的极端保守派书籍。安东的《93号航班大选之后》、凯斯勒的《两部宪法的危机：美国伟大的崛起、衰落与复苏》（2021）、肯尼迪的《共产主义中国在美国内部的战争》（2020）以及昂加尔-萨尔贡的《坏消息》均由右翼布拉德利基金会（克莱蒙特研究所的资助者之一）创办的“邂逅图书”（Encounter Books）出版。“邂逅图书”成立于1998年，特意取名自伪左翼自由派杂志《邂逅》（Encounter）。该杂志在20世纪70年代被《壁垒》（Ramparts）揭露为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出版物。柯克的《右翼革命：如何击败觉醒并拯救西方》（2024）由“胜利团队出版公司”（Winning Team Publishing）出版，该出版社由小唐纳德·特朗普于2021年与他人共同创立。

所有新的右翼概念和观点最终都出现在社交媒体上。正如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杰西·沃特斯所说：“我们正在对左翼发动一场21世纪的信息战。这就像草根游击战。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些什么，马斯克转发，乔·罗根做播客，福克斯广播，等到它传到每个人耳中时，数百万人已经看到了。”

队伍中的分裂

班农、雅文和安东等最极端的MAGA理论家清楚地意识到，民族-民粹主义的MAGA运动根植于下层白人中产阶级（欧美新法西斯运动习惯于称他们为“霍比特人”），其次才是工人阶级的特权阶层。MAGA智库常常毫不掩饰地蔑视“流氓无产阶级”、“手持草叉的无产阶级”或“无产者”，即工人阶级。主流的MAGA文献中几乎没有对工人阶级的正面评价，也没有试图接近弱势群体；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运动根植于亿万富翁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之间脆弱的民族-民粹主义联盟，他们都将工人阶级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中上层专业管理阶层的仇恨）。MAGA的评论员和意见领袖们，正如安东所言，在超级富豪资助下奉行“种族优先于阶级”理念的MAGA权威与意见领袖们无法直接回应工人阶级的多数问题，否则就会损害其广泛的民粹主义主张。结果，他们主要诉诸白人和“美国中产阶级”。他们偶尔会提到戴着MAGA帽子的卡车司机和其他工人，但这只不过是徒劳地试图回避一个主要由下层中产阶级和相对少数特权工人组成的政治集团的现实。尽管代表MAGA极右翼的班农也提到了工人，但他总是在下层中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语境中提及工人。

这种根本性的阶级分化将持续下去。尽管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赢得了一些蓝领工人的支持，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但他的政治基础仍然是下层中产阶级，而这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下层工人阶级怀有敌意。特朗普的计划注定会在经济上对工人阶级造成最沉重的打击。安东在《契约》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为什么大重置不是“社会主义”》的文章中，做出了最严肃的意识形态尝试，试图摆脱这一陷阱。他在文中试图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彻底颠覆。因此，他以另类右翼的方式将硅谷亿万富翁寡头描述为“左派”，即右翼民粹主义的敌人。此外，他承认，MAGA运动的根本基础是下层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穷人，但其“天然”基础最终应该在被他讽刺地称为“无产者”的大多数人身上寻找。然而，他在这方面的全部努力，在亿万富翁和下层中产阶级之间新法西斯联盟这一不可避免的现实面前都失败了——他们都将多元化的工人阶级视为最终的敌人。此外，安东试图打造一种吸纳工人阶级、以亿万富翁寡头为目标的右翼民粹主义，这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与他自身作为国家安全机构成员的身份相悖。国家安全机构由超级资本家阶级主导，他与该阶级的一些巨头人物交往甚密。因此，他很快调整立场。尽管他坚持批评“寡头”，但他们却被重新塑造，以符合霸权的MAGA意识形态，成为行政国家的成员，而不再是大资本家的利益集团。

然而，尽管MAGA群众运动因其种族主义色彩和基于小私有财产观的观念而在本质上是反工人阶级的，甚至即便它吸引了大量工人阶级选民，它也会与资助和动员它的超级富豪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从而使这一运动从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角度来看也变得危险。一旦法西斯政权掌握政治权力，垄断资本的顶层与其下层中产阶级追随者大军之间就会迅速出现分歧。超级富裕的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军队和警察权力，完全有理由抛弃其“极右翼”阵营中那些更具战斗性的民族主义元素（通常带有部分反资本主义色彩）。一个历史典例是希特勒德国的“长刀之夜”。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褐衫军”（Sturmabteilung，即“冲锋队”）遭到血腥清洗。此次清洗的目标正是针对施特拉瑟主义（以奥托·施特拉瑟和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命名），这种主义深深植根于纳粹运动中的褐衫军，既反犹，又在很大程度上反资本主义，属于激进的群众行动或“革命”民族主义的阵营。施特拉瑟主义的消灭使得法西斯主义得以巩固为一个反动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镇压并控制其大众小资产阶级基础。

在当今美国新法西斯MAGA运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这些同样的普遍矛盾依然存在，尽管没有出现极端暴力。许多MAGA运动的忠实拥护者惊讶地发现，在2024年大选之后，他们在特朗普内阁中缺乏代表，这与2016年大选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今的特朗普政权内阁由亿万富翁组成，而他们身边还有更多的亿万富翁。尽管特朗普第二届白宫中也有一些极右翼人士的观点与MAGA运动的支持者相似——比如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他虽然是犹太人，但似乎支持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目前担任政策副幕僚长——但他们被超级资本家所掩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掌权的是高科技金融资本，而不是戴着MAGA帽子的民众。正如华盛顿律师加里·斯托特（Gary Stout）在宾夕法尼亚州《观察家报》撰文所述，特朗普“正在打造一批新的寡头政治精英，他们既不对国会负责，也不忠于他自己的MAGA运动”。

▲图源：Trump-run oligarchy? How big business, billionaires could influence White House

这种矛盾分裂了MAGA运动和特朗普政权，并在围绕外国工人H-1B签证的冲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签证被跨国公司广泛用于雇佣外国技术工人从事特殊职业，尤其是高科技行业，从而从印度、中国和其他地方引进了相对低薪的技术工人。H-1B签证在MAGA运动内部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它们削弱了美国相对高薪的就业岗位。班农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前表达了MAGA运动支持者的愤怒，他宣称强烈支持H-1B签证的马斯克是“邪恶的”，他要把他赶出白宫。班农以民族-民粹主义的口吻猛烈抨击富有的“寡头”，他们不仅是“轻松赚钱的领主”，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硅谷的科技霸主、“技术封建主义”的代表，主导着MAGA运动，反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革命”。MAGA激进分子劳拉·鲁默（Laura Loomer）提出了种族主义论点，她宣称：“我们的国家是由欧洲白人建立的……而不是来自印度的第三世界侵略者。”鲁默在X上公开攻击马斯克，却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平台上被取消了盈利功能。事实上，这代表了顶层亿万富翁垄断金融资本家和高科技寡头与下层中产阶级MAGA基础之间的根本分歧，希尔斯代尔学院的凯文·波特斯（Kevin Porteus）在《美国心灵》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人优先》的文章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提出，“美国优先”应该是“美国人……优先”。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也发表了一篇又一篇反对H-1B签证的文章。然而，围绕这一问题的抗议很快就被特朗普镇压了。身为亿万富翁的特朗普站在了马斯克一边，表示他自己的公司雇佣的外国工人持有H-1B签证。面对垄断金融资本和他自己激进的MAGA运动之间的分歧，特朗普选择了前者。

亿万富翁组成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与基层新法西斯运动之间的裂痕只会越来越大。MAGA运动期望特朗普领导下会有减税，这无疑会部分实现，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大幅削减社会服务为代价的。尤其是在新关税被实施的情况下，降低物价的期望将会破灭。此外，与垄断资本主义下的所有减税政策一样，特朗普的新减税政策将具有高度的退化性，主要惠及富人，并进一步扩大美国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的差距。对文职政府的削减将损害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包括下层中产阶级。惠及底层60%人口的几乎所有社会支出，包括医疗补助、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现在都成了马斯克“政府效率部”的靶子，这场灾难可能十分惨烈。尽管MAGA运动以极端民族主义为特征，但垄断金融资本及其高科技领主们却致力于世界范围的财富积累和全球金融掠夺。他们不仅依赖对全球无产阶级的剥削，还依赖对美国工人日益加剧的剥削和掠夺。在新政权下，统治阶级对全球化、金融化、帝国主义、战争和过度剥削的贯彻，必然会将美国下层中产阶级的大部分人推回工人阶级，进一步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和动荡。

特朗普的新法西斯主义政权是一个衰落帝国的孤注一掷。它取代新自由主义的唯一意义在于，统治阶级的右翼如今直接公开地掌控着国家，试图将其重塑为霸权复兴的工具。一方面，新法西斯主义是一个更为退化的全球资本主义项目，旨在维护和增强统治资本家及其全球利益的权力；另一方面，MAGA激进右翼的民族-民粹主义运动则主要致力于征服行政国家；两者之间的冲突意味着，超级资本家的利益集团将不断背叛MAGA的“民粹主义”基础，而后者被视为冷内战中的炮灰。

特朗普任命亿万富翁维韦克·拉马斯瓦米与马斯克共同担任政府效率部的联合主任。拉马斯瓦米是大型制药公司Roivant Sciences的创始人，也是2023年畅销书《觉醒公司：美国企业社会正义骗局内幕》的作者。他辞去了政府效率部的职位，竞选俄亥俄州州长。拉马斯瓦米离职后，马斯克成为政府效率部的唯一掌权者。拉马斯瓦米在攻击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和DEI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鉴于企业为应对环境和社会问题而越来越多地引入有限的ESG和DEI计划，包括机会主义的富豪拉马斯瓦米在内的MAGA右翼专家，能够将此类计划的存在变成一个受欢迎的“反企业”道德问题。结果是，现在许多企业不情愿地改变了立场，与特朗普保持一致。有些人去掉了DEI中的“多元化”和“公平”，却虚伪地保留“包容”。

从蒂尔崛起成为特朗普阵营的主导人物，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寡头及其管理者的狂妄自大，毫无疑问，除了马斯克（以及总统本人）之外，他是与特朗普政权联系最紧密的人物。2022年，蒂尔将自己描述为“叛军联盟”的领导者，就像《星球大战》中那样，与美国建制派的“帝国冲锋队”作战，并参与了一场最终针对中国的斗争。2009年，他宣称“我不再相信自由和民主是兼容的”，这导致他公开拒绝后者。他目前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六名成员有联系，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制于他，是他产业网络的一部分：万斯（他的政治竞选活动由蒂尔资助）、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与蒂尔的军事技术网络有联系）、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他是能源初创公司Oklo的董事会成员，蒂尔是该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其2022年佛罗里达州竞选活动由蒂尔资助）、卢比奥（其2022年连任竞选由蒂尔资助）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西·威尔斯（她在由蒂尔资助的“拯救亚利桑那PAC”领取薪水）。

蒂尔与马斯克、拉马斯瓦米以及特朗普本人一样，代表着“宇宙主宰者”的利益。尽管金融富豪秉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新法西斯主义精神，但他们与下层中产阶级几乎没有任何物质性的联系。鉴于所谓的“行政国家瓦解”正在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更加集中地控制国家，以服务于富豪的利益，MAGA运动在基层被出卖的现象显而易见。

MAGA运动的一个更深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宣扬基督教白人民族主义，分裂了福音派运动。出口民调显示，约80%的白人福音派选民支持特朗普。然而，特朗普和马斯克冻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举动却引发了基督教附属援助团体的强烈反对。保守派圈子由此产生的严重分歧无疑影响了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停止对外援助决定的决定。特朗普设立了白宫信仰办公室，由备受争议的电视福音传道者保拉·怀特-凯恩（Paula White-Cain）领导，她以推广资本主义导向的“成功福音”而闻名，同时他还创建了一个由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领导的工作组，旨在结束“反基督教偏见”，这些举措打破了传统的政教分离。这种利用福音派来强化基督教民族主义、支持MAGA国家的举动，在福音派和更广泛的基督教社区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批评。特朗普加倍支持以色列灭绝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不得年轻福音派人士的欢心，他们越来越拒绝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

美国福音派内部最有力的攻击，来自于一些传教士，例如乔纳森·威尔逊-哈特格罗夫（Jonathan Wilson-Hartgrove），他是耶鲁大学“世纪公共神学与公共政策中心”的伙伴关系与奖学金副主任，他在2018年的著作《重建福音：从奴隶主宗教中寻找自由》中提出了这一点。威尔逊-哈特格罗夫与新教牧师、“穷人运动”（Poor People’s Campaign）联合主席威廉·巴伯二世（Reverend William Barber II）密切合作，因反对特朗普运动而致力于剖析美国主流白人福音派的“原罪”。他们认为，美国主流白人福音派并非简单的福音派运动，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奴隶主宗教”。威尔逊-哈特格罗夫在福音派社区内部兴起并获得了广泛赞誉，他对奴隶主宗教的批判，将基督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尖锐的矛盾暴露无遗。正如他所写，

可悲的现实是，我们（福音派）在19世纪就已选择了立场，而我们的运动至今仍受到由种植园主资助的奴隶主宗教的侵蚀。这种信仰并没有在南北战争后消失；它在重建时期反而加倍祈祷获得“救赎”。当南方白人至上运动重新掌权并确立吉姆·克劳种族隔离制度时，它欢呼雀跃。20世纪中叶，当美国民权运动再次挑战权力平衡时，奴隶主宗教再次抬头，批评马丁·路德·金博士将福音“政治化”，并支持导致不平等的“法律与秩序”体系。“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旨在通过创造一个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来控制奴隶主的宗教，使他们因支持现状而感到正义。

唐纳德·特朗普并非我们如今面临危机的制造者，但他的总统任期却揭露了我们福音派的真面目——我们并非一个分裂为左右两派的运动，而是一个拥有信仰的群体，如今必须在奴隶主宗教和基督的基督教之间做出选择。

威尔逊-哈特格罗夫认为，“400年来”，奴隶主宗教一直教导人们惧怕有色人种。“因为奴隶主宗教的神明赋予了白人至上，白人学会了惧怕平等，惧怕挑战他们所接受社会秩序的黑人政治力量。”他认为，问题的答案并非回归“救赎”政治，而是完成重建政治。

背叛与反抗

特朗普政权是一个以背叛为特征的政权。它已经开始抛弃那些通过MAGA运动将其推上权力宝座的下层中产阶级，同时也抛弃了工人阶级主体。它向其核心下层中产阶级选民提供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这不过是一层面纱，掩盖了如今白宫中充斥着亿万富翁、资本主义更加集中的国家控制体系，最终导致对广大人民更加严重的经济剥削与掠夺。对工人阶级的物质背叛将是绝对的，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为了使这种资本主义霸主政权得以延续，它必须步步加强对政治体的压制。它最大的恐惧是，愤怒的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会动员起来进行抵抗，并团结社会中所有致力于民主统治和在日益严重的环境威胁面前维护人类生存的人们。

MAGA运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成功，部分归功于自由左翼，他们在后现代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幌子下，在经济和政治上抛弃了工人阶级，将他们与剥削、贫困以及经济和社会衰退等问题割裂开来。这需要回归马克思所说的“需求层次（hierarchy of...needs）”，强调其中的真正物质需求，包括就业、医疗保健、住房、人类的自由发展、社区、环境以及控制自身身体的权利——这些需求对全体民众至关重要，最终与社会的民主控制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抗当前反动趋势的唯一途径是基于实质性平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社会主义原则，将全体民众，以及受压迫最深的群体的需求放在首位。这场斗争必须主要源于复兴和重新团结的工人阶级，他们是历史上最多元化、最民主、最具革命性的社会群体，是人类未来的保障者。

本章翻译：YC启文

本章校对：YC启文/在野武将

本章编辑：思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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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别塔翻译组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