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联盟捍卫土地正义——苏丹人民以革命对抗精英的反革命（二）

作者按：出于对当前苏丹局势进行更贴近现实、非精英分析的需求，我们采访了四位长期以来反对苏丹国家压迫政策的组织者，其中有些人已经从事这项工作数十年。他们每位都将革命与当前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强调了组织和集体愿景的过程，这些过程已经并有可能继续推动我们在战后的苏丹走向大众民主的未来。他们身处的环境极其艰难，全国多地的通信和电力中断，我们非常感激他们愿意接受采访。

一名女子坐在北苏丹一处因洪水灾害而受损地区抢救出来的床上，2023年8月6日，法新社

土地正义与“十二月革命”

阿卜杜勒拉乌夫·奥马尔是一位农民和工会组织者，常驻苏丹中部农业重镇杰济拉地区的哈萨希萨镇(Hassaheissa)。他是国际农民运动“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在中东与北非地区的代表。该组织致力于捍卫粮食主权与农民权利。他也是一位学者，研究焦点包括“救国政权”私有化政策对农村生计的影响，以及农民与农业工人组织运动的历史。他的最新研究关注苏丹农业领域的水资源浪费问题，以及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影响。

作为“杰济拉与马纳吉尔农民联盟”的一员，奥马尔长期投身于反对巴希尔政权对杰济拉灌溉工程的私有化。该项目在21世纪初以前曾是世界上最大型的国家主导灌溉工程之一，主要依赖小农户和农业工人的劳作。在本文中，他探讨了“十二月革命”及当前战争的背景，强调国家主导的土地掠夺行为是理解席卷全国的反革命暴力的关键所在。

我出生在法里斯·阿尔·基塔卜村(Faris Al Kitab)，一个位于杰济拉灌溉工程核心地带的小村庄，家里世代务农，种植小麦和棉花，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掌握了农耕技艺。法里斯·阿尔·基塔卜村自1940年代就因其反对殖民与后殖民政权中的社会主义组织传统而闻名。我父亲曾在灌溉工程中担任代表农民利益的职务，他家是农民讨论与国家管理者关系问题的聚会场所。我也因此在充满激进主义精神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人们如何表达他们对雇主和国家的不满。

20世纪80年代，我离开法里斯·阿尔·基塔卜，先后在瓦迪·沙伊尔和哈萨希萨等地担任教师。在哈萨希萨期间，我加入了共产党，并协助建立了教师工会，该工会与其他劳工组织协作，从国家主导、服务于尼迈里政权(1969–1985)的“苏丹社会主义联盟”手中争取权力。

“十二月革命”的爆发，是对“救国政权”三十年政策累积影响的回应，也可以说是对此前数十年资本主义掠夺性政策的反弹。部分政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推动和提议，核心是经济自由化与公共部门私有化，造成了工人、专业阶层和应届毕业生中失业现象大规模蔓延，贫困与饥饿普遍加剧。苏丹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这些人多为执政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成员。这些精英通过严重腐败，掌控了全国各地的经济项目与生产基地，并将其中的专业人员清除。原本不断萎缩的公共部门和不断扩张的私营部门的职位被统统交给执政党背景的不合格人员。就这样，他们掌控了经济的大部分领域：公司、银行、工厂、协会等。

在杰济拉以及其他农业地区，参考他们在工业与服务业的做法，前政权通过私有化政策和重组劳动力的方式，将矛头对准农业项目和自给型生计计划，从而瓦解了农民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

为压制这些政策所激起的不满情绪，政权大规模扩张国家安全机构，组建特别安全部队，设立酷刑中心和监狱，借“政治伊斯兰”之名，将异见者定罪并予以镇压。随着安全国家在苏丹中部不断巩固，国家暴力也在边缘地区(达尔富尔、南青尼罗州和努巴山区)不断升级。国家武装民兵镇压各类民间及武装抵抗。在达尔富尔，这导致了对非阿拉伯社群的种族灭绝。国家为了开发该地区的黄金和铀资源，迫使数百万非阿拉伯裔达尔富尔农民流离失所。国际社会的介入主要集中在为达尔富尔流离失所者提供庇护与援助，但这类援助的花费远远低于与政权合作的公司从中提取的矿产财富。

而当前的战争，正是上述暴力掠夺过程的复制，并正在向全国其他地区蔓延。

一名男子走过喀土穆一处在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战争中遭到炮击的房屋，2023年5月 | Faiz Abubakr 摄

这正是“十二月革命”爆发的背景：一场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与国家在苏丹边缘地区不断扩张与升级的暴力手段交汇，催生出吸引大众参与的新型有组织抗争与公民不服从形式。苏丹人民汲取自身历史上对抗国家精英的传统，从1885年的马赫迪革命，到1964年的“十月革命”、1985年的起义(Intifada)，在2010年代开始发起各种形式的抗议，最终于2013年蔓延至首都。

新的抗争策略与工具逐渐浮现，为革命铺平道路。这些形式不仅包括抗议与游行，也包括建立旨在夺回被精英夺去的权力的公共民主组织。正是在这一阶段，抵抗委员会应运而生，推动了一场起源于农村、并迅速扩展到城市的运动，最终在首都喀土穆发展为一场大规模静坐行动。2019年4月11日，革命的第113天，这一运动推翻了掌权30年的奥马尔·巴希尔。

但革命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标志着苏丹人民的觉醒。从西部达尔富尔境内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到东部的达马津与哈什姆·盖尔巴，再到中部的杰济拉与喀土穆。这些地方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百万人示威，也从未见过抗争策略如此广泛地拓展至静坐、游行、路障、公众罢工与抵制等形式。

这场革命的目标是从政治、经济和法律层面彻底拆解旧政权。而4月15日爆发的战争，正是为了阻止这一进程。这场战争为寄生性的资本主义精英阶层服务，这些人依附并受益于地区性和国际性的帝国主义机制，而这些机制已经摧毁了国家所有的生产手段。自战争爆发以来，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喀土穆州及周边，已经有无数轻工业工厂、铁匠铺和木工车间被摧毁。大量公交车、加油站、14个中心市场和2.2万个商铺遭到洗劫或毁坏。这直接影响到一百多万名工人，和数十万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劳动者。

当前这场战争是一场反革命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其核心是对权力与资源的争夺，背后推动者是全球资本的利益。这些势力并不介意用一个虚假的“文官”和“民主”政府来替代早已被人民拒绝的极权政体，只要这个新政权继续实行由精英掌控的新自由主义体制，继续掠夺和剥削苏丹的人力与自然资源。

土地正处于这场斗争的中心。我所说的“土地”不仅仅是土壤，还包括水源、牲畜、森林、矿产、石油及其他资源，这些一直是地方、地区乃至国际精英集团长期以来竞相控制和剥夺的对象。当然，在奥斯曼-埃及殖民时期，苏丹的资源服务于埃及的统治阶级。而1956年苏丹从英埃共管统治中独立时，我们所经历的，其实只是将一个掠夺性的殖民体制换成了一个掠夺性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

2005年的《杰济拉灌溉工程法》对我们“杰济拉与马纳吉尔农民联盟”成员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1989年掌权以来，“救国政权”便通过私有化推进经济自由化，解散工会和农民合作社，打压公民社会组织，制定一系列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2005年的这部法案加速了这一过程，特别是在接管杰济拉灌溉工程方面。它为灌溉工程中所有生产要素的私有化与出售提供便利：办公室、轧棉厂、企业(如苏丹棉花公司等)、农机设备、仓储设施、库房、工人住房等等，几乎全部被出售给国内的私人投资者。这使得国家精英得以开始收购小农户的土地，而这些农民由于国家农业服务的撤出和灌溉工程的私有化陷入了债务困境。

作为一个联盟，我们组织起来反对这一进程，提出的口号是：“反对私有化，反对出售杰济拉灌溉工程的土地。”我们提出了一个对2005年法案的替代方案，主张建立并强化小农户合作社。我们还在2005年的地方选举中推出候选人，尽管面对舞弊，他们仍成功当选。这一胜利虽然受到法院裁决保护，但最终仍被劳工组织注册处否决。

我们通过法律途径反对土地的出售，并控诉苏丹棉花公司(当时已被执政党接管)分发过期种子。通过七次集体会议的过程，我们共同起草了《土地正义宪章》，该宪章不仅提出了对2005年法案的替代方案，也挑战了此前的1927年与1984年两版《杰济拉工程土地法》。宪章还反对201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废除了原有工会，取而代之的是由富农和资本家掌控的所谓“协会”。这些协会接管了本应负责灌溉工程维护与管理的工坊，使其毁于一旦，并将这些责任移交给私营公司。这些公司随后出售了拖拉机、卡车和挖掘设备。如今这些设备多数被用于苏丹其他地区的金矿开采。

2023年9月2日，患者在瓦德·马达尼的一家医院等待治疗。摄影：法新社，图源：Getty Images

随着联盟的发展，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政治教育部门，出版了三本小册子，内容包括：(1)从1946年罢工至今的农民运动史，(2)杀虫剂和化肥所造成的环境危害，这些化学品导致全国癌症和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3)“救国政权”时期实施的法律与农业政策所带来的危害。在革命间，我们继续围绕这些议题开展组织工作，参与努力夺回前政权掠夺的土地和生产资料。我们曾会见过过渡政府的代表，包括总理哈姆多克和杰济拉州州长，向他们表达我们的关切，并提出我们在《宪章》中制定的替代方案。但他们并未认真对待我们的意见，而地方官员在尝试落实我们的建议时，也遭遇了层层拖延。因此在过渡时期，土地掠夺依然持续，小农户耕作的土地面积不断缩减。

就在最近，杰济拉的小农户再次集结，准备进入播种季，并一致表示：“没有安全，就没有耕种。”我们无法在冒着被快速支援部队(RSF)杀害、抢劫和侵犯的风险下进行农耕。联盟估计，已有约70%的农民因战争被迫流离失所，而且这一数字每天都在增长。在我们看来，杰济拉地区，乃至整个农业部门，是苏丹发展的关键。我们无法接受将它拱手让给那些发动战争、并从中牟利的资本家。

文章来源：铁锤与希望 Hammer & Hope，2024年夏 译者：顾予美

【原文链接】https://hammerandhope.org/article/sudan-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