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印度马克思主义地图——维杰·普拉萨德教授访谈

编按：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王静与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维杰·普拉萨德的访谈，话题囊括了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源流、代表人物和当下挑战等。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承担着反殖反帝的历史任务，但又分别处于错综复杂的本土语境中，印度即是其中的典型。独立后的印度面临着来自新殖民、种姓、阶级、土地、性别等领域的挑战，而主流知识分子则如阿吉兹·阿罕穆德所言在依附性的买办意识形态和矇昧的本土主义之间摇摆。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凭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团结全体受压迫者与破除特定压迫机制的平衡，成长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今天，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印度形象在中国的传播遭遇一定扭曲，而为实现维杰所说的“属于全球南方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就有必要加强南方国家在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本文已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4期，经王静老师授权转载。

维杰·普拉萨德在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

王静：普拉萨德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在2018年和2025年与您两次在清华大学的学术会议上进行交流。我知道您从小生活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在那里由于印共（马）的长期执政有着极为浓郁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氛围。请问您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成长经历，以及在印度和海外的求学经历（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历史）如何影响并塑造了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普拉萨德：20世纪70年代的西孟加拉邦成长经历，让我深切体验到贫困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粮食运动”遗留的火种，在1971年由孟加拉国独立引发的难民潮中重燃。少年时代的我，透过窗棂见证了共产主义者反对饥饿与贫困斗争的全过程。右翼政府的残酷镇压非但未能扑灭共产主义运动的抗争烈焰，反而使之愈燃愈炽。20世纪80年代，在印度北部，我目睹了根植于宗教至上的恶性沙文主义的抬头。共产主义，尽管力量微小，仍积极组织正面回应这一挑战。我自然而然地被吸引至共产主义道路，投身斗争的洪流中。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学习经历，使我的思想变得更加敏锐。在日本历史学者哈里·哈鲁图尼安组织的小型读书会上，我首次接触并开始逐步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该校卓越的图书馆资源为我提供了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印度著作的机会。当时这所大学既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心，也是右翼经济学、哲学重镇——为我创造了了解这些思潮如何看待世界，并且发展出独立反对观点的机会。更值得庆幸的是，在回到德里后，我有幸与同时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吉兹·阿罕默德展开了持续一生的对话。通过与阿罕默德的思想对话，亲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在“左词文丛”的工作经历，我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博维度，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明确了自身的理论定位。

马克思主义经典精微深邃，令人望而生畏。于我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一场经由恩格斯和考茨基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系统阐发，到列宁主义——建立在反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战略理论体系，再到从毛泽东到印度共产主义者所创造的民族解放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探源之旅。马克思主义源自欧洲哲学传统，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掌握，而表面上看来更为简单易懂的亚非拉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其实同样难以精准把握——虽然这些作者在行文中很少使用阿尔都塞式的术语，但构建了源自本民族的、更具本土性的解放型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例如，切·格瓦拉著作鲜有晦涩术语，却包含丰富的本土经验与思想总结，实际上并不容易准确把握。我耗尽一生精力才对毛泽东、胡志明、恩克鲁玛与马里亚特等革命家的思想稍有了解。上述革命家在艰苦的斗争中创建了各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本质统一。

阿吉兹·阿罕穆德（1941-2022）

王静：在您与第三世界/全球南方保持广泛联系并长期开展工作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核心概念、分析框架或价值原则，对您理解世界和历史最为重要，且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

普拉萨德：对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首要任务是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若论对资本主义体系剖析的深入程度，没有任何一本著作能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媲美。在超越资本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以《资本论》为起点，随着资本主义日趋复杂化而不断由新的学者加以完善）始终是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在通过扩大再生产创造出巨额财富的同时，创造出了极端不平等——的最佳路径。此外，列宁主义以及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民族解放型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深刻理解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增强工人与农民阶级自信心和自觉斗争意识的必要性。

在对“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等理论术语溯源时，我陷入了困境。这促使我着手研究并撰写上述概念的历史。2007年出版的《黑暗的国度：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与2013年问世的《贫穷国度：全球南方的历史可能》构成了我对“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的研究基础。我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工作重心，并非对前殖民地国家处于相对欠发达现状的根源做出解释，而是极力探究南方国家锻造出自主发展范式的可能性。例如，能否创建出属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突破“中心—外围”结构的政治实践所具有的历史启迪意义？中国经验能否升华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普遍理论——即便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体量上远逊于中国？是否存在重构南南知识生产的现代性方案——诸如汲取古巴与印度喀拉拉邦的政治智慧，以及苏联与东欧的人民民主历史经验？在我的知识谱系中，上述比较发展研究命题亟待深化。

维杰·普拉萨德英文著作。

王静：您能否介绍一下印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早期来源、关键人物以及主要特点？

普拉萨德：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通过多种渠道向印度传播。其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向旅美印度侨民中的工人和学生群体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与印度本土思想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最早碰撞。印度裔革命家哈·达亚尔是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在1908—1914年旅居美国期间，他深度参与了旧金山“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组织的劳工运动，并与在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旁遮普锡克移民建立了密切联系。1912年3月，他在《现代评论》月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现代先知》1一文，首开马克思主义印度化阐释的先河。

1919年前后，印度革命者与苏维埃俄国革命者之间展开了密切的政治互动。在孟加拉革命家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参与创建的首个美洲共产主义政党墨西哥社会党（1920年改组为共产党）之后，于1920年7月以墨共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罗易向列宁提交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对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作用问题进行了补充论述（该文件后被收入共产国际正式决议附录）。与此同时，在穆罕默德·沙菲克的领导下，穆斯林革命者经中亚通道通过与苏维埃政权建立了联系。上述两股力量共同促成了印度共产主义者海外中央局于1920年10月17日在塔什干（时属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成立。仍需注意的是，此时印度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直至1930年代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性翻译工程才由穆扎法尔·艾哈迈德等人在加尔各答展开。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劳工组织创始人什里帕德·阿姆里特·丹吉撰写的《甘地与列宁》（1921年）是首部将甘地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进行系统性对比研究的作品。由于受到印度左翼知识界普遍理论储备不足的限制，这本著作对列宁的划时代历史贡献认识不够。这与马克思主义在印度本土传播的阶段性特征相关，此时“十月革命”经验尚未在印度广泛传播。

罗易在日内瓦出版的《过渡中的印度》(1922年)2是首部印度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部著作由瑞士左翼出版社让·巴蒂斯特·塔吉特出版社出版，由于受到殖民当局的查禁难以输入印度。需要补充的是，《共产党宣言》的孟加拉语节译本——《共产主义的福音》，迟至1924年5月才开始在达卡的《犁》杂志连载；《共产主义宣言》的乌尔都语全译本于1927年8月刊载于《新月》期刊。此时罗易正辗转流亡于拉丁美洲与苏联之间(协助筹建印度共产党)，其著述中有关印度社会结构的主要数据源自1901年殖民政府的人口普查报告与印度侨民的零星口述。罗易在历史上首次运用列宁主义对印度社会进行分析，将数量庞大的农民人口、力量微弱的工业无产阶级、对社会进步形成阻碍的种姓制度以及英国殖民者的恐怖统治等因素共同理解为印度革命的限制与潜力，展示出了非凡的洞见。与此同时，罗易已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对于印度革命（乃至几乎所有殖民地区）的极端重要性。1922年6月，罗易在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第2卷第48期）上发表的《印度农民运动》中指出：“席卷全国的农民斗争将成为推动印度革命进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3这一论断也成为了他著作的核心论点。

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首席理论家拉贾尼·帕姆·杜特创作的《今日印度》4是一部印度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文本。1940年3月该书由伦敦的维克多·戈兰茨左翼出版公司初版，后于1947年由印度共产党官方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推出增订版。杜特借鉴了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对印度的论述，沿用了罗易《过渡中的印度》的研究方法，在深刻剖析帝国主义本质的同时，考察了19世纪以来印度民族主义特性及内在矛盾。这本著作为几代印度共产主义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并对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解印度历史分期形成深刻影响。自出版数十年来，该书的影响力长盛不衰。

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1887-1954）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7）

王静：1947年独立后，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了哪些重要发展阶段以及产生了哪些关键理论分歧？

普拉萨德：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即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构成问题始终是印度共运内部论争的焦点。印度共运内部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在反帝斗争的大背景下，印度左翼力量可对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保有一定的战略合作预期，印度统治集团具有突破阶级限制、实施有利于工人和农民阶级改革措施的政治潜能。印度共运内部分化出两条反帝统一战线：其一，主张将国家机器作为“中心”的阶级斗争平台，在宪制框架内通过议会斗争促进渐进改革以为工农阶级争取实质性权益；其二，坚持认为国家是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暴力统治工具（尤其强调在军事技术领域与帝国主义的战略合谋），并断言统治联盟绝不会主动让出政治权力，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打碎国家机器，方可实现生产资料的根本性重组。

就本质而言，20世纪50年代印共最重要的代表性文件《策略路线》（1951年）是与苏联共产党协商达成的折衷方案，即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与承认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反帝潜能之间构筑脆弱的平衡。尽管当代研究经常将这一轮印共内部路线斗争简化为“中苏分裂”的预演，但也有档案证据显示，辩论双方共同捍卫“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认可中国革命的杰出历史贡献。

贯穿1950年代围绕反帝统一战线的两条路线论争持续激化，一直延续至1960年代印共大分裂。1964年，印共正式分裂为“印共”（对国家机器的自主改革能力持调和立场）与“印共（马）”（主张唯有通过阶级斗争突破既有政治结构束缚，才有可能实现有利于工农的根本性改革）。从《策略路线》出台到1964年印共分裂这一关键转折期，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理论辩论极具思想史价值。辩论内容既体现在印共官方文件中，也在《经济周刊》（1949年创刊）等左翼期刊有所呈现。目前有零星研究涉及该领域，但对这段弥足珍贵思想史的系统性、学理性反思明显不足。苏迪普塔·卡维拉吉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1979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最具深度，然而至今尚未公开出版。相关论辩文献亦散见于印共与印共（马）的档案汇编以及由工会活动家V.B.卡尔尼克作序的《印度共产党文献集（1930-1956）》（1957年）5等第三方辑录。

独立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印度化”进程随即展开。印共领导人丹吉在《印度：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制》（1949年）6一书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对印度古代史进行重构。达莫达尔·达尔马南德·科桑比在《班达卡东方研究所年鉴》（第29卷）发表书评，指出丹吉研究的两大缺陷：第一，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精髓；第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印度古代史时缺乏创造性。科桑比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套用无法真正释放其内在的阐释力。在批判丹吉的基础上，科桑比的划时代著作《印度历史研究导论》（1956年）7开创了崭新的研究范式，拒绝两种殖民主义史学遗产，采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研究印度的过去：首先，拒绝殖民主义史学家采用宗教分期（印度教黄金时代和穆斯林中世纪）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其次，否认前殖民主义印度与封建主义欧洲具有相似性的观点。此外，科桑比的历史研究对R.S.夏尔马创作《印度封建主义（约300–1200年）》8（1965年由加尔各答大学古代印度历史与文化高级研究中心出版，该中心主任为著名金石学家迪内什钱德拉·西尔卡尔教授——亦是本人祖父的故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独立后，印度诞生了4部非常重要的本土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是印共（马）重要领导人及印度最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E.M.S.南布迪里巴德的《喀拉拉邦的民族问题》（1952年）9重构了印度民族主义理论框架。这部著作的核心观点是，在将印度共和国内部的多元族裔共同体（如语言、地域与文化认同群体）纳入民族主义分析范畴的同时，强调反对种姓等级制的斗争在推动印度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二是另一位印共（马）重要领导人P.孙达拉亚长期聚焦印度土地问题，在《安得拉邦的当代土地关系》10（1959年）一书中，他采用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强调土地分配不均与封建残余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对印度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展开实证研究。他的农村实证研究经历为《土地问题》（1976年）的写作奠定了基础。这本书采用大量农村实证研究数据，对土地改革在印度农业社会转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进行了系统性阐释。三是德比普拉萨德·查托帕迪亚的《罗迦耶塔（顺世论）：古印度唯物主义研究》（1959年）11通过发掘和分析印度古代唯物主义学派（形成早于婆罗门教崛起）的完整世界观，重构了前婆罗门时代的哲学体系。这部著作打破了印度哲学史被唯心主义叙事长期主导的学术传统，证实了唯物主义思想在古印度文明中的深度存在。与此同时，他发掘并构建了印度理性主义与传统科学体系，其代表性成果《古代印度的科学与社会》（1977年）对印度科学文明的历史演进重新定位，迄今仍具有科学奠基价值。四是伊尔凡·哈比卜的《莫卧儿印度的农业体系（1556—1707年）》（1963年）12开创了前殖民主义时代历史研究的先河。该书系统剖析了前殖民主义时代印度农业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阶级结构的再生产过程以及农业危机与农民起义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至今仍被视为采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探究印度前殖民主义时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奠基性文本。

以南布迪里巴德和孙达拉亚为代表的印度共产党知识分子，兼具共产党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印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始终嵌合于社会实践，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实践与学术研究相分离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共产党人的理论工作始终以认识和改变现实为根本导向，其使命在于制定推动社会变革的科学纲领、战略方针与斗争策略等。例如：南布迪里巴德的研究始终聚焦民族问题，这与其身为印共（马）在喀拉拉邦领导人，长期身处喀拉拉邦统一运动的前沿相关。他通过语言邦重组运动，成功整合了特拉凡哥尔-科钦邦与马拉巴尔地区，于1956年将喀拉拉建成首个以语言文化为基础的省级单位，为破解印度多民族国家建构难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孙达拉亚对印度农村的阶级结构进行了深入剖析，探索通过建立工农联盟推动土地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二者研究均以实现社会变革为旨归，这正是实践哲学的本质所在。

印度马克思主义论争的丰富程度远非此处可尽述。1967年印度共运内部出现大分裂，革命派系基于印度社会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判断而转向武装斗争。这一派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方法论准则：首先，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具体历史相结合（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其次，社会变革应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法则，而非将革命斗争简化为阶级暴力冲突的二元模式。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发源自西孟加拉邦北部的纳萨尔巴里地区，因此被命名为“纳萨尔派”。“纳萨尔派”构建了一套独具理论价值的思想体系，并逐渐在特定场域中形成话语主导。但随着“纳萨尔派”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全面衰退阶段，其所坚持的理论也因失去现实运动的支撑而陷入解释力衰减的困境。“纳萨尔派”知识分子代表，例如K.巴拉戈帕尔被迫转型为人权问题研究专家。

王静：请您分析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借鉴和区别？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在哪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本土化"，又如何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

普拉萨德：在我看来，印度最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是南布迪里巴德。他早年投身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独立斗争，后来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他对印度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旨在把握推动历史演进的真实动力，为印度革命制定精准战略。不论是1939年提交给马拉巴尔租佃调查委员会报告，还是1970年代对种姓与阶级关系问题考察，南布迪里巴德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阐释印度社会，并形成了一套关于印度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研究体系，推动了当代印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框架，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再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阶段，并预期最终进入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未来阶段。然而，与这一历史叙事相悖离的是，印度历史演进似乎并未遵循类似进程。南布迪里巴德指出："印度始终固守陈旧的社会等级秩序，在这一秩序下，绝大多数人口处于被压迫的落后种姓之列。这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印度社会停滞的本质——上层社会的战争与动荡从未触及乡村社会的根基"。种姓制度与婆罗门教意识形态霸权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极端恶劣影响，种姓制度使受压迫低种姓长期处于被奴役状态，婆罗门教意识形态统治导致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停滞，严重阻碍了生产力进步。印度文明的衰败为欧洲殖民者入侵敞开了大门。正如南布迪里巴德所说："被压迫种姓在婆罗门统治下的挫败，唯物主义在唯心主义面前的溃退，标志着印度文明的衰落，并最终导致了民族独立的丧失。"13

自公元8世纪商鞅罗时代以来，历史矛盾始终凝结于占据统治地位的种姓等级秩序中。披着宗教外衣的种姓等级制度，对包括农民起义在内的一切社会反抗力量实施残酷镇压。这意味着，尽管历史上确实出现过正面挑战种姓等级秩序的行动，但并未对种姓制度造成实质性冲击并最终打破种姓结构。无论是英国殖民者，还是后殖民时代的印度资产阶级，都未曾真正致力于摧毁封建种姓体系。所谓印度现代化转型不过是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叠加于旧的封建种姓秩序之上，封建地主转变为资本家地主、佃农转化为农业无产者的过程并未真正触及遑论瓦解种姓制度的根基。南布迪里巴德指出："在印度，前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多剥削形式依然存在，有一些保留了原貌，有一些改头换面。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还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剥削体系。"14旧的封建关系遗存允许地主阶级独占收益，而农业利润极少用于农业现代化投资，农业经营产生的所有负担都被转嫁给劳动者，土地上的贫困者愈发贫困。在旧式封建关系叠加资本主义的新剥削形式下，农业无产阶级彻底陷入贫困。

通过对印度社会内在矛盾和潜力进行分析，南布迪里巴德既发现了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利因素，也识别出阻碍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他清醒认识到了印度社会特有的种姓压迫和宗教多数主义的危害，并坚决反对基于种姓或宗教身份组织群众，因为基于种姓身份的斗争根本无法真正彻底消除种姓压迫。因此，独立后的人民运动必须以瓦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系统为旨归。

要真正对抗种姓压迫，必须将民众组织到统一的阶级阵线中。在深刻把握种姓制度特殊性的前提下，将其纳入更为广泛的阶级分析框架。正如南布迪里巴德在关于种姓与阶级关系的论述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面临着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有人指责我们'背离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只因我们支持受压迫种姓和宗教少数群体'特殊群体'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有人表面上打着'保护受压迫种姓'的旗号，实际上却使这部分群众脱离了不分种姓、宗教的联合斗争主流。"15

但强调团结并不意味着能够有效消解被剥削群体——包括底层种姓、女性和原住民族（部落民），以及同时遭受阶级压迫和其他压迫形式的社会群体——被剥夺尊严。印度共产党人历经数十年探索，才在"团结全体被剥削者"与"重点突破社会分野下的特定压迫机制"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印度共运最初通过阶级组织平台公开抨击种姓压迫、宗教多数主义与封建男权主义，但很快发现这种策略的局限性——工人阶级并非由均质化的工人群体转化而来，而是由社会等级制度下尊严被剥夺的具体个体构成，必须有针对性地打破压迫结构。正因如此，印度共运最终发展出诸如"全印妇女民主协会"、"泰米尔纳德邦废除贱民制度阵线"等专门平台，既破除特定的压迫机制，又与左翼的阶级诉求并行不悖。

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并吸收了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毛泽东、胡志明等亚洲革命家的理论遗产。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地域广袤、语言文化多元的南亚次大陆，至今尚未形成具有本土特质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遑论对他国实践经验加以系统整合。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采用奥里亚语、泰米尔语等地方语言从事理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思想贡献至今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并加以整体性研究。

E.M.S.南布迪里巴德（1909-1998），曾任印共（马）总书记。

王静：当今印度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印度马克思主义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是什么？

普拉萨德：在探讨当代印度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之前，有必要指出，右翼势力的系统性政治围剿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攻势，使共产党人在基层开展工作困难重重。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赖以生存的实践根基，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要求。

在我看来，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在未来亟需对以下几个重要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

一是文化维度。过去四十年来，围绕印度文化属性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辩论。右翼势力正试图将印度文化理念狭隘化为其自身意识形态——即"印度教特性"或某种形式的印度教至上主义。包括左翼在内的广泛社会力量致力于构建一个世俗化、民主化的印度，主张以反殖民主义的世俗民族主义叙事为团结纽带，平等包容所有宗教文化群体，而非基于宗教多数主义原则。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亟需深化世俗共和主义理论，并努力探索并积极动员群众开展更具创造力的、具备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世俗民主生活替代方案。这尤其意味着通过建设免费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庆祝"红色书籍日"（2月21日）等世俗节日，以重振世俗公共文化生活。

二是种姓与阶级。必须深入研究种姓等级制度与阶级结构的关联性。这实则体现了更根本的理论需求——建立一套反映地域差异和以城乡关系快速变迁为中心的印度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当前理论界尚未明确论证出种姓制度是否加剧剥削率，因此种姓范畴未被系统纳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与其它社会等级制度类似，种姓等级制度被视为主要压迫形式，却鲜有研究对其如何作用于劳动剥削的全过程加以细致考察。

三是土地问题。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在农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2003年创刊的《农业研究评论》，大量相关实证研究陆续展开。这固然值得肯定，但仍亟需深化对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理论阐释，以及对医疗、教育、就业等议题的研究力度，关注农业无产阶级与流动劳工群体（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通常是每日通勤）中出现的新兴斗争问题等。

四是照护经济。随着儿童保育等社会福利项目的大幅削减，工人阶级承受的经济压力持续加剧。这导致社会再生产负担转嫁给女性，使女性群体被动陷入严重困境中。尽管社会再生产理论已有所发展，但学界仍对女性生活变化关注较少，包括照料行业（如托儿所工作者、乡村卫生员）女性从业者的生存状况。总之，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亟需加强工人阶级的性别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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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bid.

15.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