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克：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理论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理论发展与实践

受访者：加文·沃克

采访者：丹尼尔·芬恩

从60年代的新左翼到今天的群众性共产党组织，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的政治与文化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伴随着一种极具创造性的传统精神，值得日本一国以外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好地知晓及理解。

多年以来，日本一直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及广为人知的制造业强国，她一直被认为是近代以来为数不多的跨越了“西方及其他”这一鸿沟的国家之一。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一种强大的社会主义传统也在日本的政治环境及大众思想中形成了——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学术文化中发挥了非凡的影响，而日本共产党也依然是一个深深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群众性政党。

问：

您曾经提到过，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既是一场组织形式多样化的政治运动，也体现为思想界的一种知识传统，而这段历史却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在使用欧洲语言的国家的发展历程那样受到重视。在进一步探讨这段历史之前，您能否为那些不曾对其有所耳闻的读者提供一个大致的视角？

答：

我们可以从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开始说起。首先，日本共运史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在于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尤其是欧洲马克思主义史的区别。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传统实际上主要在政治运动这一方面发展与实践。从最初的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一国际）到在中欧确立主导地位的第二国际，再到十月革命胜利后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欧洲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在这些政治性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政治运动的实践形式体现出来的。

另一方面，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传统则主要在以高等院校为代表的社会思想领域传承、发展及实践。这一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视角及方法，但也赋予了它相对更高层次的理论性。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中、作为理论前沿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而并非像欧洲那样作为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支柱而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相对而言更强的理论性质。

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路径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其在高等院校中的主导性地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社会科学及历史学界中曾占据了近乎统治性的地位，而我们无法在欧美国家的思想史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情形。在日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一直是社会科学及历史学界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取向。即使是那些反马克思主义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学者，往往也拥有相较于欧美大部分地区（除了战后马克思主义盛行的法国）的学者十分惊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广泛影响是十分非同寻常的，其根源在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高度理论性，而这反过来又使其产生了显著的方法论特征。大量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工作，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收集及编纂，都是在日本进行的。因此，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极高的理论工作水平。

问：

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日本本身似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个，也似乎是唯一一个在欧美文化以外自主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日本是亚非拉地区少数几个没有被欧洲殖民统治的国家之一，因此其领导人可以在不受欧美发达国家政府控制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模仿。另一方面，日本自身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似乎也以某种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倾向于什么样的解释？

答：

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发展早期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澄清资本主义是如何在日本发展起来的——它是如何在日本原有的基础上崛起的——以及解释资本主义在日本的特殊发展轨迹。作为一个相对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较于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与德国、俄罗斯更加相似，封建制在这些国家中持续了相对更长的时间。

与其他国家相比，近代日本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相对而言十分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始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打破了旧幕府的封建统治，为日本建立现代国家开辟了一条快速路。在明治维新到1930年代间的这五十余年的时间里，日本经历了从处于世界舞台边缘地位的封建国家向一个充满活力的、快速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的快速转型。在这一阶段中（尤其是在1880~1890年间），日本政府对军火制造及重工业的巨量投资形塑了近现代日本的基本发展路径，使其转向了帝国主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在20世纪初成为了唯一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非西方帝国主义国家。1940年代，帝国形态下的日本达到了她的鼎盛时期，东京政权的势力范围从南太平洋一直延伸到了满洲及东北亚。然而，这一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在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概念的“日本”形成之后，仅仅延续了三十余年。

这条轨迹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极其重要。从表面上看，它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述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资本论》并不只是一本关于英国的书，它描述的故事更像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理想的发展路径，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资本主义是如何在具体的日本历史中发展起来的。

这引起了日本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广泛辩论。一些人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打破了原来统治日本的封建政治秩序，使日本走上了成为“正常”资本主义国家的轨道；另一些人则认为，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而这一特点使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可避免地陷于封建残余的泥淖之中。

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日本的极端不平等，在1890年代到1900年代间，日本的平均工资率甚至低于当时的印度。这一视角在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确认了封建残余在以天皇体系为核心的日本特色资本主义中的存在。

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天皇制虽然在日本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其地位在晚期封建社会（即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中被边缘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1868年，作为民族国家概念的日本形成时，这一过程被视为一次复兴而非一场革命——变化的核心在于将权力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手中恢复到天皇的手中，使其重新成为社会运转的中心（即所谓“大政奉还“、“王政复古”）。主政的统治者们一方面试图建立起一个基于私有制和宪法的现代国家，一方面又将天皇制这一古老的帝国传统带回了统治核心。如何解释这两种趋势间的张力？这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解释的一个关键矛盾，而他们对此有着深刻的分歧。

问：

社会主义运动最初是如何介入日本的政治运动领域的？在介入之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又面临着哪些特殊挑战？

答：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在日本的发展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有一定的独立性。当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本身就不一定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远早于作为政治信念的马克思主义，也远早于马克思本人所生活在的那个历史时期。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特性来自于许多不同的源头。

马克思主义学说直到19世纪末才在日本社会中传播开来，而到了1910年代，其在思想界中的地位越发显著。但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在日本已经有了一条独立的、具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色彩的发展路径。在幕府统治的末期，基督教社会主义在日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这种极富乡土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与当时的许多农民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现代日本国家形成的一个主要驱动力是幕府统治末期，幕藩体系下频发的农民起义。1850、1860年代间，日本农民起义的数量急剧增加，一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推翻幕府统治为止。

明治维新虽然打破了原有的以幕府为核心的封建统治格局，新建立的日本政府在社会政策层面却绝非是进步的。恰恰相反，在现代日本国家建立之后，农民遭受的痛苦甚至比幕府统治末期更甚。维新之后，民众诉求开始以社会运动的形式走上政治舞台，而这一趋势在1870年代早期尤为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反对专制政治、争取更普遍的民主自由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于1870年代兴起，并在1880到1890年间推动了基督教社会主义、农民运动甚至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地，在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诸多社会活动家的努力下，这些社会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了现实中的社会运动。然而，这些运动在兴起之初面临着非常重大的挑战，并在不久之后就被帝国政府所禁止及取缔，但他们成功地在知识界和工人阶级中播下了思想的种子，而这些种子将在日后慢慢生根发芽，成为有组织的劳工斗争的一部分。

问：

日本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一个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流派的？对于最初在欧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了哪些改变？

答：

这一点实际上又回到了你之前提出的关于日本社会、政治结构发展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关键讨论主要发生在1920年代。1922年，日本共产党（简称JCP）成立，并很快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枢纽。大约在这个时候，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辩论（在后世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论战）成为了日本思想界争辩的核心，而这场辩论基本上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之间进行的。

一方，即所谓的讲座派，认为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是不成熟、不完整的。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日本的劳动工资率明显低于其他资本主义社会，而这一点可以被日本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一些其他因素解释，即依然存在于农村的地主专制权力、佃农耕作方式等等。

与之相反，参与这场辩论的另一方，即所谓的劳农派（该派别在战后组织了日本社会党），则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欧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应该是什么”有着非常规范性的理解，并认为随着明治维新的到来，日本资本主义已经近乎全面建立，并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封建统治格局。换言之，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尚存的封建主义色彩在他们看来已经奄奄一息并将很快走向消亡。

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它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应用到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具体政治分析之中。当然，这场辩论同样也为之后的社会运动者们提供了针对现实工作的指引，讲座派将自身在辩论中形成的观点转变成了具体的政治路线，主张日本需要的是一种“两阶段”的社会革命，即先完成针对天皇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路线在日后成为了以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国际共运界的共识。

而劳农派则声称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因此应当立即进行“单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辩论及其衍生出的两条政治路线及对应的理论学说对于日本日后的发展有者相当重大的意义，从根本上开创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的主流。

问：

日本共产党在创立后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它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理论发展有什么关系？

答：

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并在其成立之后立即经历了一段非常激烈的（在理论思想上的）分裂时期。其中一条路线在日本知识界的代表人物是福本和夫，他的思想与乔治·卢卡奇十分接近。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于1923年在日本出版并立即在知识界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种关于共产党的高度理论化的愿景在1920年代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影响。虽然这一路线没有成为日本共产党的最终选择，但它使其成为了日本知识界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交流场所。

然而，帝国当局很快就镇压了日本共产党。1925年，根据新通过的《治安维持法》，日本共产党被取缔。在此之后，该党基本一直维持着半地下的运作形态，但日本政界及知识界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日本共产党存在一定的关系。

在之前所提到的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辩论中，日本共产党的选择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当时共产国际内部的很多重要人物都参与到了日本共产党的决策中来，包括尼古拉·布哈林和芬兰的共产主义者奥托·库斯宁。库斯宁在1920到1930年间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其间撰写了许多关于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文件。

日本共产党做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反对天皇制，而他们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取缔的——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人，不是因为他们希望终结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因为他们提议向社会主义过渡。

事实上，尽管政府在东亚地区积极推动帝国主义扩张并推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转型，1920年代的日本知识界依然是相对自由开放的。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专著或者进行关于现实问题的共产主义讨论，在当时依然是完全可能的。

日本共产党在战前受到的打压主要源自其对天皇制的反对。日本共产党坚持认为，天皇制是当下社会秩序的重要政治及意识形态基石，如果不推翻天皇制，共产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在日本得到贯彻。日本共产党的这一理论特点在日后将变得越发重要，并将成为其战后政治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问：

日本共产党是如何应对1945年日本投降、新政治制度建立后出现的新形势的？

答：

出于两点原因，战后的日本共产党较之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从1930年代中期到日本真正开始法西斯化的这段时间里（在此暂不讨论二战时期的日本是否能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国家），日本共产党不仅在法律上被取缔，其成员也遭受到了来自帝国政府非同寻常的政治压迫。

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间，日本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被捕入狱。然而，当1945年8月日本战败、天皇投降，日本共产党重归公众视野时，依然在国内拥有相当可观的人气。

在战后，日本共产党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唯一一个没有对军国主义日本政府妥协的政治势力。”此外，即使在那些不赞成日本共产党的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工人们），将日本共产党视作是遭受战争摧残后的日本国内一种可能的新选择。在当时，很多人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法西斯秩序导致了日本的覆灭，因此，我们更应该倾听那些很早就意识到法西斯秩序破坏力的人的声音。”因此，日本共产党在1945年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此外，美国占领日本本身也导致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占领区的政策基本上是由非常年轻的人（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制定的。这些政策强调了日本的“去法西斯化”——从国家机构中消除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残余，将其重组以适应新的民主秩序。

在《日本国宪法》实行后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即1947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有机会作为联合左翼参选。民调显示，如果联合左翼成型，那他们将在选举中获得一次彻底的成功——甚至有机会组成一个仅包括左翼政党的多数政府。这当然是当时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完全无法接受的。麦克阿瑟和他的战友们从冷战早期的发展中看到了这一点——如果放任自流，日本有可能会滑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针对这一点，美国政府在日本施行了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反向过程”（reverse course、逆コース）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在此之前，美国在占领区的措施主要意在日本政治、社会结构的“去法西斯化”；而在此之后，美国政府更倾向于将日本建设成一个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桥头堡。到了1947年前后，在内战中挣扎了10余年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走到了胜利的边缘，并将在1949年在大陆夺得全面的胜利。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刻。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将反共的优先级放在了反法西斯之前，这一点为战后日本的社会、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简而言之，日本共产党的斗争活动在1950年代初又或多或少地进入了地下。这段时期里，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政治、文化甚至思想领域造成了很显著的效果，但这样的趋势在1955年该党宣布放弃武装斗争、接受议会道路时发生了扭转。

问：

1960年代时，可能是在当时经济大繁荣的催化下，新左翼运动开始在日本兴起。这一趋势与同时在欧洲发生的新左翼运动有什么异同？

答：

发生在日本的新左翼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欧美的新左翼运动是很相似的。首先，1950年代对于国际共运而言是一段十分重要的时期。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及苏联的镇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暴政的揭露……发生在苏东的如此种种，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促成了新左翼的产生及其对传统共产党的出走。

对苏联及苏联模式共产主义本质的揭露，对于日本共产主义者而言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日本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其本身有着十分深刻的斯大林主义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独立于日本共产党的左翼力量。此外，我之前提到的日本共产党在1956年前的转型也推动了新左翼的产生，这与日本共产党对1950年代早期地下斗争经验的否定有一定关系。

1955年，日共六大否定了武装斗争路线，并谴责了那些进入偏远山村、试图引发革命的学生。许多年轻人认为，日本共产党的这种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是对自身以往发展过程的否定。对他们而言，日本共产党已经不再是真正寻求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先锋队了。

从日共六大起，一股新生、独立的左派力量已经若隐若现；而真正将新左翼具像化并展现在大众面前的契机，是1959-60年间《日美安保条约》的续约。这项日美政府间的协定允许美国军队继续留在日本，并使日本继续处于美国的从属地位。1959年至1960年，依该条约命名为“安保斗争”的学生运动爆发，并进一步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数量多达700余万人，在当时的日本是十分惊人的。

安保斗争第一次使学生的权力得以在国家、社会层面显露。1960年代末期，当第二次学生运动在日本达到高潮时，这些独立于日本共产党的青年力量已经形成了一股有相当影响力的暗流。虽然那个年代的社会思潮（尤其是反美、反帝和反战主义）在世界各国都十分相似，但日本的新左翼绝不是欧美国家新左翼的仿制品，它既与当时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政治动荡存在联系，也受到自身地方性的具体历史条件限制。

问：

一般认为，1970年代时的日本共产党在发展轨迹上与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相似。您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答：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时至今日，日本共产党在其他国家的左派看来依然是“不同寻常”的。她至今依然是一个拥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党员的“大众党”，实际缴纳党费的成员在30万到35万人之间。这样的组织架构对于现今的欧美共产党而言是十分不可思议的。如果美国共产党能在近期将支付党费的党员数提升到哪怕30人，都算是阶段性的胜利了。

1970年代间，日本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宫本显治的长期领导，他在1958年到1980年代初这一关键时期内长期执掌该党。这段时期内，包括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在内的许多欧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也达到了高潮。

在此期间内，宫本相当严厉地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t）一词，认为这种提法是对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和组织基础的背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论点最终使得日本共产党保留了传统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但这一论点的提出也与当时日本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也密切相关。

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更注重共产主义的实质，例如要求扩大工人权利，强调议会内部的共产主义力量等等。然而，议会政治在日本的发展路径与欧美存在很大的差异。作为最主要的保守主义政党，自由民主党（LDP）在战后日本建立起了长久、稳定的统治。1970年代时，自民党采取了一种有趣的双重战略。一方面，这一时期为日后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从这一时期起，自由民主党具体政策中的福利国家色彩也越发浓重。

支持欧洲共产主义的派别在日本共产党内失败的原因不仅因为他们在党内没有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更是因为当时日本政府施行的一些政策本身已具有一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这一点无疑复杂化了日本共产党和整个左派的处境。

日本统治阶级政策的变化阻断了日本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转型的可能性。1970年代间，日本共产党成功地保留了其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民主集中”的组织文化。这一点使得日本共产党得以在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下维持较为可观的组织规模，并在和平年代延续了斗争反抗的行动传统。

新左翼一般认为，日本共产党及其他相似政党的斯大林主义立场导致了组织不可避免的官僚化，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种高度集中化的组织文化也使得日本共产党保留了激进的反抗性、革命性。

我们可以把日本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等欧洲国家的共产党进行对比。意大利共产党曾经在国内拥有与国家政府相当的支持者，而日本共产党从未拥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日本共产党内“顽固”的革命性因素使其在欧洲共产主义陷入低谷时解体。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日本的保守政府进行了福利国家改革，使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处境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为平等。

问：

1980-1990年间，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全球共运低潮期的背景下是怎样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是否也与其他国家类似，在知识界中逐渐丧失话语权？

答：

日本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其实做了很多工作。1989到1991年与之前提到的1968年一样，都是国际共运史上历史性的转折。我们经常使用“68前”和“68后”来划分共运史，但我认为，“89前”和“89后”的划分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关于日本，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退潮其实发生得更早。

1970年代初，许多“68后”的武装斗争组织的行动从社会革命逐渐演变成了内部暴力和自我毁灭。在媒体的中介作用下，这些事件给日本民众留下了十分负面的影响。此外，19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无疑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劳工运动造成了重大打击。

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在1960年代达到了巅峰，并在1970年代再次“隐退”到了社会科学学术界中。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知识界的全面撤退，必须强调的是，在1970-1980年代间，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学界仍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式。

但在1980年代末期之后，日本社会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及随之而来的长期萧条。这一点与苏联解体、日本共产党对于斯大林主义路线的坚持等等，一齐塑造了日后共产主义在日本的发展路径，日本的案例是并将继续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部分。在以苏东为首的社会主义政府倒台及日本战后经济大繁荣破灭的大背景之下，似乎旧的战后时代已经结束，而新的“后战后时代”已经若隐若现。

1990年代之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出现了几件比较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以柄谷行人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在日本掀起了新的一波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某种程度上，日本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发展越发学术化，正如其在欧美一样。因此，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基本上失去了与现实政治运动的联系。

当然，日本共产党坚持了下来，1960年代产生的各种政治派系依然存在，但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界的发展不再与现实社会有密切的政治联系，这一点与1960年代显然是不同的。

问：

无论是作为一种知识传统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现在在日本的影响力如何？

答：

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日本依然存在，就像它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一样。就像让·保罗·萨特曾经说过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无与伦比的哲学。在日本的案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存在于社会上的“小圈子”中，更存在于具体的政治结构、制度中。日本共产党坚持作为一个有可观群众支持的大众党的存在，对于日本而言是一条十分独特的政治轨迹。

在知识界中，马克思主义当然依然存在，但它早就失去了过去的那种霸权地位。如今，1950~1970年代那样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而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不再像那段时间一样由宇野弘藏、广松涉等学界大佬们主导了。

虽然这样的人物不再在日本学界发挥过去那样的重要作用，但当下的日本知识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产生了新的兴趣，而在2000世纪初到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似乎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现象。这种变化，实际上与我们之前谈到的1990年代初的国际性问题密切相关。

在苏联解体数十年后的今天，一大批不受苏联影响的年轻社会主义者登上了全世界的政治舞台。一方面，这似乎意味着新一代的年轻社会主义者们失去了苏联留下的组织文化、知识传统以及与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等“伟大胜利”的联系，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新背景解脱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背负的沉重的“苏联遗产”，使得他们得以以自身对新时代的观察发展社会主义。事实上，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因此我认为在未来完全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

同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一样，日本国内也存在着制造业流失、无产阶级空洞化的现象——这是对战后“日本奇迹”的一种破坏。战后日本的经济大繁荣建立在公司、国家和家庭的三角关系之上，它在冷战时期为工人们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社会福利支持。然而，房产泡沫破灭并引发“失落的十年”之后，日本年轻人似乎越发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繁荣，甚至是保证生存的可能性了。我相信，这是培养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契机。

话虽如此，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知识界的撤离却也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状况。这意味着，对新一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目前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深入学习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百余年的发展史中已经被完成的那些理论工作。日本可能拥有在规模上仅次于英国、法国、德国（可能还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从这些宝贵的材料中挖掘那些在新时代依然有用的经验教训及理论思考，将我们自己与日本新一代的年轻社会主义者们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