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的阴影下：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左翼

译者按：

当地时间2月24日清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引起全球哗然。在不久前的讲话中，普京公开宣称乌克兰“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俄罗斯建立的”，“如果乌克兰要真正去康米化，俄罗斯可以帮他们做到这一点。”换言之，在苏联解体之后，各独联体国家保持独立自主亦是20世纪革命所带来的自决原则的延续，而此次军事入侵或许正是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试图以泛斯拉夫主义扫荡所剩无几的“社会主义遗产”。稍有常识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看出，无论这一军事行动的背后有多少西方帝国主义政治行动的铺垫，都绝不会减损俄国此番军事行动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性质（难道我们可以用《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性质来为希特勒的侵略行径辩护吗？）。

然而，令人震惊（对于对俄国局势有所了解的朋友来说，或许也并不令人震惊）的是，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共居然对俄当局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公然表达了支持。

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看，久加诺夫集团的丑态似乎并不令人惊讶（想想一战前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吧），但是从当代国际共运的角度看，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非无关紧要：在苏联解体之后，俄联邦境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在干什么？久加诺夫集团的声明能代表俄罗斯左派的声音吗？本号今日分享两篇关于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左派的文章。第一篇译自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该文详细梳理了苏联晚期以来俄罗斯左派的发展与复杂性，从苏联末期的“民粹斯大林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到叶利钦时代（以久加诺夫的俄共为主导的）左翼力量与寡头支持下的右翼总统叶利钦的斗争，再到普京时代的转折，分裂与艰难地转型。我们既可以看到俄罗斯左翼内部自苏联晚期以来的矛盾（例如“亲国家主义”与“反国家主义”），也能看到不同政治派别与思想资源（斯大林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与左翼运动外部的抗争（如新生代自由主义者的运动）对这一运动的不断形塑。无论在参与无产阶级与其他劳动群众的抗争，还是回应俄国当局的对外政策时，俄罗斯左翼内部都体现出非常明显地多样性。而第二篇文章则转自微信公众号“忡浪者”，该文则关注十月革命百年时莫斯科群众活动的参与者，并以更生动，更细节的方式展开了不同俄罗斯左翼团体或左翼运动的参与者内部的复杂性。同时两篇文章都非常一致地指出，苏联的遗产对持各种立场的俄罗斯左派（也正如对今日的俄国当局）而言，依然是一份沉重而无法摆脱的遗产。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以说，百年前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向我们发出不可回避的诘问。对于前苏联与其他后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如何走出上一场革命的阴影，如何与其沉重的遗产和解，将会决定性地影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处理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是就眼下的局势来看，革命前辈的经验或许依然是我们在思考问题时的重要思想资源：

“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件蠢事和时代错误吗?……如果国界按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种要求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能用再兼并一些邻近地区的办法加以改善；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地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这场欧洲的和世界的大战，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争夺市场和掠夺其他国家，力图扼制国内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革命运动，力图愚弄、分裂和屠杀各国无产者，驱使一国的雇佣奴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反对另一国的雇佣奴隶——这就是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和作用。”

——列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　　

原文标题：How the Russian Left Survived in a Post-Soviet World

原文作者：ILYA BUDRAITSK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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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现代左翼运动的故事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时值改革时期（the era of perestroika）。它从一开始就承载了苏联晚期两种政治倾向的矛盾结合：民粹的（反对市场、主张中央集权）斯大林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也即对苏联怀旧地理想化和对其来自左边的批评。这些政治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末登上公共政治舞台，立即发现自己彼此处于战场的对立面，并分裂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最初作为总的运动一部分的非斯大林主义左翼，在1989年至1991年间创建了许多独立组织，包括成为后苏联空间中最著名且相当规模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Anarcho-Syndicalists），以及作为第一个托派团体的工人民主和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Committee for Workers’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ism）。这些组织和其他主要是在学生中兴起的反权威主义左翼团体，将精力集中在与日益壮大的劳工运动和新兴独立工会建立联系。

鲍里斯·叶利钦在 1991 年 8 月的胜利、苏联解体以及激进市场改革的开始最终分裂了没有定形的运动：右翼的自由派积极支持新政府，而反权威的左翼则跻身激进反对派之列。事件本身的逻辑推动了这部分左翼参与新兴的反市场休克疗法的群众运动，这是一场由斯大林主义者主导的运动。

民粹斯大林主义（Popular Stalinism）

反对戈尔巴乔夫领导层的民粹斯大林主义于1988年初首次公开亮相，当时来自列宁格勒一位不知名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yeva）的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公开信出现在党的官方报纸《苏维埃俄罗斯》上。该文表达了对以下事情的担忧：对苏联过去历史（尤其是斯大林的作用）的“诋毁”，以及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政治倾向削弱了阶级方法（class approach）。在暗中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党内领导层的同时，安德烈耶娃向很多苏联文化人物开火，指责他们是“左翼自由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

正如安德烈耶娃的文字所概述的，反西方的沙文主义、对斯大林的敬佩以及针对精英中世界主义者和叛徒们的阶级方法，共同构成了许多在1990到1991年创建的组织成员的基本意见。他们都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涉及政治改革和引入市场要素的路线。这些组织最初作为苏共党内的纲领存在，但在1991年8月苏共解散后，它们创建了独立的政党，例如RKRP 和VKPB(选举尼娜·安德烈耶娃为领导人）。

这些政党迅速壮大起来，团结了在苏共被取缔后迷失方向的前基层党员。RKRP和在其支持下成立的广泛协会“劳动俄罗斯”（Working Russia）尤其如此：到 1991 年底，该协会在全国拥有数万名活跃成员。如果RKRP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那么以才华横溢的演说家维克托·安皮洛夫（Viktor Anpilov，于2018年1月15日去世，久加诺夫等人并未出席他的追悼会——译者注）为首的劳动俄罗斯则被认为是一个群众组织，它专注于街头行动来反对叶利钦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

在1990年代初的莫斯科聚集起多达20万人的同时，“劳动俄罗斯“的言论完全继承了民粹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他们宣称苏联已经被叛徒和西方的代理人所摧毁，这些按照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的人通过控制媒体、强推错误的价值观，引入自由市场对苏联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在大多数人迅速陷入贫困、社会退化和犯罪率增长惊人的背景下，这种结合了对“野蛮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强国渴望的言论，能够成为广泛的反对运动的基础。

面对叶利钦

1991年11月7日，苏联七十年来首次没有官方庆祝十月革命的纪念日。苏联正度过其官方存在的最后几周，叶利钦政府正在制定严肃的计划去宣布司法谴责，将康米主义称作一种犯罪的全能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一天，主要是托派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反权威左翼和安皮洛夫领导的斯大林主义者分别将他们的支持者带上街头。两场示威自发地融合起来，最终举办了一场共同集会。

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反政府的反对派身份是由斯大林主义者定义的，而反权威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中是少数，他们批评前者的沙文主义和阴谋论。与之相反的是，这个反对派中的另一个少数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在劳动俄罗斯的集会上积极散布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宣传。这个奇怪的、矛盾的联合反对形式（亲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称之为“红褐色”）的高潮是1993年秋天莫斯科的一场公开武装对抗。

叶利钦总统与反对激进市场改革的左翼和民族主义者主导的最高苏维埃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一场宪法危机：行政和立法机构相互阻挠彼此的决议。9月21日，叶利钦决定解散立法机关，宣布实施宪法改革，以此快刀斩乱麻。作为回应，最高苏维埃弹劾了叶利钦，并宣布自己是国家独一的合法权威。

10月3日至4日，防暴警察和仍忠于叶利钦的军队与最高苏维埃支持者之间在莫斯科街头爆发了短暂的内战，导致两百多人死亡。10月4日，在反对派的街头抗议被镇压后，叶利钦下令坦克突袭白宫——俄罗斯政府大楼，叛乱的议会正在那里开会。

劳动俄罗斯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起构成了支持最高苏维埃的战斗核心，而反权威左翼的立场则不那么明确。某些人例如工人民主和国际社会主义委员会的托派，或莫斯科苏维埃的独立社会主义代表鲍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明确反对叶利钦，将他视为捍卫新资产阶级精英利益的潜在强权人物。与此同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决定采取第三种立场，对冲突双方同样持批评态度，并成立了一个为伤员提供急救的医疗旅。

管控式民主（Managed Democracy）

叶利钦的胜利和随后于1993年12月通过的新俄罗斯宪法创造了一个政治体系，它建立在近乎无限的总统权力和软弱的议会（国家杜马）之间的不平衡之上。根据这份文件，总统无论议会选举结果如何都有权任命政府，如果杜马三度否决总理候选人时总统可以将其解散。此外，如果对现任政府进行不信任投票，杜马可以在7天内被总统解散。

俄罗斯议会成为最被剥夺权利和最从属的国家权力机构，甚至其建筑和预算现在都由总统的行政部门管理。在这个被称为“管控式民主”的制度中，一群有限的反对党可以在选举中收集心怀不满的公民的选票，并通过议会讲台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们没有真正的机会影响政治决策。

为了用一个准备好遵守新规则的温和选举政党来取代以“劳动俄罗斯”等团体为代表的好斗的街头反对派，当局给了之前被禁的CP以重建组织的机会。在1993年底的第一届杜马选举中，俄共(CPRF)赢得了44个席位，在随后的1995年选举中获得了157个席位，成为最大的议会派别。

1993年事件的结果是斯大林主义政党被边缘化，其成员和支持者大量离开并流向俄共。就意识形态而言，一方面该党代表了上述民粹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温和版本；另一方面它最终巩固了与正统帝国民族主义的融合。这部分反映了党的积极分子和选举基础的特点：它汇集了贫困的养老金领取者、因市场改革而败出的大众知识分子（医生、教师、科研人员）、前苏联企业的流氓工人（lumpenized workers）、怀旧的中等官僚、一部分管理层和军官。

在俄共的言论中，反对私有化和贫困的抗议获得了一种家长制语调：主张需要回归基于父权道德和民族传统的强大社会国家。党的“无期限”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在其著作中证明了需要将社会主义视为特别的俄罗斯文明产物，而他的政治机会主义总可以展现为一种“中央集权心态”的表现。

与此同时，俄共仍然是俄罗斯最大的群众政党：到 1990 年代末，其成员达到50万，该国几乎一半的地区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红色州长”统治。由党组织的定期街头集会吸引了数万人，并为包括反权威左翼在内的鼓动创造了机会。

两场战争

1990年代后半期俄罗斯政治体系的相对稳定伴随着与前苏联企业全盘私有化相关的社会冲突增长。大规模裁员和数月的工资拖延导致了抗议活动，其中左翼扮演了重要的协调和组织角色（主要是通过激进的劳动保卫工会，反权威社会主义者和来自RKRP的斯大林主义者都在积极发展这个工会）。

这场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片段之一是发生在维堡（靠近芬兰边境）和亚斯诺戈尔斯克（俄罗斯中部图拉地区）的导致占领的罢工，在这些地方工人试图通过工会和工人委员会来独立管理他们的企业。1998年5月，以“铁路战争”闻名的全俄矿工罢工开始了。由于长期工资拖延而陷入绝境，工人们封锁了西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和北乌拉尔（科米共和国）主要煤矿区的主要铁路和高速公路。来自其他企业的工人很快就加入了矿工的行列，在莫斯科市中心靠近白宫的地方，由独立矿工联合会（Independent Union of Miners）组织的抗议营地的帐篷搭了起来。

几乎所有左翼团体都积极参与这些事件，他们不仅从事传播宣传，而且还协调起全国不同地区的抗议活动。尽管事实上大部分工资债务都被偿还了，但是铁路战争仍是谢尔盖·基里延科（Sergei Kiriyenko）的自由派政府垮台的原因之一。1998年9月，俄共代表加入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新内阁，这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如果说反权威左翼和斯大林主义者都参与了劳工运动，而他们关于俄罗斯在车臣军事行动的态度显然是分化的。虽然俄共和更激进的斯大林主义团体支持者仍然将叶利钦的领导与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96年）联系起来并借此反对他，但在始于1999年、以重建国家统一为口号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普遍爱国共识的一部分。

与之相反的是，那些继承了反斯大林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的左翼积极抵制日益高涨的沙文主义和反高加索种族主义浪潮，其中许多人公开捍卫车臣完全民族自决的要求。这一立场使这些左翼更接近一些自由主义者和人权组织（例如纪念馆），1990 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他们经常和后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举行反战集会。

从叶利钦到普京

1999年12月31日，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进入到一个新的政治现实之中：叶利钦总统在新年致辞中宣布辞职，并公开宣布其继任者为时任总理领导政府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新总统支持度的迅速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过去所没有的领导权模式。

普京多数（the Putin majority）一方面是大企业的联盟，他们希望为20世纪90年代取得的财产和继续市场改革提供坚坚固的保障，并寻求由官僚机构和军队恢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另一方面这也是数百万厌倦了持续的工资拖欠和社会不稳定的雇员的联盟。俄罗斯社会新的社会分层发生在休克疗法创伤尚未愈合和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去工业化的背景之下，这时几乎一半的传统苏联工人阶级失去了工作，因而也失去了以前的阶级身份。

在意识形态上，这个联盟是由符号层面上的苏联怀旧情绪（与叶利钦时期系统性的反共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和旨在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苏联遗产最终克服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惊人结合所塑造的。因此，虽然在2000年苏联国歌与新歌词一道回归，但在2001年至2004年期间通过的新俄罗斯劳动法规大大减少了雇员的权利，同时通过了将土地变成可供买卖的完全商品化对象的新土地法规，以及允许城市经济私有化的住房法规。

最终在2004年，政府对数百万居民（从学生到养老金领取者）所享有的社会福利体系（主要是免费交通和降低住房成本）重拳出击。这项改革即所谓的社会福利货币化（即用小额现金支付替代）面对着大规模的反抗：2005年1月，集会浪潮席卷全国，抗议者在莫斯科附近封锁了通往圣彼得堡的主要高速公路。

政府尽管在仅仅几周后做出让步，保留了大部分权益，但积极参与反对货币化运动的激进左翼得以巩固成果，并于2005年4月在莫斯科举办了首届俄罗斯社会论坛，来自俄罗斯各地区的数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左翼的复兴

2000年代初期新的社会和政治形势成为了对俄罗斯左翼的挑战，需要通过计划和组织上的复兴来加以应对。如果说1990年代由斯大林主义者主导的反对派群衆运动本质上是直接针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卫部队，那么现在左翼必须创建一个与普京年代及其对后苏联资本主义的“正常化”相适应的结构。

2002-2003年，他们做出了创建一个俄罗斯工党（Russian Labor Party）的尝试，它将作为独立工会的政治代表而具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阶级纲领。左倾的劳动保卫工会和托派团体社会主义抵抗运动（Socialist Resistance），以及向来对政治无感的空管工会和码头工人工会都参与了这一倡议。尽管成立大会充满活力并聚集了数百名活动家，但这个新政党的寿命很短：到2004 年，经过了一系列分裂的工党已经不复存在。

这个计划的一些参与者继续尝试建立一个广泛的左翼政党，然而这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欧左翼经验的启发。这项任务与俄罗斯左翼和社会运动的“去地方化”（de-provincialization）有因果关系，特别是他们融入了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在2000年代前半叶成为头条。

2001年夏天，一辆载有数十名来自全国不同地区代表的大巴前往热那亚，他们来自左翼团体（主要是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和社会运动代表，在那里发生了反对八国集团的大规模示威。这些代表对热那亚事件的积极参与，为进一步扩大国际联系和克服俄罗斯左翼运动的政治孤立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俄罗斯代表团参加了所有重要的国际反全球化抗议以及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s）。

俄罗斯左翼运动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新一代活动家的出现，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文化已经受到后苏联的现实所塑造。这些变化影响了反权威左翼和斯大林主义者的传统。

红色青年先锋队（Vanguard of the Red Youth）在200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抗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由具有超凡魅力的谢尔盖·乌达利佐夫（Sergei Udaltsov）领导——这是劳动俄罗斯的青年派，并很快与老同志们决裂，接着转变为左翼阵线（Left Front）。到了1990年代末，旧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联合会终于不复存在，新一代无政府主义者创建了自治行动（Autonomous Action），这是一个与青年亚文化密切相关的活跃组织，它对大量街头安提法（Antifa）运动的出现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到2000年代中期，俄罗斯已经有三个战略上明显不同的大型托派团体：革命工人党（RRP）、社会主义抵抗运动和社会主义前进运动（Socialist Forward Movement）。虽然革命工人党的重点是加入俄共，他们将后者视为“传统工人政党”，但前进运动的活动家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将独立工会政治化并为未来创造一个广泛的左翼结构，类似于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French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

复苏、抵抗、复兴

俄罗斯在2000年代前半叶的经济复苏主要与油价有关，同时伴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外国投资的扩大。在前苏联企业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生产设施，并专注于俄罗斯市场，尤其是食品和汽车产业。2000年代后期，正是在这些由跨国公司所有的企业中兴起了一场新的工会运动。

2007 年底，在圣彼得堡附近的福特工厂，提高工资的要求导致了为期 4 周的罢工，最终以工会的全面胜利告终。这个故事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并鼓舞了其他那些归大公司所有的企业的工人组建独立的工会。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这一进程在2009年之后才放缓，各个左翼团体的代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俄罗斯左翼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积极参与学术和文化领域。自2000年代初以来，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路易斯·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等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首次被翻译成俄文，还有雅克·朗西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东尼奥·奈格里或斯拉沃热·齐泽克等晚近作者的许多文本。

这项工作由纯学术出版商和左翼活动家自己进行：例如由社会主义前进运动的成员建立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出版社（Free Marxist Publishing House）。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当代艺术界对左翼思想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其中圣彼得堡艺术团体 Что делать？（怎麽办？）和莫斯科艺术杂志（Moscow Art Magazine）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在左翼政治复兴的同时，2000年代初也是俄罗斯极右翼势力显著扩张的时期。如果说在1990年代，罕见的君主主义者、神职人员和纳粹组织以某种方式设法与反对叶利钦政府的左右翼联合反对派联手，那么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出现了一个由光头党和足球流氓组成的独立的极右青年圈子，专注于针对少数族裔（主要是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移居者和来自中亚前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工移民）的街头暴力。

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出于种族动机的暴力事件的浪潮，涉及数百名受害者。为了应对极右翼的暴力，青年安提法运动出现了，它最初由无政府主义的自治行动团体的活动家领导，其次是其他左翼组织（托派和斯大林主义的红色青年先锋队）。

到了2000年代末，在极右翼和安提法之间开始了一场真正的街头战争，最终在2009 年 1 月 19 日，著名的左翼律师、种族仇恨受害者的原则性捍卫者斯坦尼斯拉夫·马克洛夫（Stanislav Markelov） 和自治行动的活动家阿纳斯塔西娅·巴布诺娃（Anastasia Baburova）遭到了政治谋杀。一年后的那一天，当极右翼参与谋杀被证实时，莫斯科大约有两千人以“记住就是战斗”的口号参加了反法西斯示威。从那时起，1 月 19 日一直是左翼动员的传统日子，几乎所有现存组织和左翼政治倾向的代表都会参加。

遏制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200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对俄共的立场产生了强烈影响。一方面，久加诺夫的党员们牢牢地保持着他们在管控式民主体系中的地位，并且在任何选举中有规律地位居第二，仅次于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了活动家基础，从一个群众党变成了选举党。

但是，随着1990年代俄共的支持者们老龄化或已成为忠实的普京主义者，新的活动家加入了该党，特别是其青年组织——康米主义青年联盟（UCY），该组织专注于寻找新的想法并与更激进的左派合作。结果，由左翼团体联合而成的青年左翼阵线（Youth Left Front）于2004年成立；它包括青年组织康米主义青年联盟、红色青年先锋队和托派的社会主义抵抗组织。

很快，这一首创性被俄共的领导层视为一种威胁，很多积极参与者被开除出康米主义青年联盟。为了使该党保持在与克里姆林宫默契的选举政策框架内，俄共领导层在2007年夏天宣布其组织存在“托洛茨基主义威胁”，并发起了一场全面的党内清洗。

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数十名主要活动家被俄共开除，其中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党组织领导人（他们根本不是托派，只是主张党应该在院外政治中更加活跃）。然而，俄共继续经历着内部对抗，一方面是在它的领导层和建立在管控式民主体系中的议会派系，另一方面，是与地方党的领导人，他们与社会抗议运动相关且倾向于采取更激进的路线。

普京的回归

2011年9月24日，在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提议提名弗拉基米尔·普京参加次年3月的总统选举。尽管许多人预测到了这一事件的转变，但普京获得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决定似乎公然挑战了管控式民主体系。他的回归意味着这个政治体系的未来现在与他本人有因果相关，而且这一决定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多出来连续两届总统任期。

2011 年 12 月，后苏联的俄罗斯进入新政治时代的起点。这一天，在国家杜马的选举结果宣布之后，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莫斯科市中心抗议这一巨大的骗局，这个骗局确保了执政地位岿然不动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无条件胜利。在几天后的12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大约有10 万人参加的要求公平选举的集会；当时这是自1990年代初政治动荡以来最大的街头行动。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主要城市再次发生了数千人参与的示威活动。迅速席卷俄罗斯中产阶级广大阶层的政治化具有相当复杂的性质：它包括反对国家滑向权威主义纯粹形态的政治抗议，以及对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本国经济停滞后果的不满。

2011 年的群众动员让包括持反对立场的自由派和极右极左几乎所有现存的院外政治力量措手不及。新兴街头运动缺乏明确的政治领导权，从而允许所有这些力量都参与并抢夺影响力。因此，左翼阵线领导人谢尔盖·乌达尔佐夫（Sergei Udaltsov）在短时间内连同自由主义者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和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或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别洛夫（Alexander Belov）一起成为抗议活动中最知名的公众代表之一。

左翼阵线是在斯大林主义红色青年先锋队与许多来自俄共和非权威左翼的人员的基础上于2008年创建起来的。它与其他激进左翼团体一起在 2011-12 年的抗议浪潮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例如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2011 年初由社会主义运动前进和一些其他托洛茨基主义团体联合创建）和无政府主义自治行动。这些团体在示威活动中共同组成了激进左翼的联合队伍，并确保他们的代表在公共集会上获得一席之地。

反弹

显然，从当局的角度来看，扩大抗议运动的前景是一个重大威胁。作为回应，普京的竞选纲领特别强调大幅提高公共部门的工资和养老金，使得二者不应低于全国的平均工资。普京竞选的言论同时具有社会民粹主义和反动保守主义的特点：例如，抗议者被谴责为试图摧毁俄罗斯的西方 "第五纵队"，并被定性为道貌岸然的少数人（sanctimonious minority），与代表稳定和维护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沉默的大多数站在对立面。

著名的“暴动小猫”（Pussy Riot）在莫斯科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Moscow 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的表演，原本是女权主义和反权威主义性质的，却被国家宣传描绘成针对东正教和民族传统的意识形态破坏行为。对暴动小猫成员的逮捕，以及在官方媒体中开始的恐同运动，煽动了一种从文化战争的角度来解释抗议运动的观点，并宣称参与抗议的少数人注定要失败。

2012年5月6日，反对派计划在莫斯科举行示威，抗议普京的总统就职典礼。预先策划的挑衅行动导致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发生大规模冲突。因这一行动而启动的刑事案件成为压制进一步抗议活动的有力工具：在2012-13年期间，有数十人因被指控暴力侵害警察和组织大规模骚乱而被捕，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左翼团体的代表。左翼阵线的代表谢尔盖·乌达尔佐夫（Sergei Udaltsov）和列昂尼德·拉沃扎耶夫（Leonid Razvozzhayev），以及自治行动和安提法（Antifa）的主要公众代表之一阿列克谢·加斯卡罗夫（Alexey Gaskarov），随后被判处数年监禁。

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促进了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压制措施的加强。国家宣传将独立广场的胜利既说成是西方革命技术的结果，又说成是敌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克里米亚的重新并入和随后的乌克兰东部战争（俄罗斯正规军在其中秘密行动）导致了反乌克兰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兴起，并使普京作为能够有效抵制北约压力的国家领导人而受到欢迎。

这些事件使已经被镇压削弱的俄罗斯左派出现分裂。俄共、左翼阵线和其他斯大林主义者将顿涅茨克的分离主义运动视为工人反抗反动的基辅政权的先声，俄罗斯的干预被视为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公平对抗。另一方面，大多数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乌克兰已经成为西方和俄罗斯帝国主义利益冲突的对象，而乌克兰东部的人民共和国是傀儡政权，为俄罗斯的军事侵略作掩护。这部分俄罗斯左翼，依据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传统，认为自己有责任揭露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行径。

纳瓦尔尼的挑战

2014年和所谓的 "俄罗斯之春"（Russian Spring）事件的结果——反对派的分裂，围绕普京的爱国主义集会，以及官方将几乎所有社会抗议活动定性为企图“组织独立广场运动”（organize a Maidan）——导致了政治活动活力的长期下降和大多数左翼团体的萎缩。然而，到了2017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持续的经济衰退、政治上的权利被剥夺、贫困加剧，以及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导致了不满情绪的上升和新一代的政治化。

这些政治趋势在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他是自由主义活动家和视频博客作者，专门揭露俄罗斯精英阶层的腐败和非法致富行为。2017年3月，他呼吁群众走上街头，大声反对总理梅德韦杰夫的腐败，得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的支持，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学童和学生（schoolchildren and students）。

纳瓦尔尼的言辞与俄罗斯老牌自由主义者的风格明显不同：他不仅揭露了官员，还揭露了将钱从国内转移到海外公司的亿万富翁，他强调了他们的奢华与俄罗斯各省的贫困之间令人震惊的不和谐：到2010年代末，约有2000万俄罗斯居民正式陷入贫困——也就是说，他们的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200）。

纳瓦尔尼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在其他方面也与传统的声音不同：它更像是一个具有团队精神的垂直组织的商业运动（commercial campaign），而不是一个对其决定进行公开讨论并与其他政治力量互动的政治组织。虽然批评纳瓦尔尼是一个没有明确议程的亲市场的民粹主义者，但许多激进的左派人士还是积极参加了他组织的抗议活动，并在年轻人不断的政治化过程中找到了新的支持者。

2018年3月，普京再次当选为总统。这些选举是完全按照管控式民主（managed democracy）的教规（canon）进行的。普京在第一轮选举中赢得了绝对多数，而他最强大的对手（首先是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不被允许参加。两个月后，政府宣布了大幅提高退休年龄的计划，直接威胁到很大一部分名义上的普京多数的福祉和生活前景。

在全国范围内，人们开始抗议不受欢迎的改革，并加入了俄共和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行列以及由独立工会和部分激进左派（尤其是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组成的“人民反对”（People Against）运动。然而，他们似乎不太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抗议联盟：俄共、纳瓦尔尼的组织和人民反对运动无法就联合行动达成一致。

智能投票（Smart Voting）

由于这种不幸的经历与政府不断崩溃的支持率，纳瓦尔尼在2019年宣布了他的 "智能投票"战略（译者注：一个应用程序，2021年9月在俄当局的施压下被Google和苹果下架）：该机制（mechanism）鼓励所有持反建制立场的选民支持任何一位在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代表的竞争中获胜机会最大的候选人。这一战略不仅对执政党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且还促成了纳瓦尔尼与左派的和解，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排在第二位候选人都来自俄共。

2019年夏天，在莫斯科市议会（Moscow Duma）的选举中，由于智慧投票，俄共能够在首都获得其整个历史上最好的选举成果。通过保有抗议投票（protest vote）选出的新的共产党代表往往代表党内更激进的一派，他们在公共舞台上的出现改变了俄共自身的权力平衡。

普京多数在养老金改革后已经很明显地被削弱，在2020年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当时俄罗斯政府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对民众提供的支持非常少。2021年1月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被捕后的愤怒感，引发了俄罗斯数十个城市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成为表达积累的社会不满的契机。大多数左翼活动团体（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选择、革命工人党等）的策略是以自己的口号和方案参与这些抗议活动。

在本世纪10年代的后半期，威权主义趋势的加强和对任何形式的公共政治的急剧限制部分地被准政治形式的左翼活动的发展所抵消，此类活动吸引到了年轻人。各种辩论历史或文化问题的视频博客大受欢迎，奇怪的是，最成功的是斯大林主义者的视频，他们为苏联的成就辩护的视频有数百万观看量。

斯大林主义的视频博客，虽然与官方宣传不谋而合，将普京的俄罗斯视为苏联的继承者，但也强调了两个时代的非连续性，将苏联社会的神话化的，逝去和谐与当代的衰落感形成对比。因此，21世纪流行的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与活动家的政治（activist politics）无关的互联网话语，已经获取了影响力。

过去五年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新一代俄罗斯人对女权主义议程产生了重大兴趣。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反权威主义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较早认可了女权主义议程，但直到2010年代，俄罗斯的政治女权主义才有了质的飞跃，吸引了广大年轻人的注意。

这不仅体现在流行的视频博客和出现了大量关于女权主义理论的英文文献译本，还体现在反对家庭暴力和大学里的性骚扰，或在俄语中使用女性性别专用术语的活动家倡议。这股俄罗斯女权主义新浪潮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它与左翼反资本主义批评的联系，它既表现在纲领性层面，也表现在与左翼团体的实际互动中。

在进入2020年代时，由于政权的日益专制化和社会矛盾的增长，俄罗斯左翼面临着新的政治挑战，也仍然面临着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包袱和复杂的苏联历史之间相当不透明的老问题。对这种历史连续性的需求与更好的社会主义未来项目的轮廓直接相关，这对于在深刻危机边缘徘徊的后苏联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