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翼阴霾下的巴西新左翼：反思社会运动、政党、卢拉模式与巴西政治格局

译者按：

本号本周翻译了智利大选相关的文章，分析了智利新左翼在第一轮大选中的失误，以及如今的挑战与任务。本期编译局项目继续关注拉美新左翼运动，并将目光从智利转移到巴西。作为社会活动家与政治人物，吉列尔梅·布洛斯以少有的真诚与直率分析了大量关于社会运动与政治运作的细节。通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拉美左翼如今的困境与斗争，对包括组织问题，拉美“粉红浪潮”与第三世界进步力量的进一步思考提供新的材料。如果智利选举为我们从政党与政治人物的角度观察政治组织与群众运动之间张力和联系的视角，这篇文章则更多提供了一个基于群众运动的视角。当然，参与拉美劳动人民的斗争并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说实话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我们的境遇也与拉美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有着云泥之别，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希望，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来自异域的经验可以照进当下的斗争。

本文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三点（内容概括基本来自于电报号“十三月评论”对原文的分享）：

（1）作为“无居所工人运动”（MTST，其最初是起源于农民自发抗争，后于1984年正式成立的“无地农民运动”向城市延伸的结果）的活动家之一，布洛斯详细分析了MTST的基层组织模式，与政党的关系，以及其与巴西共产党组织模式之间的区别进行分析。

（2）作为“卢拉模式”的反思者，布洛斯指出卢拉在推行福利制度的同时未能抓住时机，同时进行政治动员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未能将福利政策转变为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如果无法动员群众，就很难真正触动统治阶级的蛋糕乃至塑造新秩序。

（3）布洛斯对巴西局势做出了自己的思考。我们在此并不完全同意其人的政治道路与具体策略，但是他的视野多多少少依然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在当下极右翼当权，社会极化的背景下，巴西与拉美国家反卢拉/中左方案的左翼会遭遇怎样的挑战。

文献来源：

Guilherme Boulos：Struggles of the Roofless, New Left Review 130 July–August 2021

受访者简介：

Guilherme Boulos：巴西“无居所工人运动”（Homeless Workers’ Movement，MTST）活动家，“社会主义和自由党”（PSOL）政治人物。

引言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无家可归的人,但也许没有任何地方能像巴西那样形成重大的群众运动。在该国最大的城市，无家可归者找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领导人——吉列尔梅·布洛斯（Guilherme Boulos）。在2018年的总统竞选中，他以不到1%的选票排在第十位。仅仅两年后，在竞选圣保罗市长时，他以超过200万张的选票位居第二。现年39岁的布洛斯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演讲者和组织者。他的崛起归功于他自己的天赋与 “无屋顶”的困境和巴西医疗保健的灾难的结合（在博索纳罗的领导下，巴西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位居全球第二）。在政治上，博索纳罗（Bolsonaro）任期内的失败已经重新绘制了该国的制度蓝图。早先支持这位强硬右派总统的中产阶级的担忧，正将寻常的建制派堡垒变成充满叛意的投石党阵营。最高法院曾下令监禁卢拉（Lula），现在却突然改变立场，释放了他。而在弹劾的威胁下，曾经痛骂国会为沼泽地 "中心 "的博索纳罗已经转向国会寻求保护。由于卢拉目前在2022年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以前的带头反对者——社民党的卡多佐（Cardoso）已经宣布，他们长期以来的敌人毕竟比现任领导者更加可取，这预示着中右翼有拥抱社民党的危险。布洛斯现在是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的主要代表，该党一直站在巴西劳工党（PT）更左翼的一边，而且常常是激进的左翼，但在这一关头，他毫无派别偏见地站在卢拉一边，其结果事关重大。随着墨西哥的洛佩斯-奥布拉多（López Obrador）、阿根廷的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ández）、玻利维亚的路易斯-阿尔塞（Luis Arce）、秘鲁的佩德罗-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的胜利，以及哥伦比亚的古斯塔沃-佩特罗（Gustavo Petro）和智利的加布里埃尔-鲍里克（Gabriel Boric，布洛斯的支持者）的崛起，近年来右派在拉丁美洲取得的成果已经开始被压缩。卢拉重新掌权，回到他在工人阶级激进主义的根基上，在民众的支持下，可以使该地区再次成为反对主流秩序（non-conformity）的灯塔。

问：作为巴西无家可归工人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to）的协调人，你也是社会主义和自由党（PSOL）的领导人物，这是巴西左翼在劳工党（PT）之外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在2020年11月的圣保罗市长选举中，你作为社会主义自由党的候选人，在第二轮选举中赢得了超过40%的选票--约200万张。你能先告诉我们你的背景和政治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吗？

我于1982年出生在圣保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我父亲的家庭来自黎巴嫩，我母亲的家庭来自巴西的东北部。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在圣保罗大学任教。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有进步的想法--他们在巴西的公共卫生部门工作，悬壶济世，总是投票给左派，但不是激进分子。这种背景给了我大多数巴西人所缺乏的机会。我不必在十几岁就开始工作；相反，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有机会接触到书籍，后来还获得了良好的大学教育。我的激进主义开始于相当年轻的时候。我想说它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它来自于我的愤怒感：在巴西，只要有眼睛就足以对这里的巨大不平等感到愤怒。特别是圣保罗，这是一个被严重隔离的城市，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一个极端富裕的城市，巴西大部分的GDP都集中在这里；另一方面又是极端贫困的，人们流落街头，数百万人失业或就业不足。这使我感到不安，就像是一个对于行动的召唤。

其次，我的战斗性来自于阅读，这使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走向了左翼。我16岁时加入了巴西共产党的青年部，当时我还在一所付费学校学习。然后我转到一所公立学校——作为一种政治选择，我觉得我的认同感在工人阶级的环境中会更有意义--就我要捍卫的立场而言，它将更加连贯。在新学校，我和其他孩子一起为争取更好的教学条件而努力。我们组织了一些小组--研究小组，要求学生在学校董事会的决定中拥有发言权的小组。有一次，我们组织了一次罢课，当时学校试图推行校服，但没有给学生购买校服的方法--他们的家庭没有钱。有一天，学校禁止不穿校服的人进入。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次学生罢课，并成功地扭转了这一规定。

问：您能描述一下巴共是如何运作的吗？

我在1997年加入巴西共产党（PCB）时，巴西共产党（PCB）刚刚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分裂。它成立于1922年，几十年来，直到1964年的军事政变，它一直是巴西左翼的主导力量。从政变到1980年代，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随着民主的恢复，它开始采取越来越温和的立场，直到最后领导层改变了党的名称，实际上是把它重新创建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党。少数成员试图保持PCB传统的形态，在我加入的时候，它是一个小组织，而青年部，即ujc，甚至更小。我们正试图重建一个战斗的政党。

问：你为什么离开？

我开始看到党的理论立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它以 "人民 "的名义说话，却不愿意与工人本身建立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先驱的想法，（但却）与现实脱节。我开始明白，如果我们想努力实现广泛的社会转型，那么建立一些直接涉及大众阶层的东西会更有凝聚力。这不仅仅是我的决定，我和ujc中的一群人一起离开了它（党）。我们就下一步该怎么做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讨论--不是每个人都走同样的路。我们中的一些人决定加入MTST，即sem teto-没有屋顶的人的斗争，因为它表现了巴西的极端贫困：那些甚至没有地方休息的人。

问：你是帮助创建了MTST，还是它已经存在了？

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在2001年加入。MTST成立于1997年，由一群来自Movimento Sem Terra（MST），即农村无地农民运动的激进分子成立，他们认为有必要超越农村，在城市中组织起来--今天，巴西87%的人口是城市化的，MTST的工作因此成长。我第一次参与其中，是去参加一个MTST的占领活动，帮助开展政治教育课程，与激进分子进行讨论。从那时开始，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甚至住进了其中一个占领区。那时我已经20岁了。

问：同时，你开始在圣保罗大学学习哲学，在那里你参加了一个关于黑格尔的研究小组。那是为什么呢？

我决定学习哲学，因为我发现哲学是最难通过自学掌握的学科。我读了不少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我对哲学感兴趣，部分原因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但我在阅读哲学文本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它们的密度（density），我觉得我需要支持才能研究它们。这是让我来到哲学系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我在考虑成为一名教师。对我来说，哲学不仅仅是一门积极的学科，或一种脱离世界的知识形式：它意味着对生活、伦理和实践问题进行更广泛思考的可能性。正是通过马克思，我接触到了黑格尔。当我第一次成为一名激进分子时，我就读过马克思。它是一个主要的理论灵感，至今仍然是我的参照点。我觉得有必要研究黑格尔，以便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在头两年，我几乎可以完全投入到学习中，但在那之后，我住在一个占领区，所以我无法像我希望的那样学习。但黑格尔仍然是我的试金石，因为他的历史和辩证法观点：从历史建构的角度分析每个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事实。要理解我们的现实，就必须理解使我们进入这个现实的转变过程。为了克服我们现在所处的现实，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过去和未来。当然，许多巴西思想家对我很重要。为了理解巴西和拉丁美洲，你不能采取以欧洲为中心的方法，或者机械地应用马克思。特别是社会学家弗洛雷斯坦-费尔南德斯，他的作品加深了我对巴西的理解。

问：你如何比较作为一名UJC和MTST的激进分子——在实践和理论方面？

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作为一名党内激进分子，至少在我当时的经历中，主要任务是说服人们相信党的纲领的公正性。有一种极端的、几乎是理想主义的理论价值。你甚至可以说它很天真：认为你已经有了答案，产生社会变革只是让整个工人阶级意识到这些真理的问题。而在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中，斗争性来自于人们的实际经验，来自于他们为住房而进行的具体斗争--从党的教条角度看，这可能被视为一种社团主义的、纯粹的经济斗争，没有改造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潜力。在这方面，我在MTST学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任何转型都必须从具体的客观冲突开始，社会和政治共存的实际的、组织性的建设远比一个抽象的方案更重要。无论方案多么成功，运动的建设都要受制于现实生活的矛盾，且方案要在与社群的互动中发生变化。

问：MTST是如何组织的？

它既是流动的，又是集中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农村无地农民运动（MST）非常相似。流动的原因是，在占领土地的运动中，激进分子可以通过实践获得锻炼，在讨论中产生直接行动。这个运动对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是开放的。有无数的人现在已经进入了MTST的领导层，他们起初只是为了有一个住处而斗争。他们带着几条防水油布加入了占领行动，很快就变成了激进分子。这种组织的开放程度，在中心化的党内是无法想象的。同时，由于它是一个战斗组织，它需要集中化和纪律性。MST组织每天都生活在对抗中；它不断地与警察、政府、被指定用于房地产投机的土地的所有者对抗。内奸、想占有一块土地然后转卖获利的人、与有组织犯罪相关的人、民兵成员都有可能渗透进来。我们面对的是一系列的地方和领土权力结构，这是一种直接对抗，因此需要计划和组织。

问：如何作出战术和战略决定？例如："让我们占领这里而不是那里"，"让我们在选举中支持这样的政党和这样的候选人"。

这些决定是在参与者的会议上做出的。每年年初会举行一次规划会议，讨论要做什么。每个州都会选出代表参加全国协调小组，而协调小组又会制定MTST的整体计划--例如，关于选举的计划。大约有三十个国家协调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举行了选举研讨会，讨论支持哪些政党，并决定我们的候选人比例名单。因此，我在2018年竞选共和国总统，然后在2020年竞选圣保罗市长，都要经过MTST的同意。作为MTST的协调员，我无权独自做出成为候选人的决定。

你是通过从某一个岗位中被选举进入MTST的领导层的--当我们接管那些没有履行社会功能（fulfilling a social function）的土地时。它们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人，一块土地上可能有3000个棚户。对外来者来说，这似乎很混乱：一群忙碌的人，没有人在总体上控制。但在内部，我们把占领区分为更小的群组。在一个有2000个家庭的占领区中，我们创建了10个由200个家庭组成的小组。每个小组将其棚屋涂成不同的颜色，每个小组有一个名字：G1、G2、G3等等。在每个小组内，最初的会议由更有经验的激进分子组织，新的占领者从举手说："我可以协调“的志愿者中选出协调员。每个小组有四到五个协调员。他们组织日常工作，负责集体空间。每个小组都有一个公共厨房，按任务轮流进行组织。每个人都参与建造厨房和共享浴室。协调员既有实际工作，也有政治工作。他们每天与早期工作的参与者会面，讨论事宜并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实际指导。协调员们还参加政治教育课程，MTST的骨干力量也是从这些课程中产生的。

也有一些运动的参与者不是直接来自于争取家园的斗争，而是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加入进来。他们的切入点是通过纵队（brigades），这些纵队每年都会向那些并非无家可归但认同运动并希望为之做出贡献的人开放。教育纵队由在占领区开办扫盲课程的教师组成。农园纵队帮助创建社区农园。建筑纵队由专业人员组成，帮助建造房屋。所有的纵队都是自愿的。

问：除了这些政治工作外，你还继续学习心理学，并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你这样做是否有个人动机？你认为心理健康问题和工人阶级的物质匮乏之间有关联吗？

有个人兴趣，因为我在年轻时就有抑郁症状。但是导致我进入精神分析领域的是我于2001-02年在阿根廷参加皮克特运动（piquetero）的经历。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当时正值piqueteros运动的高潮期--这是一场失业者的运动，按地域组织，有点像MTST。他们的口号是："市政区域（barrio）是新工厂"。Piqueteros运动是在几个月内推翻三位阿根廷总统和两位临时总统的力量之一。我在阿根廷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培列敦（Pueyrredon）桥大屠杀刚刚结束，两名激进分子在一次封锁中被杀害。我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外围的一个社区，那里有一个称之为 "反思小组 "的会议。这个小组是由两位精神分析学家协调的，他们把人们聚集在一个圈子里，创造一个倾听的环境--倾听那些以前从未被倾听过的人的声音。他们刚刚经历了创伤性的情况，比如被裁员和被逐出家门；或者失去了伴侣，或者看到他们的家庭被摧毁。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里散发出的力量。这是一次宣泄，它唤起了人人都曾经历过的，各种痛苦、羞辱、受压迫和受暴的经验。我相信精神分析在改变人和他们的身体方面的潜力。而且我需要像这样的程序来接触社会的底层，即被排斥的人，帮助他们在社区的支持下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为那些无力支付心理治疗费用的人提供的工具。我从阿根廷回来后开始学习精神分析。

另一件引起我兴趣的事是——当我住在一个MTST占领区中时，我一再听到有人以不同的方式说——我记得第一次是听一位正在协调社区厨房的同志说的——她说，这是一个分享、共存和扎根的空间，这是一种在城市资本主义的主导性动态（overwhelming dynamics）中已经失去的空间。在占领区中，人们交谈，讲述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故事，解释他们如何来到这里，采取自己的行动。她说，在来到占领区之前，她一直和亲戚住在一起，依靠他们的接济。她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最后服用了好几种精神病药物--她甚至无法下床。她是被经济条件和她所处的不稳定状况所驱使，才来到MTST占领区的。但是一旦到了这里，她告诉我，'我把药扔掉了，因为我不再需要它们了'。这听起来可能很天真。但是，在不同的职业，从不同的人那里，我听到了同样的叙述。

通过学习和研究，我试图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我在精神病学领域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精神痛苦、贫穷和集体组织之间的相关性。通过精神分析，我可以开始理解屈辱、物质和社会匮乏、无助、失业、家庭破裂、暴力或孤独的环境等情况，以及所有这些是如何与心理痛苦，特别是抑郁症联系在一起。抑郁症远不仅仅影响中产阶级，它会侵袭所有弱势群体。然而，另一方面，当这些人感到自己是群体的一部分时，当他们不再孤独时，当他们感到自己对别人很重要时，团结的行为同样可以作为治疗的行为。承诺和集体行动在心理层面上对人们有益。毫无疑问，失业、无家可归、暴力和羞辱是主观上导致心理崩溃的原因。而共存，社区的纽带，可以帮助重建在无权无名的大众中被孤立，迷失；在城市资本主义的动态中被野蛮蹂躏的主体性。

问：MTST如何处理贩毒、盗贼行为和酗酒的问题？例如，MTST曾一度禁止在其占领地饮酒。

占领区不是一个孤岛，它受到在城市周边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所有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制约，因此必须建立一些共存的规则。一个基本规则是，你不能出售被占领的土地。坚持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挑战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甚至是黑手党集团，他们想利用占领地来赚钱和剥削人民。每个占领区都有自己的内部规则，这些规则是在大会上投票决定的。我理解MTST的禁令，在乡下的营地里，你几乎可以完全控制这个地方，但是在城市里，人们只要过了马路，就到了另一个社区。因此，我们的规则是基于集体决策和参与。社区自己制定与饮酒、时间和行为有关的限制。这是处理这些情况的唯一方法。

问：争取住房的斗争是否仍然限于这一个目标？

我们的斗争有几个层次。最直接的是为住房而斗争，为占领的土地在分配和建造新的建筑中被分享出去而斗争。但斗争并没有就此停止，因为如果没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或交通，光有一个住宅区是不够的。在中心城区，这些东西往往已经存在了。但是在城市边缘地区，那里只有零星无规律分布的住房，国家只是不稳定地在场，或者通过安全部队的暴力形式出现。MTST的目标不是再生产这种逻辑，而是打击这种逻辑。打击城市隔离意味着，一方面，在边缘地区争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的住房；另一方面，要求征用中心城区的闲置财产，以便在已经有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地区建立社会住房。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反对中心和边缘的隔离，这意味着要对抗房地产投机者。我们需要对城市行使权利，围绕公共预算组织起来，要求对穷人居住的地区进行投资，并重新思考城市中的食物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创建有机农园和公共空间。当我们把我们居住的地方拉近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时，我们就在挑战以车辆为基础的城市规划模式--因为通勤往往是从外围到中心。公交车正在为另一种类型的城市而奋斗；这就是为什么它受到如此激烈的抵制。它被妖魔化，因为它威胁到房地产资本，与投机者和他们的隔离城市对抗。这是我在竞选圣保罗市长期间面临的一个活生生的问题。一些来自富人区的人不希望看到穷人。当你在一个中心区，一个高房价的地区从事社会住房的事业时，它触动了一小部分富裕阶层的利益--这激发了他们的偏见。

问：在阶级、性别和种族方面，无家可归者运动的社会构成是怎样的？

联盟间统计和社会经济研究部（Dieese）进行了一项调查，在MTST最大的占领区之一，圣贝纳多（一个位于圣保罗工业带的城市，劳工党的诞生地）的Povo Sem Medo（无畏的人）营地。这项调查非常具有启发性，并打破了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为了攻击这一运动而建立的偏见是：MTST是由那些不想工作的人组成的，他们不想自己买房。而研究表明，参加占领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工人。一般来说，他们是非正式的、不稳定的工人，即使他们工作了一辈子--在建筑业、回收业、服务行业--也无法保住他们的房子，这就是他们参加运动的原因。MTST的主体是黑人以及妇女，该运动的领导层也是如此。就妇女而言，这与她们在社区斗争中的倡导者(protagonists)角色有关。在历史上，边缘地区的住房和公共服务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妇女推动的。而儿童保育、欢迎新人、处理行为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内部组织--所有这些都是由占领区的职业妇女领导。

问：MTST与其他组织的关系如何？运动中是否有来自政党、宗教团体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分子？该运动是否属于任何国际联盟的一部分？

该运动寻求与左派建立最广泛的关系。有来自不同党派的人在MTST工作，从劳工党到巴西共产党(重建)(PCdoB)，还有那些不一定在意识形态上认同左派的人。这里有天主教的牧师和修女，也有福音派的牧师。今天，由于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对形势的共同分析和对主导阶级的立场，MTST与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的关系最为紧密。该运动重视自主性，不想成为任何政党的喉舌，因为这将削弱其力量。但我们并不回避共同的行动。现在，随着covid-19的流行，我们扩大了mtst的团结厨房活动，通过向有需要的人分发食物来应对日益恶化的饥饿危机。例如，我们在小农运动（MPA）和石油工人联合会（FUP）的帮助下做到了这一点，前者将家庭农业的食物传递给厨房，后者为厨房捐赠了煤气罐。MTST也是人民无畏阵线（Frente Povo Sem Medo）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由几十个黑人、女权主义和青年运动组成的联盟。

在国际上，我们与拉丁美洲的其他城市运动关系最为密切。我们已经建立了拉丁美洲城市抵抗组织，这是一个汇集了阿根廷、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和厄瓜多尔的运动的联盟。我们还与欧洲的左派有联系——在西班牙，与“我们能”党（Podemos）；在葡萄牙，与左翼集团（Left Bloc）；在德国，与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我们还通过天主教会的明爱机构的一些部门的调解，与南非的住房运动进行了接触和交流。

问：导致巴西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是什么？

经济的整体动态--从生产性投资到资产投机的转变--促使大城市出现了房地产的热潮。2007年至2014年期间，圣保罗一平方米土地的价值上升了200%以上。大量资本涌入城市，公共工程项目得以实施，并出现了由信贷推动的房地产热潮。但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城市改造的支持。大量的市场投机，再次反映在土地价值的上升和租金非常直接的提高。租金不断上涨，以至于很多工人家庭在租金上的支出占到收入的80%。最后，人们只能在吃饭和付房租之间做出选择。这为占领区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因为人们没有其他选择。还有一个政治因素：人们对政治制度越来越缺乏信心。从根本上说，这是1988年宪法的危机，它承诺减少不平等，但没有兑现。它承诺让人们更多地参与政治，但民主从未得到充分实现。与整整一代的社会运动一样，MTST表达了民众对巴西民主模式局限性的挫败感。

最后，巴西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革命和后工业化引发的工作场所组织危机，这在拉丁美洲尤其剧烈。一类不稳定的工人已经产生，他们是在劳动法的保护之外靠间歇性工作生活的流动工人。对他们来说，很难围绕工作场所建立一个集体身份。城市边缘的形成可能与马克思所分析的19世纪工业化进程有某种相似之处--在同样的剥削条件下，通过将成千上万的人集中在大工业中，为工人的自我组织了创造条件；他们发展了阶级意识的形式和斗争的方法。而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它的拉丁美洲模式，把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农村和工业中赶走，把他们安置在大城市的边缘，在那里他们面临同样的剥削条件，经历相似的问题——这便产生了当地的社区运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看到在工业的工作场所和工会组织的动态之外出现了各种运动。

问：在大城市的周边地区，劳工党政府往往有利于承包商，包括像巴西建筑巨头Odebrecht这样的黑帮公司——该公司的贿赂名单（payroll）上有11个国家的政治家和高管，从安哥拉到秘鲁，危地马拉到阿根廷，莫桑比克到墨西哥。所以劳工党的城市政策如何使无家可归者受益？

劳工党在这一领域制定的主要方案Minha Casa, Minha Vida--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说明了这种情况。它是在2008年危机之后推出的，以避免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的建筑行业破产。它是对建筑业的公共资源的注入，同时也是一个受欢迎的住房计划。但它是由建筑公司的利益决定的，这反映在因它产生的城市环境中。Minha Casa, Minha Vida保持了边缘化的逻辑--在遥远偏僻的土地上建造房屋符合开发商的利益，因为那里更便宜。因为建筑公司获得的融资并不以所建住房的质量为条件，导致了大量狭小而质量差的公寓产生。政府和社会运动（包括MTST）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斗争，通过施加压力，我们在方案的第三阶段中取得了一些改善。但随后发生了针对迪尔玛（Dilma）的2016年政变。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接管了政府，并终止了该方案。

值得补充的是，也就是说：MTST努力阻止迪尔玛（Dilma）被赶出总统职位，阻止卢拉（Lula）被逮捕和取消2018年总统选举的资格。这是因为她的下台和他的被捕是通过一个被操纵的非法程序实现的，这一点后来已经被证实。在卢拉被捕前夕，当他在圣贝尔纳多的金属工人工会总部避难时，圣保罗的MTST活动家们纷纷出动，我还特意去库里蒂巴的监狱探望他。他的监禁是对民主和人民主权的侵犯。人们不必是劳工党的支持者也能认识到这一点。

问：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MTST的巨大增长发生在劳工党政府时期（从2002-2016年，在卢拉的两个任期和迪尔玛·罗塞夫的一个半任期内）。换句话说，在左翼政党领导的政府期间，更多的巴西人变得无家可归。在你看来，劳工党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劳工党的成功之处包括其消除贫困和饥饿、扩大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的计划，以及使巴西在与美国的关系中不再处于从属地位的外交政策。主要的问题，或者说劳工党政府的局限性，是该党在应该进行更广泛的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退缩了。2003年卢拉执政后，劳工党的各种政策--国内市场的增长、信贷的扩大、家庭补助金的增加、最低工资的提高--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也是出于外部因素：商品价格高涨（中国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国际上对巴西原材料的需求强劲）。但事实是，在卢拉的领导下，从2003年到2010年，经济每年增长4％。这使得这些政策的实施不需要改变任何结构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不需要触动统治阶级的特权。在通常被称为 "双赢 "的情况下，有可能不从社会金字塔顶层的人那里拿走任何东西，而对底层的人做出让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公共预算也可以增长，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专门用于社会政策。分配方面的冲突就被规避了。但这种政策是建立在有利的经济周期之上的；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当这个周期在2013年结束时，作为2008年国际危机的后遗症，劳工党政府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必须做出选择。它选择了不去面对更大的结构性问题，因为这需要加强对民众的动员。

在我看来，政府本来是有条件赢得这场对抗的。他们本来有政治和社会支持来进行累进税制改革，以一种对大多数人更公平的方式来解决分配上的冲突。他们需要为工业化和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更强有力的激励，如基本的卫生设施和公共交通运输。这些投资将减少巴西社会的不平等。在巴西，最富有的1%的人口获得了全部国民收入的50%。他们还应该对金融市场和银行进行监管，这些银行在劳工党政府治下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最后，他们应该实施政治改革，这样国家就不会被一个任意将迪尔玛赶下台的政治体制的 "治理能力 "指标所束缚。针对她的政变是由以前支持她的那些政党实施的，也就是今天支持博索纳罗的那些政治机构。简而言之，劳工党政府缺乏胆量和民众组织。一个左翼政府适应了最贫困的人口能得到一些好处的情况，但当危机来临时，它却没有力量抵制经济倒退的压力，这导致了政治倒退。

乌拉圭前总统何塞-穆希卡总结了另一种限制。在对拉美左翼的一种自我批评中，他曾说，我们的政府创造了消费者，而不是公民。人民群众有机会获得一些消费品，这很好。但并没有同时对社会价值进行争夺。换句话说，建立了家庭补助金，提高了最低工资，一些人能够通过公共银行的融资购买自己的房子--但这只是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逻辑的认可，而那些能够稍微改善自己生活的人继续投票给博索纳罗，是因为并不明白这些政策与社会和政治方案有多大的关联。

问：你怎么看安德烈-辛格对 "卢拉主义（lulismo） "的分析？

安德烈-辛格的书--《卢拉主义的感觉》（Os sentidos do lulismo，2012）和《真相终将胜利》（O lulismo em crise，2018）--是不可缺少的参考点。他将卢拉主义的 "意义 "描述为 "软弱的改革主义"：一套减少贫困的公共政策，但避免动员进行结构性改革和对抗统治阶级。我相信卢拉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用了这一描述。最大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存续的可能性条件是否仍然存在。现在，国际危机因covid-19而加剧，中国经济不再快速增长，巴西经济自2015年以来停滞不前，我们不可能想象工人权利的任何增长可以不以牺牲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的特权为代价。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应该指导后博索纳罗时代的巴西政治。

问：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参与政党政治的，为什么选择了巴西共产党（PSOL）？

我是在2018年加入PSOL的。但这时是党内长期变革过程的高潮巴西共产党（PSOL）是从劳工党（PT）的一个持不同意见的部分中产生的，它抵制了卢拉在第一任期内所维护的公务员社会保障项目。这意味着，在其早期，PSOL的招牌一直是“反对劳工党阵线”。但从2016年起，随着针对迪尔玛的右翼政变，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该党一直对劳工党持非常严厉的批评态态度，并捍卫创建新左翼的方针；反对劳工党与右派结盟--我们认为改造巴西的联盟必须从社会运动中发展出来。但与此同时，自2016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团结起来反对右派和反对政变进行不懈的斗争。PSOL的这些变化与MTST的变化非常相似。因此，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MTST最终决定与PSOL结盟，因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运动虽然是任何转型过程的基础，但仅依靠其本身是不够的。随着2017年针对迪尔玛的政变和卢拉的入狱，政治危机已经恶化了。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战斗带入体制政治领域。与PSOL汇合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有广度和团结的左翼计划，以打击极右翼的新生力量。这个计划将是无宗派的，但将继续提出劳工党政府没有实现的那些要求。PSOL是现今与新的社会运动和青年中的关键群体(critical layer)最合拍的政党。

问：你在2018年作为PSOL总统候选人的经历是什么样的？

在个人层面上，2018年的竞选活动非常重要。我走遍了巴西内地；遇到了我以往一无所知的现实情况。我见到了地区领导层，去了许多非常不同的社区，了解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这是一次见习，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将永远珍惜这段记忆。同时，2018选举是一场有毒的选举，它以仇恨和恐惧为标志。博索纳罗成功地引导了竞选，不仅仅是利用 "假新闻"，而是他作为国际极右派的混乱制造者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the engineers of chaos)。他成功地利用了反政治的话语，把它变成了仇恨的武器。这是一场被谴责的竞选活动，没有讨论方针和想法的空间。

问：你在2020年竞选圣保罗市长时与总统竞选有什么不同？

虽然MTST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但我的政治活动在圣保罗总是更有分量，因为这里是住房危机集中的城市。MTST在圣保罗的实力，也就是我的200万张选票背后的实力，是很少有人预料到的。然而我们这些参与运动的人知道，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的基层。不仅如此，到2020年，博索纳罗政府已经疲惫不堪，而我们在社会上有一个优势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进行在2018年被禁止的讨论。

市长竞选动员了希望，并让人们自下而上地参与进来。圣保罗的政治一直被视为专业人士或有经济利益的人的特权，但这种情况通过市长竞选发生了变化：政治被视为变革的工具。这里还存在着代沟，青年人是我们竞选活动的活力中心，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在第二轮选举前夕，圣保罗页报调查机构（Datafolha）的选举民意调查显示，在60岁以上的人中，我们以70％对30％的比例败北。但在25岁以下的选民中，我们以65%对25%的比例获胜。而且，我们的竞选活动成功地冲破了大学里中产阶级进步人士的同温层，而这正是巴西左派倾向于发展的地方。这一次，我们在七个主要地区获胜，而最好的选票来自于这些城市的郊区。换句话说，我们的信息到达了大众领域。

问：博索纳罗政府和covid-19大流行对无家可归的人意味着什么？

两者都是悲剧。在博索纳罗2018年第二轮竞选活动中最大的一次集会上，他在圣保罗宣布："我将消灭MST和MTST。他明确指出社会运动是要消灭的敌人。执政后，他叫停了任何仍然存在的社会方案的残余。现今，在一个糟糕的、持续的经济危机时期，没有任何关于社会住房建设的联邦政策。我们现有1500万失业者，这是有史以来创下的最高的失业率。这意味着更多的人需要各种支持，首先是没有地方住。巴西的无家可归者被博索纳罗抛弃了，任其自生自灭，博索纳罗还在用镇压和将MTST定罪来威胁他们。

当covid-19大流行开始时，情况灾难性地恶化了。主要的公共卫生指南是让人们居家防疫。这一方针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数百万人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同一个家庭的五六个成员住在一个房间里。由于学校关闭，孩子们一直呆在家里，没有电脑，也没有在线教育。在没有自来水等基本卫生前提的房子里，怎么能保持社会距离？在这种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战胜病毒。最重要的是，博索纳罗拒绝参与疫苗采购，而疫苗采购的速度已经放缓到了极点。

MTST组织了一系列的举措。其中一项是通过法院要求征用部分酒店用于安置街头流浪者。另一个是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行动：我们成功地获得了在大流行期间暂停驱逐的规定。这种野蛮行为已经开始了：大约有12000个家庭在大流行期间被逐出家门。几个月前，与PSOL和Despejo Zero（零驱逐）运动一起，我们成功地让联邦最高法院停止了这种做法。我们还设法让国会批准了一项防止驱逐的法律，但现在它仍然由博索纳罗掌控。我们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优先为无家可归者接种疫苗，因为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联邦政府--以及大量的州政府和市政当局--没有制定任何政策来帮助大流行期间的无家可归者。

问：MTST和你个人都在领导示威活动，要求将博索纳罗赶下台。很大一部分左派，特别是与国会议员和州长有联系的劳工党部门，认为最好等待2022年的选举，希望博索纳罗在这期间把自己搞垮。您的观点是什么？鉴于博索纳罗在民调中排名如此靠后，他的下台会是一个优先事项吗？考虑到国会的组成情况，弹劾有现实的可能性吗？

让博索纳罗继续执政，让他疲于奔命--消耗他的支持率，在2022年大选前削弱他的力量--这种想法不仅不道德，而且在策略上也是愚蠢的。首先，因为巴西人民正在流血：已经有超过55万的人被covid19杀害。博索纳罗并不打算改变他对这一流行病的态度。相反，他仍然在开展反对口罩、反对检测、反对疫苗的活动。到2022年底，会有多少人死亡？其次，让他继续执政意味着——假设巴西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博索纳罗将遵守宪法，劳工党将能够赢得选举并掌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不会如此。在巴西，每天都有发生政变的真实风险。博索纳罗依靠的是武装部队、国家警察和他们的黑帮民兵。此外，他正公然为政变铺路。他的政府里挤满了将军；他一直在向士兵和警察发放退休金，并鼓励他的平民支持者拿起武器。是的，他已经失去了一部分基础；他并不是赢得选举的热门人选。知道这一点后，他将声称投票会被操纵，他们应该使用印刷选票而不是投票机。他的目标是比入侵美国国会大厦更严重的事情。他有更多的时间准备，依靠他在武装部队和各州警察部队中的影响力，而且与美国相比，巴西的民主稳定程度低得多。

巴西的形势是严峻而紧迫的。我们需要进行战斗，正是因为博索纳罗现在比较弱，我们必须防止他重新获得力量。弹劾是巴西政治的首要任务，它有客观现实、法律和宪法的依据。我们需要在所有政党和社会运动中为弹劾建立尽可能广泛的群众动员。很明显，我们在国会有一个政治问题。博索纳罗已经与腐败的巴西政治体系中的渣滓结盟，这些腐败的国会议员乐于阻止弹劾以换取职位和现金。他们被称为Centrão--中心--他们总是这样行事。但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民众的压力增加，如果调查博索纳罗政府应对covid19危机的国会委员会得出任何具体和明晰的结论，情况将会改变。老鼠会逃离这艘沉没的船。因此，现在弹劾博索纳罗是至关重要的。这并不容易，但这是一项必要的任务，也是巴西左翼的一项切实可行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