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尔时刻：没有霸权，对世界和平很重要

历史不喜欢打盹的见证者，她总会用相似的方式提醒世人，该走的必然会走，该来的必然会来。

历史没有太多巧合，相似场景的背后，是同样的霸权，同样的抗争，同样的人心，同样的胜利和同样的失败。

越战见证了中美从对抗走向合作，阿富汗战争见证了中美从合作走向对抗。

二战后的美国，拥有超过资本主义世界一半的财富；今天的美国，拥有已经到期的，难以偿还的29万亿美元的债务。

在帝国坟场，葬送的不仅有2400多名美国军人的生命，还有2.26万亿美元财富。

战后的美英为了阻止原有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殖民地国家的解放，阻止它们探索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制造了一道划分世界的铁幕， 昔日的殖民地宗主国把手伸到别人的家门口，尽最大努力维护其殖民体系与殖民利益。

在战后民族解放高潮的冲击之下，原来的种植园与鸦片倾销式的殖民模式显然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需求。

尽管司徒雷登在中国建立的教会学校被新中国尽数取缔，但殖民者在全球推行“自由民主”的新型制度宗教一直没有得到清算。

过去的20年，美国送给阿富汗的是一个民主社会么？

看看阿富汗总统的处境就知道了。

抛下支持者与军队逃亡的阿富汗总统穆罕默德·阿什拉夫·加尼，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949年，阿什拉夫·加尼出生于阿富汗卢格尔省的一个普什图族家庭，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阿什拉夫·加尼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教，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任职，并曾随世界银行官员主持过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加尼还曾担任卡尔扎伊的顾问，2002年出任卡尔扎伊过渡政府财政部长。2014年当选阿富汗总统。

很显然，这是一位符合西方价值与西方利益的“民主总统”，是符合民主程序的。

这样的总统领导的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么？得到了大多数底层群众的支持了么？

加尼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仅限于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大中城市，而在广袤的山区，在部族势力那里，塔利班与地方军阀才是真正的政府。

与加尼一起离开的，是“四卡车，直升机都装不下的现金”，才是这位总统真正的价值观。他比谁都清楚，在未来的逃亡之路上，在远离故国的西方世界，只有财富，才是真正的权力。

与加尼政府合作最密的，是驻阿美军，还有3000名翻译。

这是80年前魔幻场景的时空再现，溥仪、二鬼子与太君。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共荣圈中，共荣的只有宗主国的奴隶主，殖民地的买办精英。

那些社会底层的群众，永远只能生活在占领军的暴行与恐怖之中。

作为一个小国，从英国、苏联、到美国，阿富汗人从没真正享受过独立民主与自由，他们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列强的殖民地。

很多人喜欢拿查希尔时代的阿富汗说事，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阿富汗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浮于表面的。

查希尔是阿富汗巴拉克宰王朝最后一任国王，曾留学法国，执政期间大力推进改革，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并制定了宪法，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当时，阿富汗政府的大部分高级别政府官员都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政府官员穿西装是当时的常态。

巴拉克宰王朝原本就是半殖民地化的产物，贵族，精英与大城市的西方化，是殖民体系全球化的常态，只不过查希尔时代的阿富汗精英形象，更符合今天我们的价值观与制度审美而已。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同样也能找出大量符合“现代审美”的历史遗迹。基于阿富汗的战略位置，它想不受世界霸主的关注都不容易 ，所以这种表面上的，符合西方价值观念的变化，会被更多的用于宣传。

在精英人群之外，在大城市之外，在边远的山区、农村、部族那里，人们仍坚守传统的文化与传统的生活方式。

一个国家真正的繁荣富强，是全面的，彻底的社会改造，是把传统与现实真正的融合。

凯末尔的成功，不在于以西方为模本的社会变革，而在于把半殖民地化的土耳其恢复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在政治、军事、教育、工业等几乎所有领域进行了彻底而深入的改革，在当时的世界动荡的格局中，他成功了。但放到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凯末尔保存了土耳其，也异化了土耳其，他保存的这个国家，还是土耳其么？这正是埃尔多安面临的问题，今天的土耳其，似乎要用“突厥化”回归的方式，重新接续自己的历史与文明。

在中国，这种变化更为典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政体、科技、工业、国防、教育、审美的现代化，更是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之根与现代文明的接续。

历史与现实已经证明，西方的民主制度救不了苏联、救不了中国，救不了伊朗，也救不了阿富汗，甚至救不了它自己。

把西方文明等同于现代文明，是对现代和文明两个概念的最大误解。

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的西方表现，它是现代文明的表现，但这种文明的表现不是唯一的，也不能是唯一的。它的现代性局限于技术层面，又反过来因为技术层面的现代性遮蔽了其文化与制度层面的野蛮落后。

在西方，在偷窃华夏文明的技术成果之后，在列强争霸的加速之下，长期取得了技术优势，这也是其推行全球霸权的基础所在。

在制度层面，由于文明基因与技术的加持，他把在技术层面的成功解释为制度层面的成功，进而把这种制度视为制度的一神教。到这里，已经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信仰问题。

信仰关乎利益，在这个信仰体系之中，宗主国奴隶主、殖民地买办精英的信仰与利益是统一的。而在西方殖民体系所覆盖的国家与地区，利益的对立，必将导致信仰的分裂与对立。

在世俗社会中，这是普世价值论者与革命论者的矛盾。在宗教社会中，这是新旧两种信仰的矛盾。

关于塔利班，人们往往存在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恐怖分子。可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人与事物呢？本·拉登原本是美国一手培养针对苏联的麻烦制造者。天道好轮回，最终这麻烦回敬了美国自己。既然本拉登的立场都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要用一成不变的观点来审视塔利班呢？

宗教是他们的传统与文化，是殖民地被统治民族的组织形式与战斗方式，是历史的常态，也是文明发展不充分的产物。

在未被西方制度民主的一神教输入影响之前，阿富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战争不断，但更多时候是中亚各民族的和平共处。

作为真正的革命者与解放者，阿富汗塔利班让世界见证了抗争的意义，也让这个国家有机会真正改变，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他们是从自己的土地里长出来的，说他们没见过世面也好，说他们的宗教愚昧落后也好。但至少他们不是西方的走狗，不是迷信西方制度宗教的社会精英。他们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你不能先入为主的用马列的标准去衡量他们，那不符合阿富汗的国情，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

塔利班曾以宗教战争的方式夺取了政权，又在新十字军的打击下失去了政权。经历了二十年的蛰伏与发展，塔利班卷土重来，他们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他们是否实现了自身的解放与现代化。

有不少人拿塔利班过去的宗教政策，炸毁巴米扬大佛说事，他们看到了现像，却没有看到原因。

塔利班产生于后冷战时代，这时世界上多数民族解放运动已经结束，由于历史原因，仍有不少国家与民族仍未获得自身的解放，由于实力对比与国际形式的变化，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现的更为激进。

极端宗教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体现，它产生于民族压迫，殖民统治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中。

极端宗教主义是一个被命名的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当古老的波斯王国被汹涌的伊斯兰吞没之时，它选择最弱小的什叶派作为自己的信仰，它以此方式来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塔利班的产生出于同样的逻辑，在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在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无孔不入的时候，他们需要用借助另一套组织体系与价值体系来保证本土文明的独立与延续。当外来文明的入侵越剧烈，越深入时，两者的矛盾越对立。

在没有学习更先进的革命理论之前，在没有把先进的革命理论与自身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革命之路之前 。他们只能从自己的传统与文化中寻找解决之道。他们通过宗教的方式完成了组织与理论建设，却又受制于宗教的狭隘、蒙昧与极端。

在这方面，自诩文明的西方殖民者才是输出恐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把美洲与澳洲的土著居民几乎杀戮一空，把非洲人当成牲口贩卖与使用。无数民族被它们消灭，无数文明消失在殖民者的枪炮与病菌之下。

为了自己的利益，以美国为首的反人类集团，把中朝俄伊称为邪恶国家，把殖民、剥削与杀戮称为人类的文明。

如果说什么是这世上最大的原教旨主义集团 ，最大的恐怖分子，莫过于信奉利己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他们推行殖民霸权的新十字军。

阿富汗的塔利班，是他们国家的解放者。长期以来，宣传工具一直掌握在西方列强与精英政府手里，不取得胜利，不争取话语权，塔利班连为自己正名的机会都没有。

过去的阿富汗，是列强驻军、军阀割据，名义上的国家，没有统一，没有和平，没有建设，自然谈不上发展。

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恐怖分子夹着它的殖民主义滚蛋了。

最大的矛盾消失了，解放被殖民者与代理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极端主义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下一步是要建设一个阿人治阿的新国家。

殖民秩序并不是全球化的唯一模式，它只是一个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奴隶主专政的一神教秩序。除此之外，还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有睦邻友好，合作共赢。

在当地语言中，喀布尔是“贸易中枢”的意思，它曾是丝绸之路上繁华的商业重镇。

国家统一，权力统一，最大的基建不是道路与桥梁，而是大一统，是人心所向。

阿富汗的枪声终将归于沉寂，而这里，即将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矿场与工地，我们期待着这个承载古丝绸之路的国度，早日恢复昔日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