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靠不住？——驳讨赤奇文《此共非彼共，印度共产党，从来靠不住》（二）

【先锋论坛编辑部说明】

这篇长文是一位同志的赐稿，仅代表个人立场，不代表编辑部立场。

对于文中的一些观点，编辑同志们也同这位同志作了许多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商榷。尽管文章的部分内容颇具争议性，某些用词也不甚平和，但是我们仍认为这是一篇介绍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及印度共运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实的好文章。所以很高兴在此将本文分享给同志们和朋友们。

编辑部对同志们和朋友们的来稿一向持包容态度，我们欢迎任何愿意为马列毛主义之国际共运事业作贡献的同志们和朋友们赐稿。您的支持和帮助一如既往是我们前进的重要动力。

因为文章字数略多，所以我们会将其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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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位面世界里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的情况

只要谈及印度共产主义运动，1967年3月18日爆发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是基本上绕不过去的，然而《靠不住》一文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讲述却无比的奇妙深刻，甚至一度让笔者怀疑，《靠不住》一文里所说的这个“纳萨尔巴里运动”，真的在这个位面的世界的印度发生过吗？

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前夕，马宗达主要在西孟加拉邦北部地区进行组织和动员农民的活动，而马宗达也确实领导过一个印共（马）内部的秘密组织，但是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印度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中心”并非是什么“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心”。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说明一个国际共运知识，在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以后出现的“毛派”或者“毛主义”（Maoist）一词，是苏修以及亲苏的修正主义政党对支持当时的中国的各国反修政党和组织的一个蔑称，这些党和组织没有人会自称“毛派”，而是称呼自己是马列主义者。除了后文中提到的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反修政党和组织的名称会使用这个词语，一般会给自己的党或者组织的名称加上“马列”作为后缀（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卡齐米尔兹·米杰尔（Kazimierz Mijal）在1965年建立的反修政党波兰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Poland）），货真价实的毛主义（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出现要到1982年由贡萨罗主席领导的秘鲁共产党总结出来之后了。

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的原因确实与国大党政府没有切实施行土地改革、对当地饥荒的漠视、地方官员们囤粮待价而沽等一系列行为有关，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西孟加拉邦以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极为严重为最突出表现的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但令笔者感到疑惑的是，只是《靠不住》一文里所说的“尼赫鲁推行的混合经济使得阶级矛盾显现”这么一个原因，就能够让被印共（毛）尊为组织源头的两大领袖之一的查鲁·马宗达认为“革命的时机到来了”，因此“发动”（实际上，纳萨尔巴里运动和特伦甘纳起义一样，在初期都是带有一定的自发性色彩）了纳萨尔巴里运动吗？

为此，笔者曾查阅了查鲁·马宗达在1965年到1967年所写的“历史性八文件”（Historic Eight Documents）。在这八份文件里，查鲁·马宗达对当时印度风起云涌的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及整个印度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了建立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党、进行关于土地革命的政治宣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进行自我批评、拓展党的群众基础、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等革命措施，但是就是没有“革命的时机到来了”或者类似的话语，从“历史性八文件”里也完全看不出来查鲁·马宗达会有这种通过少数革命家的密谋活动进行革命的布朗基主义式思想。这究竟是“乌鸦校尉”先生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穿越到了1965-1967年的印度，在查鲁·马宗达身边听到了这句话，然后赶紧穿越回来写在《靠不住》一文里，还是为了贬低外国革命家而胡编乱造凭空虚构的话，笔者觉得还是交由各位读者同志们判断吧。

而当时印度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

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前夕的1967年初，国大党在大选当中惨败，由印共（马）、印共以及其他左翼和中间党派组成的“联合阵线”赢得了大选，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形成了“联合阵线政府”。在选举之前，印共（马）承诺会进行一项包括将剩余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和不再驱逐佃农在内的土改措施，并动员了大批农民。然而在胜选之后，印共（马）无力履行先前的土改承诺。而早已对印共（马）脱胎于印共的和平过渡路线、以及对印共（马）在中苏论战中持和稀泥的调和主义态度（印共（马）对此自我标榜为“不偏不倚”的“独立立场”和“不教条主义地学习某一国的经验”，然而印共（马）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类把“独立自主”喊得震天响的货色的修正主义真面目总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彻底暴露出来）严重不满的基层革命派，以及在选举期间被革命派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决定“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

1967年3月2日，西孟加拉邦的一位部落民因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时遭到地主民团的袭击，引起了当地部落民的反抗。1967年3月18日（也即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执政16天之后），在印共（马）大吉岭地区西里古里分部的领导下，西孟加拉邦北部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的农民掀起了夺地斗争（从特仑甘纳到纳萨尔巴里，基层的反潮流小将总是冲在革命的第一线）。他们建立农民委员会和武装村卫队（当地有1.5万至2万名农民成为脱产积极分子），惩办恶霸地主，夺取地主的土地、粮食和武器，取消抵押债务，并和前来镇压的警察进行战斗。

在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之后，印共（马）终于暴露了自己的修正主义真面目。其领导层公开拒绝支持纳萨尔巴里运动，要求发动起义的党员干部放下武器。在劝说无果之后，印共（马）将支持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党员干部开除出去，甚至直接下场，调动警察和反动民团残酷镇压。在面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风暴的时候，曾经的“死对头”丹吉集团和孙达拉雅集团迅速“冰释前嫌”。在纳萨尔巴里运动期间，印共丹吉集团充当了招安革命派的说客角色，企图“把受纳萨尔巴里运动影响的干部争取回来”，甚至在查鲁·马宗达牺牲之后，印共还在报纸上刊登其照片，总结其生平，装模作样的“悼念”和“评价”马宗达。

到7月份为止，纳萨尔巴里当地的起义被镇压下去，革命者转入地下继续活动。但是由纳萨尔巴里运动所点燃的革命烈火并未就此熄灭，在此之后的1968年，在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山区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印度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起义也遍地开花。

1967年6月28日，北京广播电台第一次提及并肯定了纳萨尔巴里运动。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印度的春雷》，热情歌颂纳萨尔巴里运动，表达了对印共革命派的公开支持，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和成立之后一度持有限反修立场（实际上是和稀泥的调和主义态度）的印共（马）彻底决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3年，中共才恢复了与印共（马）的党际关系。

1967年11月，印度的革命者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全印协调委员会（共革全印协委）——并非是《靠不住》一文里的1968年。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为组建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那时候还叫作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新党作准备。1969年4月22日，印共（马列）正式成立，查鲁·马宗达任总书记。

不过，共革全印协委当中的两个派别——卡奈·查特吉领导的《南国》派（这个名字来源于卡奈·查特吉及其战友的“南方组织”的机关刊物《南国》双周刊。所谓“南国”则是相对于南亚次大陆北面的中国而言，这也体现了他们的鲜明立场）和纳吉雷迪（T.NagiReddy)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安得拉邦协调委员会（共革安邦协委）——从一开始就是游离于印共（马列）之外的独立组织，根本就不是印共（马列）分裂的产物。

《南国》派认为，在那个时刻建立党是仓促的，它也对建党方法有异议。更重要的是，《南国》派坚持发动群众的路线，反对印共（马列）过于强调“歼灭阶级敌人”（刺杀地主、高利贷者、奸商、反动军警和官员等）的策略。

而共革安邦协委——也就是“乌鸦校尉”先生口中“认为印度革命形势远未到来，应该积蓄力量，韬光养晦，先积极动员群众扩大统一战线”的“安得拉邦的地方共产党”——借口“要在党内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继续留在已经沦为修正主义集团的印共（马）内部充当表面上的反对派角色，并且在纳萨尔巴里、斯里卡库拉姆等地的农民斗争上持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暧昧态度，不过其政治路线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真面目到后来逐渐暴露出来。

进入1970年时，农民武装斗争已经在安得拉、西孟加拉、奥里萨、比哈尔、旁遮普、北方、泰米尔纳德、阿萨姆、马哈拉施特拉、喀拉拉、特里普拉等邦先后开展起来。1970—1971年间，印共（马列）甚至在西孟加拉邦的比尔普姆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地主民团和警察的镇压均不奏效之后，印度中央政府出动了35000人的正规军部队，才于1971年底将比尔普姆的斗争镇压了下去。在1970—1971年间，在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和其他一些城市，印共（马列）领导的城市游击队也积极活动，刺杀军警和反动政客等（但在城市游击战中也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譬如将矛头指向普通资本家和公务员等），直到1971年底才受挫（在帮助军警镇压印共（马列）城市游击队和城市组织的过程中，印共（马）方面也积极发挥了作用）。

随着农民武装斗争和城市游击战的接连受挫，印共（马列）内部在党的路线、政策上也发生了分歧。印共（马列）政治局委员萨蒂亚纳拉扬·辛格等人认为，查鲁·马宗达为代表的中央在政治上了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组织上独断专行，不同意印共（马列）中央对形势的估计，认为印度的人民战争的道路是持久性的；不同意在城市也搞“歼灭运动”，杀资本家、文职官员和警察等等；不同意马宗达只强调武装斗争，把就群众利益开展群众运动视为是搞“经济主义”；不同意说印度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把全部资产阶级都看成为买办，也不同意在现阶段消灭富农经济和“歼灭”富农，等等。以上看似“实事求是”的言论，实际上是萨蒂亚纳拉扬·辛格一派借题发挥，为自己搞右倾机会主义寻找的借口而已。由于分歧尖锐，1971年初，印共（马列）在组织上发生了分裂，形成了以马宗达为首的和以辛格为首的两个中央。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1972年7月12日，查鲁·马宗达在加尔各答不幸被捕。1972年7月28日，马宗达在监狱中遇害牺牲。以马宗达牺牲为标志，轰轰烈烈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进入了低潮期，印共（马列）进一步发生了分裂，实际上已经解体。

《靠不住》一文里说马宗达“觉得机不可失，这时候要和印度当局全面开战，夺取全国政权”，实际上印共（马列）在当时确实有过脱离群众搞“歼灭阶级敌人”的行为，也没有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城市的斗争也没有采取“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然而《靠不住》一文里根本没提到的是，在1971年以后直至马宗达牺牲以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分文章中，已经明确地批评纳萨尔巴里运动中包括片面强调“歼灭阶级敌人”的做法在内的各种过火行为。

在这一时期，马宗达主要强调：

（1）要对武装力量——主要是警察——发动袭击，否则“我们就将陷入某种经济主义的泥潭”。并且强调要夺取军警的武器，把农民游击队武装起来。在马宗达的指示下，仅1971年7—8月就有89名警察被击毙，761名警察被打伤。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列）掀起了一场夺枪运动；在比尔普姆已夺得200多条枪，平均每天有5—10条枪送到印共（马列）手里。

（2）重视经济斗争和就经济斗争开展群众运动，譬如在1971年7月，马宗达号召“抢收阶级敌人的庄稼”，动员无地农保卫土地和庄稼，组建村民兵。并指出“只告诉贫农和无地农民知道歼灭阶级敌人，那将是经济主义”“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而不是歼灭阶级敌人，虽然歼灭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的更高形式。”同时提出反对党内的强迫命令倾向等。在马宗达的号召下，一些地区组织起群众夺取地主稻谷的斗争，且有上百人参加。

（3）马宗达批评了城市游击战中的过火倾向，指出“不是所有的商人都是我们的敌人”，相反，“大部分商人将同我们合作”，当然，对那些企图危害革命的买办商人，“杀一两个可能是必然的”。同时，马宗达强调位于城市的党员和城市组织要在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中工作，“必须反复尝试通过在工人阶级中宣传我们的政治来组建党组织”，“我们的目标是在工人阶级中组建党组织，帮助工人中发展党组织”。

（4）在纳萨尔巴里运动初期，进行武装斗争的仅仅只有由农民武装起来的极其原始的武装小组，相当于我国土地革命时期的赤卫队。在斯里卡库拉姆起义时期，虽然有2000多名游击队员，但是他们大多数分散在各个游击小组，没有集中起来形成一支稍具规模的武装力量，因而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马宗达提出要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宣布西孟加拉邦的所有游击小组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小分队。

这些主张表明，马宗达已经对纳萨尔巴里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反思，并积极着手改进。遗憾的是，马宗达还没来得及说完他的全部意见就不幸牺牲，未能完成印共（马列）的改进工作。

在后面的文章里，笔者将会介绍从印共（马列）分裂出来的各个组织，只说一点：从印共（马列）分裂出来的党绝不止两个。

现在先简单说说从未参与到印共（马列）组建进程当中的共革安邦协委和《南国》派。

马宗达被捕牺牲后，先前领导共革安邦协委的纳吉雷迪于1975年建立了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团结中心（马列）（Unity Centre of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of India (M-L)）——如今被印共（毛）称为TN-DV宗派。此后纳吉雷迪于1976年去世，其后继者D.V.拉奥则在1978年以后采取了亲邓立场，并由此导致其组织发生分裂，从此一蹶不振。从中分裂出去的派别几经周折在1994年成立了印共重建中心（马列）（Communist Party Reorganization Centre of India (M-L)）。这两个组织目前在安得拉、旁遮普、喀拉拉等邦都有活动，也都放弃武装斗争而标榜“合法的群众运动”，只不过前者延续D.V.拉奥路线亲邓，后者则持反邓立场。

同样并未并入印共（马列）的《南国》派在卡奈·查特吉、阿穆尔亚·森和昌德拉什卡·达斯等人的努力下，于1969年10月20日成立了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CC，后面一律统称为“毛共中心”),继续以建立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为目标，进行着持久人民战争。

毛共中心活动于西孟加拉的丛林地区。他们拥有自己的战斗队，这些战斗队以加尔各答的工人、学生为中心，附以当地的无地少地的农民群众。他们的影响力比起印共（马列）来说还很小，只有37个战斗队，另有106个加盟组织。到了1976年该组织的影响力仍局限于西孟加拉邦的马哈尔丛林（Jangal Mahal）一地。之后该组织调整了策略，终于将力量发展到毗邻的比哈尔地区。

1982年，卡奈·查特吉逝世。之后这个组织也发生了分裂。西维吉（Siveji）和拉玛达·辛格（Ramadhar Singh）分道扬镳，后者投靠了卡努·桑亚尔（Kanu Sanyal），并参加了1985年重新组建的“印度共产党（马列）”。

不过西维吉的领导未能持久。1980年代中后期，桑杰·杜萨德（Sanjay Dusadh）和普拉莫德·米斯拉（Pramod Mishra）相继领导这个组织。此时中央根据地转移到了比哈尔，在农村地区立了与当局平行的司法机关，其力量发展到500名脱产战士（红色防卫军）和大约10000名党员。此外还有人民防卫斗争集团（民兵）、革命农民委员会和革命学生联盟等外围组织。毛共中心的这些武装力量成了比哈尔邦下层种姓的武装力量，不过似乎也因此与工人运动以及印度全国范围的斗争失去了联系。在90年代，毛共中心的活动达到顶峰，并与后文将会提及的印共（马列）解放爆发武装冲突。

进入21世纪，毛共中心与在旁遮普邦活动的印度革命共产主义中心（毛主义）于2003年1月合并，组织也改名为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CCI）。同年5月19日，印共（马列）第二中央委员会（一般称为2CC）在放弃亲林立场之后，与印度毛共中心合并。2004年9月21日，印度毛共中心与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合并，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正式成立。

而至于在80年代才在安得拉邦特仑甘纳地区出现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一般称为人民战争集团（PWG)），为什么在《靠不住》一文里被提前到了印共（马列）大分裂乃至解体的70年代初，笔者暂且蒙在鼓里。

四、本位面世界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之后的大分化和大合并

笔者在前文简单介绍了与《靠不住》一文里的描述迥然不同的、本位面世界里真实发生的早期印度共运历史、纳萨尔巴里运动、共革全印协委、印共（马列）与共革安邦协委和《南国》派衍生而来的毛共中心的历史。接下来，笔者将会继续展示《靠不住》一文的作者“乌鸦校尉”先生所生活的平行世界与本位面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巨大不同。

不吐槽《靠不住》明明是一篇讲印度的文章却为什么拿巴勒斯坦和尼泊尔的图片作为配图，本位面世界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的后续情况是怎样的呢？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印度（马列）的情况也不例外。按照时任印共（毛）总书记贾纳帕蒂的说法：

“一些集团转到了丹吉派（Danges）和乔希派（Joshis）（即前文里的约希）的旧路线上，尽管他们宣称反对这条路线，例如维诺德·米什拉领导的“解放”集团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光荣的斗争之后，到了八十年代就开始堕落了。有一些找出诸如政府太强大，武装斗争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准备工作，而且必须选一个未来的黄道吉日等种种理由。这就无限期地推迟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斗争的日期。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斗争局限在农民的武装抵制和反封建斗争的阶段。直到今天，这些集团还没有完成发动反政府武装斗争的准备阶段。这些是右倾机会主义，如T.纳吉·雷迪-D.V.拉奥派（TN-DV）、ND、各种各样的CP·雷迪派等。另外，也有一些派别固守印共（马列）的最初纲领，拒绝对过去的错误采取批判的观点。他们继续教条主义地坚持“左”倾宗派错误，例如过分强调国际形势和主观力量，但低估敌人的力量，因此不能建立起任何有意义的运动。”

首先介绍的是修正主义的右派。

以1972年马宗达被捕遇害为标志，轰轰烈烈的纳萨尔巴里运动转入低潮。时任印共（毛）总书记的贾纳帕蒂在采访中提到，由于政府的残酷镇压以及缺乏成熟的策略致使运动面临严重的挫折。整个领导层几乎全部被屠杀，并且大约6000名同志牺牲了。保存下来的分解成好多小组。一些继续奉行“左”的宗派主义路线，很快就被消灭了。其他的部分虽然仍然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但却在向右摆，并回到了修正主义的阵营。

在这些小组中，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及其追随者早在1970年11月就脱离印共（马列）自立门户（此后又于1975年和1977年合并了另两个小派别），以此人为首的印共（马列）临时中央委员会对外支持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中国，对内则否认印度存在革命形势，提出所谓“建立爱国民主阵线”，主张和统治阶级中的亲美派联合反苏，并且早在1977年就改变了坚决抵制选举的策略，参加了西孟加拉等邦的议会选举，其政治局委员桑托什·拉纳等4人分别当选为西孟加拉、阿萨姆、安得拉和喜马偕尔四个邦的邦议员。该派在今天已经被印共（毛）定性为叛徒、分裂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集团”。

除去萨蒂亚纳拉扬·辛格派，马宗达牺牲后的印共（马列）中央委员会还因为913事件而分裂为亲林派和反林派。亲林派就是穆克吉集团的印共（马列）第二届中央委员会（2CC），尽管一度堕落为搞神秘主义秘密结社的团体，但是在21世纪之后，穆克吉集团分子被开除出去，亲林彪的纲领也被放弃，最后与毛共中心合并，并最终成为印共（毛）的一部分。

反林派就是米什拉（Mishla）担任总书记的印共（马列）解放（其得名于被反林派掌控的印共（马列）机关刊物《解放》月刊）。这个党曾经有过光荣的历史，其在比哈尔、西孟加拉、北方等邦发动农民起义，展开了人民战争，拥有当时全印度最大的农民武装，同时建立了全印解放阵线（ILF）和在阿萨姆邦活动的“自治州请愿委员会”（ASDC）。进行选举。在其鼎盛时期，大半个印度都有着印共（马列）解放的组织。而印共（马列）解放之所以在70-90年代有着巨大的力量，是因为掌握着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的它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更加的“正统”。

然而，印共（马列）解放从一开始就是支持1976年10月6日之后的中国的亲北京派，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印共（马列）解放彻底放弃人民战争和武装斗争，沦为了资产阶级议会化粪池的又一员游泳健将，并一边倒的抹黑查鲁·马宗达，还与人民战争集团、党团结以及毛共中心在西孟加拉邦爆发武装冲突，彻底堕落为修正主义集团（尽管其总纲里依然写着“该党与党外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取消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所有错误思想和趋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贯彻三大作风”等华丽辞藻，但在其官网介绍里又精神分裂地称自己是“在议会当中扮演革命性反对派的角色”）。至于全印解放阵线（ILF）和在阿萨姆邦活动的“自治州请愿委员会”（ASDC）这两个马甲党，印共（马列）解放最后都与其决裂，自己亲自一头扎进资产阶级议会化粪池里不复返了。

2021年4月3日，印共（毛）人民解放游击军第1营伏击前来围剿的印度军警，最后大获全胜。印共（马列）解放对此事立刻发表声明，斥责印共（毛）的军事行动是“屠杀”，并且“对人民运动的事业及其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选举前列的努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完完全全的体现了今天的印共（马列）解放极其鲜明的阶级立场。

印共（马列）解放的历史表明，革命的列车总会把一批又一批打着各种旗号的投机分子摔下来，某些人自然是会等待时机到站下车的。而且革命没有任何功劳簿可躺，无论过去的荣誉有多么伟大，也无论自己有多么的“正统”，在走上错误道路之后，这些东西就立刻变得一钱不值了。

除此之外，卡努·桑亚尔领导的“印度共产党（马列）”（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也是这些修正主义集团的代表。

1977年，原本被捕入狱的印共（马列）创始人之一的卡努·桑亚尔被释放，印共（马）的领导人亲自欢迎卡努·桑亚尔，转向了的卡努·桑亚尔对印共（马列）原来的路线进行公开批判。随后，卡努·桑亚尔率其支持者成立了革命共产主义筹备委员会。1985年，卡努·桑亚尔派与其它5个原印共（马列）的派系，建立“印度共产党（马列）”（又称印共（马列）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派），卡努·桑亚尔担任总书记。为了参加2004年印度人民院（下院）选举，阶级斗争派又在2003年6月和11月又合并了另两个泛左组织。2005年又与另一纳萨尔巴里运动右翼组织印共（马列）红旗合流。

印共（马列）红旗（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Red Flag）于1988年分离自印共（马列）中央重建委员会，在2000年的时候分裂出印共（马列）红旗[劳夫派]，这个组织后来与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合并。在2003年又分裂成两派，保留原名的一派在2005年与阶级斗争派合流，另一派则是以原红旗派喀拉拉邦委员会为基础成立的，名为印共（马列）红旗（恩尼切克肯）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Red Flag (Unnichekkan)，也叫红旗-恩尼切克肯派（恩尼切克肯(P.C.Unnichekkan)是他们的领导人）。

阶级斗争派曾长期与印共（马）合作。2006年12月，因反对印共（马）治下的西孟加拉当局在农村搞强拆，卡努·桑亚尔又一度被捕。再之后其本人于2010年3月23日被发现吊死在自宅（据说是因不堪疾病折磨而自杀）。

印共（马列）雷迪（即印共（毛）口中的“雷迪派”），创始人为钱德拉·普拉·雷迪（Chandra Pulla Reddy）（1917—1984）。他是共革安邦协委的领袖，曾发起武装斗争，但却在1969年放弃。之后他在1975年加入了萨蒂亚纳拉扬·辛格的印共（马列）临时中央委员会，又在1980年脱离并组建了一个印共（马列）雷迪。这个党在2004年4月11日与从印共（马列）贾那沙克提（CPI（ML）Janashakti）分离出来的小宗派“南区省委”合并为印共（马列）贾那沙克提（钱德拉·普拉·雷迪）（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Janashakti (Chandra Pulla Reddy)），这是一个议会党。

印共（马列）贾那沙克提（CPI（ML）Janashakti）（也译为印共（马列）人民力量或者印共（马列）民权）则是一个临时凑合的议会党在革命高潮来临的情况下出现分化导致四分五裂的一个典型例子。

该党以安得拉邦的特伦甘纳为中心，由六个泛左小党派在1992年拼凑起来。它组建了全印工会联盟（现在这个组织基本上自行其是）和一个农会，但主要还是把目标放在议会选举上。然而很快它就开始四分五裂。1996年从中分裂出一个团结倡议派（后来于2003年6月并入印共（马列）阶级斗争），到了1990年代末这个党更是彻底四分五裂。

维瓦纳（M.Veeranna）率领一部分人于1997年5月17日建立了一个印度合众国共产党（也译为印度全国团结共产党），总部设在安得拉邦。不久他被警察杀害。该党认为印共（马列）贾那沙克提过分强调反对种姓制度而对阶级斗争重视不够。

印共（马列）贾那沙克提剩下的人在90年代末开始转入地下武装活动和游击战，虽然曾经与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进行过联合抵制选举的行动，但基本上也是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根据印度警方的估计，他们大概有200—300人的武装力量。总之现在的印共（马列）贾那沙克提已经不再是议会党了。

除上述的右派以外，还存在着以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New Democracy，也即贾纳帕蒂访谈中提到的ND）为代表的中派。

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主要在安得拉邦活动，同时在比哈尔邦、西孟加拉邦、旁遮普邦、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德里、奥里萨邦、哈里亚纳邦也有地方党组织活动。该党主张所谓将武装斗争和议会选举结合起来，曾有党员在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当选邦议员。其领导着两个群众组织：分别为印度产业联合会（Indi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FTU)） 和全印农民与手工业者组织（All India Kisan-Mazdoor Sabha）。此外还拥有两个学生联合会。

尽管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在1992年的党纲和章程里标榜自己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且要“通过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持久人民战争实现解放”，然而下文将会提及到的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曾在其机关刊物《先锋之声》（Voice of The Vanguard)第97期（1997年11月-12月刊）刊登过一篇文章《New Democracy Group's Mcious Campaign Against CPI(ML)(PW)is a Desperate Attempt to Cover Up their Political Bankruptcy and Movement's Degeneration》，对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在这篇文章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揭露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拿印共（马列）早期的过火行为大做文章，污蔑查鲁·马宗达走了一条“左翼冒险主义道路”，攻击人民战争集团和毛共中心是“冒险主义”“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策略”，其麾下的武装力量与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爆发过武装冲突，该党甚至向警察告密，出卖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干部，并参与谋害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成员和干部的阴谋行动，因此这个党也被印共（毛）视为“右倾机会主义”。

2013年该党分裂成两派，武装斗争派保留原党名，议会选举派则自立门户建立了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红旗。

根据笔者观察，近几年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可能存在左转的迹象，表现之一就是新民主主义集团发表过谴责印度军警杀戮印共（毛）成员和干部和领导人的声明，而印共（毛）对待新民主主义集团的态度也稍有变化，2019年印共（毛）谴责印度当局在狱中暗杀了被捕的地委委员拉古（Raghu）同志和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邦委委员林加纳（Linganna）。值得注意的是，印共（毛）也发表过对当局抓捕自己的干部和新民主主义集团的干部的抗议。总而言之，这个党目前的情况还有待观察。

以上是印共（马列）的右派和中派的介绍，接下来介绍的就是真正继承了特仑甘纳农民起义和纳萨尔巴里运动遗产以及查鲁·马宗达、卡奈·查特吉等人遗志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也即印共（马列）当中的革命左派。

印共（毛）的组成来源于三个部分：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和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关于印度毛共中心及其前身毛共中心的历史的具体介绍在前文，这里不再阐述，只简单谈一谈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

首先是印共（马列）人民战争（以下简称人民战争集团）。1980年4月22日，印共（马列）人民战争在安得拉邦特仑甘纳地区成立。在整个80年代，人民战争集团通过组织和动员群众，通过发动经济斗争、占领土地、社会改造、妇女解放等群众运动，逐渐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民心，在丹达卡冉亚和北特仑甘纳等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开始在这些地方着手建立游击区。到1990年代，人民战争集团的力量不断扩大，粉碎了当局的镇压，并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中央邦、奥里萨邦都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人民政权。

根据新视野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的《纳萨尔巴里三十年》（此书代表了人民战争集团的观点，一般认为此书的作者本身就是人民战争集团的成员）的介绍，90年代的人民战争集团在印度的影响力非常广泛：

今天，党对约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六千万人有相当影响，覆盖两个初级游击区和三个处于准备阶段的游击区。丹达卡兰亚游击区拥有800万人口，包括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两个县和中央邦的三个县；而拥有1200万人口的北特伦甘纳游击区则包括安得拉邦的特伦甘纳地区的五个县。处于游击区准备阶段的三个地区是：

（i）东区，人口1800万，覆盖北安得拉邦的四个县和奥里萨邦的两个县。

（ii）南特伦甘纳地区，人口1100万，包括特伦甘纳地区的四个县。

（iii）纳拉马拉森林地区，包括安得拉邦五个县的部分地区。

人民战争集团的主要政策是坚持武装斗争与大众运动结合，反对参与选举。1993年创立“全印人民抵抗论坛”。1998年，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共（马列）党团结（正式名称叫印共（马列）全党团结中央组织委员会（Central Organising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 Party Unity），这是一个由一部分被释放出狱的原印共（马列）成员在1978年建立的党，合并前主要活动在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完成了合并。2004年，人民战争集团与印度毛共中心完成了合并，印共（毛）正式成立。

《靠不住》一文里的所谓“联合马列”应该就是印共（马列）党团结在国内的错误翻译。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共（马列）党团结两者的合并不在1980年4月，而且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名叫“联合马列”的党或者组织。

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源自亲马宗达派在1980年代初组建起来的印共（马列）中央重建委员会（Central Reorganisation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rxist–Leninist)），口号是“群众路线”。1984年参与创建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但在1987—1988年发生分裂而元气大伤。1991年10月，该党领袖文努（K. Venu）宣布放弃毛泽东思想并否定全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造成党的分裂。文努本人参加了喀拉拉邦的地方泛左政党——民主防卫联盟（Janathipathiya Samrakshana Samithy），其他人转而参加了印共（马列）红旗。

1997年4月22日，由印共（马列）中央重建委员会分裂出来的喀拉拉邦共产党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共产党合并，成立印共（马列）毛主义团结中心，1999年与仍旧存在的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合并。2000年，由劳夫（Rauf）（该同志生前为印共（毛）和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的合并做了大量工作，已于两党合并前夕的2014年2月9日因病逝世）领导的印共（马列）红旗[劳夫派]与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合并。该党在合并前主要在西南沿海的喀拉拉、安得拉、马哈拉施特拉三邦进行武装斗争，并继承了中央重建委员会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席位，不过影响力较小。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与贡萨罗主席领导的秘鲁共产党关系甚密，互有通信。经过相当时间的酝酿之后，在2014年五一节，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与此前就多有合作的印共（毛）正式合并。

当时担任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书记的人是穆拉利·坎南巴利（Murali Kannamballi），而他更为国内关注印度人民战争的人所熟知的是他的化名“阿吉特”（Ajith）。在两党合并后，阿吉特担任印共（毛）的书记，在2015年被捕之前一直在地下工作，2019年在全球释放阿吉特运动的压力下获释。

毛共中心、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的武装斗争历史，都极其有力的驳斥了《靠不住》一文里所谓的“武装斗争在绝大多数党员和印度民众中已完全失去了基础”的谬论。

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在今天的印度并不存在名叫“印共（马列）”的党（卡努·桑亚尔的“印共（马列）”一般被称为“印共（马列）阶级斗争”），只存在着带着各种后缀的“印共（马列）”，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修正主义右派集团，只有诸如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持中派立场，纳萨尔巴里运动所诞生的革命派基本上已经合并进入到了印共（毛）。

当然，他们各自还有一群立场相近的政党，此处略而不提。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出现了上百个自称“纳萨尔派”、“印共（马列）”的组织，其中一二十个拥有自己的武装。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印度自称纳萨尔派的团体仍旧有30来个，但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支部，甚至是有可能是披着红皮的伪党、马甲、误解乃至报章的虚构。

《靠不住》一文的作者“乌鸦校尉”先生在对他自己所在的平行世界的印度共运描写中最为迷恋的所谓“传统艺能”的“内斗”，在本位面的世界里也确实存在。1998年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共（马列）党团结合并之后，毛共中心和人民战争集团的关系一度恶化并发生武装冲突而导致伤亡。但是到了世纪之交，毛共中心和人民战争集团的关系又有改善，双方都做了自我批评，对各自的错误进行了检讨，恢复对话，并决定以后无论出现何种分歧也不能与各自的阶级战友发生冲突，从而为双方的合并逐渐铺平了道路。

双方爆发武装冲突的原因至今未知，根据《印共（毛）是怎样的一股政治势力？》的说法，毛共中心之所以反对人民战争集团与印共（马列）党团结的合并主要是因为印共（马列）党团结本身也是以比哈尔地区为根据地的地方组织。事实上比哈尔的毛派组织甚多，彼此因误会或路线对立而产生的冲突数量亦较其他地方为多。在有新的材料对此事进行解释之前，笔者暂且以此为准。

不过，从《印共（毛）是怎样的一股政治势力？》中的描述来看，毛共中心和人民战争集团爆发的武装冲突尽管互有伤亡，但是双方都认识到了错误并努力修补关系，也并未发生所谓的“本就虚弱的实力再次得到削弱”的事情。

总的来说，由于马宗达遇害前后党的领导层被机会主义者占领，年轻的、在1970年前后革命高潮期成长起来的反潮流的革命派建立了自己的派别，与这些机会主义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路线斗争，再加上中国的因素，如1971年的913事件以及1976年的“一举”和之后的改革开放，这一切都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在1980—1990年代，印度毛派走了一段弯路，主流派纷纷转向，有的去捧印共（马）臭脚，而除人民战争集团以外的非主流革命派则日益丧失全国视野及与工人运动的联系，不可避免地边缘化、碎片化了。在各基层革命派领袖摸索出正确的道路之前，整个革命陷入了低潮。分散在各地的零星组织因此更加难以统一起来。在为了争取生存的艰难斗争中，这些组织又滋长了山头主义（印度民族众多、各个地区之间的情况十分不同）。另一方面，机会主义领导们的“统一”因为缺乏坚实的基础也不可能持久，最后注定沦为规模较大的修党的尾巴（印共（马）在1990年代中期曾经崛起、一度有问鼎政权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收编印共和印共（马列）系统各右翼派别的结果）或者四分五裂。

不过，正所谓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有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才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到了19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诸如毛共中心、人民战争集团、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这些敢反潮流的革命小将，在这股革命的浪潮里脱颖而出。尽管它们最初建立的时候都是地方性小组织，但是由于它们坚持正确的路线，势力不断增长，这才产生了横向的联系并开始重建全国性的组织。进入21世纪以来，大浪淘沙，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了百川归海之势，终于诞生了印度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这就说明革命不怕犯错误，不走弯路的革命是不存在的。真正的革命者并不会在险恶混乱的形势下悲观失望、自乱阵脚，而是会坚定不移的高举着红旗，在通往胜利的大道上阔步前进。曾经分散的革命者终将会在正确的路线和旗帜下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同志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必定会获得澄清和化解，“分裂”或者“内斗”或者先锋队变修等情况只会吓倒一些装模作样的假革命者。

（注：在这张谱系图里，红色文献翻译使用了“印共（马列）党统一，中央组织委员会”的名称。实际上unity一词既可以翻译成“团结”也可以翻译成“统一”，视具体语境而定。在这里笔者更倾向于采用《印共（毛）是怎样的一股政治势力？》里的翻译“团结”。不过这两个翻译实际上都是指同一个组织。）

2007年，印共（毛）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五个文件：《党的纲领》、《党的章程》、《高举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鲜艳红旗》、《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和《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政治决议》，其领导的人民武装——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继续进行着从1967年开始延续至今的、轰轰烈烈的持久人民战争。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印度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民族解放运动教研室

《印度革命的一些经验教训》，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民族解放运动教研室

《纳萨尔巴里三十年——斗争与牺牲的英雄史诗》，新视野出版社

《在印共(毛)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的背景下对印共(毛)总书记贾纳帕蒂的采访》，《人民进行曲》，第8卷第7期，2007年7月

《在21世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国际研讨会上的报告》，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印共（毛）是怎样的一股政治势力？ - 观察家1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604694/answer/78635006

Historic Eight Documents，Charu Mazumdar.

Voice of the VANGUARD,New Democracy Group's Mcious Campaign Against CPI(ML)(PW)is a Desperate Attempt to Cover Up their Political Bankruptcy and Movement's Degeneration(Nov-Dec.’97),19-26.

Comrade Charu Mazumdar’s Call: Seize The Rifles and Arm The Peasant Guerrilla Squads，February 23, 1971.

Party’s Work in Rural Areas，Charu Mazumdar，November 18, 1971.

Build Up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March Onward，Charu Mazumdar，February 10,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