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是“天灾”，还是“人祸”? ——评印度的第二波疫情

钱昌明：是“天灾”，还是“人祸”?

——评印度的第二波疫情

近期，最扣人心弦的国际新闻，莫过于印度的疫情。5月4日，印度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57，229例，累计确诊病例达20，282，833例。新增死亡病例3，449例，累计达222，408例。

然而，据世卫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判断，由于检测能力有限，印度疫情被“严重低估”，实际上其被感染人数可能是官方报告数字的20到30倍。这就是说，印度的实际感染人数，极有可能是3.5亿至5.3亿左右!

如今的印度，到处是“新冠”病人，医疗系统崩溃;医院早就没了床位，救护车已成遗体运送车;医疗物资短缺，呼吸机、氧气都已断供;尸横遍地，火葬场已来不及焚烧;新德里、孟买，俨然成了人间炼狱。

印度自去年暴发第一波“新冠”疫情以来，到今年初疫情曾有好转，单日新增病例一度降至1万例以下，感染率稳步下降。

可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就在印度抗疫的紧要关头，需作最后努力之际，总理莫迪错估形势，自以为大功告成，过早地放松对疫情的管控，最终铸成大错。印度政府放弃卫生防疫规定、不再执行口罩令，开放大型集会活动，不再限制社交距离。拥有15万张病床的503家方舱医院，也被一一拆除。

3月，莫迪带头举办竞选集会，一次就聚集、吸引了80万选民。据商业内幕网站报道，月初，至少有5000万印度教徒在恒河沿岸拥挤、沐浴，参加宗教节日活动。正是这些超大规模的聚集活动，导致4月印度第二波疫情的勃发，且呈指数级上升。

常言道：“人不能两次掉进同一个坑里”。当第一波“新冠”病毒来袭，由于人们猝不及防，堪称天灾降临。当人们在经受了第一波疫情袭击，积累了对付疫情的经验后，再要在第二波疫情中遭罪，那已不再是“天灾”，而是地地道道的“人祸”了!

是莫迪政府的傲慢、怠慢，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当今疫情的灾难，并祸及周边邻国人民。

3月初，当第二波疫情已悄悄在印度蔓延，莫迪政府却自我陶醉于“抗疫胜利”，吹嘘印度是疫苗生产大国、“世界药房”。迟至4月27日，就在第二波疫情节节攀升之际，莫迪仍在继续赞扬本国的抗疫成绩，根本没有想过会有更猛烈的疫情。诚如印度公共卫生专家阿奈特·班指出：

“我们没有从第一波疫情中汲取任何教训。据媒体报道，一些城市在第一波疫情中就已经没有床位了，应当要为第二波疫情做好充分准备”。

在整个4月断断续续发表的声明中，莫迪提及了全国的疫苗接种工作，并承认病例的惊人增长，但除了下令各邦增加检测和跟踪，并要求公众保持警惕外，并未采取有效的遏制措施。甚至在医院资源开始耗尽时，他仍在继续赞扬本国的“抗疫成绩”。正是政府的这种傲慢、怠慢，这才酿成了当今的灾难。

然而，印度却有一个邦——喀拉拉邦(由印共〈马〉执政)，却在第二波疫情到来之前，有条不紊地做了应对工作。它早早地开始生产和储备医用氧气。还建立了不同级别的氧气调度室，完善卫生、交通等部门，以保证合理调度分配，及时获得邦内不同地区的氧气库存。就在当今全印度缺氧索命、陷入一片混乱之际，唯独喀拉拉邦成为一块医疗秩序井然——不缺医用氧气索命的净土。

可见，不是印度不能对抗第二波疫情，而是莫迪政府的傲慢与无能造成的。那么，莫迪政府为何会如此傲慢、怠慢?

印度是当今世界贫富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种姓分明的贫富差距，让印度社会分裂成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归根到底，莫迪政府是站在少数印度富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不是站在大多数印度穷人一边。

当疫情来袭时，最有钱的超级富豪，早赶在全世界对印度的禁航令下达之前、提前得到消息飞了出去。无论遭受什么样的舆论指责，都不会影响到他们在海外享受安逸美好的生活。

次等富人——城市里的中上收入阶层，他们已打造了只有有钱人能够享受的私人医疗服务。政府甚至下令把五星级酒店套房改为隔离房，供高等法院官员及家属使用。舒适的房间，还安排专门的医护人员进行护理……当然，这只开放给一小部分人。

至于低种姓穷人，理论上可进公立医院。只是在此波疫情中，长期以来资金不足的公立医院早已不堪重负，面对的现实——是医疗崩溃，人们只能听天由命地走向死亡。对此，莫迪政府其实并不在乎，对具有13亿人口的印度来说，它只是权当“人口优化”。

然而，“新冠”病毒的攻击是不分贫富的。本次第二波疫情首当其冲的不光是贫民，而更多的是城市中的中上收入阶层。大量高种姓精英阶层也出现了感染、死亡。在印度孟买的现有病例之中，超过90%集中在中高产阶级。他们用钱打造了只有有钱人能够享受的顶级医疗服务，但在压倒性的公共医疗危机面前，同样只能面对死亡。

当“新冠”病毒攻陷一个国家之际，没有哪个阶级、阶层能够独善其身。

印度此番疫情，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结论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