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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建构：商业、宪法与国家的叙事

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信守政权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二，了解实现其宗旨之最佳途径。有些政府在两方面均付缺如;多数政府则在前一点有所欠缺。美国各届政府的问题在于太不重视后一点。联邦宪法现在避免了这一错误;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宪法在对后一点的安排中，其方式恰也对于前一点增进了保障。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1788年)

资本主义统治着世界，使我们的政治家象系在绳索上的木偶跳来眺去。

——桑巴特(Werner Sombart)《现代资本主义》(1902年)

当美利坚联邦政府1789年初在纽约成立的时候，对于很多的“美国人”而言，“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还是一个复数而非单数名词，它只是一个写在契约上的而非实质意义上的“国家”;人们眼中的国家不过是窗前的那块空地至多扩大到所在的州(State)，正如杰斐逊经常所说的，“我的国家是弗吉尼亚”。

就像所有的后殖民社会一样，虽然美国定居者从英帝国那儿获得了法律上的独立，但是新出现的美国政权发现自己嵌入在欧洲国家相互竞争的世界之中，其所起的作用是相对依附性的，这些前殖民地依然在重商主义体系内受到束缚，这一体系制约着实质性的独立。这样的后殖民依附规定了民粹主义梦想的基本旋律。

这种美国式的后殖民困境，有助于使精英阶层颠覆“民主”的无政府主义做法正当化。这是通过在宪政上创建联邦政府来进行的;而联邦政府的构建，则以制度上的平衡和政治上杜绝分权式“民主”统治为基础，力图把强有力的政府与民众权力的直接主张结合在一起。

不管美国人是否有此意愿，美国宪法创设的联邦体系确立了一个主权的中央政府，尽管这个政府不是一元化的中央集权政府。一般而论，人们可以认为，美国联邦体系将实际权力分别赋予中央政府和地方性政府，有些主权属于全国性政府，其他主权归于各地方政府。

但是，美国人并不淸楚《联邦宪法》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更不知道这种独特的联邦共和制应该如何运作。

对于依然拒绝批准宪法的北卡罗莱纳和罗德岛——实际上还没加入这个联邦，而且在接下去的数月一直如此——一些联邦主义者威胁对它们实行禁运，甚至要求出动军队逼其就范。但也就是过过嘴瘾，怎么执行呢?

联邦立法的两个分支来自如此广泛的区域，且是依据不同的选举计划而出，它们能协调工作吗?

在南方的弗吉尼亚，“老革命家”帕特里克·亨利——南方反联邦主义的领导人——密切注视着联邦国会厅里的一举一动，他已经着手为自己在里士满的宪法批准会议上的失利复仇，他向州议会施压，成功地将反对批准宪法的人选为参议员，麦迪逊因此未能当选，但亨利没能阻止麦迪逊当选联邦众议员。

在联邦政府的临时首府，纽约州长乔治·克林顿——北方反联邦主义的领导人——的战略也如出一辙，他希望把纽约代表团打造成新的联邦堡垒中的特洛伊木马，与此同时，敦促召开第二次制宪代表会议，显然也是为了扭转在宪法批准进程中被汉密尔顿的联邦派所挫败的痛感。

同样无法肯定的是，是否应对联邦总统的行政权给予普遍的服从?而总统必然属于并代表某个特殊的利益或者地区。

新的宪法实际上成为了一场社会实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实验。作为一种各方利益大妥协的产物，美国制宪者们也都在担心任何妥协都可能遭遇的共同命运——既不能满足各方，又要留下裂缝，而时间会继续扩大这些裂缝。

(一)

有鉴于邦联的教训，拯救了联邦的联邦主义者——在美国联邦早期政治与商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这样一群人——清楚地意识到，在联邦宪法被各州接纳、联邦政府机器开始运转时，美利坚联邦远未实现。联邦主义必须转变为一项积极的政策，从而力促国家利益，强化国家机构，使可能存在或实际存在的反联邦观念和势力失去信任和支持，提高国民的国家意识和理念。

联邦主义断定国家的职责是帮助商人发家致富，把政治看成是进行有效开发的有用工具。公共利益不能脱离商业利益，国家在为商业服务的同时，也在为社会服务。

对于崛起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美国联邦主义把商业动机升华为政府关注的惟一热点问题。它表现为把制定公共政策以促进私人利益发展的做法看成是最根本的利益。

作为美国首任总统，深知自己作为先行者的重大责任，华盛顿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宪法所允许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崭新的美国总统职位，奠定了以总统职权为中心的美国政府系统——总统成为美国政治秩序的中心角色，确立了基于实用主义的早期联邦主义战略——“对内团结、对外孤立”。内部的统一与团结，无疑是联邦政府孜孜以求的政策理念;而这里的“孤立”是指避免卷入欧洲内部的战乱与纷争，它只是现实主义的注脚——美国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孤立主义”——利益才是它秉持的永恒原则。

汉密尔顿——作为联邦主义的代言人——全面强调行动主义。他最关心的是政府的“活力”，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活力”这个词一次次地出现。有一段，他引用了他最喜欢的英国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的诗句：

虽然我们不能相信诗人的异端邪说——“傻瓜都满意的政府，就是管理最佳的政府”——但我们可以说，检验一个好政府的真正标准是它进行良好管理的态度和趋势。

在汉密尔顿领导下的新联邦政府，其首批目标之一是梳理美国的财政和贸易政策。依靠新宪法赋予的权力，建立对战争债务进行清偿的财政体系，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对外贸进行管制。

汉密尔顿对国家财政危机所采取的措施既有力，又富有创造性：正是在关键的1790年和1791年，他做了一次惊心动魄但经过精心设计的双赢的赌注，把金融和财政体系的有效性放在国家经济增长的能力上，并且正是用这个体系来增强了初生美国经济起飞的潜力。

这两个赌注都获得了辉煌发展。汉密尔顿为美利坚商业共和国建构了一个完整的财政与金融体系。

劳动力短缺以及资本、信用的缺乏问题已经无法构成对新生美国经济增长的瓶颈。而历史上的经验表明，如果公共政策不得当，其中之一或者两者都会阻碍国民经济的有效启动。

事实上，汉密尔顿堪称国民经济战略家的典范。他运用了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为“理性预期”的形式，把所有的联邦和各州的战争债务货币化了。为了美国银行计划，汉密尔顿决定加速偿付债务的进程,确保新增货币供给能在政府指导下形成。对货币的积极心理与对经营前景的信心是紧密相连的，两者都是经济增长必需的。

在汉密尔顿看来，联邦政府要克服州和地方政府在经济事务上的乡土观念，以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全国范围的多种经济。其长远目标是把美国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和军事强国。

当美国工业革命开始迅速发展时，他精心撰写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蓝本，后来更成了大西洋两岸那些工商立国主义者的论据武库。

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涯中，汉密尔顿为美国奠定了政治经济体系，这是美利坚商业共和国的基石，为美国19世纪的经济腾飞和领土大扩张铺设了舞台。

汉密尔顿倡导的是审慎节制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从来也没有忘记，经济自由——追求个人物质财富的权利——只是实现国家强盛和威望这一目的的手段。

他的对手指责他是自由的敌人。然而，实际上汉密尔顿希望能够保护并促进自由，从而使这种促进与良好的社会秩序协调一致。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真正的自由不只是宪法规定享有的权利。只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具有远见卓识的联邦政府才能保护自由，而且只有一个高效的国家组织才能确保自由持续存在。

汉密尔顿及其联邦主义者制定并实施的强有力的国家政策表明了，一个高效的联邦政府不仅必须而且能够起到维护宪法的作用，能够促进国家的利益，维持国内的统一和在海外的经济、政治利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维护联邦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第三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坚定的汉密尔顿主义者——长达35年的主持下，宪法解释的创造性，使得法律和公共选择的过程，作为历史和经济的一种工具，在法律管制或强制可以促使释放更多个人或团体能量的地方，毫不迟疑地赞成使用法律。

美国最高法院对宪法的解释，具有难以撼动的法律约束力。这项权力动辄关系到国家大事，决定重大公共议题，并可能引发权力分立各方的摩擦。为什么一种建立在代议制、问责制基础上的所谓民主共和制，要把如此重要的最终决定权，或者说近乎最终的决定权，委托给相对独立、非经选举产生且超然于民意影响之外的法官群体来行使?美国所鼓吹的民主政制，从来都包含一些不以“民主”形式运转的机构和程序(除了最高法院之外，美国参议院在其建国130多年的时间里也同样不是民选的)，这是必须的。“民主政府”和所有形式的政府一样，稳定性都是其第一要则，如果一个政府的法制，随着它每日应对的复杂事务和社会舆论变来变去，政府的稳定性必将受到破坏。因此，现代政府在审查或适用条约、行政条例甚至法律法规时，不能一味迎合全体乃至绝大部分选民的意愿。相反，他们在行使权力时应具备更多的基于专业的国家利益考量。民主从来都没有成为美国开国者们的神物。民主制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动态平衡体制，从来不会是也永远不会是基于多数主义原则的普世价值体系。

美国的法官们根据自身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判决中去创造新的法律原则，从而在保证经济发展上扮演了创造新法的立法者的角色。美国商业经济得以在国家与法律的护佑下，将后殖民地美国送上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温床。

美国联邦主义者所取得的政绩与宪法制定者的成就相匹敌，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美国成功地将纸面上的契约转化成为了联邦宪政秩序。

美国宪法是各种利益集团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在这场持久的利益斗争中，任何一方都试图操纵控制从英国殖民主义和美国独立战争中承继下来的重商主义制度体系。宪法确立的联邦制的实施，使各州调整财产权和合同权的规则各不相同。甚至在同一地方对同一财产或合同关系也并存着不同的规则，因此互相冲突的结果几乎不可避免。宪法正式确认了广泛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并且这些利益的合法性为不同地方的立法者所认可，这也导致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经济结果。有关争论并没有也不可能随着联邦政府的正式成立而结束。在联邦政府成立后不久，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与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的斗争随之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斗争乃是制宪时期争辩与博弈的延续。

杰斐逊——这位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绅士，弗吉尼亚的贵族种植园主，重农主义者，联邦政府的首任国务卿——从汉密尔顿及其联邦党人的计划中看到了大麻烦。他发自内心地对金融投机、制造业与城市化表现出一种势利的鄙视。他极力反对扩大政府“权力”，提出政府应最低限度地干涉公民的生活。

在麦迪逊——早期众议院的实际“带头大哥”——不可或缺的支持下，杰斐逊亲手组建并领导了美国的第一大民主政党，主导了这个国家早期的制度的“民主化”进程。虽然政党制度的兴起大大出乎于美国建国者的初衷与意愿，但他们对政党合法性的接受却是非常现实主义的，这其实是承继于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政治文化。当政党政治与美国国家组织联合在一起时，传统的美国民主就开始成形了。从此以后，美国人必须穿上这件华丽外套，而且要不断地用精美的饰物来炫典。

杰斐逊的共和党人虽然比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更支持平民统治，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与信念却是偏狭的，具有明显的“煽动性”与“欺骗性”的。自始至终，其民主主张的受益者主体是“天生的贵族”而非普通公民。他们希望借助于“人民”——不是所有美国的定居者都可以自称“我们，人民”(We People)的，这是一个永远正确的恒定命题——的力量，以期实现其党派的利益和要求，看似民主的一层外衣包裹着歪曲的理论躯体。

在19世纪前60年时间里，美国民主接受的几乎都是字面上的这种杰斐逊主义的传统。发迹于边远的西部田纳西的杰克逊将军，表明了后杰斐逊时代民粹主义观点的转向。他们的信念是以“平等”权利——借用“人人有平等权、无人享有特权”的杰斐逊式口号——来扩大发展的机会，这是杰斐逊主义的有限发展。

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共和党和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以及杰克逊时代后的民主党与辉格党，相互攻诈、势不两立。但是，在宪法“语词”意义上的论争掩盖了政党间的基本利益认同。从本质上看，共同利益作用下的利益分割，决定了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所实行的是不完全的汉密尔顿主义与不完全的杰斐逊主义的折中主义运作方式;不仅在联邦政府层次上，而且在联邦制的各个层级之间。

(二)

从建国伊始，美国就面临紧密相关的一体两面的双重目标：共和制建构与帝国扩张。它强调领土征服与经济独立之间连接的核心内容，视领土扩张为经济自由的先决条件，以及帝国是如何成为自由的驱动力。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对自由的煽动性表达，将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行动与对外建立帝国计划连接到了一起，坚信帝国乃自由之前提条件，支持帝国扩张的必要性，以使美国革命者有关民粹主义自由的诺言在此完全呈现。这是一个以无限帝国权力为前提条件、源自殖民地时期英国皇家特权的计划。联邦侵略活动与国内使用强制性权力(如针对原住民、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成了理所当然的推进器。

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是美国构建大陆帝国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杰斐逊的“自由帝国”理念通过外交政策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领土占有。

随着人口的西移，美国的边界也在不断地扩大。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国界于美国人似乎并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意义——无论在佛罗里达，还是在后来的德克萨斯和俄勒冈，美国的边疆定居者们都会肆无忌惮地大举侵入，声称对那些处于外国政府(西班牙、墨西哥和英国等)控制之下的土地拥有优先占有权。他们对印第安人领土所采取的更是无所顾忌地掠夺方式，或哄骗，或战争。他们相信，美国主权会循着他们的足迹迅速跟进。

1810年，居住在佛罗里达北部的美国人发动暴动，夺取了巴吞鲁日，美国很快兼并了这一地区。杰克逊将军在1819年对佛罗里达的征服，驱逐了西班牙殖民者，早期美国的土地再次得到了大大的扩张扩展。

但是，所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到了1830年代——美国“第二个政党制度”时代——美国一定要吞并整个美洲大陆核心地区的想法越来越深入人心。美国的拓殖者、小农场主与种植园主们非凡的土地鲸吞能力，使得美国对更多的领土有着永不餍足的贪婪。这一帝国政治和地位保护的行为固化为民粹主义排外文化的充满敌意的特别形式。如此排外使得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族裔优势论而进行的领土征服正当化，并寻求将帝国特权扩及整个美洲大陆，占领“从大洋到大洋”的所有土地﹐并在新的领土上实施与美国政治体系的同化。

由于工资奴役和租佃的威胁，小农场主和市民再次重申了这种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叙述，即美国公民乃是族裔上的选民，他们是历史上得到特殊救赎的民族，他们将通过殖民来传播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自由，并将建立一个千禧年的民主共和国。正如英帝国衰落时引起的地位焦虑与殖民地内强烈的千禧年主义携手并进一样，社会群落和传统经济活动形式的断裂，重新激发了人们认识到帝国与历史上独特的美国共和事业之间的连接。

毫无疑问，美国上下弥漫着一股领土大扩张的壮怀激情。美国人理直气壮地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的民主国家，注定而且应该要扩张其势力和影响;美国边疆的扩张将意味着民主的推进;到“处女地”上殖民将意味着无限创造力和商业活力的解放;丰富物质资源的发现与利用将会使美国成为外国人“自由”的庇护所，从而使整个世界获益。

美国必须向邻近领土进行扩张，而不仅仅是影响它们。这样做，会“使美国远离欧洲的影响，……促进更大的经济自由，并……维护民主制度”，正如《民主评论》杂志主编约翰·奥沙利文1845年所表明的，

我们的天定命运是，为了我们每年都在大幅增加的千百万人口的自由发展，向上帝指派给我们的这个大陆进行扩展。

这就是美国扩张的“道德”基础——“天定命运论”。美国人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肩负着征服并重塑北美大陆、西半球乃至整个世界的使命——它从清教主义的布道词中继承了一些至善主义的特质，并以独立革命时代释放的民主主义的虚妄之诺为指导，使美国的版图与末世论理想主义不谋而合。

著名人文学者拉尔夫·爱默生在1843年所作的一次演讲中的题目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天才和民族性格”(The Genius and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Anglo-Saxon Race);他把天定命运和美国人内部自由，与这个国家的撒克逊祖先独一无二的种族品性联系到了一起，这些品性赋予真正的美国人“普遍的天真无邪和健康，因此(也赋予了)普遍的正确思想”。

在世界历史的每个时期，都有一个领导国家，它具有更为仁慈的胸襟，其品行出众的公民愿意充当普遍正义的、全人类的利益的代表。……这样的国家，除美国之外，舍我其谁?……这样的领袖，除年轻的美国人之外，舍我其谁?

虽然爱默生基本上避免利用他的“种族”观点，来贬低其他社群或使其他社群的从属地位正当化，但是对野心爆棚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有关“正统”美国人的美德和男子气概观点恰恰意味着这样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杰克逊民主的民粹主义观念，深深地与将所有那些“危害美国公民自由和永久和平的国家使命”的“陌生人群”排除在外联系在一起。虽然内部自由要求保证政府的处理权绝对不直接针对自由的男性定居者，但它也认为持续使用帝国特权是必要的，以使在社会契约之外的“陌生人”构成的对“自由”的潜在威胁缓和下来——美国的“自由主义”从来都是有着严格意义的种族、民族、阶级与国家之分的——“我们”是自由的，“他们”是受奴役的;“我们”是解放者，“他们”是被拯救者。

这是美国不懈追求的天定命运获得大丰收的季节，为以后与此不尽相同的丰收奠定了基础。

无论民主党还是辉格党都认为，扩张既是需要之举，更是势在必行。他们不同的只是扩张模式而不是扩张原则。

它所信奉的社会哲学非常符合它的需要，这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抢占、开发、进步。强占意味着开发，开发意味着进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它与那个时代简单的个人主义相吻合。

自由成为一种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成为不可剥夺的抢先占有的权利。

启蒙运动认为进步建立在科学探索的基础之上，美国的探险家和殖民者认为他们的探索也会带来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通过民主政治与经济扩张来探索未知土地并归化异族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

虽然爱默生对许多狂热扩张分子的手段颇有微词，但他还是承认，“长远地看，(扩张的)具体情形和手段无足轻重。”

业已征服北美大陆许多地区的强大……民族，一定要征服德克萨斯、墨西哥和俄勒冈。

扩张使美国从大西洋拓展到密西西比河，从密西西比到落基山脉，再到太平洋海岸。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领土扩张速度之快、成果之大、代价之小是世界史上极为罕见的。它的领土扩张具有两种性质：

其一属于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对墨西哥领土的掠夺即属此类。早在欧洲人还没有学会玩帝国主义游戏时，美国就已深谙此道。它通过军事手段向墨西哥大力施压，终于导致墨西哥开始反击。于是，在美国，主流势力都要求吞并墨西哥。

其二为新老殖民主义对某些地区的争夺，如德克萨斯和俄勒冈的获得。

原始土地、矿产资源和商业通道，这些因素和其他物质利益，驱动着扩张分子前进!前进!!

它是贪婪欲望的产物，是高唱“民主”赞歌而毫无道德的实用主义的产物，是美国和那些阻挡其前进道路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实力悬殊的产物。

它还是基于一系列信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优越的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绝对必要的制度(在今天美国人的说法，民主主义是普世的)。改变了整个美国的扩张主义的目标，是传播“民主主义”(如同曾经的老牌殖民帝国传播基督福音一样)，扩大美国商业的空间，加强整个国家的地位。

美国保守主义与清教徒先辈们一样，认定自己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工具，并与美国革命联系了起来。像所有的西方大革命一样﹐曾由此发展出了向世界传播的信念﹐唯一的限制是希望新的潜在的普遍自由社会的完美不要受到未经改造的旧世界的腐败侵蚀。

“英国人大谈他们的荣誉和国家道德﹐但有时并没有特定的含义﹐只是一种比例相等的虚伪和妄自尊大幻觉的混合物”。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他早年日记中对英国人写下的这句评语﹐多少有些黑色幽默，成百上千的外国人当年以致现在肯定会对美国人写下类似的点赞。

扩张的主题在惠特曼的诗作中也许找到了最具代表性的声音，正如他在《从波马诺克出发》(Starting From Paumanok，1860年)一诗中所写：

看那旋转的地球，

祖先的大陆在远方齐集，

现在与未来的大陆分列南北，

中南地峡横亘。

看吧，没有足迹的广袤空间，

如在梦幻中不断变化，迅速充斥了一切，

难以尽数的民众潮水般涌向那里，

于是现在遍布显赫的人们、辉煌的艺术、美好的制度，还有……

前进!征服者!亚美利加!人道主义者!

伟大!自由!人民!世纪在不断前进!

为你，正在演奏一曲曲圣歌!

想象中美国的伟大未来，扩展美国的“自由疆域”(杰克逊语)，成了对“野蛮”的印第安人、“低贱”的墨西哥人进行民主的“再教化”，据此，美国对原住民的殖民征服活动和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便占据了完美的道德高地——谁敢阻挡民主的脚步?谁能抗拒自由的扩张?

伴随美国“自由帝国”的扩张，一种“强势”文明用剥夺和同化的手段改变甚或完全毁灭了“异种”文明。他们对自己所施行的极端的种族歧视甚或残忍的种族灭绝视若无睹——这样的“文明”传统传承至今。一方面，美国声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与机遇并存的国度;另一方面，印第安土著人、黑人、少数族裔美国人却长期被剥夺自由，遭受不公平的歧视。这是天经地义的盎格鲁萨克逊正统价值观——无论他们嘴上喊的是什么，但他们的骨子里就是这么认为的——有什么问题吗?“No Problem!Sir。”——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永远正确!

杰斐逊在就职总统之初就主张，将那些在“开化”方面拒绝合作的印第安人部落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区。路易斯安那的购买使得这项政策变得切实可行。杰斐逊在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的同时，也成为后来臭名昭著的“印第安人大迁移”的始作俑者。美国人在北美大陆“获取新领土”的过程中，极力排挤或消灭印第安人，在可供开发的新领土的劳动力资源中，印第安人再也未能占据应有的地位。

杰克逊从内心上是个坚定的民粹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当然他也被视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最重要的政治主题就是所谓的“杰克逊民主”。但他的“民主”(确切地说是“美国的民主”)理想是将印第安人、黑人以及其他“低等人”排除在外的。

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美国人一样，他透过族裔棱镜来看自由公民权，并且相信美国享有一种历史性的救赎使命，这种使命使得美国原住民被强制移除正当化——他认为印第安人应该被赶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去，以及给被视为种族上劣等者规定一种屈从者的地位正当化——他认为黑人应该继续留作奴隶或被送到国外去。这种排外也与劳工群体的利益紧密相连，因为唯有通过殖民和严厉排除那些对内部“自由”构成威胁的人，美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才可能得以长久维持。

“扩展奴隶制的区域，”密苏里的著名参议员托马斯·本顿——杰克逊主义的最坚定拥泵——在议会咆哮道，必须“将印第安人土地转化为奴隶土地”。

在杰克逊主导下，《印第安迁移法》得以颁布;美国政府以军事镇压与屠杀作为后盾，通过表面上签订一系列条约的方式完成一场大规模的印第安人大迁徙，使得印第安人失去了世代居住的辽阔土地，举家搬迁到密西西比河以西陌生的贫瘠的土地上。为达到达一目标而采取的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是被美国法律所默许的。

杰克逊蔑视印第安人对主权的要求，急于改善南部与西部白人的福利，于是他的解决办法包括采取残暴的手段使印第安人不再成为美国白人担心和考虑的难题。

杰克逊相信白种人的文明注定要扩张，印第安人的迁徙不仅为权宜之计，更是无法避免的战争与杀戮的“人道主义”的替代方法，杰克逊当然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论调的人。

为了保护他们，所以驱逐他们直至灭绝他们，这个逻辑很美国。但印第安人除了屈辱地接受，没得选择!对此，托克维尔1835年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以一个旁观者的目光注视到，

美国人没有像墨西哥的西班牙人那样用他们的狗去驱赶印第安人，但实质上是同样冷酷的情感。……(正是在美国人手上，)一个古老的民族，美洲大陆最初的与合法的主人，每天像雪花一样在阳光下消融，而且眼看着就要从这片土地消失。

印第安人被迫迁移到当时美国州界以外西部遥远的国土，而给具有向大自然的“恩赐”获取最高收成能力的、精力旺盛的种植园主让路——白人种植园主则带着他们的黑奴在腾出的土地上建立起新的种植园。

这是典型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的种族利益主义，这是“民主共和制”的野蛮帝国主义主张，带给印第安人的不仅仅是残暴与凌辱，而是灾难与毁灭。正如托克维尔所阐述的那样，

对人道主义的原则多一份尊重就不可能会有这种毁灭人的举措。

这是美利坚帝国政治上的优势、文化上的盲目性和经济上的贪婪所共同推动的必然产物，它并不以某个人(如杰斐逊或者杰克逊)甚或某个政治党派(如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意志为转移。

随着殖民者向西部快速推进，美帝国在他们脚下以新的形式不断具体化，同时不断抽象化。帝国主义的特性不断通过有形的美洲大陆表现出来;美洲大陆的特点也从其过去被提炼出来。

美国土著境况的痛切，在具有破坏性的追求繁荣的过程中，立即被美国人抛诸脑后，尽管不时遭到零星的徒劳抵抗。奴隶制经济则踏着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狂飙急进，奴隶制的毒瘤在美帝国的肢体上已然固化。

美国历史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内在深层的矛盾像黑人奴隶制度如此坚凝。美国的建立全仰赖从非洲强行征来的奴隶(那些在奴隶贸易的“中间通道”上幸存下来的黑人们)。无论承认与否，那无疑是一种昭然若揭的反人类行为。正如托妮·莫里森在她的小说《宠儿》(Beloved)开头就写下的这样的铭文：

那是6，000多万条生命。

人们普遍认为它在暗指有6，000万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而其实它指的是惨绝人寰的对黑人奴隶的虐杀，当然也许它不敢公开点明而且美国人拒绝承认——一如同他们也拒绝承认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一样。但是，正如莫里森小说中所讲述的自美国奴隶时代而来的那个鬼魂，他无法被驱除，亦不允许自己被人们遗忘——冤屈的魂灵迟早会找上门的。

奴隶主和其他自由人从剥削、商品化以及奴役黑人中得到了一种新的现代力量。烟草帝国衰败了，但一个新的“棉花帝国”迅速崛起，它以棉花为基础，把布满白色棉桃和黑色奴隶的良田扩展到“新南方帝国”。

不论是奴隶制中产生的血汗，还是这张由种植园、奴工营以及金融体系所构成的政商网络，都为美国经济的现代化变革注入了狂野的动力。奴隶制的“僵尸”借助新的政治力量、新的剥削技术、新的市场体系以及新的信贷形式得以满血复活，并且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推动下呈现逆转式的增长。

对新的主要农作物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开发而取得更多土地的无情的扩张运动主导了这个新南方帝国，它以查尔斯顿为中心，其东部是南卡罗莱纳，西部是德克萨斯，中间是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在这种对耕地面积的强烈追求中，种植园主们迅速前进到了山麓，扩大奴隶制的范围，迫使他们的白人邻人进入大山或远走西北地区。

从19世纪20年代起，奴隶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区的发动机。奴隶制问题开始成为影响美国全局的大问题。到40年代，奴隶主的利益便成为美国政策的“指路的星辰”。正如马克思在《北美内战》一文中所说，

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

他们越过密西西比河，途经路易斯安那，将奴隶制向西、继续向西扩展。每前进一步，其种族帝国主义野心都会随之增强。这是一项宏大规划，但早已隐含在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当中，即黑人带的奴隶经济证明是一本万利，容不得它的消失。

美国人以繁荣的名义“再创造”了奴隶制，这个制度成为新南方帝国的基石。这一独特制度，站在黑人斑斑血泪铺就的致富之路上狂舞。

南方白人大力发起倡议运动，要求在联邦政策上以及宪法解释方面能够让整个美国进一步扩大奴隶制的范围。到那时，奴隶制将遍布整个美洲大陆。他们的北方同盟抱怨，由于他们的步步紧逼，强制推行，想让他们的同盟者像奴隶一样屈服，结果导致抵抗力量进一步产生。

美国白人之间的主要争端并不是源于价值理念上的根本不同，而是在如何保持棉花的生产和收益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是一个有关财产与利益的巨大的现实经济问题，以及有关权力与控制的政治博弈——是保持奴隶制现有的边界不变，还是进一步扩大它的版图?

在关税问题上，北部为保护民族工商业，希望提高关税，反对自由贸易;南部则因其产品大量出口，与北部的主张恰恰相反。

在争夺西部土地问题上，奴隶种植园需要不断购置新的土地;而西部新开发地区以自由州还是以蓄奴州的地位加入联邦，直接关系到南北双方在参议院内席位的多少，与争夺联邦权力有直接关系，因此西部土地自然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

关税、土地和国会代表比例问题是相互交织的，但都与奴隶制相关的财产问题息息相关的。

利益和权力的膨胀驱使南方人加大奴隶制扩张的力度。一部分北方白人认识到棉花带来的利润，希望尽一切办法维持利润的流转。于是，这些人也加入了南方白人联盟。但是，南方力量的不断壮大使其他北方白人开始感受到威胁，这部分人(包括林肯在内)可以接受奴隶制仅存在于南方的现状，但他们害怕奴隶制会侵入他们居住或想要生活的地方——北方的种族歧视并不比南方少，尽管北方各州废除了黑人奴隶制，但却普遍施行严重的种族隔离制。绝大部分北方白人绞尽脑汁限制奴隶制扩张的主要原因也只是希望把西部留给白人，并非真正关心黑人的福利。

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自利式帝国是不可持续的。尽管南方种植者深信他们在全球经济的中心角色，欢天喜地地宣布他们“掌握指挥现代文明命运的杠杆”。奴隶制将南北经济的发展引上一条大相径庭的道路并最终导致政治上的决裂。

白种人之间的同室操戈不仅改变了美国的“一国两制”，以更果断的方式打破了美国自由(财产)的修辞;更为重要的是，它考验了美国联邦政府在非常时期维护国家统一的能力，使美国的国家性质发生彻底的改变，催生出一个现代意义的美国。

不管宪法应作何种准确解释，联邦反正是而且必须被承认是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用符合宪法的手段把联邦从分裂的浩劫中拯救出来，那就必须用“违反”宪法的手段把联邦拯救出来。从政体及成文宪法转到权力的主要来源——这种政体的创造者、存在于宪法后面的国家。合众国是“用刺刀顶住的”这一事实就足够说明曾经占主流的自愿契约说已退居幕后。如果没有其他现成手段的话，必须以武力使它保持完整。这就是美国内战确立的根本的宪政原则。

新共和党的支配地位带来了联邦权力的大大扩张、从华盛顿政府开始的在振兴和分配上的主动性以及商业优先的国家政策取向。它标志着逆转了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的信徒们强调州权力和限制联邦政府的趋势。

从前松散的联邦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统一而强盛的国家，将美国国家理念从反启蒙主义者的个人主义和地区主义中解脱出来。

但是，内战并没有导致奴隶制度的覆灭，尽管它给美国黑人奴隶们披上一层迷彩的自由伪装。 “黑人的命也是命”(BLM)将会如冤屈的幽灵长久萦绕在美国的上空。这个国家很大一部分的历史由种族奴隶制度定型并将永远地挥之不去。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像他众多的观察一样，托克维尔也无可回避地注意到了弥漫美国的种族的仇恨与双方的绝望：

很多欧洲人认为黑人比其他任何人类种族都低贱，与黑人同化他们感到很恐怖，自从他们把这一与自己不同的种族当做奴隶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认为蓄奴制将永恒不灭，因为在蓄奴制所创造的极端的不平等与独立所自然产生的极端平等之间没有什么中间状态会持久存在……他们先通过对待黑人的种种行为触犯了人类的每一项权利，然后他们又告诉黑人这些权利的价值及其不可侵犯性。他们向奴隶敞开了自己的社会，可一旦奴隶竭力要走进来的时候，他们又无耻地将其驱赶出去。

综观而言，整个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建构，是难以用一维线性模式叙述的，因为它涉及了几股彼此交织、同时发生的故事线。围绕债务、银行、货币、关税、土地与奴隶制而展开着犬牙交错的冲突，主要是以国家、各州以及个人的宪法权力与权利为语法来界定和争夺的，区域竞争、联邦权力和地方权益的冲突、政府三个分支之间的紧张局面、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种族歧视与冲突、对金融和财政调节手段的质疑、对税收的博弈、对土地的占有等等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与财产等等基本概念的模糊界定，令美国人感到迷恋、困惑与茫然，使得整个国家都处于未定的摇晃之中。

(三)

这是一种始终由于有关身份的双重焦点而著称的时代：一方面它把这个国家奉为“明天之国”，试图制造一种关于“美国”的救世神话;另一方面它又进行自我煎熬，对于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怀着一种极其矛盾与对立的焦虑。奴隶制度、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利己主义、自命不凡等等，都是这个年轻国家的独特本征并伴随其强大而变得愈加坚固。

这是一个富于商业冒险和追逐财富的共和时代，一种蕴涵种族压迫和领土征服的帝国时代，一种折射大规模移民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民粹主义时代，一种反映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不断斗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里，自然和“自然人”方面的问题转向异化、歧视、城市化、地区冲突、阶级压迫及种族暴力方面的问题。不同凡响的是，它们是伴随着奴隶制、种族帝国主义和扩张的资本主义等基础上的种种暴行而加速推行民主化、市场化与工业化的。

利益的冲突曾使美国联邦面临分崩离析，但又是利益之链将这个国家紧紧地连成了一体。

联邦商业体制得以建立，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日益连成一体的巨大的共同市场，以及它已经引人注目的工业基础，使工业资本主义发生超级大发展的时机在美国变得成熟了。

发明、市场、产业、财富等都哗啦啦地嘎嘣出来，带给那个时代美国人一种唯我独尊的自信和轻易找到上千种发财机会的充沛活力，他们无所顾忌地猛扑过去。

早期美国的例子也显示了国家有能力打造有利于工业化初始条件的重要性。恰恰是这个所谓的“弱势”联邦政府，凭借强有力的法律管制能力，塑造了早期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并决定了美国现代化的进程。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在美国人的背后驱赶他们，但是一直在前边引导他们。创造工具来增加税收、构建统一市场、守疆拓土以及促成普罗大众投入商业活动的变革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位于现代资本主义核心的新式强大的国家，这些努力可能很容易失败(正如邦联时期)。

表面上看，美国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小政府”社会，其商业活动完全遵循利伯维尔场的原则运转。但是，政治秩序与利伯维尔场之间并非总是紧张的对立关系，而是刚好相反。市场或其他社会互动形式不可能脱离制度秩序而存在。市场存在于一个不同规范体系同时运作的空间中，这些规范体系通常为争夺秩序主导权彼此互相竞争。从美国联邦制有效运行开始，强有力的政府体系(从联邦层面到州到地方)恰恰为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美国的政府一直通过它的权力和非中性手段，为商业阶级或各大利益集团做出重大贡献。

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美国自由传统的辉格叙事，把美国历史解释为社区自治、自由竞争和个人主义结合的产物。在这种意识形态非常浓厚的主流诠释模式中，美国国家的历史几乎消失在这种虚构的民族文化迷雾中。这种信心十足的叙述方式于美国人所带来的富有戏剧性的认知矛盾：一方面，美国人乐于向自己向世界反复鼓噪和强调有关个人主义、自我奋斗和利伯维尔场的故事，美国的民众满怀自由憧憬和权利热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个人的自我实现，同时拥抱市场资本主义和民间社会自治，描绘出一个强烈反对政府权力的边疆神话与田园史诗般的无管制社会景象;另一方面，真实的历史却表明“具体的国家机构”在国内外施加广泛的干涉、强制与暴力的超强能力——这种国家能力在同时代是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超级”帝国主义国家外所无可比拟的。为了“国家利益”，它们完全无视任何自由原则，它们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操纵的法律与野蛮的暴力等)介入国内外民众的生活。这种分裂的叙事造成一种错觉，即美国国家是通过某一事件突然发生而“偶然性”插入的，前后之间也没有任何共通性。而历史的真实，或许恰好与此相反——强大的国家力量才是一切所谓“自由”的真正支撑。

一个国家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其政府的强大与治理的质量。市场从来都无法真正实现完全的自我管制——那些极端的利伯维尔场理论吹鼓手们不过是一遍一遍重复编造美丽的童话。政府与市场，从来不是二分的对立，而是相互的博弈、耦合与互嵌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

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治理制度提供了必要的公共服务，建立稳定的政府体系;建立责任政府体系;维持一套稳健、高效率、能干的政府体系，确保了稳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商业游戏规则建立起一套公正、理性和一致的法律架构并设立相应的机构来保证其实施，培育起一个区域与社会活性流动的统一市场，保证商业信用与契约的效力，才能使得商人与企业家们满怀信心地投入他们的资本和技术，企业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商业行为才能获得成功。

只有当国基稳固、国内秩序形成与外国威胁解除之后，才谈得上如何去驯服政府权力，使之服务于公共福祉，拓展公民权利的范围与保护力度。

从这点而论，无论上帝偏爱与否，美国的确是幸运的，在整个19世纪，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能力促进国内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且无须担忧外部边界遭列强的压迫与侵扰。正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后来说过的，“上帝好像在他心中为酒鬼、白痴和美国人留下了特殊的位置”。

美国早期发展的显著特点并不仅限于它在规模与权势方面迅速走向世界前列，还在于它似乎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要成为所谓的“自由灯塔”。对帝国主义的渴望一直是其发展的动力与后果之一﹐并最终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美国独特的帝国风格从它诞生之日就已形成。正如惠特曼在《草叶集》最后一版的序言中所写，美国将在展开历史新篇章中充当主角，

仿佛是在一出恢宏的戏剧之中，如同旧剧重演，在露天下，我们时代的各个国家，文明的所有特征，看上去正匆匆忙忙、昂首阔步地走过，穿梭于舞台的两侧，聚拢着，朝着某个经过长久铺垫的、非常惊人的结局靠近。

在任何情况下，美国人都倾向于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恰好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要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座“山巅之城”，一个欲称霸世界的“新罗马”，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预言的：

当我看到英裔美国人的那种经商干劲、经商的便利条件和经商获得的成就时，就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是统治海洋的，就象罗马人生来就是来统治世界一样。

由于美国辉格叙事里根深蒂固的自我主义信念与上帝契约观念，美国人历史思维的默认模式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征服——而今越来越是为了追求“任我行”的全球霸权——的驱动力，无时不触动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每一个美国人的心弦，他们都痴颠般地自信犹如一个个新的亚当。恰如《草叶集》中的每一首诗里似乎都在如是地所标榜的：

“穿越新的花园”，(in the New Garden，in all the Parts)

“伟大的城市在召唤”，(the Greatest City)

“好似亚当在凌晨，(as Adam early in the Morning)

从树荫下走出，

睡醒以后，精力充沛;

看着我吧，去向哪里，

聆听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