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评议与启示

《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评议与启示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Vol. 8 No. 11 (November 2019), Article ID: 32998 , 7 pages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28日；录用日期：2019年11月11日；发布日期：2019年11月18日

摘 要

昔时中国风，今日中国梦；理论是范畴的先声，实践是规律的先声。按照述、评、论的路径，可掌握《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的题旨要义：一是书写“中国道路全球化”的机理机制；二是因应新的选题要求，创设具有马克思主义工作性质的用作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架构工具，力求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三是以社会主义作为“历史理性的回归”，立足社会主义发展与运行的世界统一，进一步求取新的发展理念和原理。大道至简，我手写我心，“新时代”的中国理论构建行动亦需要适时地从“黄昏时分”起飞！然则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上述16字应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以及进行中西学术对话的工作“心法”。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道路，全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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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人民喜迎党的十九大！它指示了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航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它开启了伟大的征程，标示一点：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永远在路上。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此阶段，践行“四个自信”，全面提升中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内涵与文化价值，向世界传播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总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与实践创新成果，就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毋庸置疑，这是一个时代课题！

何谓中国特色？它显然不是“形而上的逻辑”，不是古印度的因明学，更和实用主义“辩学”无关。在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这一点上，我们需要采取全面出击的“行动”，坚持“道出于一”和“道出于二”的内在一致性。回顾思想史，“《资本论》第二卷则仍旧是站在国家角度进行的知识生产。该卷回望‘共同体’和‘社会’，从科学的叙述与现实运动的关系角度对资产阶级本质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予以‘统一国家形式层面的概括’，开显自身存在形态的自我构型，揭露资本对劳动的绝对统治关系，据以眺望‘生产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市场和危机’。总而言之，它是以‘研究+叙述’浑然一体的结构体式开拓大写的资本逻辑，并以此开启以批判为规定的知识理论生产。”然则，“共同体(生产一般)→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社会形态)→国家→国与国交往的经济关系形态→全球化生产意味的整体关系模式，即世界市场之生成与运动构造，总之，这就是马克思最初在‘五篇工作计划’中予以制订的历史辩证法，从思维形式上表达即‘抽象辩证法’和‘具体辩证法’。” [1] 当前，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正面临新的历史辩证法启程之际，“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深入人心，我们需要以此为契机，深入展开理论和实践的对话，守正而创新，引领“新时代”的中国理论构建行动不断向前进。毕竟，“理论是范畴的先声，实践是规律的先声。”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中国人的国际之路任重道远，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决不可阻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人的世界和平之旅由古及今，始终充满了智慧的挑战，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大国的责任担当和对世界民族的智慧给予。

2. 《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评议与启示

由张建君教授所著的《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一书¹的一个较为成功之处，在于“中国思路”与“中国方法”之创设；同时该著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特征，而能基于现实域、又立足在国际的比较中清楚地说明“本土”与“国际”两大发展主题，将“中国经验”提升为来自中国发展的“全球化道路的理论”。 [3] 由此看来，该著系统化的阐述可提炼之处有这么三点：

第一，首创“中国道路全球化”理论术语，建立“历史进程”与“经济实践”的相辅相成的实体性联系。一般人认为，中国道路和全球化之间乃是“个别”和“一般”的逻辑关系，其实不然。借助马克思的工作用语，它应当是从“个别”上到“一般”的实践意味。所谓一般，盖指“总体”规定：既指的是“实践总体”，也指的是“理论总体”。关于“全球化”，马克思持有的观点一向是：“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如果说社会主义重在建设，那么，世界史则是这一建设行动的极为重要的载体。资本具有内在的否定性：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然而，中国道路所体现者中国经济模式对“全球化时代”的应有贡献以及世界命运“却后余生”的力量引领。所以，中国不可能像霸权国家那样，开辟殖民地和进行商品与资本输出，更不会推销无原则的以引发“金融危机”为特征目的之经济自由主义，而旨在提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发展的崭新模式。

犹如张教授所言，“中国复兴，最最紧要的就是要坚决抛弃‘中国就是天下’的狭隘理念，认真学习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始终走在全球化的前列。”中国道路的全球化进程研究的要旨固然在于：“探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侧重于中国经验、中国视角和中国策略的研究。”但同时，我们亦必须体认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乃由“中国智慧”推动，所谓：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深层次解决全球共生之生产体式问题。换言之，它的战略构想乃是：与全球齐飞，包容而非遏制；与周邻共缘，互系而通变。此是合作共赢发展之道，追求的是“命运共同体”而非霸权利益。所谓“百舸争流式取利之德”在于开放包容的发展的大视野，在于“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知行合一的国际交往主张，在于生生不息的绿色GDP观以及全球生态文明的“天人合一观”。

一言以蔽之，“中国道路的全球化传播和扩张，取决于中国能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持续健康发展，全球化是中国不可能绕开的发展挑战和崛起机遇，中国的发展就是要将这种全球化的挑战转化为现代化的发展机遇，而不是无所作为、甚至放任自由，这就使得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研究要凸显中国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这是一种实践的联结，更是一种人类命运的有机共同体的联结，从而，它彰显道路的本质规定性。

第二，以切入“机理”的理论勇气初创“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工具与框架。“中国道路全球化”是动态的语义，而落笔于“进程”二字。因为“当前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美国利益全球获得、美国模式全球推广的时代。美国是名符其实的全球霸主，居于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地位。”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然则，中国进程就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范畴，其间充满“道路的辩证法”。“当前，中国的发展道路，在经济理论方面已经拓展了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市场经济理论新认识和转型经济新规律；在制度变革方面已经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创新和中国特色的民主框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正在形成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与发展的崭新现代化道路。”全球化让你放眼看世界。

于是面对这样一个巨型的时间体和空间态，历史和现实的对接必然落实为“复合性的研究方法”，以致，落实为从逻辑到理论的工作路线图；说细致些，就是以逻辑工具迫近活生生的这个具有复杂性规定和丰富性形态的“巨型对象”，形成关于“进程”的理论化认知。为此， 张 教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工具箱：“所谓专门性的分析工具就是要针对全球化发展的实质性制度安排和最新发展趋势提出适于全球研究的分析工具。”该著中， 张 教授集中提出并阐述和运用了两个专门性的分析工具：一是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理论假说，二是财富指数化分析工具。盖因“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经济秩序的形成最能反映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假说”，以及“现代经济的根本特点就是社会财富的指数化积累”。具体而言，前者能够综括地分析中国模式所面对的全球化复杂性因素，例如，“在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假说中，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微观层次制度安排市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金融要素既受到微观价格机制的市场化配置，同时又作为市场体系的高级演进形式独立发展，在中观和宏观层次分别受到企业组织形式的规范和全球金融秩序构建影响，其运行机制和全球化发展具有很大的独特性，最能反映经济和技术融合成长的特点，又具有政治和文化的价值判断，如果不能对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加以专门性的研究，则很难就中国道路的全球化进程得出有前瞻性、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有利于显示“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的贫富差距最直接地表现为货币占有指数上的差距，这种财富占有和积累形式的最大风险就是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这一运行性状与特征，例如根据这个工具的刻画，可以说，“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快速的经济衰退过程，但其破坏程度取决于财富指数化的虚高程度”，因而，“弥补财富指数的过程，则意味着实体经济长期缓慢的恢复和发展，平衡财富指数虚高所带来的实体经济缺口，这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据此形成对全球化“理论总体”的把握，即它不应当被称之为“美国化”，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是全人类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

这些内容包括：其一，必然认识到，“全球化是基于非零和博弈基础上的帕累托改进”，因此，“借助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形成全球各国平等合作的对话平台，推动全球国家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促进中国复兴的重要基础。”其二，中国倡导全球合作、全球共享，但强调：“制度效率源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及文化积累特征。”其三是必须强调“制度是个复杂问题”，因此，它关切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强度导致合作模式的可行性”，而“发展模式的成功源自嵌入全球化的阶段性进程”。其四是认识到全球化就制度而言，整体经历了“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制度形成”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道路正是经历了这样复杂的正、反、合发展历程，具有非常深邃的实践内涵值得深入探讨。”最后是肯定“全球化发展依旧是崭新的道路”，因为“全球化的最大真理，就是共同发展。”但也需要认识到，“全球化机遇与危机同时并存”(重要的不足点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缺乏成功范例”)，为此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化浪潮中的各种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全球化浪潮中的模式兴起与危机冲击”等等发展现象，形成对“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的通透性认识。

总而言之，“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全球化是自变量，中国道路是因变量；中国的积极作为，将使得21世纪的全球化凸现出中国元素和制度影响，使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具有典型的东西互动、和谐共享的发展特征。如果背弃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其结果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封闭落后的结局。”由此可以肯定，它的实质应当就是“中国道路全球化进程的理论框架”。

第三，以社会主义作为“历史理性的回归”，深度把握中国道路全球化在发展进程中的转型升级，纾解实践难题。 张 教授以“中国模式”如何应对“大智移云”时代的议题开局，启智醒目，可谓开卷有益、开卷有理！他以浪漫的笔调写道：“21世纪，伴随大智E云的时代特征，直将宇宙看秭米，使得人类清晰地看到我们共处一个地球村的世界景象。”“全球化正在以其独特魅力祛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互隔膜、猜忌与敌意，推动一个美己之美、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到来。尽管战争、仇杀、恐怖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结盟与背叛仍然在全球上演，但人类最终将走向公平正义、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共享发展的全球化正道。”这其实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力(发展)维度之所系。人类生产力的豪迈性的发展，使“全球化生产关系”作为现实对象迫近教科书中，成为理论家、实践家不得不直面的工作规定。

要之，在当前，“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是中国所需要审慎对待的全球化挑战。中国道路的全球化发展，既取决于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有效创新，也时刻要直面金融全球化的危机冲击。”“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金融自由化，在现代经济中财富指数化积累方面，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事实上为强者和弱者、富者和贫者提供了不公平的博弈机制和转移通道。”以及在我们急于推进全球化事业时，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和尴尬：“全球化，在当前之所以又被称为美国化，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超霸地位，而且是因为美国在其民主制度、价值观念等一系列方面的输出；这都强化了美国攫取全球财富的能力。”因此，当 张 教授这样说时，是指示了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生产关系维度”。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许多的困惑”，“如制度的南橘北枳、福利社会的不同绩效、财富指数化现象的社会威胁……”等等。冷静观察事实，仍然需要借助对国别的“宏观细审”，立足方法创新，推进研究方法的本真化与综合化，于是有了对诸多模式立足经验比较研究基础上的甄别与对话。

结论是，放眼“全球化”的发展依然是“有机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多重路径的意蕴在于促成“有机生产方式”之实践域，这是一种特别的“结构蕴涵”，从而，有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的术语转换。显然，这是学术规范的中国元素的不断纳入，是有中国参与的全球“学术坐标系”的研究升级。于此语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实践的姿态”出场，包括国家创新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以及“建立国家主导的中国特色金融体系”、“造就内源经济的新发展主义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的共享式全球化道路”等等，这些内容无不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方面的特征，无不体现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国实践与大国担当。

总之，这是一个“与全球化共舞”的时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需要“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全球化“乱云飞渡”仍从容；中国通过坚定地走开放发展与变革求新的道路，必将能够获得各国的尊重与世界的认同！关键是认识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并非众国中的一国。因此，直到19世纪，中国人民没有必要作为一个单位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活动。他们是带着世界主义的传统而进入现代的。”这种传统对于世界的将来终会有所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的贡献，也必将是中国的贡献，因为中国人的胸怀从来都是：“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最后，说一点方法论上的思考。大国须有理论。从新时代、全球化的实践中提炼理论，这是引领、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个“大国重器”。然则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业已有效连接了中国和世界²，连通了中国生产和物流的每一个角落(包括乡村乡镇)和世界大市场，它将有可能使世界真正成为“新地球村”。一句话，“一带一路”不仅存在于国家领导人的倡议里，存在于国家的外交政策里，存在于大公司的战略里，存在于学者的课题研究里头，而且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早就融入了千千万万的普通民间先行者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力提升的实践中；很显然，只有这样的“一带一路”，才配得上是扎根大地和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规定)的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赵月枝语)。

3. 结论与展望——以“全球化思维”引领中国发展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这是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继续发展的基本前提。然则本土化行动、全球性思维、全球化思维，是三个渐进的行动思考方式，是经济外交中不可不察的一项优先事项，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行动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内在其中的研究事项。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在全球化浪潮与社会主义发展低谷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经济外交在经验与理论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为求取本土和世界的贯通关系，需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工作境界因应之，特别强调唯物史观及其中国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是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探索。要之，经济外交影响因素中的权力、观念与利益总是交织互动的，涉及诸多分析性视角，除开马克思主义，诸如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建构主义等等亦被涉及。例如在观察全球化时又不能犯“近视眼”的错误，不要以为经济全球化只是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而应当把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主导、操作的经济全球化同美国的“政治民主化”乃至“全球资本霸权战略”和“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紧密联系起来，关切地缘政治的动向和若干地域性文化的最新进展。经济外交同时是政治外交和文化外交，必须善用“中国辩证法”，强调整体的有机交往主义；即是说，在经济外交领域，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物质与观念、利益与道德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与转化，各种结构形式和力量具有矛盾与斗争的进程关系，具有必然性的有机体联系规定。须知中国业已跨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时期，是以天人合一的战略思维走入“西方资本论”场域内，这时候就必须把多态的经济学理念和多态工作方法运用起来，发挥中华智慧学的特有优势，以全面拒绝与抵制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的种种不良影响。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从‘天下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架构彻底击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 [2]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突出的世界问题是，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全球归心，再自绝于全球化世界，就是保守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不能丢。“峰回路转，有人说2018年是注定要被铭记的一年，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悄然开启了‘抗美’时代。2019 年中国更是在吐故纳新中扬帆起航。然则总书记称之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并进的规定是，‘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2]。

在这一时代语境中重新思考“什么是全球化”，将它界定为理论与实践的复合工作规定，乃是“新时代”语境的内在要求。“全球化不仅仅是要描述这个世界，而且还志在改造这个世界。”重新审视全球化的内涵特质，则意味着“中国道路的新推进”，需要新的民族工作理念、新的经济文化观和新的社会历史视角的引入，并在“双向研究视野”中把握它的发展逻辑的展开。这使得我们必然要寻找新的“全球化概念”，用以解决中国道路深层构境的问题。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伟大中国梦，必须克服对于西方世界的路径依赖，避免发展陷阱，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为此，需要以“全球化”的科学思维，以问题意识和提升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为导向，看待国际工作；在分析国际问题时，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将全球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对接起来，不断强化战略思考能力，以历史思维和辩证思维充实全球化思考，增强底线思维能力，应对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事件。亦即，“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就是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宁可把形式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思想准备。” [4]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昔时中国风，今日中国梦，今日中国梦必将迎来更为强劲之时代中国风，藉以引领历史潮流和世界风。然则，我们认为 张建 君教授的专著比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难题。

中国是信仰“天人合一”的国度。从天人合一到万有相通，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中国的理论从来都是实践状态的。惟日孜孜，无敢逸豫，中国人以努力的姿态一直向前；从而，这是保证中国同时是“开放的国度”的文明基础和道德化的制度条件。最终结论是，经由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的全体努力，当前，中国与世界高度依存、共同发展，中国与世界确已形成紧密联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则需要深层次地思考中西发展道路和文化的学术互融以及一体化议题，适时地由“以西解中”转向“以中解西”。“关键是如何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生学和系统发生学。用一劳永逸的‘一般历史哲学’是永远也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必须审视‘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在批判工作中的重大意蕴。”“行动议程包括：(1) 突破单一路线的批判研究，实现‘主客体批判’并举；(2) 以总体研究方法和思维把握‘身份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之历史共生；(3) 以‘贯通’之法形成对产品和商品经济形态‘相互拱卫’之全方位、系统研究；(4) 以《资本论》为‘体’践行和弘扬‘中国行动规定’，强调‘主体批判’的工作领衔为中华体系所独有，等等。” [5] 其中尤为关切之处是，“《资本论》实现了以批判为‘学科方法’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宏构，以致能够以发展为批判的工作指向性将‘批判’设定为发展规定之中心内容，奠基大写字母之‘批判科学’方法论。”对这一点，必须予以承认。然则，“大道至简，我手写我心，‘新时代’的中国理论构建行动亦需要适时地从‘黄昏时分’起飞！” [5] 为此，必须从行动主义开始，坚决拒绝学术神秘主义。“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16字应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以及进行中西学术对话的工作“心法” [2]。

文章原名

全球化与中国道路的深层构境——兼评《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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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引用

许明皖,许光伟. 全球化与中国道路的深层构境——兼评《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国发展道路研究》
The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ep Structure of Chinese Path—Comments on “Research on China Path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08(11): 1896-1902.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1125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