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国企新体制肥了领导苦了工人

编者按：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在国际上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镇压革命人民的反革命路线，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使苏联广大劳动人民重新陷入被剥削和被压迫的深渊。

苏修领导集团把他们推行利润挂帅的经济“新体制”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这项改革“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啦，“体现着全体苏联人民的共同的根本利益”啦，“为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保证了良好条件”啦，牛皮吹得真是够大的了，但是，苏联经济的现实却无情地戳穿了这些骗人的鬼话。

实行利润挂帅的“新体制”，是不折不扣的向资本主义大倒退。苏修搞这一套，根本谈不上给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什么物质福利，而只是赋予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那一小撮人更大更多的新特权。他们可以任意解雇工人，加重剥削工人。他们可以合法地拿国营企业的名义，大搞自由竞争和投机倒把。他们可以放肆地弄虚作假，骗取奖金，中饱私囊。他们的利益，同苏联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他们是在彻底搞垮苏联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葬送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他们干的是地地道道的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

这里摘登的是苏修报刊上自供的材料，虽然只是在严密封锁下泄露出来的一些片断，但是读者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今天苏修领导集团极力推行经济“新体制”，到底是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地养肥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怎样地使苏联广大的劳动人民深受其害。

利润挂帅的经济“新体制”

苏修领导集团正在苏联工业和其他国营企业中大规模地推行以利润原则为中心的经济“新体制”。人们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苏联，自由竞争、失业、人剥削人等现象，正象瘟疫一样蔓延着、发展着。

这里报道的，不过是苏联报刊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的材料：

加重剥削工人

在推行“新体制”的企业里，经理、厂长等领导人有权自行决定人员编制，自行招收和解雇工人。他们为了追求利润，就大批裁减工人。莫斯科一家汽车和电车场实行“新体制”后，解雇了大批人员，要在职人员完成双份工作。在苏联的企业中，迫使工人加班加点而又少给报酬的事情是常见的。罗斯托夫州一个煤矿企业克扣工人的工资，工人每天劳动应得十三卢布，但只发给三卢布。列宁格勒一家工厂厂长公然下令取消全厂三个假日。怪不得工人说：“什么新体制，还不是让我们工人多干活!”

收入差距更悬殊

苏联工资差距本来就很大，而“新体制”规定的奖金又是按工资比例发的，工资越高，奖金越多，低工资的普通工人所得无几。经理有权批准和改变工薪额，制定奖励制度，给工长和其他工程技术人员确定占职务工资百分之三十的附加工资，这就更便于领导人员侵吞工人劳动果实。一些工厂发给工人的奖金只占全部奖励基金的百分之二十几。有的企业把技术工人应得的附加工资，一点不发给技术工人，而发给了领导人员自己。吞没奖金情况也相当严重。据报刊报道，一个建筑托拉斯经理，一个月吞占了七次奖金，将近一千三百多卢布;一个建筑管理局局长一个月吞占了三百七十卢布。一个汽车运输管理局规定奖金首先奖给行政人员，因此有的汽车队的司机分文得不到。

商品变相涨价

苏联官方宣布，为了保证实行“新体制”的企业能够盈利，将全部修改商品的批发价格。纺织业已于去年四季度采用新的批发价格，给“高质量”产品提高了价格。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企业有权为新产品规定零售价格，许多企业常把原有产品外观改动一下，就作为“新产品”，提高价格出售。

利润拜物教

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不顾产品质量、品种，破坏协作，损人利己，唯利是图。许多企业的做法是：利润较高的产品，加劲地增产，利润低的产品，就限制产量，而不管人民的需要。许多企业改行“新体制”后，产品质量大大下降。第一莫斯科建筑托拉斯过去建筑的住宅，“得到好和优良评价的占百分之九十四点四”，而改行“新体制”后，却下降到百分之七十一点四。“新体制”规定，产品销售额越大，奖金越多。一些企业力图提高原料的价值，不愿使用便宜的原料，结果产品销售额增长了，奖金拿到了，消费者的利益却被完全丢在一边。

由于集中统一的生产和分配计划遭到破坏，物资供应失调。有些工厂只顾本厂的“经营合理性”和利润，不管其他单位死活。例如韦纽科夫斯基钢筋厂去年每个季度应向摩尔达维亚提供一定数量的钢筋，但后来却迟迟不交货，理由是“一次交货比四次发货更有利”。企业间关系紧张，相互指责。利润高的工厂指责一些部门和企业“依靠其他集体获得繁荣”，抱怨上级把他们的利益拨给了外厂。

实行“新体制”后，小厂竞争不过大厂，官方和报刊都一再鼓吹搞“联合公司”。但已纳入“联合公司”的小厂又不满，抱怨公司把它们当作“前妻的儿子”。亚美尼亚一家报纸去年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从属于大厂的小厂由于失去了财权，对扩大生产、改进质量的兴趣降低，造成经营亏损，生产下降。

总之，随着利润中心的“新体制”的大规模推行，到处散发着资本主义的乌烟瘴气。正因为这样，这项“改革”遭到了苏联人民的抵制和反对。

196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