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嘉玲：外卖骑手子女的随迁情况和育儿参与分析
如今，注册规模突破千万的外卖骑手已成为灵活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与大众印象里“年轻、单身、男性”的刻板印象不同，调研数据清晰显示，“家庭化”与“中年化”正成为骑手群体的显著特征。
依托2024年M外卖公司覆盖全国31个省份233个城市的4.2万份问卷数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韩嘉玲研究员团队以家庭为切入视角，勾勒出外卖骑手的群体画像，以及其子女随迁、育儿参与的真实状况：“中年带娃”已成为行业新常态，超半数骑手子女仍处于留守状态，而女性骑手更是肩负着生计奔波与母职履行的双重重担。
韩嘉玲老师团队通过对比两类骑手的数据——一类是有子女外卖骑手（家庭中育有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另一类是其他骑手（子女已成年或无子女），清晰呈现出不同家庭状态下骑手群体的差异化特征。
1.近半数骑手已为人父母
近半数骑手已迈入为人父母的阶段。在受访群体中，47.06%的外卖骑手拥有配偶，46.18%已育有子女，其中单亲家庭占比达16.01%。
值得注意的是，有子女骑手的平均年龄为36.67岁，显著高于全体骑手32.97岁的平均年龄，群体代际差异特征明显。
（有孩子的骑手，大部分年龄在30岁以上）
2.女性骑手的“母职”底色
尽管男性在骑手总数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95.61%），但在“有子女骑手”这一细分群体中，女性的占比特征格外突出。数据显示，67.61%的女性骑手已育有子女，这一比例显著高于男性骑手的45.19%。此外，不少女性骑手为多孩妈妈，子女数量也多于男性骑手，这意味着她们肩负着更沉重的家庭经济压力与育儿照料责任。
（不同性别骑手的子女情况。有不少女骑手是多孩妈妈）
3.有子女骑手更追求稳定性
家庭结构对骑手的工作选择与居住决策有着显著影响。相较于无子女骑手的高流动性（从业不足半年者占47.76%），有子女的骑手工作稳定性更强（从业三年以上者占比23.97%，高于无子女骑手的16.47%）。为兼顾家庭，他们更倾向于在离家近的普通城市就业，以减少远距离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方便参与子女成长。在居住安排上，为给子女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有子女骑手居住在自有产权住所的比例（36.39%）远高于其他骑手（21.37%）。
（有子女的骑手工作更趋于稳定）
（有孩子要抚养的骑手更愿意留在普通城市）
结合骑手子女的居住状况，研究将骑手家庭分为三类：本地就业骑手家庭（工作所在地与户籍所在地处同一区县，且子女与骑手同住）、子女留守骑手家庭（骑手与子女未同住）、子女随迁骑手家庭（工作所在地与户籍所在地分属不同区县，但子女随骑手同居）。
骑手以流动人口（73.69%）为主。而骑手能否与子女共同居住，受制于时间精力、经济收入、住房、教育政策等诸多因素，这对于他们而言往往是两难选择。
1.54.59%的留守困局
在有子女的骑手家庭中，子女留守老家的比例高达54.59%，随迁比例仅为31%。值得注意的是，单亲骑手家庭的子女留守比例更高（超过70%）。有配偶的骑手子女随迁比例高于无配偶的骑手（33.24>19.26%）。
(有子女骑手的子女居住状况)
2.性别视角下的迁徙决策差异
谁在带孩子流动？数据显示，女性骑手子女随迁的比例（42.15%）显著高于男性（30.24%），且留守比例（31.33%）远低于男性（56.19%）。这直观反映出性别分工对子女居住安排的重要影响：即便同为劳动者，女性通常承担更多育儿责任，更倾向于克服困难把孩子带在身边。
（性别因素对骑手和子女居住模式的影响）
3.城市越大，子女留守比例越高
流入地城市规模与家庭团聚程度呈显著负相关。流入地城市规模越大，骑手与子女本地同住和随迁比例越低，而子女留守比例随之增加。数据显示，从普通城市到一线城市，骑手与子女本地同住比例从18.53%降至6.53%，子女随迁比例从32.61%降至25.47%，而子女留守比例从48.86%攀升至68.00%。
这也是为何49.11%的骑手选择在普通城市（非一线/新一线）就业。这并非因为大城市缺乏就业机会，而是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房租、物价等）、制度性限制（入学政策、学位竞争等）等“高门槛”和不确定性导致骑手不得不选择让子女留守。相对来说，普通城市在教育资源获取、居住环境稳定性、生活成本等方面更有优势，让“把孩子带在身边”成为可能。
相比于制造业工人、家政、餐饮等服务行业的流动人口，骑手的工作模式更为灵活，这是否更有利于他们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来？
1.参与度的差异
在有子女的外卖骑手中，有54.21%的骑手参与过子女的教育事宜。其中，众包骑手的参与度略高于加盟（专送）骑手，占比分别为54.89%和50.96%。
骑手对子女教育的参与度，与流动距离、流入地城市规模呈显著负相关：流动距离越远、流入的城市规模越大，骑手参与子女陪伴和教育的程度就越低。子女留守的骑手，教育参与度明显偏低，仅为 42.74%；而与子女共同居住的骑手，参与比例则超三分之二。
性别差异在子女教育参与上的表现同样显著，近八成女性骑手会积极参与子女教育，男性骑手的这一比例仅为五成，可见女性骑手在跑单工作之外，仍承担着子女教育的主要责任。
2.陪伴质量的缺失
对于学龄前子女的陪伴，骑手的互动方式集中在“视频通话”与“线下聊天”。受限于经济条件、时间精力等因素，诸如“一起出游”、“做手工”等能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深度亲子互动极少。
值得关注的是，亲子互动差异不仅反映骑手工作与家庭生活矛盾，还可能对子女成长产生潜在影响。频繁的简单交流虽能维系亲子情感，但缺乏深度互动不利于儿童社交能力、创造力等全面发展。
韩嘉玲老师团队的实证研究表明，对灵活就业者的认知应从单纯的“劳动力”视角转向“家庭发展”视角。
1.有子女骑手更注重家庭与工作平衡
受家庭责任的驱动，有子女骑手群体呈现出平均年龄偏大的特征，整体达36.67岁，同时从业年限也更长，拥有城市户籍、自有住房的比例均高于其他骑手，这一群体对于收入与生活的稳定性、公共服务的获取，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为更好地兼顾育儿，82.64%的有子女骑手选择了灵活的众包模式（全样本中该模式选择比例为75.82%），并更倾向于在离家较近的普通城市就业，或选择近距离流动，以此降低生活成本，实现工作与子女照料的平衡。
总体而言，有子女骑手更需要兼顾家庭责任与稳定性。而外卖行业的灵活特性，为其在生计与家庭双重压力下寻求平衡提供了重要支撑。
2.看见女性骑手的双重压力
在灵活就业领域，女性骑手往往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她们不仅要面对外卖配送工作高强度、不确定的压力，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照料和育儿责任。同时，骑手工作的高灵活性，也成为她们履行母职与承担家庭经济责任之间的缓冲地带。
这为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提供了重要启示：应特别关注灵活就业女性面临的角色冲突，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体系。
3.政策应实现从“个体”到“家庭”的视角转向
韩嘉玲老师强调，公共政策和社会认知要实现根本性转向——从将骑手视为“个体劳动者”，转变为“有家庭负担的劳动者”。这意味着大城市公共服务政策应充分考虑该群体的家庭化需求和发展需求，对保障性住房、积分入学、普惠托育等政策上予以倾斜，降低家庭团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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