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 | 汇兑通货膨胀与信用通货膨胀

(李达《货币学概论》8.2)

一、汇兑通货膨胀

(一)汇兑通货膨胀的过程

前节已经说明了本来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即纸币通货膨胀，本节进而说明汇兑通货膨胀与信用通货膨胀。先说明汇兑通货膨胀。

我们在前章研究汇价时，曾经说明了汇价变动与禁止现金出口的关系，这里特就那种场合出发，说明汇兑通货膨胀的过程。

当一国的国际借贷的差额继续呈现反调时，该国本位货币的对外汇价，势必继续低落。汇价低落到现金输出点时，现金必然继续流出于国外。于是为谋防止准备金的准备机能的危殆，该国就只有实行禁止现金出口。这里我们先假定该国禁止现金出口并不曾同时停止兑现(因为禁止现金出口并不一定同时停止兑现)。在这种场合，汇价的低落势必反映于国内的物价腾贵之中。物价的腾贵当然首先从输出入的商品开始，然后才逐渐推及于其他一切商品。例如汇价如果比较从前减低了40%，国内的物价就涨高66%，这是很明白的。

物价这样的腾贵，就是表明该国本位货币在世界市场的计算货币的机能上已经减价，而该国的价格标准在事实上已经贬低了。这价格标准的贬低，当然只是名目上的东西。因为原来与100金镑的价值相等的商品，现在得到了166镑的价格。可是，依照前面的假定，这一国的金镑仍在国内流通着，于是叫做一镑的铸币，被当作3/5的金镑通用了。因为金镑这时已不是在其金子的纯量上流通，而是在其面额的计算上当作一般等价物。从前与100个金镑相交换的商品，其价值现在虽然不变，却有166镑的价格了。这就是说，金镑本身所含的金量虽然照旧，而在流通中却被当作3/5的金镑通用了。这就是说，金镑在流通手段的机能上，已经减价40%(即2/5)。

为什么一个金镑被当作3/5的金镑通用呢?这是因为由于汇价低落，同时引起了价格标准之事实上的贬低。不过这种情形，只限于禁止现金出口而金镑仍在国内流通的场合，才是这样的。在现实上，汇价不会突然低落40%(这是为了便于说明才这样假定的)，并且禁止现金出口时，也不会放任金本位币在国内贬价流通。因为价值充足的金币若在国内减价流通，人们势必要把这种金币秘密的输出于国外。所以禁止现金出口的国家必同时停止兑现，把金币保存起来，而单只流通银行券。不过这种不兑换银行券，虽然有转变为不兑换纸币的可能性，但在它没有丧失信用以前，仍是银行券，不是不兑换纸币。

当银行券代表流通所必要的金币量而流通之时，如果代表一个金镑的一镑银行券只当作3/5的金镑而通用之时，这一镑的银行券所代表的价值，就只和3/5的金镑的金量相等。于是一镑银行券对于一金镑，要贴水66%，即每一百金镑的银行券价格为166镑。

银行券对于金子的贴水，好像和前面所说的纸币对于金子的贴水，是相同的现象，但实际上却不相同。金子的纸币价格是纸币减价的现象。而纸币的减价，是由于纸币流通量超过了流通必要量，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至于银行券对于金子的贴水，却是由于汇价低落所引起的金价格标准之事实上的贬低，而物价与金价格标准的贬低成反比例而腾贵;在这种场合，金币与物价腾贵成反比例而减价，而代表已减价的金币的银行券，又反映出金币的减价，发生出对于金子的贴水。所以银行券对于金子的贴水，与纸币对于金子的贴水，两者发生的原因不同，发生的过程也不同。

当物价因汇价低落而涨高66%时，为实现这腾贵的价格所必要的金币量，也要增加66%，因而代表这金币量的银行券，也要增加66%。在这种场合，通货膨胀是根源于流通必要量而来的膨胀，并不是超过流通必要量的纸表章的膨胀。但在纸表章代表减了价的金币而流通的范围以内，纸表章的减价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如果支付差额继续呈现反调而汇价再继续低落时，与它成比例的物价腾贵就漫无限制，因而通货也无限制地膨胀。这种由于汇价低落和物价腾贵而发生的通货膨胀，叫做汇兑的通货膨胀。

汇兑通货膨胀，在外观上好像和前述纸币通货膨胀相同，但两者的发生原因和发展的经过，却是不同的：

第一，汇兑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是支付差额的继续呈现反调。因为支付差额的反调，就实行禁止现金出口并停止兑现。于是汇价继续低落，价格标准在事实上必然贬低，物价一般必然地随着上涨，通货在流通手段的机能上随着减价，于是银行券流通量随着增大，发生了汇兑的通货膨胀。

第二，纸币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是纸币流通量超过流通必要量。由于纸币流通量的增大，就形成通货膨胀，于是纸币在流通手段的机能上减价，物价一般随着腾贵，最后价格标准在事实上贬低。

上述两种通货膨胀的发生原因及发展经过，是各不相同的。可是这两种通货膨胀，虽有差别，却又互相联系，互相推移。

汇兑通货膨胀可以转变为纸币通货膨胀，纸币通货膨胀也可以转变为汇兑通货膨胀。现在我们来说明这种转变过程。

(二)汇兑通货膨胀与纸币通货膨胀的关系

汇兑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如上面所说，是由于国际借贷的差额继续呈现反调，因而实行禁止现金出口，并停止兑现。但若支付差额的逆势不能挽回，汇价势必继续低落，物价也必继续腾贵，而汇兑通货膨胀就必然继续发展。当银行券继续发行之时，银行券的流通量就大大增加，就不能不影响于准备金。如果准备金不能增加，其准备金对于增大了的银行券的比率就相对地减少。银行券如果继续增发，准备金相对的比率就不断的愈趋于减少，因而银行券的信用就必然的不能维持。银行券一经丧失信用，就转变为纸币，就受纸币的运动法则所支配，这是在第五章已经说明了的。所以，当着纸币化了的银行券的流通量超过它所代表的金币流通必要量之时，汇兑的通货膨胀就必然转变为纸币通货膨胀。这种转变的过程，固然在现实的发展上，要受恐慌或战争的作用所影响，不一定采取上述单纯的形态，而这种转变的必然性却是确实存在的。

当汇兑通货膨胀转变为纸币通货膨胀，这两种形态的通货膨胀就重叠起来，而物价的腾贵的倾向也是重叠的。物价一方面由于汇价低落而腾贵，另一方面又由于纸币减价而腾贵。同时，汇价的低落也是重叠的，即一方面由于支付超过与禁止现金出口所引起的平价的变动而低落，另一方面由于纸币减价的原因而低落。

以上是由汇兑通货膨胀到纸币通货膨胀的转变过程。其次再说明纸币通货膨胀到汇兑通货膨胀的转变过程。

我们先假定某国在发生纸币通货膨胀时，并不曾禁止现金出口。在这种场合，该国的纸币减价，纸币对于金子要实行贴水。于是金子势必继续流出于国外。这时，该国为保持准备金起见，就不能不实行禁止现金出口。于是该国的汇价就因二重的原因而低落，即一方面因纸币的减价的原因而低落，一方面又因为禁止现金出口的原因而低落。在这种场合，纸币通货膨胀就转变为汇兑通货膨胀了。

当纸币通货膨胀转变为汇兑通货膨胀时，这两种形态的通货膨胀就重叠起来，物价腾贵的倾向，汇价低落的倾向也是重叠的。

所以这两种形态的通货膨胀，其发生原因与发展经过虽然各不相同，而两者却有互相推移的必然性。这种互相推移的必然性，同是准备金两种机能的危险冲突的表现。

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说过，准备金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机能：一是国内兑换准备的机能，一是国际支付准备的机能。如果一国的准备金减低到必要量以下之时，这两种准备机能，就会陷于危险冲突的状态，一种机能如被阻害，其他各种机能也大受影响。当准备金的国内兑换准备机能首先被阻害之时，国内的流通就发生障碍，到了丧失信用之时，结果要引起纸币通货膨胀。到了纸币通货膨胀发生以后，准备金的国际支付准备机能，就大受影响，而国际的流通就发生障碍，结果要引起汇兑通货膨胀。反之，当国际支付准备机能首先被阻害之时，也同样要影响于国内兑换准备机能，也会经由汇兑通货膨胀而引起纸币通货膨胀。

二、信用通货膨胀

(一)繁荣期的信用通货膨胀

现在我们说明信用通货膨胀。

信用通货膨胀，与普通所说的信用膨胀不同。信用通货膨胀，是信用膨胀的特殊形态，而一切信用膨胀，并不一定都变为信用通货膨胀。所以在研究信用通货膨胀之时，先简单的说明信用膨胀。

信用膨胀是直接或间接扩大机能资本的信用的状态。在信用膨胀的场合，商品的需要增大，一般物价有上涨的倾向，因而通货的流通量就随着增大。这时物价腾贵的倾向，是机能资本因信用膨胀而扩大的结果，并不是通货膨胀的结果。所以信用膨胀，是由休息资本转变为机能资本的比率如何而定的。在一定时期，如果休息资本转变为机能资本的比率，比较平时显著的增大了，或者一切休息资本几乎都转变为机能资本了，这样的状态都可说是信用膨胀。信用原是由实在的休息资本的放借而发生的，只要那种信用是授予于有支付能力的债务人的，无论信用怎样膨胀，都只是普通的现象，不能说是信用通货膨胀。

但是，信用膨胀如果在特定条件之下漫无限制地扩大下去，就有转变为信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例如一般银行的放款如超过其存款总额，或者中央银行的放款如超过其准备金额，因而发行过多的银行券，会造出巨额的空头资本，并将信用大部分授予无支付能力者之时，这时因信用的过大的膨胀而引起的物价腾贵的现象，就形成信用的通货膨胀。

信用通货膨胀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说明：其一是在产业繁荣期发生的信用通货膨胀，其二是在经济恐慌时期发生的信用通货膨胀，其三是在战争时期中发生的信用通货膨胀。这三个方面的信用通货膨胀，是各不相同的，同时也有共通性。这里特分别地加以说明。先说繁荣期的信用通货膨胀。

信用通货膨胀在经济的周期的繁荣期，是很容易发生的。因为产业相当的繁荣之时，过剩的生产已经潜伏着，不过还没有表面化。资本家们只知道不断地受求信用以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时候，物价的水准较高，企业的利润也增高，所以资本家热烈的要求货币资本，而银行也很安心地大批放款。其实在这种时候，企业家所生产的商品的大部分，已经快要不能出售，他们不久就会失掉其支付能力。可是这种预兆，不但借款的资本家本人不知道，就是放款的银行也不知道。他们只狂热地追求着利润。于是银行就超过存款的总额而放款，发行银行也超过准备金额而增发银行券贷给于一般的银行与资本家。信用这样过大地膨胀，更加速物价的腾贵率，以致产生出所谓繁荣期的信用通货膨胀。

这种繁荣期的信用通货膨胀，更加助长商品的生产过剩，终于引起产业恐慌的爆发，而出现信用=金融恐慌。这样的信用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独占资本主义阶段以前，还不致引起无穷的后患。因为在恐慌时期中，过大的信用终被清算，即过剩的生产必然使得物价狂跌，丧失支付能力的企业，一律破产。于是再开始新的循环。

(二)恐慌期的信用通货膨胀

可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独占阶段，信用通货膨胀一旦发生以后，即令恐慌爆发出来，它不但不会完全被清算，不会就回到平衡的状态，并且，还会接二连三地再发生信用通货膨胀。因为独占阶段上过大的信用，大部分都采取固定资本信用的状态。所以当恐慌爆发以后，应当作过剩资本而处分的部分，不但是很大量的东西，并且还是固定资本(如高价的机器、建筑材料与土地等)。如果要处分这大量的固定资本时，支配的独占资本家就不能不想法缓和金融—信用恐慌的发展。金融——信用恐慌原是一般恐慌的必然的现象形态，当然是不能阻止的，可是要在潜伏的形态上暂时缓和它，却是可能的。这种缓和的方法，就是支配的独占资本家通过政府去设法救济。救济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是对将要破产的企业再给以信用的直接救济方法。第二是政府向中央银行领受信用兴办事业以期阻止物价低落的方法。于是在繁荣期的信用通货膨胀之后，又造出恐慌期的信用通货膨胀。

现在我们来检讨恐慌期中的信用通货膨胀的作用及其效果。

上述第一种救济方法的信用通货膨胀，其目的在于救济破产企业。这是支配的独占资本家所常常利用的方法。例如当恐慌爆发以后，有若干大企业濒临破产状态时，对于这些大企业授予了过大信用的诸银行，也随着濒临破产状态，不能应付存户提取存款，甚至发生挤提存款的事情。于是政府就直接通过中央银行，或间接通过其他银行，对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和银行再给以过大的信用。那些企业和银行取得了那些银行券之后，就将够清偿债务，得以免除破产。于是已经破产的信用连锁，从新修理起来，而金融恐慌之全面的发展趋势也可以阻止了。

但是这种救济的信用通货膨胀，虽然能够暂时救济濒临破产的企业和银行，却不能终结产业恐慌。不但不能终结产业恐慌，反而使它延长，使它慢性化。因为中央银行为救济而增发的银行券，是以信用贷出于破产的企业和银行的。破产的企业把那些银行券偿付于债权者或银行;破产的银行也把那些银行券偿付于存户或大银行。可是这大量的银行券，大都不回到发行银行，而流入其他各大银行，采取存款的形态(因为大银行信用巩固)。于是休息的货币资本过剩，利率低落，现出变态的金融停滞的现象。利率的低落首先会引起对于有价证券的投机，因而引起有价证券的涨价。有价证券涨价时，各种公司与银行就认为有利可图，因而恐慌期中所应当收缩的信用和交易，就不会收缩了。但在另一方面，休息资本不易转变为机能资本，因为在恐慌期中，利率虽然低落，而利润却也是很低的。因为过剩的放款资本不易转变为机能资本，所以对于商品与劳动力的需要就不能增加。结果，这种性质的信用通货膨胀，不能促进物价的腾贵，至多也只能抑制物价的急性的低落。于是过剩的商品仍旧卖不出去，恐慌的时期也因而延长了。

再就上述第二种救济方法的信用通货膨胀，加以考察。这种由国家取得过大信用以兴办事业的方法，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也是常常使用的，但到独占资本主义时代，却尽着很重要的作用。这种救济方法，通常是由政府发行公债，向发行银行换取银行券，兴办土木事业或扩张军需工业，直接的救济失业劳动者，间接的救济资本家。国家为实行这种救济方法而兴办土木事业或扩张军需工业时，其经费的一小部分是作为雇用工人的工资，大部分是作为购买材料的用途的。在这种场合，过剩的商品一部分得到销路，因而物价的下落，暂时的可以缓和，甚至有反涨的可能性。但是这类劳动者的劳动的机会，时间是很短的，所得的工资完全充作购买过剩商品之用。至于卖出了土木材料或军需材料的资本家，在恐慌时期中，通常是不肯把所得的资金来扩充生产设备，反而宁愿把生产设备的一部分空闲着。每逢有主顾定造商品时，也只是用加强原有工人的劳动或延长劳动时间等合理化的方法，来赶造那些商品，决不愿添雇工人。于是政府因举办救济事业而发行的公债，直接间接地变形为通货而流入资本家的金库，形成休息资本。至于政府本身，在恐慌时期中，由于恐慌的激浪，财政上已经现出赤字，现在又因为借入过大的信用，赤字的位数增多，其减少赤字的方法，只有实行增税。这项增税结局仍转嫁于劳苦大众，因而大众的消费力就绝对的减少。

一般地说来，在恐慌时期中，特别是在独占资本阶段的恐慌时期中，过剩的商品太多，失业的工人太多，生产与消费的悬隔太大。在这种场合，因恐慌的激浪而现出赤字财政的政府，纵令接二连三地实行信用通货膨胀，也不能完全的销纳那些过剩商品和救济失业工人，以恢复生产与消费的平衡，至多也只是缓和物价的急性下落，延长恐慌的时期。1929年以来美国胡佛总统所实行过的那种救济的通货膨胀，并不曾得到克服恐慌的效果，这便是最显著的实例。

上述大恐慌时期中的那种信用通货膨胀政策，其主要的理论根据，仍是货币数量学说。例如现代数量学说大家卡瑟尔、凯衍斯及休姆拍特(Joseph Shumpeter)等人，都认为恐慌的原因是放款资本的缺乏，因而主张用信用通货膨胀政策以克服恐慌。这种理论的错误，我们已经分析过，这里单就上述的说明一看，也可以明白知道。

恐慌期中的信用通货膨胀，固然有造出生产与消费的可能性。但这种事情，只有在由信用所给予的放款资本能够发现生产的用途而转变为机能资本时，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这种可能性，只有产业繁荣时期才是实在的。所以繁荣时期的信用通货膨胀，能促进物价的腾贵，而造出过剩的生产。所谓恐慌，即是过剩生产的爆发，过剩的生产，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只有由恐慌来清算，才能恢复暂时的平衡。现在为要阻止恐慌的强力的清算作用，而由集体的独占资本家的政府，实行救济的通货膨胀，其效果至多也只能暂时停止过剩的资本及商品的处分，暂时的救济破产的企业与银行，而恐慌不但不能克服，反而把期间延长，至于国家因实行这种信用政策而加增的负债，结局仍转嫁于大众，而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就更趋发展。

(三)战争时期的信用通货膨胀

现在我们再研究战时的信用通货膨胀。

战时信用通货膨胀，主要的由于国家在战时领受过大的信用而发生的通货膨胀。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战争的目的，在于打破敌国的抵抗，以占领敌国，使它屈服;战争的主要手段，是人命与财富之大量的牺牲及两者相互间的破坏。所以战时国民经济与平时国民经济大不相同。战时的需要，是一切破坏的消费品的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是继续扩大，漫无止境，其最大的需要者是作战国家。所以作战国的一切生产机构，都转变为战时的生产机构。平时的生产手段与消费资料的再生产，真是积极地扩大的再生产;到了战时，生产手段与消费资料的再生产，都变为破坏的消费品的再生产的条件，变为消极地扩大再生产。因为战时的军需品的生产，已不能成为再生产的条件，而消费资料的生产，也只是供作生产破坏的消费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手段之用的，所以一切生产手段和消费资料，都变为生产破坏的消费品的手段。所以战时国民经济的根本特征，是庞大的破坏的消费品之生产与再生产。

破坏的消费品的唯一需要者，是作战国家。作战国家为要继续取得庞大的破坏的消费品，就继续需要庞大的经费，而这宗庞大的经费，是绝不能靠课税手段来筹措的。筹措战费的唯一的方法是发行公债，或者向中立国或同盟国借入外债。这些公债或外债，都得通过中央银行，增发大批银行券，交给政府作为购买破坏的消费品的手段。这是由于国家领受过大的信用而发生的信用通货膨胀。

其次，在私人资本家的企业方面，因为不断地扩大破坏的消费品的再生产，以供给国家的大需要，就取得了大宗的利润，因而为实行极度的生产的扩张，必然要向一般的银行要求莫大的信用，同时一般银行也必然把过大的信用授给企业的资本家。于是在国家所实行的信用通货膨胀之下，又重叠着私人资本家方面的过大的信用，形成了全面的信用通货膨胀。随着战争的继续与扩大，破坏的消费品之需要就漫无限制，政府与私人所领受的过大信用越发增大，因而信用通货膨胀也越发扩大，越发强烈。一般的物价也随着飞快地上涨。

作战的国家当然的早就实行禁止现金出口，停止兑换。银行券的发行也与平时不同，并不估计到资本流通与商品流通，也不按照什么现金准备的比率，而只是不断地扩大发行。但在战争的疯狂的时期，银行券虽然远远地超出了对于现金准备的比率，却还不至于丧失信用。因为这是战争时期，是全体的资产阶级生死存亡的关键，必然地要维持银行券的信用，并且还要诉诸国民的爱国心来从精神上维持它。所以这时银行券不至于变成纸币，而战时信用通货膨胀也不至于转变为纸币通货膨胀。

在大战时期，交战国一旦发生信用通货膨胀，其他中立国家，也势必卷入信用通货膨胀的漩涡。因为交战国向中立国或同盟国购入商品，必然诉诸信用，决不让现金外流，而以战时景气为利益的国家，也必然的扩大其生产，扩大其信用，也不能不卷入于强烈的世界信用通货膨胀的漩涡。不过非交战国家所受的影响较小，这是应当留意的。

这里再来说明战时物价腾贵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说明战时资本家的利润。

在战时经济的状态下，首先是破坏的消费品的需要超过供给，其次是其他生活品的需要超过供给，因而形成不断地全面的需要超过供给。并且，供给无论如何是赶不上需要的。当需要不断的扩大的超过供给时，价格就由在最劣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所规定，并且这种价值决定着市场价值(因为这时的需要已经超过了普通的需要)。这就是说，商品的市场价值，由其最高的个别价值所决定。所以在这种时候，纵令是在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的资本家企业，也能够得到平均利润;如果生产条件较优的企业，就能够得到超越利润。所以一切资本家，都趁着战时的景气，努力的扩大其生产。

破坏的消费品的需要既然继续的扩大，无论怎样扩张生产也不能赶上需要。需要超过供给的程度既然强烈，商品的市场价格必然大大的高出于市场价值。于是价格不断地高涨，资本家企业的利润随着不断地增大，一切的资本在其名目上也不断地增大。

可是，在战争的时期，物价的腾贵，实际上并不是由于商品价值的增大，也不是由于货币价值的低落。同时，资本的增大，实际上也不完全是由于实质价值的增殖，而是因为求过于供，致使市场价格超过价值而腾贵。所以资本的价值增殖，一部分只是名目上的增殖，即是用本位货币的名目单位来计算的价值增殖，即是在观念的计算货币形态上的增殖。

但是战时资本家所得的累积的大利润，也不仅是名目上的价值增大，同时也还有实质上的价值增大。这实质上的价值增殖的源泉，是劳动者的实质的工资的降低。单从外表上来看，战时的一般物价腾贵的结果，劳动力的价格必然也随着增高。并且在就业劳动者与产业预备军的一部分都去从军的战时状况中，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比较平时不同，所以劳动力价格的增高是不可避免的。战时工资之一般的提高，原是显著的事实。但工资的提高，和一般物价腾贵的程度比较起来，还只是名目的东西。所以工资在名目上虽然相对的增加，而实质的工资却必然的低落，因而社会的消费力也相对的降低了。这是企业利润增殖的重要原因。因为实质工资的减低，制造品涨价的程度就超出生产费增高的程度，这个差额是企业家在战时所榨取的特殊的利润。这种特殊的利润是形成资本的实质的价值增殖的部分。

所以在战时信用通货膨胀的条件之下，资本的增大，不单是名目上的价值增殖，并且又是实质上的价值增殖。战时的许多大资本，是在这种条件下发生发展的。

但是，在上述扩大了的企业利润的基础上，又加上过大信用的作用，生产诸力的利用，就达到极度紧张的状态，因而引起生产手段的毁损与劳动力的衰竭。破坏的消费品之不断地扩大的再生产，终至于引起生产诸力的大损耗。同时，在另一方面，过大信用的连锁也逐渐的腐朽下去，一经达到极限时，就有大破坏的危险。

(四)三种信用通货膨胀的差别及其推移

信用通货膨胀的3种形态，上面已经说明了。这3种信用通货膨胀，有一个共通的特征。这共通的特征就是通货的安定，即通货没有减价的现象。这一点是信用通货膨胀与汇兑通货膨胀及纸币通货膨胀不同的地方。

但是，这3种信用通货膨胀，各有其固有的特征，简单地说来，可以作如下的概括：

第一，繁荣期的信用通货膨胀，是由于私人资本家及银行间的过大信用而发生的，它能够促进物价的腾贵。

第二，恐慌期的信用通货膨胀，是由于国家的过大信用而发生的，它能够阻止物价的急性低落，有时反而能使物价微涨。

第三，战争期的信用通货膨胀，是由于国家与私人资本家及银行的过大信用而发生的，它能促速物价的高涨。

以上是3种信用通货膨胀的差别。

这3种信用通货膨胀，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推移于他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繁荣期的信用通货膨胀的结果，能爆发为表现一般恐慌的金融恐慌。但若一般恐慌已经发生，而国家却应用人工的方法，弥补这种信用通货膨胀的破裂，再度地造出信用通货膨胀，于是繁荣期的信用通货膨胀就转变为恐慌期的信用通货膨胀了。

恐慌期的信用通货膨胀，是国家所实行的救济的膨胀。这种救济的膨胀，使银行券对于准备金的比率相对的低落下去。如果国家这种过大信用阻止物价的低落，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还使物价反涨，在这种场合，本国的物价水准就相对的增高，就能够加增本国的输入，引起现金的外流。在另一方面，恐慌期的过大信用，能增加本国的休息资本，引起利润的低落，本国的资本就会流出于利率较高的外国，形成资本脱逃的现象。还有，恐慌期中的国家财政已经现出赤字，如果发行过多的救济公债，国家也会陷于穷境。赤字的增加与公债的积累，由于促进资本的脱逃与现金的外流，就引起准备金的锐减。准备金如果减少到一定程度，两个准备机能(国内兑换准备机能与国外支付准备机能)就陷于危险冲突状态。所以恐慌期的信用通货膨胀如果继续发展，国家势必禁止现金出口并停止兑现。结果，恐慌期的信用通货膨胀就会转变为汇兑通货膨胀，甚至转变为纸币通货膨胀。

至于战时信用通货膨胀，在原则上不一定是继承繁荣期及恐慌期的信用通货膨胀而发生的，不过就今日帝国主义世界的总危机加以考察，战时的信用通货膨胀与恐慌期的信用通货膨胀也能有连续性(因为世界恐慌是世界战争的原因之一)。这里姑且不说这样的连续性，而只是说明战时通货膨胀的发展及其转变为他种通货膨胀的过程。

在战时信用通货膨胀发展到最高限度时，生产与社会的消费(不是国家对于破坏的手段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就趋于深刻化。到了战争结束之时，从前一切生产破坏的手段的生产部门，就突然地完全地找不到需要者。于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就爆发为激烈的恐慌。在战争结束之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胜负已经判明，国与国之间总体的资本家的利害斗争已经告一段落，资本家相互间的利害斗争就更趋于激化。所以战时腐朽的过大信用连锁的崩坏，就成为一般恐慌的必然的现象形态。

停战以后，国家的过大信用必须清算。国家在战时用非常手段，在国内发行大批公债，向外国借入大量的信用，停战以后，不但战败国要被强制地清算，就是战胜国也必然的被清算。从前国家银行所保存的准备金，或因从外国购入破坏手段而有一部分流出国外，以致准备金的涸竭，即令用禁止现金出口与停止兑现的手段而保持其准备金，而准备金总是有限的。以有限的准备金来偿还极度扩大的信用，无论如何总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场合，国家财政上的大破绽完全显露，如今又遭逢那种必然随战争而来的大恐慌的袭击，银行券的信用，无论如何是绝不能维持住的。于是超过了流通必要量而又丧失了信用的巨额银行券，就不断地减价，而物价又不断的高涨。于是战时信用通货膨胀就转变为汇兑通货膨胀与纸币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