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的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者

今日浏览头条时又看到了《为什么张维迎不再受欢迎?》一文。底下有许多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有一位网友的评论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我们不需要外国理论的搬运工，我们需要解决中国问题的创新者”。

这两句话非常精辟，点到了问题的实质，第一句话点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的许多经济学家们所谓研究的现状，他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抄作业，盲目搬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那套东西;

后一句话则表达了中国改革的真实需求：中国的国情需要具有适合实际情况的改革理论。

我们现在读一读有关国企改革或民企发展的相关理论书籍，其理论内容大多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推广介绍，而能够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的东西几乎没有。更谈不上自主的理论创新了。说起来，我国的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事实上这些经济学家做的却是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套东西。只有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是这些学者的要害所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决定了社会主义企业性质和特征与资本主义企业性质与特征的根本区别，从而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企业的性质和特征的区别，而西方经济学则是适用于私有制和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理论，用这种适用产权企业的理论又怎么能够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主体的问题呢?

最典型的说法是:“今天我们把市场经济请回来了，资本也必然要回来，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市场经济中不抓资本只抓企业那是舍本逐末。”这类似于过去的富家公子看中了妓院里的妓女，决定娶回来做老婆，竟然连嫖客都请回来了;是娶老婆还是开妓院呢?这是抄作业分不清楚的问题。

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方式，而资本生产方式就是资产者利用占有的资产所有权吸取剩余劳动、谋取资产增殖的两极分化的生产方式，把公有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资本化，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我们需要解决中国问题的创新者，“我们不需要外国理论的搬运工，我们需要解决中国问题的创新者”，这句评论犹如利刃，剖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存在的深层问题，更精准锚定了中国改革行至深水区的核心需求。当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框架被反复套用在国企改革、民企发展的讨论中时，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理论介绍式”书籍充斥市场——它们细致拆解着欧美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却鲜有对中国四十余年改革实践中“成功经验”与“试错教训”的系统梳理;它们热衷于论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逻辑，却忽略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定位中，“社会主义”属性对经济运行的根本指引作用。

就像在国企改革的讨论中，不少理论声音一味强调“与国际接轨”，将西方国企私有化的路径奉为圭臬，却无视中国国企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稳定民生供给等方面的独特价值。比如在能源、通信、铁路等领域，中国国企并非单纯的“市场主体”，更承担着“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在偏远山区铺设通信基站、在能源短缺时保障居民用电，这些不符合西方“成本收益核算”逻辑的行为，恰恰是中国国企的责任底色。若盲目照搬西方理论，将“盈利”作为唯一考核标准，必然会削弱国企的公共服务属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衷背道而驰。

民企发展领域的理论研究同样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企业被定义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但在中国，民企的发展始终与“共同富裕”“社会稳定”等目标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初期，民企从“补充力量”成长为“重要组成部分”，背后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活力的双向互动：浙江温州的小商品经济、广东深圳的科技民企崛起，既遵循了市场规律，更得益于“先试点、后推广”的中国特色改革路径。然而，部分理论研究却将民企发展简单归因于“完全市场化”，忽视了政策托举、产业协同等中国特有的支撑条件，这种“削足适履”的理论套用，不仅无法解释中国民企的成长奇迹，更可能为后续政策制定埋下偏差隐患。 再看那位网友比喻的深刻性——“把市场经济请回来，却连资本的‘逐利本性’也一并照搬，如同娶老婆却把嫖客请回了家”。这恰恰戳中了部分理论研究的误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劳权经济与产权经济的根本区别;劳权经济体现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要求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产权经济体现少数资本家和股东的利益，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并引发经济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无序扩张曾引发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正是要在发挥市场积极作用的同时，通过制度劳权经济的发展避免资本主义式的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危机和种种弊病。这些探索才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实质问题。但遗憾的是，许多理论研究仍停留在“资本至上”的西方逻辑中，既未能明确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更谈不上为后续实践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

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从来都不是“理论先行”的照搬，而是“实践探索—总结经验—理论升华”的螺旋上升。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破冰，到经济特区的设立，再到新时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每一项重大改革举措，都源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而非对外国理论的机械复制。这就要求理论研究者必须走出“书斋”，深入改革一线——去国企车间看看技术攻关的难点，去民企厂房听听发展中的困惑，去乡村田野了解产业振兴的需求。只有将理论研究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才能提炼出真正符合中国实际、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创新理论。

如今，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如何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平衡政府引导与市场活力?如何在全球化变局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外国理论可以套用，没有成熟的国际经验可以照搬。这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创新者”大显身手的时代契机——它们不需要做西方理论的“传声筒”，而要做中国实践的“总结者”;不需要做脱离实际的“空谈家”，而要做改革落地的“推动者”。

未来，中国改革的理论突破，必然来自那些读懂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的创新者。他们的理论，不会是晦涩难懂的西方术语堆砌，而是能解释中国实践、指导中国行动的“本土智慧”;他们的研究，不会是对外国模式的盲目追随，而是对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坚定探索。唯有这样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为中国改革保驾护航，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让中国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方式区别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特点，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生产主体及利益要求，以及实现这种利益要求的方式、方法，这才是理论家们应该着力关注和研究的核心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