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东莞虎门电子产业园调查报告

*(文中所涉及的地名、人名、公司名皆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成为了我国制造业最为密集的核心区域。电子产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其发展模式与劳动生产的组织模式深刻反映了我国生产关系的变迁。XX电子产业园，集齐多家国有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私有电子制造工厂，自2011年成立发展以来，当地的经济、人口结构都一系列典型性的变化。

本调查报告以XX电子产业园作为核心的调查地点，以学生工作为主要的调查对象。聚焦于学生工的劳动状况以及与劳务中介的互动过程。学生工主要指兼具学生身份与工人身份的群体，他们有的是职校学生被学校组织到工厂进行实习活动，有的是初中/高中辍学直接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之中，也有的是利用寒暑假空闲时间进入工厂参加劳动。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工已不具备学生身份，他们早早就从学校辍学进入到工厂，但是在观察中由于这些学生工尚未成年，且精神文化观念以及行动并未完全脱离于学生范畴，在与劳务中介，与工厂管理方的互动中也更多被视作为“学生”，因此这部分群体仍然被纳入学生工的范畴。

劳动力资源外包服务是我国近年来非正规经济研究的重点议题，其反映了我国制造业灵活用工体系的发展历程，凸显了我国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复杂性与深层矛盾。临时工是制造业灵活用工体系必不可少的角色，制造业生产的弹性需求不仅催生了一大批承担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中介公司，还分化出大量可供随时调配的临时工群体。调查发现，职校生周期性的实习活动可以使制造业工厂的弹性生产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学生工在灵活用工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是临时工的重要组成。因此，对学生工群体的生产生活状态和在劳动力市场中同多方主体的互动过程进行更深入的理解观察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我国弹性生产体系的复杂逻辑，还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更具体的问，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用工体系(学生工同劳务中介的非正规运作)是如何锻造出非正规就业群体不稳定劳动状态与劳动观念的?

本调查报告采取半结构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在XX电子产业分别对13名学生工、3名大龄单身男工、3名劳务黄牛、1名劳务派遣公司老板，以及 XX市职业技术学校的1名驻厂老师和3名职校实习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围绕家庭生活、工作经验、劳动过程以及劳动体验等方面收集资料。并在XX村长廊对劳务黄牛与工人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行观察，初步了解劳务中介的业务模式。

一、 XX电子产业园概况

(一)XX电子产业园

XX电子产业园，由五家国有或私有企业共同投资设立。XX电子产业园设立在A省B市C镇XX村，其园区占地面积大约1588亩，总投资约76亿元，形成集电子元器件、移动通信终端、智能计量、工业自动化装备、动力电池、消费电子产品、精密机械结构件的研发与生产以及贸易和物流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产业园，是南方重要的制造基地。

电子产业园内入驻了大量国营/民营高端电子制造工厂，生产的电子产品涵盖了电子产业多各方面，如无人机、手机、电子烟、电脑、显示屏等，产线非常集全。大量工厂的入驻使当地外来务工人口发生爆炸性增长，围绕工人生产/生活需求的第三产业有了快速发展，相关基础设施(公交/摩的、公寓)、公共服务组织(妇联、劳动服务)餐馆、娱乐设施(台球、KTV、网吧、按摩会所)数不尽数、直接/间接的为XX村带来大量的经济收益。其次，相关电子产业的上中下游企业围绕入驻制造厂落户，形成了完整的电子产业链，更进一步增强了产业园的规模。截止到2022年，XX电子产业园(A)总年产值超过100亿元，是B镇经济发展最重要且最主要的支柱之一。

(二)XX村

XX村位B镇东北方向，距离B中心大约4-5公里左右，总辖区面积约有7.6平方公里。下辖南坊、东北、西坊、南社、新村5个居民小组。南面同C村交界，整体上构成一个更大的工业园，社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较为频繁。

截止2023年，XX村户籍人口4739人，大多为原著居民以何姓为主，有较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随电子工厂的入驻和社区设施发展，外来务工人口逐渐涌入XX社区。社区当前外来务工人口大约在5万人左右，主要来自湖北荆州、宜昌、贵州、广西、云南等西部地区。大都在产业园区内从事电子生产普工以及少部分的技术工、管理岗。因此，XX社区内部的人口结构颇为复杂，文化多元，XX社区的治安工作和公共服务的发展也有较大压力。在产业园的带动下，XX村从2012年2亿元的集体资产，每年每户1000元的分红提升到了资产超过8亿元，每户分红超过6000元的规模，社区总收入从2012年的2000多万元，上升到6000多万元，各项发展较十年前都增长了四倍有余。

(三)周边

若将XX村与DD村视为一体，整个区域是B东部最主要部分。分别被北部的B港高速，南部B大道，东部A路、西部D大道给界构成较为完整的长方形，F路从西至东贯通整个工业区。F路最东部是各工厂的生产产业园，附近娱乐设施较少。而繁华地段主要集中在F路右侧，从DD村同XX村交界处起至B公司，布满大量餐饮娱乐设施、商场、劳务中介等。此处一般是工人吃饭休息的地方，其下班后的休闲娱乐也在这一区域活动。

从F路为主道来看，两侧各有分支马路同往XX村和DD村的村内，向北深入直接通向XX村中心广场，沿路有大量住宅楼，有许多的廉价公寓(一般15元-100元一晚，50元以下没有空调，60元一晚的有空调)与小纺织厂和服装厂。村民以及下班后的工人会聚集在此闲逛、下棋、闲聊、广场舞，中心广场偶尔会有马戏团的动物表演，也颇为热闹。同XX村类似，村内都是成型的住宅房，大部分都是出租屋或出租公寓宾馆和按摩店。F路左侧的另一处分支路口，深入进去是一处老式工业园，大多也都是些服装厂和玩具厂，电子厂较少。根据观察，老工业园的工人大多处在20岁以上，基本没有学生工。沿此路大概一公里后，右转便能绕回XX村村内。

二、招工与招聘

(一)招工

产业园的招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工厂门口设立招聘广告，招聘告示牌上有详细的招聘要求，寻工人员看到后可以直接进入工厂内部咨询。双方达成共识后便可报道、体检、签合同，第三天入职;第二种，则是联系劳务派遣公司或劳务中介。工厂直招主要面向正式工招工，不接受临时工、暑假工。面试时，工厂劳务会通过查询应聘人员三个月内的工资流水以及社保信息来判断其是否为正式工。

第二种模式因为涉及到不同类型的劳务中介，因此招工模式与劳务中介公司自身正规化的程度紧密相关。XX村的临时工招工地点在XX社区居委会门前的长廊，此处聚集许多劳务黄牛，他们会在长廊处摆上招聘牌，每天写上各个工厂的实时工资。这些中介没有固定门面，长廊是他们的工作地点，每日早晨八点至下午四点半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广告牌和手机是他们最主要的“劳动工具”。对于没有门面和从业资格证的“灵活”中介来说，接收招聘信息的效率、与工厂劳务的关系以及在当地的信誉声望是他们能够开展招聘业务的基础和竞争资本。

劳务黄牛在招工进厂后，通常需要进行额外的管理工作，工人在工厂的上班时长，是劳务中介能否获利的关键。例如假设工厂报出的工价是22元一个小时，劳务黄牛会在劳务派遣公司那里拿到18元一个小时的工价，那么他们的招工价格大约就就是10-16元一个小时。在B镇，临时工的劳动时长一般超过八个小时或者超过十个小时，按照时薪收益的算法，他们在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里能够赚到16-20元，甚至更多。对他们来说，招募到的工人的稳定性极其重要，必须管理好，即便有工人想要辞职不干了，但若能够与之保持良好关系，中介依然可以继续介绍工作给工人，这样就算是换了工厂，中介依然能够从工人的工资中获利。

同部分“黑”中介的刚性管理方法不同，这些通过吸收散工来获益的劳务黄牛，若希望细水长流，就必须经营好自己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工厂方面的信誉(少惹麻烦)。相比较起来，劳务黄牛同工人的关系要更加柔性，在招募学生工或暑假工时，中介会像家长一般语重心长的告诫学生注意事项，偶尔会关心他们的生活，还会借钱给学生让准备自己的生活物品(相当于预支工资)。同年龄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通常会以“处世不易”“生活打工都难”的同龄态度进行交流，会有选择的分享工作信息和工作经验，招聘时会为对方去“考虑”，告诉他们哪个厂难做，哪个厂的工作条件较好等信息。他们更希望同工人之间建立较为良好并且固定的信任关系。

招工还存在两种不同的周期性，一是工人的供给有周期性，劳动力的供应在6月份到9月份期间最为充足的，毕业季以及学校放暑假，大量的学生工暑假工、毕业实习等各种类型的临时工流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职业学校如中专/技校、职高，每年大约五六月开始就会组织学校学生进入各地合作的工厂开展一个月、三个月或半年的劳动实习。配合职业学校的实习安排，以及暑假工的流入，大型的电子工厂很少有“用工荒”的问题，劳动价格在劳动力市场上甚至被压到7-9元一小时。二是工厂的订单有周期性，每年下半年电子厂的订单都会暴增，正是需要大量临时工的时候。

(二)应聘

工人应聘同招聘相同也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到工厂门口的招聘广告查看工作条件，有意向再进一步沟通。另一种便是通过大小中介介绍就业信息，到固定的招工地点，加上联系方式听候通知。前一种方式相对来说较为耗时耗力，工人要自己到每个工厂的门口去问，有时一天走好几个工厂都没有收获。在XX长廊找劳务黄牛的工人，有许多是在其他工业园寻工无果后过来的。

XX长廊的劳务黄牛招聘的大部分都是临时工(做正式工的很少找小中介)，长廊处问工大部分都是学生工和年纪稍大的工人。学生工年龄都在20岁以下，农民工的年纪则普遍在30-50岁左右。这些工人大部分还没有结婚，较少掌握其他专业技术，他们十五六岁就从家乡到珠三角一带(或辍学)做电子厂普工，长期从事流水线工作，中间也做过其他行业，例如搬运、服务员、物流、快递等，但最终仍然选择回到厂里上班。农民工找工作的难度会随他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增大，因为没有其他专业技术，且长期处于流动状态，35岁后其劳动力“价值”相对年轻学生工就较低，(工厂更愿意要年轻的临时工而较少选择年龄大的工人，学生工同大龄工有部分竞争关系，学生工的涌入会压低劳动力市场价格，工龄长的工人也不太愿意接受较低的工价)，从而渐渐步入失业状态。

学生工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县城或农村，例如广西、贵州、云南、湖南等西部地区，在家乡的中专/职高上学。在长廊问工的学生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初中/高中辍学，从老家流动到珠三角做临时工，其学时薪一般在15-20元/小时区间，与成年工人没有太大区别(工价高于20元的是少数，有学生说如果工价高于22块钱一个小时的他们一般都不太会相信，会询问更多信息或者宁愿选择工价较少看似更可靠的大工厂，在劳动力市场上游走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分辨出靠谱/不靠谱的工厂，“就算是国企的=工厂，也会有坑人的情况”，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市场上的价格定位)。另一类是暑假工，每天都有许多父母带着孩子以锻炼孩子独立性为理由来咨询暑假工，但今年并没有工厂招暑假工，所以中介都会以工价太低的理由劝退家长。

暑假工或者说具有一定法律意识但无工作经验的学生应聘工作时会有部分困难，首先是这些学生从短视频平台和新闻或多或少的了解过部分劳动法知识以及工益维权的信息，也了解过“黑中介”不正规的管理手段例如扣押身份证、押工资、实际工资与报价工资不符、实际工作条件与招工信息不符以及不签订劳动合同等。所以这些学生在第一次找中介问工时，会更详细更谨慎的询问招工流程等具体细节，期望尽可能保障好自己的劳动权益。但劳务黄牛并没有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合规资质，并且为了保证工人至少一周的工作时间(干满一周厂方才会结算工资)，通常会让工人上交身份证代保管一直两个星期。因此中介对于这些有一定法律意识的学生很容易不耐烦，这些问题不仅较为敏感，并且会耽误他们招工的效率。

劳务黄牛的工作是为了让工人和工厂搭上线，并努力让工人工作至少一周以上。XX的劳务黄牛工作地点都是固定的，如果他们长期对工人实施非正规的管理手段，会影响到他们的声誉，使业务做不长久。许多学生同黄牛有过矛盾冲突，协商不好，学生就会报警和到劳动局去申请劳动仲裁。虽然到最后并不会对中介产生太大的影响，但会让中介感到这些“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工难以应付，“这些大学生书读得是多啊，但用错了地方，走错了路”。进而在面对这类学生时，中介宁愿让他们到其他地方去看工作，或持不耐烦的态度劝退他们。这些有法律意识的学生最终要么迫于压力被动接受了中介的运作逻辑，要么被作为劳动力市场不稳定因素被排除在外。

XX村另一个现象便是中介的运作模式似乎会不断的吸引工人返回到工厂普工的岗位。工人在同中介的合作中会逐渐的错失提升自己技能水平的机会。XX产业园有许多年龄在30岁到40岁左右的男工，以及部初中毕业后就到各地流动的青年工人。他们之间有非常相似的务工经历，他们最初都抱有高度的个体生存责任进入电子厂上班。最初期望“能够自己赚点生活费，不再向家里要钱”，将电子厂普工作为过渡点，但对未来并没有计划。通常在一个工厂干了两三个月或半年后，便跑去找其他工作，但最终还是回到工厂里做普工，“工厂赚的那点钱基本都是有多少花多少，存不了钱的”，中间也有做过其他有希望学到技术的工作，比如汽修工、外卖员、洗发师，但因为各种具体的情况或者无法忍耐较长的技能培训时间，又选择了离开“没出社会之前，觉得社会有好多的职业可以做，但出来这么久了能干的好像又只有几种”。他们手机里都有一两个中介联系方式，没有钱了就通过中介来找工作，对他们来说，联系中介是效率最快也是最便捷的选择，但中介所能提供的就业信息依然只是一些临时性的工厂普工。

三、劳务派遣公司与劳务黄牛

劳动力市场中的中介组织，主要指在工人与企业之间进行中介活动的实体或机构，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促进求职者同企业之间的匹配与解决冲突等(Autor,2009)。将中介组织的作用视为工作搜寻-匹配是一种较为传统的观点，其将中介组织视为静态的市场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刘爱玉突破这一传统认识，观察到劳动力市场中的中介组织作为行动主体承担多方面职能角色，例如招募动员、接管劳务关系责任、培训管理。

劳务中介深入的参与到劳动力组织与管理中，通过包揽各部项职能，现已成为劳动力市场或不可缺的一部分。总的说，招募动员、接管劳务关系责任、培训管理是劳务中介最主要的职能，其各项职能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因为统一难度较大，从而又依据不同中介公司所承担的职能而又划分为不同类别的中介公司。劳务中介组织主要存有三种类别，劳务派遣公司、劳务中介、黄牛(亦灵活中介)。劳务派遣公司也称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是劳务中介组织最大规模也是资质最齐全的一种，主要按照企业要求招聘工人并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受《劳动法》约束，注册资本不少于200万。而劳务中介指以实体店经营的求职场所，业务范围小于劳务派遣公司，同工人不签订合同，不受《劳动法》约束。黄牛则是夹缝于劳务派遣公司与工厂之间生存的信息传递者，主要以个人形式执业，无执照，无从业资质，无固定营业场所(朱江华峰,2019)。

劳务派遣公司与劳务黄牛皆为劳动力市场当中的中介组织，通过在XX产业园的观察，这两种类型的中介组织之间的规模、职能有着明显的不同与区别。

(一)劳务派遣公司

在XX村访谈到一家规模较大的劳务派遣公司的老板，这个公司总部设立在深圳，在XX建立成立了分公司。总公司注册资本有1000万元，具备人力资源服务的所有从业执照，主要对接校企合作、企业人力外包服务等业务。

老板描述了中介在社会转型期间诞生过程，即劳动力配置如何从企业制度中的非正规运作逐渐外包至外部劳动力市场。在2012年相关政策颁布以前，中介的盈利模式主要通过倒卖人头，介绍一个工人或学生进厂可获得500-700不等的收益。公司主要代表西部地区各职业学校以学校管理的身份同工厂领导层商谈校企合作，向厂方获取劳动力价格(中间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运作过程，例如通过熟人关系介绍至企业和学校领导处，以及送礼等)。协商好后，学校便在实习季组织学生前往合作企业进行实习，学生到达后统一到企业劳务处注册报道，中介便可以获得总的人头费用(在此期间，一切交通、体检费用由学生自己承担)。

劳务派遣公司的规模较大，因而同劳务中介和劳务黄牛不同，他们可以通过招聘大量的工人作为自己派遣公司的正式员工，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建立正式的劳务关系。由于劳务派遣公司的资质齐全，可以承接所有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所以劳务中介公司不仅仅可以派遣工厂普工，还可以派遣员工承担工厂内部的驻厂职能(负责管理临时工的生活生产等事项)以及工厂管理层等岗位。劳务派遣公司盈利的方式自2012年后有了较大的变化，从从前的按人头费结算转变到以小时计薪的方式。工厂企业发布招聘条件给劳务派遣公司，例如22元/小时，派遣公司再以低于这个标准的价格，招募或派遣员工进厂。到每月10日、15日或25日，由企业结算工资给劳务派遣公司后，劳务派遣公司再发放工资给工人。因此同劳务派遣公司合作的工人，生产工作与生活都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和正规性(此部分的缺陷是没有问到员工的数量以及校企合作的学生是否都有劳动保障，具体的员工管理方法和细节没有深入，没有员工的访谈资料)。

(二)劳务黄牛

XX村的劳务黄一般聚集在XX长廊，他们没有任何从业资质与证件，也没有固定的营业门面。每日早晨八点左右就陆陆续续的骑着电动车，带着招聘牌和椅子到XX长廊处等待问工。每天最新的工价会在中介的微信群聊里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发布，他们可以在这个价格基础上统一自己的招工价格来赚取差价。劳务黄牛充当劳务派遣公司与工厂之间的信息传递者，以及工人与工厂之间的中间者，黄牛同行皆没有一手时薪信息，竞争较少会涉及到工价上，因此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劳动管理和解决劳资冲突的能力上。

有人问工时，先确定应聘者的意图，加上微信后，通知工人第二天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等证件进行报道面试，面试通过就逐步进入入职流程，体检、培训、签订劳动合同(不生效的)，工资由工厂驻厂每月统一结算给黄牛。

劳务黄牛属于劳务中介组织最末端的一环，主要触及劳务派遣公司无法继续吸收或继续延伸接触到的劳动力资源区域。由于没有固定的业务渠道和第一手的招工信息，使得他们只得每天蹲待守候工人的问工。也会通过建立群聊，扩大人际关系圈，传播招聘信息。因为没有从业资质与营业门面，他们较少的受到环境约束，如果遇到不好解决的劳资冲突，他们可以很灵活的选择隐身，拉黑好友，不理会这些矛盾而不用付出太大代价。所以，在新闻上所听到的“黑”中介一般都来自于无从业资质的劳务黄牛，这些劳务黄牛随时随地都可以上岗工作，只需要手机就可以开展业务。他们身处在非正规就业之中还亲身操盘着非正规就业的运转，弹性的工作空间可以让他们任意往返“黑”与“白”之间。

劳务中介的“黑”的手段存在几种，首先是苛扣工人工资，声称工人旷工、早退、无全勤记录等不合理理由不合规的扣减工人工资“我之前碰到的那个黑中介，干下来一个月本来有四千多块，最后就给我发两千块钱说什么没全勤，旷工，找些理由扣我钱，加班费也没给我算上”。其次就是在一系列入职流程上不合规的向工人收取保险费、培训费、车费、体检费、服装费，整个流程非常之复杂，通常的结果都是工人还没赚钱就先缴纳了几百到一千元，有的甚至还倒欠中介保险费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中介所宣传的工作条件与实际工作环境不符，部分中介会隐瞒工作时长和工作条件，如声称是白天上班进厂后却是夜班，声称是坐班进去却是站班，或者要求穿无尘服等等。因为工人没做满一周工厂劳务不会结算工资，部分工人在上了一天班后感到不满意想要辞职跑路，所以有的中介为了防止工人跑路就会让工人上交身份证，直到一星期过后再发回。年轻的学生工是较容易被忽悠的对象，有些工人谈到他们15-16岁出来打工时遇到黑中介的经历“他最开始的条件都讲得很好，结果一进去5块钱一个小时，每天至少都要做12个小时，最长的一次我干了接近18个小时。我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抗，身份证也被押住了，硬是做了半个月才走”。年纪小、没有社会经验、人际关系窄、好管理是年轻学生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特性，有一定工龄的工人，在年轻时或多或少都有遇到过黑中介的经历。

四、职业学校与职校实习生

本调查报告最初的立意就是指向职校实习生的生活以及劳动状态，这些学生从初中毕业后经历了首次教育分流，进入到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职业教育学校，又在职业教育内经历第二次分流，即选择就业或者升学。选择就业的职校生，到高二的暑假就要进入到学校合作的工厂里参加专业实习(或自主实习，但大部分也是进厂做普工)，时间一般是三个月到半年，甚至会有一年，实习是学校毕业的硬性要求。

每年的下半年，是职校实习的热季，电子产业园内有超过一半的普工都是学生，在BB科技的工厂里从事流水线的大都是校企合作的学生，工价基本处在8-20元区间。XX产业园的八点半至十点半是下班时间，熙熙攘攘的人群大部分都是些年纪尚轻，还在职校就读或有过职校经历的学生。在工厂下班与下课放学一样，大家成群结队的跑回宿舍，有的会在小吃街打包几份炒饭水果回寝室，也有的会相约喝酒吃烤串打打台球。有年轻人的地方，总是多几分活力，没有了学校的管理，让他们感到更加自由自在，可以无拘无束的抽烟，没有限制的喝酒，嚼槟榔，骂脏话，可以用自己赚的钱买好烟跟朋友散着抽，吃了的外卖可以随手一丢，不用顾忌被管着做清洁，出了社会好像什么都可以做。

在工厂实习的职校学生，一般已做好就业打算。实习期结束后，学生可以选择转正或者毕业另谋他路。留下来的学生成为车间的正式工，签订劳动合同购买五险一金，工资也较之前有提升。但是选择留下来的学生非常少，尽管有部分学生在实习期通过车间考核可以晋升线长或小组长，未来还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但他们仍然很少将转正视为有“前途”的选择。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B离家太远，他们认为家乡或者其他邻近的城市仍然有发展空间，其次是不喜欢流水线工作，宁愿回家听从家里的安排。在职业的选择中同对现状的感受存在很明显的矛盾，许多学生很清楚转正后至少有两种可供发展的路径，一是在管理岗的晋升，二是在工厂内接受技术培训。在访谈中问及愿不愿意长期留下，大都很果断的回答不愿意，但问及缘由却都回答“不知道”“就是不想”。

实习活动期间，学校领导会安排老师到学生实习活动的地点辅助管理，帮助学生处理生活上的问题，简称驻厂。据访谈老师说到，驻厂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实习学生流失，“没有老师在的化，流失率是很大的，你想想，100个学生在很短的时间里可能就跑得只剩十几二十个了，但有了驻厂就不一样了，只要学生知道你老师住在附近，他们就不会乱跑。”驻厂老师实习期间的工作不多，偶尔在学生下班后去寝室点名签到，其次是与那些想要离厂的学生进行情感工作。“跟想走的学生首先都是劝留，谈谈心，了解下规划，问问他自己有没有找到其他实习地点，硬是要走那就是跟家长联系对接好，不会强留”。最后，驻厂老师的功能主要是代表学校配合工厂进行柔性控制，通过教师自身的情感工作，具体的去处理学生各种问题，防止学生实习期间流失过多，进而造成厂方劳动力供应的不稳定，影响到学校同工厂的合作关系。

最后，学生在工厂中的实习劳动并未完全脱离在学校中的组织状态，因为其旧的关系(同学，师生)伴随他一同进入工厂，同学间一起上班下班，保持着规律性的活动。偶有老师到宿舍查寝关心学生生活，定期性的告诫他们的行为活动不得逾越的校规校律，老师的来访时不时的给他们系上联系着学校的红线。其次，实习活动的非正规性并未让学生完全的进入到(后期关注重点)正式的劳动关系中，实习活动的培训名义同他们已经进入的劳动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方面是非正规的实习名义，另一面是真实的劳动组织关系。这两者间的关系学生是如何看待它们的，是什么样的感受，是后期可以深入观察的地方。

余论

在B观察期间，接触到许多处于不同年龄和求职阶段的单身农民工，他们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地区，年龄从30岁到50岁不等，基本未婚。一部分是年龄平均在40岁以上的失业男工，初见是在XX商场里，围坐在一起闲聊，他们租住在周围的单人公寓，220元一个月，没有空调，所以每天都会到商场乘凉。他们初中毕业后就来到B打工，中间到过其他城市寻找过工作，但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B。由于一直都从事的是临时性工作或者在小型制衣厂和电子厂上班，没有购买过保险，所以不享有任何的社会保障。并且因为找不到工作，所以也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有的偶尔会买六-彩赚生活费， “现在都是耍起的，没有做事情了，早就没做了，这个年纪了没得人要，找不到活路。”另一部分处在30岁上下，同样未婚，他们要么刚从上一份工作辞职，要么在家已经待业了几个月，从各地游走过来零零散散的向黄牛问工。由于正值学生放暑假，工厂对临时工的需求并不高，工价也比较低，他们走遍了许多地方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在为工作发愁“现在年龄上来了，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再找一阵子，去惠州那边看看，实在不行就回家了”。

由于接触的时间并不长，还没有能够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的轨迹有更深入的了解，XX齐聚学生工、成年工、失业男工，在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访谈后，隐约能够察觉到学生工(实习或辍学)同新生代男工之间存在有多种共同特性。此共同特点不仅在于他们有着相似的成长背景和同样灵活的劳动轨迹，还在于劳务中介在他们的劳动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制度角色。朱江华峰指出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用工需求以及工厂的弹性生产，持续不断的构造着工人的高流动性和低技能性(刘子曦 朱江华峰，2019)。同许多工人的访谈，都曾提到过与中介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和感受，从最早出来找工作对劳动力市场一无所知的迷茫“我第一次出来找的就是中介，当时怕被骗，但又不知道还能怎么找工作，心里想就先跟着走吧”。再到有了初步的经验，想要做其他工作，“我手机里都有一两个比较靠谱的中介，你联系他，他马上就可以给你安排面试，别人有那么多信息，自己找该多难找。”劳务中介所体现的劳动力配置能力，使得工人从初入劳动力市场起就开始被动的依附于劳务中介，逐渐的弱化了自身向外寻求工作的能力。长期从事临时性工作又使得他们很少有完整的时间和条件去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当时干普工干烦了，也去做过其他工作，骑手、服务员、快递、汽修，但后来还是找中介进厂了”，最后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发展机会。

尽管有学者称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过去，但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经济的地区和制造业城市，仍然不断吸引着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人口向外迁移，珠三角制造业的工价竞争依然激烈，并没有什么涨幅。低成本的组织模式与弹性用工体系在极大程度上缓解了后红利时代对用工成本上涨的影响，大量的临时工弥补了用工缺口。职业学校的季节性实习与工厂周期性的生产需求在日期上恰好契合，大量的学生工被陆续组织到工厂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加班赶夜的完成一批又一批的订单。如果没有这么多学生工，工厂的用工成本只会更加不断上涨，最后转停下来。从表面上看或者从工人主体的视角出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选择极大的受到劳务中介、工厂、地方政府的限制，在被动的劳动轨迹中逐渐依附于劳务中介。但从制造业生产的组织模式以及地方资本积累出发，地方职业学校的盈利、制造产业的资本积累、劳务派遣公司的劳动力配置都反而极度依赖于非正规的临时性劳动力，反过来说正是此种依赖于学生工/临时工的用工模式最终形塑了学生工和零时工的依附性(去技能性与高流动性)。

前文叙述到各个学校的学生工价从6元/时到20元/时不等，不仅仅是不同工厂之间，就连不同学校的学生在同一工厂的时薪都会有较大的差别。而职校学生工的劳动待遇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灵活用工制度和人力资源外包制度，使得劳务派遣公司获得了对劳动力价格的垄断权，在灵活的制度空间内，他们就拥有了较大的价格自主权。他们从工厂拿到一次性的报价，计算好公司的收益比再对接学校管理层。学校管理层并不直接介入时薪的划分，实习期间也不负责学生工资的发放。所以，如果同一所工厂外包了不同的劳务派遣公司，而这些公司又对接了不同的学校，学生工最终的时薪价格便由中介除去分红成本与盈利空间后决定。学校和中介各自作为主体发生互动时充斥着各种条件因素的影响，价格有高有低，但造成此种差异的机制归根结底是追求低用工成本的弹性用工体系。

最后，由于学生工非正规的劳动关系和劳动身份，他们并不被视为正式劳动者的范畴内，其所受到的制度保障极其有限。在劳动过程中缺少能够直接代表学生工利益的社会组织，实习期间的劳资纠纷通常都在校一级被化解。学校在劳动过程中扮演的更多是管理者或监护者而非学生利益的保护者，同学生的劳动权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驻厂老师作为职业学校的代理人，他们会付出情感和精力关心各个学生，关注他们生活并且予以帮助，会积极帮学生调节劳资矛盾，与此同时，作为资方代理人，驻厂老师的行动以不得损害维护校企合作关系为原则，并不能够彻底维护学生工的权益，偶尔还需要劝说学生接受不合理的条款，如扣工资等。反学校文化的盛行、原子化的个人生活状态、淡薄的法律意识、被忽视的价值贡献等外部与内部的因素，客观上将长期阻挠着他们成为一股团结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