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劳动生产率、市场价值、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关系

【原编按】无论是在百余年前，还是在几十年前，似乎我们总会听到一种说法，即所谓马克思《资本论》的结论是不符合现实或者是无法指导实践的，而且《资本论》中，我们却看到马克思对一个关键变量——劳动生产率的讨论篇幅甚少。但在需求追不上生产、利润率下滑、劳动生产率严重低下的今天，探讨《资本论》的作用及其所隐含的新经济模式就不再仅仅只是意味着改变产业和供需结构、打破自由发展的各种旧制度的藩篱、扭转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更是有着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处境、从根本上捍卫政治民主的基础的关键作用。本文简单根据马克思、罗斯多尔斯基、曼德尔的相关文本总结了关于市场价值、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几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应现实表现，探讨一种建立在直接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增加产量的同时减少资源投入的，相异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经济模式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我们却看到马克思对今天已经发展成为相当重要的、作为目前资本家相互竞争的致胜法宝的，一个关键变量——生产率，的讨论篇幅甚少。但在今天，无论是出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处境、扭转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从根本上捍卫政治民主的基础，都将离不开这一变量的关键作用。本文简单根据马克思、罗斯多尔斯基、曼德尔的相关叙述文本总结了关于市场价值、劳动生产率、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几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对应现实表现，探讨一种建立在直接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增加产量的同时减少资源投入的，相异于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经济模式的可能性。

01.

首次登场

劳动生产率这一变量在《资本论》中的首次登场位置，是马克思开始引入“相对剩余价值”，这一种异于直接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的，靠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减少商品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在整体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榨取更多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形式。

在考虑“一般资本”形式的条件下，单一的劳动生产力越发展，能带来的剩余价值却只会越来越少。假定原先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在一天内的比例是1:1，在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的情况下，必要劳动时间就变成了四分之一天，但是获得了这个四分之一天的剩余劳动时间却只增加了原来一半的比例(四分之三比二分之一)。每一单位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剩余劳动时间比例的增加呈现出类似边际递减的现象。

“由此可见，剩余劳动(从工人方面看)或剩余价值(从资本方面看)并没有按照生产力提高的同一数字比例增加。”(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第十六章)

此外，这还是在没有考虑在特定生产部门中“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的比例的情况下。考虑在没有部门交换的情形下，当生产率开始提高时，增加的只能是自身部门通过活劳动产生的剩余劳动。这就导致即使是在各部门生产率提高同一比例、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都按同一比例削减的情况下，在那些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的生产部门中，生产率越是提高，同剩余劳动的增加比例之间的“裂痕”相较于资本有机构成更低的部门就会更大。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渴望”在这里构成了对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屏障。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果越是增加生产率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少，为什么现实中的资本家还要不断拼命地投入于无限发展生产率的竞赛当中;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的企业和部门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通常而言更少，那为什么现实中的资本积累趋势却是在不断抬高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比例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还要再加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中阐释的一些概念才能加以解释。

02.

转型再转型

生产率的这一概念再次集中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中，并且马克思在这一章中还加入了对利润率平均化后产生的一些概念和现象的阐述。贯穿其中且相互不同的重要概念有：“市场价值”、“生产价格”、“个别价值”、“市场价格”这四个。

“生产价格”是原先商品的“价值”，或者说“市场价值”在利润率平均化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形式。市场价值能否顺利转化成生产价格，要看具体讨论对象自身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程度如何，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如何，对亚细亚制、奴隶制和封建制等陈旧的社会结构进行清扫的程度如何。

许多落后国家的发展迟缓，同它们自身内部前资本主义或者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对资本积累的阻碍作用不无关联。在这些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甚至是这些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之间，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各不相同，价值转化成生产价格，或者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所实现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甚至可以说，从连接了不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角度来看，在其中许多国家买卖商品的尺度更多是出于价值，而非利润率完全平均化、资本实现社会性统治之后的生产价格来考量。

然而，价值转型成生产价格，只不过是价值自身在同一个层面内、在形式上的一次转型。在第十章中，马克思阐述了所谓“价值规律”，不过是商品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格”，同时“价值围绕着价值(生产价格)这个中心来变动”。而在“价值”或者“市场价值”这个层面之外，价值真正变成价格还要根据社会具体生产条件和社会整体需求而再经历一次“转型”。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还提出了“个别价值”和“市场价格”的概念，同时还开始引入了类似于新古典学派的供求平衡分析方法。

“个别价值”是指位于同一个生产部门内部，由于不同企业或者不同环节自身生产条件的不同，例如英国的纺织业可能已经应用烧煤的蒸汽机时，法国的纺织业可能还依靠建立在河边的水力发动机来驱动，而中东欧国家的纺织业可能还建立在畜力或者人力劳动的基础上，这导致相互竞争的个别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一个差额，他们所出售的商品的真正价值并不等于真正的市场价值。

那些劳动生产率较高，实际必要劳动时间较少的个别生产者，在按市场价值出售自身商品时，就会再赚取自身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差额相等的剩余价值，这个在自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基础上再被赚取的差额也被马克思称为“超额利润”;相反，那些自身生产条件较劣，劳动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个别生产者，在按市场价值出售时就会亏进去与这个差额相等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第一种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中出现的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但是在第二种市场价值向个别价值的转型中出现的，却是利润率平均化被打破并且利润率分布开始逐渐偏离的趋势。

更进一步的，假设投入市场的商品总量不变，并且社会需求恰好足够吸收这些商品时，在同一个部门内的不同生产者的“个别价值”加总起来，有可能会与原先通常的平均市场价值相等，也有可能会不相等。在一个部门内，生产条件较优的生产者占据市场多数时，商品个别价值的加总就会低于社会平均的市场价值，从而转化为新的市场价值;反过来，在生产条件较劣的生产者占据多数时，个别价值的加总后形成的新市场价值就会高于社会平均的市场价值。个别价值加总之后与社会平均市场价值的偏离程度，要看在这个市场内部处于不同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者所占的具体比例情况如何。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所谓“价值规律”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要通过无数次偶然的市场交换，让投入到特定生产部门和生产单位被消耗的必要劳动时间，能被异质的、由不同阶级收入构成的社会需求以相等的必要劳动时间在事后进行支付，从而让各个生产部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得到合适比例的生产资源、维持合适的生产规模，以符合于同样要通过必要劳动时间来“表示”的对不同比例商品的社会需求，让社会再生产能继续维持下去。

一般而言，在市场内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在社会对单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量也开始变动的情况下，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为人们所熟知的真正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各种市场价值的偏离情况就不会维持太久，由于供求波动而产生的各种市场价格最终也会通过各种途径达到与市场价值的平衡。

“例如，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但这也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由于某种发明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值本身降低了，因而与市场价格平衡。反之，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场价格高于市场价值，结果，流入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就会过多，生产就会增加到使市场价格甚至降低到市场价值以下;或者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引起价格上涨，以致需求本身减少。这还可以在这个或者那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引起市场价值本身的提高，因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产品在这个期间内必须在较坏的条件下生产出来。”(《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p490)

由此，撇开那些由于偶然的供求波动而导致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已经有记载，用今天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说的“利润”概念，本身就并不仅仅取决于单一的资本家对自身劳动力剩余劳动的剥削情况，当然还可以通过对其他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进行转移从而来获得“利润”。表现在单一生产单位的利润本身就只是出售商品所取得的价格总额减去成本的一个余额。

对于个体资本家而言，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不断降低自身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本身就是吸收来其他资本家的利润、为自己赢得市场竞争的最重要的致胜法宝之一。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列宁所处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资本相互之间自由竞争的结果却是造就了独霸世界市场、操纵价格的垄断资本的原因之一。垄断资本或者说大资本家自身发展的同时，正是通过自身极高的生产率，转移吸收掉了同行业小资本家的利润额，而非像罗莎·卢森堡所说的必须要以一种“非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存在才能完成，反而是以一种大鱼吃小鱼的方式完成了自身资本的快速增值和积累。

正如马克思所说：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同上p494)

03.

致胜法宝

如前所述，在同一个部门内，提高自身劳动生产率是这个部门中个体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途径。但同时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的“致胜法宝”还有：

1.由于一些制度性的对于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例如土地所有权，导致一些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产业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无法进入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从而形成的一种超额利润;

2.一些资本有机构成高于社会平均的产业，通过利润率平均化或者不平等交换在其他产业身上转移剩余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

3.通过使用偿付价格低于社会价值水平的劳动力;

4.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偿付价格低于社会价值水平;

5.作为个体资本的周转速度快于社会平均周转速度;

(《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第三章，p84-85)

我们忽略掉其他四种途径，单独来看第二种情况，即通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来转移剩余价值的这一条额外途径。

正如曼德尔所说，资本向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技术上的新王国的开拓，其前提永远是真实存在一定的利润率的落差。这种落差还必须能够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让资本敢于投资于新的领域和地区。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向殖民地进行大量资本输出的古典帝国主义时代，还是主要通过不平等交换进行剥削以及吸纳劳动力移民的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并不会真的造成一种“全面均等化”的情形。与之相反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是一种发达与不发达并存、通过牺牲殖民地和落后部门的积累从而加速自身积累、使得地区与地区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日益加剧紧张的过程。

接着来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两种方式。我们之前可能被告知，所谓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和结果一定表现为在总产值中“工资份额”的下降，或者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但是这两个过程自身相互之间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实际运作中却并没有表现得如此和谐顺利。首先正如我们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一点，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的部门，在其他条件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生产率提高相同比例，能带来的剩余价值却越来越少。

有的批评者从要素成本论提出反驳：不变资本自身也拥有一种“生产率”，即当生产机器设备或者原材料的费用下降时，使用这些不变资本的企业也能降低成本价格和资本有机构成。

但是这些批评者忘记的是，除非生产这些不变资本的部门被使用这些不变资本的部门所兼并，否则在资本主义竞争的条件下，生产永远受剩余价值率调节，而非要素价格或者所占的份额调节。

我们必须还得考虑到这些生产部门之间初始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因为作为资本有机构成高的生产部门，在面对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时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无论表面上的利润率平均化或者资本输出是否发生，只要发生了等价的市场交换，那么这种等价的交换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活劳动的不平等交换。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生产部门，原先属于其的剩余劳动被不平等交换转移到了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牺牲了其积累。

(同上，第11章中曼德尔所使用的伊曼纽尔的数值例，p417)

例如，从工业革命一开始到之后一段时间里的英国，其纺织业蒸汽机所使用的煤矿生产业中，其工资开支占比甚至要达到60%左右(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第三章)，由于矿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要低于纺织业，或者说由于第一部类的有机构成和生产率长期低于第二部类，导致英国以纺织业为代表的第二部类，由于长期对于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转移，导致其不变资本价格无法得以降低，物化劳动部分的生产率长期无法得到提升，生产率发展不均衡的局面长期无法得到解决。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批评李嘉图，认为李嘉图所谓利润率只能从降低工资而来的说法，完全不符合英国的现实，即其对于降低不变资本和寻找廉价原材料从而提高利润率的渴求。

除非像有的国家，例如19世纪晚期才发展起来的美国和德国，自身因为发展较晚，内部并没有庞大的第二部类资本家利益集团，导致其以钢铁、煤炭、化工、电力等产业为代表的第一部类发展可以在没有被拖累的情况下进行;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内部，以从事纺织业为主的兰开夏郡和以煤炭和钢铁产业为主的约克郡，就经历过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或者就是通过将自身企业涵盖产业范围，直接拓展到自己内部生产，以垄断组织的形式规避这个问题。但与此同时，垄断组织自身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市场结构的改变和自由竞争的相对消除，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又因为竞争程度的下降而相对地降低。同时，由于第一部类自身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在快速增加，导致其利润率也在快速下降。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其剩余价值率便要求生产率也快速提高;但生产率的提高，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又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变资本份额，或者说资本有机构成的全面提高，因为有价值的商品最终都能“还原”成一种必要劳动时间。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虽说会受初始利润率平均化的制约，而必须借助一些时机打破这种平均化才能形成相互反馈。从这种意义上出发，我们说，落后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绝对不可能实现工业化，前提是对自由竞争和垄断程度以及历史时机的一定把握。但两者的相互反馈所不断促进的矛盾也在越发深化，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的长期提高趋势，所必然带来的资本主义利润率的长期下降趋势。

在二战后，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初始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率关系颠倒了过来，第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率远高于第二部类，导致第二部类中的轻工业和农业的资本积累开始落后于第一部类。但由于遗留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经济因素所带来的，对劳动强度的增加、工作日的提高、减少实际工资等因素所带来的绝对剩余价值率的猛增，外加上由于战后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的大规模技术转移，尤其是像电力工业开始大规模生产家用电器这一类耐用消费品，导致以轻工业和农业为代表的第二部类，其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也得以快速提升。

西德在一九五O-—一九七O年期间，农业方面劳动生产力总额(每一个劳动力单位的总产量)、净劳动生产力(每一个劳动力单位的净产量)和“有效劳动生产力”(每一个劳动力单位的价值创造)，增长了四倍。这样的一种增长率远远比工业方面的增长率为高。在美国，农业方面每一个单位劳动力的生产的每年增长率，在一九工七——-九四八年期间为3.8%(而外界农业则为1.9%)，在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期间为5.7%(而外界农业则为2.6%)，在一九五五——一九七O年期间为6.0%。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控制之下，农业方面劳动生产力的逐步提高所采取的形式是越来越多地把农业企业更换成为纯资本主义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简单商品生产的面积或生产使用价值的个体小农企业面积的根本上的缩减。大资本对农业的大规模征服又反过来加速了农业方面的劳动社会分工，这种劳动社会分工所达到的质量阶段要高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年代或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

...农业日趋工业化。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在农业方面机械和农药的日渐使用，就意味着农业生产过程向另一种生产过程的转变，这种生产过程在每一个方面都和工业生产过程相类似，在那里，在竞争的压力之下，降低生产成本的经常的企图，表现在解放出活的劳动力并代之以机器，也表现在劳动组织的改善以及机器和农药的改进，而这些构成了生产的先决条件。农业就是这样被拖进了加速技术革新、削减花在农业机器方面固定资本周转期的大漩涡之中。举例说吧，日本农业机械研究所新近研制了一种自动的“耕种收割机”，这种机器“可用作各种农活：从插秧到除草、喷酒杀虫药、收割和打谷。这一农活在正常状况下每公顷需要300个每人每小时工作量，而使用这种机器，只需1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同上，第十二章，p445-446)

...如果人们认同经济周期论这种观点，解释的切入点一一般则是需求。在这一方面，战后西欧经济发展得益于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的积累(经济大萧条之后，紧接着又是绵延数年的战争和毁灭)。首先是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人们长久已经忘却的肉、油和糖，破旧得已经无法再缝补的衣物，亟待修整重建的房屋，应恢复并发展的公共服务等。随后大约在1948年时，奢侈消费品也出现了：例如摩托车和小汽车、收音机和电视机、真空吸尘器、冰箱和洗衣机等。从这一点分析，战后需要做的只是清理此前物资破坏和市场限制所造成的混乱，同时提供足够的金钱和借贷。其他的事情只能顺其自然了。

...即使在恢复期基本结束之后，资本仍具有较高的潜在生产力，原因就是技术上的落后。这种落后二战以前就已经很严重了，二战后，经过多年的混乱，情况更为恶化，尤其体现在“非基础”产业的技术水平落后上。这种落后不在于知识方面，也不在于所能达到的最佳实践水平方面，而是平均实践水平上的差距。即便是在高效技术和设备可随意使用的情况下，欧洲的资本工厂大多仍年老陈旧。因此储蓄率居高不下，投资率之高也前所未有。在这里，有个地方需要谨慎地说明，我们不能仅凭上述的分析就断定技术差距是高回报的惟一来源。很明显，已经讨论过的那些因素——高涨的需求和廉价的劳动力——对这一结果都有巨大贡献。我们想要强调的只是由于对技术传播正常过程的外来中断，新科技的效率和质量的边际收益出奇地高——可能比19世纪初开始的任何时期都要高。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差距趋于缩小。这可能就是在整个20世纪五十年代期间，资本/产出比率似乎一直呈现一种上升趋势的原因。

(David Landes，《被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二版)，谢怀筑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七章，p496、p501。有趣的是这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对于战后西欧生活必需品和工厂技术升级更新的提及)

第二部类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一大重要意义在于，其不仅仅为第一部类的过剩产品提供了一个生产性销路，更为重要的是，像食品、纺织、交通工具的第二部类生产率的提高，也让生产实际工资所需的劳动时间和工人们为生活必需品所付出的金额不再需要像过去一样多。但由于此时的实际总劳动时间和工资金额并没有发生变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双方皆大欢喜的场景：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工人们空出来的工资也可以拿去购买更多的物品和服务，利润率和以工资为主的市场需求在此时同时得到了增长，这使得利润率本身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持续的高涨，甚至资本家也有资本，可以在经济方面对工人阶级的一些诉求做出一定的让步。

此外，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土地地租，也因为第二部类中的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升，而被打下超额利润率的神坛，得以进入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土地价格也得以降低。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其极高的农业生产率甚至已经使其在国内消灭了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这便是战后西欧和美国能得以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致胜法宝之所在。

04.

时间经济

同样一种商品，如果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中一边是由于使用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而形成的价格低廉，另一边是由于自身较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形成的价格低廉，哪一边的生产者在竞争中更占优势呢?

乍一看，这个问题仿佛无法得到答案。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中所说：

“另一方面，资本的每一个特殊部门和每一个资本家，都同样关心总资本所使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因为有两点取决于这种生产率：第一是平均利润借以表示的使用价值量;这一点有双重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平均利润既可以充当新资本的积累基金，又可以充当供享受的收入基金。第二是全部预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在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已定时，这个价值的大小决定利润率或一定量资本的利润。”(同上p493-494)

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其一单位的必要劳动时间所能代表的使用价值数量才能真正有所增长。社会整体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所能带给资本家的，不仅仅是自身资本利润所能同时代表的社会产品数量的增加，更是代表着相同的生产实物投入数量的情况下，所需资金投入的减少。从这种角度来说，劳动生产率理论所能解释的范围和动态时效性，要胜过要素禀赋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实际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时间经济”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可能。这不仅仅是因为其生产的目的可以不再拘泥于获取剩余价值，更是因为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以不再受到价值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束缚，而使社会各部门各地区生产率能以一种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比例发展。

用曼德尔的部类再生产公社来说明，社会总生产增长率、劳动者收入增长率、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增长率都保持相等的情况下，社会扩大再生产依然是可行的，即：

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卷，1962年，巴黎，商务印书馆1979年译本，第十六章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第一部类生产产量的绝对增加，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变化，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依然在发生，工资份额也并没有发生下降。甚至我们还可以通过同时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工资收入提高、减少不变资本消耗的方式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这些目标只有在真正的时间经济，或者说社会主义的民主计划经济得以建立之后才能同时达到。

原载：NLR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