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未来

经济报道9月11日恒大已在股市复牌

2025年6月，全球著名的证券分析机构高盛发布中国“民营十巨头”名单，涵盖科技、消费、制造和医疗等领域的龙头企业，总市值达1.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占比不到10%的群体牢牢占据全国50%以上的资产，而底层50%人口只占据6%的总资产。

即使不通过官方认定，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组数据，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今的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拉大，全国的财富正通过资本垄断，金融手段，和跨国藏匿等手段，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一群不被承认是资本家的资本所有者出现了。

今天，中国经济社会面临巨大的问题，楼市萧条腰斩，通货紧缩迫在眉睫，大量人口失业，农村空心化等，尤以人口生育率塌方为甚，如若不加扭转，足以威胁到中华文明的存续。

所谓中特社走到了十字路口，有人形容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种模棱两可的词汇显然不足以概括问题产生的原因，所以我改而称呼它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因为只有承认它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深入剖析它的来时路，才能知它将去向何方。

与发展了300年以上的老牌资本主义相比，中特资无疑是年轻的，它具有和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鲜明的特点。

其一：政策性的栽培苗

中国民营资本的产生，并非自然而然的，由农业经济和商品经济产生，它的萌芽，和官方的经济政策脱不开关系；80年代初期，国企全面废除《鞍钢宪法》，这是第一步，动摇无产阶级对经济生产单位的控制力，将权力向企业干部和领导层集中，也打开了官僚资本的潘多拉魔盒，从那时开始，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传统国有企业走上了没落之路，因为权力集中，所以腐败权钱交易横行，为应付知青回乡而大规模无序招工，以至于效益直线下降，投机倒把，损公肥私都出现了。第二步，90年代初期，因为投资过度且重复，中国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危机，国企大规模萧条，企业改制终于大规模铺开，许多原来的干部用各种手段侵吞了原来本属于国有和集体的企业，在某些地区，将经营良好的国企搞到亏损甚至成了政治任务，目的就是尽快将公转私；放在九十年代苏联解体，美国医生开出“休克疗法”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切就看的很清楚了，这就是对“休克疗法”的粗暴滥用，确实造出来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但后果是，全球范围内听了美国医生的话，实行“休克疗法”的地区，迄今为止没有成功的，“振兴东北”三十年间仍是一句空话。

其二：灰色性的法外狂徒

中国资本所有者自八十年代初产生，就是在黑白两道都吃的开的人物，从暴利的倒爷经济到皮包公司商人，资本所有者的原始积累一直踩在法律的红线上，最有代表性的如牟其中，人称“上骗中央，下骗百姓”，自发家起始起，造假文件，骗取贷款就是其常用手段；又比如赖昌星，将走私帝国自福建做到北京，势头之大甚至危及国家财税体系，笔者所在的县级市，排名前五的富豪，在八九十年代无一不是混黑道起家，这种包裹着合法外皮的灰色、黑色商人贯穿着整个八九十年代。到了二十一世纪，灰色手段更加花样频出，上市公司十家里有九家财务造假，虚增虚减收入，配合大股东们套现离场，整个大A股彻底成了资本家和权力者的奶牛和摇钱树，完全背离了为企业筹集资金的初衷；上市企业尚且如此，更别说大量中小企业，肆意克扣欠薪，违法剥削劳动者成了家常便饭，偷税漏税违法乱纪一样不落。

可以说，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法制建设可谓步履维艰。

其三：买办性的走狗附庸

中国相当大比例的资本所有者，从一开始就是西方资本的走狗附庸，八十年代兴起招商引资，以港台资本为代表的西方资本进入东南沿海，尤其是以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作坊为主，来料加工为主要模式，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出口代工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06年出口这驾马车最高一度占据中国经济GDP总量的36%；2000年后互联网和电商行业兴起，比如双马，这批资本新贵的发家和西方资本有意的栽培脱不开关系，比如某云的天使投资人是日本软银老板孙正义，而日本软银背后站着华尔街财团；某东的大股东名单，美国籍占了一半之多。这些赚得第一桶金的先富群体，纷纷加入资本全球化大潮，无论财富来源是什么，大部分把移民走资作为人生的第一选择，并最终将自身财产用各种手段转到西方。

我承认，中特资在近些年经济发展中，是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相对于开放更早，早就承接西方代工的南亚，东南亚，南美等地，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无疑是大大超过他们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自建国起三十多年培养的政治经济教育体系，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中国经济突破代工阶段，尤其是在中国突破西方技术壁垒的过程中，国资起到了绝对的主心骨作用，尤其是半导体行业，除了华为一根独苗，有作为的企业基本全是国资旗下的投资团队，民营资本的逐利和软弱体现的淋漓尽致:凡是会得罪美国的产业，民营资本就不敢进入（比如半导体，科幻电影）；凡是中西竞争的零件，民营资本必选进口；凡是需要长期投入的产业，民营资本更是避之不及。

在笔者所在的山东省，民营资本高度发达，因为沿海的地理位置曾一度是日韩投资的热土，四十年下来大浪淘沙，最后成为各个地级市产业主心骨的，依旧是从改制潮幸存下来的原国有企业，济南的鲁能，潍坊的潍柴，青岛的海尔海信，烟台的万华化学，原因就是其上，中国的民营资本从来就不愿，也无力担当产业发展的领头人，四十年过去，中国的民营资本依旧围绕着西方的世界经济体系打转，毕恭毕敬的跪在西方门口讨食。

现在经济界公认，中国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转折是在2021年，三年的全球疫情重创了世界经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应付高通胀，抑制债务增长，纷纷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粗暴的连续加息导致消费低迷，传导到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形成了结构性生产相对过剩，首先受影响的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作为金融蓄水池，透支了中国人民未来三十多年的收入，房地产行业的萧条，影响到中国几乎所有行业，企业营收大规模滑坡，失业加剧，中国不得不提前开始处理过多的地方债务问题。

但直至今年9月，中国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大幅度好转的迹象，对房地产的一系列刺激措施没有任何效果，地方债务依旧紧张，甚至连第一大城市，也在继续贷款借款维持财政。

当下，在全国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即使在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化，彼此口径不一矛盾重重，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和西方联系较为薄弱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将矛盾导向外部，比如做英语教培出身的某阳，在演讲中公开鼓吹课堂军事化管理；考研导师张某宣称要为祖国统一捐款；连某著名编剧也跳出来说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就像世界在1929-1933年发生过的那样，资产阶级一部分确实主张右转，企图靠“本国的剑为本国的犁取得土地”。

而上层的买办资产阶级和走资派对扩张持坚决反对态度，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和儿女已经转移到西方，一旦和西方交恶，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富豪寡头就是他们的下场，他们不想自己的游艇豪宅被西方没收，银行存款被冻结，因此他们大声叫着“破坏营商环境”的陈词滥调，为自己的投降主义找借口。

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冒险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我们左派爱国者仍然有第三条更光明的道路可选，那就是内部改革。

有西方经济学家评价：“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国家几乎控制全世界产业，而人均收入只是最富有国家的零头，现在他居然出现了。”

要看到，现阶段中国工业水平早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无论技术和总量足以媲美整个西方，中国的经济面临的是结构性的而非基础性的矛盾，中国的主要债务为内部地方债而非外债，比起有形的地方债，更要紧的是补齐四十年来欠下的无形的民生债。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高度外向，为了争取西方市场，减少成本，刻意忽视了保障劳动者的收入和利益；经济学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我们国内大量缺失了消费一环，长期的出口退税政策和压低工资水平，汇率上紧盯美元，这一系列的政策客观上补贴了西方消费者，冲抵了本该由西方自己承担的通货膨胀，而我们自己，不得不承担输入型通缩。

总结一下造成眼前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无产阶级，被本国资产阶级和西方金融资本双重剥削，这种高强度剥削，破坏了劳动力再生产！无论使用多少金融财政政策法律手段，只要解决不了双重剥削问题，解决不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也无法真正解决经济问题，而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劳动力再生产问题，因此笔者可以断言，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未来！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笔者根据这些年的实践，结合有识之士的见解和参考文献，提出以下几点可行措施：

财税改革，重视直接税立法，开征离境税，财产税等税种，改善地方财政状况，废除地方GDP考核。

推动民营资本有序退出一些垄断性，服务型的行业，比如物业，人力资源中介等，由国有资本垄断经营，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规范市场，增加就业。

毛泽东几十年前就设想过，在农村大办工业，眼前的危机，对我国正是一个推进内循环经济发力的好时机。

振兴农村，在合适的地区重建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集体企业，鼓励大企业下乡建厂，对进口商品和零件征税，防止外循环干扰内循环。

改善民生，提高农村居民退休金，推动建设全民免费医疗体系。

改善用工条件，推进集体用工，将劳资纠纷纳入工会管理，由工会代替个人参与劳资谈判。

严格落实劳动法规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