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还有多久？

某乎有个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概还有多久?”

这个问题下面的最高赞答案是通辽可汗写的，他说，“很有可能永远也打不起来”，理由是“中美之间的缓冲区太大了”。

他先是复盘了两次世界大战，指出引发两次大战的“核心原因无非四个字——安全焦虑”，“地缘上不可调和的安全矛盾，只能通过你死我活的方法来解决”。小约翰以希特勒进攻苏联举例：

回望二战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策，完全称不上是愚蠢。换句话说，你哪怕让希特勒再活一次，在1941年那个节点，他大概率还是会打苏联，只不过打的方法可能有调整，该打还是会打，为什么?

摆在希特勒面前的客观事实:

1.在德国所有的周边邻国里，苏联是唯一的陆上威胁。

2.苏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充军备，考虑到其资源和人口禀赋，未来其军事实力极有可能超过德国。

3.德军正处于军力巅峰，苏军则处于军力低谷，德强苏弱。

这还有啥说的了，元首，带着弟兄们冲一次吧.jpg

小约翰将这种“安全焦虑”比作是“欧洲大陆的黑暗森林理论”。

为了加强论证的有效性，他还拿冷战来验证。他说：

在冷战中，美苏之间明枪暗箭交锋无数，但真正走到核战争边缘的，只有古巴导弹危机——苏联人的武器真的布置到了美国的家门口，所以美国在地缘安全焦虑之下不惜一战。而最终危机的解决也是美国撤走了在土耳其的导弹，缓解了苏联人的地缘安全焦虑，让两边都可以踏踏实实的继续斗下去。

核战争的威胁虽然实际，但终究是一件从未发生过，虚无缥缈的事情。在导弹之外，美苏都没有对对方本土安全的直接威胁手段，这让对核战争的恐惧如同杞人忧天，与“中央集团军群”几个月就能冲到莫斯科的那种焦虑感是完全不同的。

通辽可汗说的对不对呢?世界大战是否真的如他所言“可能永远也打不起来”?这期视频我们就试着来分析一下。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的根源又在于经济，不管小约翰得出的结论对不对，撇开经济基础来谈论上层建筑，终归不是什么深刻的分析。以“中美之间缓冲区太大了”来推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难免犯了用现象解释现象的毛病，忽略了问题背后的物质基础。要论证世界大战到底打不打得起来，我们还是得重新把目光聚焦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以及建筑在其上的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上。毕竟，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才是帝国主义存在和发育的基础，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并无根本上的区别，而如何分析这一根本，才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

按经典的教科书说法，一战的起因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像德国、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实力迅猛增长，工业产量很快赶上并超过了老牌的英法。然而世界殖民地早已被英法俄等国瓜分殆尽，后起强国强烈要求按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这必然严重触犯老牌殖民帝国的利益，矛盾不可调和。

后起强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土地”，其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教科书也给了标准答案。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海外殖民地是工业原料的生产地、商品的倾销地和资本投资的场所。

原料产地好理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物产有限，需要进口原料来工业生产。那商品倾销地和资本投资场所作何理解呢?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非得对外倾销商品和投资呢?我们在前面谈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战爆发的原因，然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更是原因中的原因。

这便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个矛盾通常表现为一国内部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也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关于资本积累的，以资本积累的逻辑来评价，资本积累的速率越快——也就是利润率越高，那么这种资本主义也就越好。当然，这不仅是怎么评价的逻辑，这更是市场竞争的逻辑。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或者至少不能因为利润率过低而缩水或被兼并，资本家必须不断提高剥削率，支付给劳动阶级更低比率的工资。然而劳动阶级的工资不仅表达为生产上的成本，它同时也是利润得以实现的根本途径，劳动阶级的总工资越低，意味着全社会的总消费越低，那总消费的降低就会最终作用于利润率的降低。那么由此一来，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演化出一幅荒诞的图景，资本积累生产出了自身的合成谬误，资本普遍地追求更高的利润率，但却在宏观层面不断地压低了平均利润率。

资本主义是关于资本积累的，翻译成大白话说，就是投资是要赚钱的。而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不断降低，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就会最终向经济危机演进，投资不仅赚不到钱，还会普遍地亏钱。这样一来，资本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就都被打断了，也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因为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不可能维持的，最终会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彻底崩溃。

然而资本主义崩溃了吗?这跟现实是完全背离的。在一代又一代革命先驱的奋斗牺牲和殷切期望下，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因为经济危机而崩溃，反倒在一轮又一轮的危机中愈发繁荣，创造出了人类迄今为止最为丰饶的物质文明。

这是为何呢?难道马克思是错的吗?

这就得回到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什么非得争夺殖民地呢?或者说，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非得对外投资和倾销商品呢?

马克思在分析扩大再生产时，假设了一个完全由资本家和工人组成的封闭环境，这样做当然是为了方便抽象的论证。而且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古典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尚未在一国之内形成绝对统治，哪怕在英国，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和各类个体户小作坊也仍然占据一席之地，并未完全被工业化大生产所消灭，更别提国境之外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了。因此马克思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外部”的关注。

然而等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前，以当时的生产力条件来看，各资本主义强国已经逐渐消灭了其内部的非资本主义成分，残存的部分也受限于各自固有的社会结构，而在短期内难以撼动。从这时候起，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外部性”才凸显出来。

什么叫资本主义的“外部性”呢?罗莎·卢森堡发现，在马克思所假设的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封闭体系中，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额外的消费需求，资本积累赖以成立的剩余价值则无法实现。简单来说，为了资本积累，工人得到的工资远小于其生产出的商品价值，因此工人的总工资永远不可能消费掉他们生产出的全部商品，这种投资-消费的循环从一开始就难以完成，更谈何扩大再生产呢?

所以卢森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为了剩余价值的实现，为了扩大再生产，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国内部达成某种饱和状态时，那它的目光必须转向外部，转向那些“非资本主义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外部性”。

卢森堡是非常敏锐的，她看到的不仅是扩大再生产何以为继的问题，她更是解决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学问题。在继续论证之前，我们需要再特别强调一下，所谓资本主义的“外部”，并非单指资本主义国家国境线以外的地方，尽管卢森堡也强调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在地理上的分界，但在她眼里，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可以视作一个整体，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国际贸易都算作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物质交流，在性质上并无分别;只有在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发生交流时，这种性质才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但用这样的视角来界定外部性仍然是不够的。在卢森堡生活的时代，虽然各列强已经普遍地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其各自的内部仍然保留了大量显性的或隐性的非资本主义成分，有些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所遗留的固有历史结构，比如像德国的容克地主阶级以及其代表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有些则是因为生产力不足而难以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典型的就是当时的服务业，比如大量以个体户形式存在的城市服务，比如家庭内部的帮佣，甚至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这些个体自雇的，或者家庭内部的劳动，全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是有待被资本主义扩张所消灭的，它们全都是资本主义的“外部”。

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境线以内的外部劳动，与国境线以外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一样，都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所仰赖的必要条件。是这些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以外的人的劳动，尤其是这些外部的活劳动，才使得资本主义内部的剩余价值得以实现。

而这个实现过程却是侵略性的。当代中国人当然可以理解，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以及近代以来我国所遭受的一切对外战争，便是这种侵略性的直接体现。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需求作为支撑的。但这只是侵略性显性的一面，其隐性的一面在于，资本主义的扩张，还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结构，其目的在于把人从旧的联系中剥离出来，然后抽象为单纯的劳动要素，转而为资本积累服务。在将人剥离的同时，原有的一切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人与人的关系也一并被破坏了，就如同《共产党宣言》中所言：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然而这还不够，在技术的加持下，不仅封建的、宗法的关系被破坏了，时至今日，甚至连最基本的核心家庭都在消灭当中。在这一背景下，就像海德格尔所说，人真的变成了“面对虚无的存在的人”。这便是资本主义扩张所引发的隐性的侵略，而这样的“战争”是无时不刻都在发生的。

所以我们看，这便是资本主义扩张与“外部”的辩证关系。“外部”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燃料，这种生产方式必须不断侵略、不断消灭其外部，将外部纳入其内部，从而为扩大再生产服务。我们可以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内生的，而剩余价值的实现形式——也就是利润——却是仰赖外部的。

针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学问题，这就是卢森堡给出的答案。资本主义为何要扩张?因为只有扩张，才能生存，停止扩张，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就是死亡。

而扩张的对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或者更精确一点，是被抽象为经济要素的人，是作为供给和需求的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是这样一个系统，它自身的存在必须以异质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为前提，资本主义必须和非资本主义发生物质交换，才能维持资本主义自身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足以为自身提供存在条件，而它与自己相异的成分共同构成的全球化体系，就是卢森堡所发现的世界体系。卢森堡也因此成为最早论述世界体系的鼻祖。

这样的世界体系是先天不足的，或者说，它和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根本矛盾一样，有其内在的自我毁灭性。资本主义存在是以非资本主义的成分为前提，资本主义扩张又会不断解构不断消灭这些异己的成分，而扩张又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外部是有限的，但扩张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资本主义越是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扩张，就越是在自我毁灭;而资本主义囊括全世界之时，便是资本主义的崩溃之日。

所以我们看，一战也好，二战也好，无不是这一世界体系自我毁灭的反映，是不断下降的平均利润率、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壁垒，和资本主义扩张的极限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限制下的综合结果，是有更深刻的物质基础在互相作用，而非仅仅是小约翰所言的“安全焦虑”。

但有人会问了，二战后全世界维持了八十年的总体和平，为什么没有继续爆发三战?难道资本主义不再自我毁灭了?

这个就问到点上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和二战前相比的一些版本变化。

晚期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是金融资本占据支配地位。金融资本是相对于产业资本而言的，这个概念也并不新鲜，最早由鲁道夫·希法亭在20世纪初提出。希法亭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人物，1910年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金融资本》。这本书给了列宁很重要的启发，列宁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时，有很多内容参考了希法亭的看法。所以完全可以说，至少在列宁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已经具有了它自身发展的完备逻辑。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融合，并最终由金融资本主宰的过程。在古典自由主义时代，金融资本总是以丑恶的形象出现的，在小生产者眼里，金融资本完全等价于高利贷，放债与负债都是道德上的污点;而产业资产阶级也往往以“实业家”自居，他们自认为通过组织生产、改良机器来创造价值，银行家在他们眼里不过是通过放债不劳而获，是寄生在产业上的“食利者”，是要被鄙视的。

然而等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这种清教徒式的观念就被颠覆了。在古典自由主义时代，资本家主要依靠原始积累、家族财富或小规模合伙制来维持经营。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技术范式的根本改变，技术重心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生产过程变得极其复杂且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为了摊薄高昂的研发和设备成本，企业必须尽可能扩大生产规模，这直接导致了原始积累的失效，投资门槛极大提高，钢铁、电力、化学和汽车工业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远远超过了任何单一家族或个人的积蓄。

技术的发展倒逼生产组织的转型，这时候就迎来了“资本社会化”的潮流。首先是股份公司的普及。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将数以万计小投资者的零散资金汇聚成巨大的资本总量。资本的所有权不再集中于一人，而是“社会化”到了广大股东手中。而银行不再仅仅是存贷款的中介，而是直接介入工业投资，形成了希法亭所说的“金融资本”。没有大银行的支持，重工业几乎无法完成技术更新。

而随着“资本社会化”，职业经理人阶层也产生了，企业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虽然在法律上仍属于私人，但在运作上已具有高度的社会协作性质。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社会化资本”最终要通过大银行，比如美国的摩根财团、德国的德意志银行，要由这些大投资银行来主导。通过交叉持股和贷款协议，金融资本将零散的工业部门编织成巨大的托拉斯或辛迪加，垄断资本就产生了。投资需求完全依赖于发达的信贷市场，而非简单的剩余价值再投资，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配也同步完成。可以说，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是伴生的，说的其实就是一回事。

讲这些是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在前面说，卢森堡质疑马克思的封闭资本主义假设，因此她转而强调资本主义扩张的“外部性”。这当然是卢森堡的洞见，但她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虽然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总是以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总需求总是小于总供给;然而投资本身也是总需求的一部分，扩大投资会扩大设备和原料的采购，扩大雇佣工人的规模，工人增加，工资增多，还能反过来促进消费，并且扩大投资还会对产业上下游产生同样的作用。所以扩大投资在短期内可以缓解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矛盾，甚至可以在某些时候造成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从而引发经济过热。

当然，扩大投资总会扩大供给，导致最终要求更多的需求为此买单。所以长期来看扩大投资总会加剧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矛盾。不过只关注当下的话，扩大投资无疑是能暂时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强心剂。

但如果我们换一种思路，既然投资也是总需求的一部分，假如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实现可持续地扩大投资，不断用更大规模的投资来补足因上一轮投资而造成的总需求缺口，那一切问题岂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放在一个长时间尺度去看，这无疑是一种类似发明永动机的冲动;但如果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里看，这却是延续至今的演化轨迹。毁灭与生存总是辩证统一的，二战后为何维持了八十年总体和平，答案也正是在这里。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地扩大投资呢?前面我们提到，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投资需求依赖于发达的信贷市场，而非简单的剩余价值再投资。如果是这样的话，扩大投资又何以可能呢?如果不是来自于剩余价值的积累，那么所谓“发达信贷市场”的钱又从哪里来?

其实马克思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就把消化剩余产品的职能扔给了“黄金生产者”。黄金天然是货币，天然具备充分的购买力，因此黄金生产者与别人交易时无须遵循价值规律。那么剩余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这里就这么解决了。

但卢森堡并不认同，她认为黄金开采规模有限，无法持续消化全球剩余产品，因此她才将目光转向了非资本主义市场，转向了资本主义的外部。

放到我们现在看，无论马克思还是卢森堡，都深具启发意义。回到前面的问题，如果不是来自于剩余价值的积累，那么“发达信贷市场”的钱从哪里来?扩大投资又何以可能呢?

在这个层面上，扩大投资就等价于扩大再生产。绕了一大圈，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问题的原点。有人会问了，你不是说来自外部吗?没错，信贷市场的钱确实来自于外部，但这里的“外部”并非完全是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所论证的外部，这里的“外部”主要是指马克思所言的“黄金生产者”，换言之，也就是货币本身。

不卖关子了，前面问，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地扩大投资呢?这个关键就在于货币。

一方面，黄金这类天然货币具有价值储藏的职能，考古学家经常会挖到古代的贵金属窖藏，现代人也总喜欢买一些黄金放家里，说明黄金这样的贵金属并不会随时间而贬值，相对于纸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来说，贵金属价值稳定，更适合传给子孙。这就表明黄金并非是现代的财富积累，它也是古代的财富积累;不单是资本主义的价值创造，更是非资本主义的价值创造。因此在金本位下，信贷市场的钱并非全部来自剩余价值的积累，资本主义的投资和消费一样，都具有显著的外部性。

但正如卢森堡指出的，黄金开采规模有限，即便把人类历史上生产的所有黄金加一起，与近乎“无限”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又哪能覆盖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呢?所以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货币自身的乘数效应。

什么叫乘数效应?简单说，就是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并发放贷款，能够创造远超贵金属货币存量的信用货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础货币可以通过货币的乘数效应放大若干倍，使得市场上实际流通的钱远大于基础货币的规模，所谓乘数，就是指货币的杠杆。这里有一个机制，叫做贷款创造存款。比如银行给某企业发放100万贷款，这笔钱是不会以现金的方式取出的，而是直接计入该企业的银行账户。这样银行的资产端(贷款)和负债端(存款)就同时增加了100万元。接着企业用这笔钱支付货款给供应商，给工人发工资，资金就会在不同市场主体间流转，而这种流转最终还是会沉淀到不同的银行账户上，银行就会拿这些钱继续放贷，形成链式反应。而这种链式反应最后就会体现为货币乘数，也就是银行最初的存款和最终供给市场的货币量之间的比率。

理论上，如果没有准备金的话，货币乘数是可以无限的，也就是说理论上，最初的100万可以派生出无数的钱在市场上流通。我们能从前面的例子看出来，派生的方式就是债务。所谓贷款创造存款就是这个意思，贷款创造存款，债务创造货币，由债务派生出来的货币就叫做“信用货币”。但在现实中钱是不可能随便派生的的，债务并不能凭空创造，货币乘数也不是无限的。那又是什么在影响货币乘数呢?我们知道，投资是关于利润率的，企业之所以跟银行贷款，是基于未来的收益预期。换句话说，就是当有利可图的时候，资本家就会加大投资，跟银行贷更多的款，购买更多的设备和原料，雇佣更多的工人，生产更多的商品，企业普遍这么做，全社会的总需求就会扩大，资本主义也就随之扩张;并且生产决定消费，随着生产性信贷的扩张，消费性信贷也会随之扩张，且由于消费性信贷总要在覆盖生产性信贷的基础上，补足利润率，因此生产性信贷总会产生更大规模的消费性信贷与之匹配。

这样一来，货币乘数就极大扩张了，市场上流通的广义货币量也会指数级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也极大提高，资本主义的繁荣就到来了。

但如果反过来，当投资无利可图时，资本家就不会去贷款，甚至会卖掉设备解雇工人乃至于关闭企业。这样一来，不仅生产性信贷会暴跌，消费性信贷也会因为预期收入的降低而低迷，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都会一并下降，社会总需求便会萎缩，资本主义也就随之收缩，经济进入萧条期。

因此，现实中的货币乘数，一方面取决于存款准备金率，另一方面则受企业的利润率预期制约，这里的利润率预期是，未来的利润率减去货币成本，也就是减去实际利率之后的真实利润率。

我们看，这就是货币的力量。货币虽然同样是被生产所决定的，但货币可以反过来作用于生产。马克思当然也看到了货币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他因此把黄金开采独立于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两大部类之外，他也总结过货币自我增殖的机制。然而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没有谁可以充分认识到货币的潜在力量，这受限于当时的物质基础。

但从后世的眼光看，货币却主导了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如果说后来卢森堡所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的外部性，主要是体现在地理空间上的话，那么由债务所派生的信用货币构成的社会需求，就是一种表达在时间上的外部性，这是一种对尚未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透支。

资本主义对空间的争夺或许达到了一种饱和，但这个生产方式对时间的控制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生了新的嬗变。

进入金融资本占主导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世界体系发生演变的驱动力也就转向了货币的逻辑。我们在前面论述过，消费有限的条件下，市场竞争最终会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不断降低。平均利润率不断降低，企业缺乏对未来收益的预期，那么自发的投资也会不断减少，更不会去贷款，带动货币乘数也会下降。而市场上流通的钱，也就是所谓的广义货币，也会随之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因此，如果只靠市场无形的手来调节，货币供应量和流通速度只会不断下降，社会总需求也会呈现出不断萎缩的趋势。

消费不足难以消化过剩产能，投资又受制于利润率而不断萎缩，等到社会总需求下降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外部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也无法弥补这种损失的时候，那就会发生大萧条。并且就算过剩产能在危机中出清之后，原本的经济秩序也很难恢复，因为社会的有效需求仍旧保持在低位。这时候就需要一种新的替代性的力量来补足需求。

那这个替代又是什么呢?凯恩斯给出了答案。

政府不是企业，财政的目的也不是盈利。财政支出并不遵循资本收益预期的逻辑，因此可以无视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所以即便政府雇人挖坑再填坑，这种看似毫无意义的事情也可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重新激活经济。

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政府打破了收支平衡的约束，亲自下场借钱，国债大规模发行，财政赤字大幅扩张，政府成为货币派生的主体，开始主导全社会的扩大投资。而且政府介入经济是全方位的，不仅是财政支出，政府还可以通过降低准备金率来提高货币乘数，降低利率来改善企业的利润率预期。这些手段都会增加全社会的信贷规模，增加广义货币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消费，使得社会总需求得以上升，进而在一段时间内维持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这就是所谓的“逆周期调节”。凯恩斯主义催生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货币的控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需求的层次。但凯恩斯主义只是资本主义修炼“货币神功”的第一重。囿于金本位的限制，财政赤字是有扩张边界的，而且这个边界还有点小。本币在金本位下只是一张黄金兑换券，赤字规模必须确保本币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滥发国债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旦市场认为赤字将危及黄金储备，就会引发资本外流和货币危机，一战后的魏玛德国就是例子。

因此凯恩斯经典理论过于强调财政的作用是片面的，政府有限的债务空间填不满资本主义近乎无限的扩张需求。至于国家对利率的干涉，力度也很小。同样是因为金本位，各国的利率政策受制于人。为了应对国内衰退而降息，往往会导致黄金储备外流，有时候为了保卫汇率，各国央行甚至要在经济衰退时反向加息，这放到现在是匪夷所思的。

其根本原因在于，黄金固然因其稀缺性而成为天然货币，但同样因为稀缺性而成为资本主义扩张的障碍，黄金开采规模太小了，远远不能满足越来越庞大的经济需求。金本位成了资本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永恒通缩，因此突破金本位的限制就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

故而货币神功修炼至第二重。

1944年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开了个会，会上确立了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正式建立了主导战后国际结算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新体系在黄金和各国本币之间安排了美元作为缓冲，软化了旧体系下本币与黄金的刚性绑定，从而大大解放了各国政府的手脚。

怎么个解放法呢?新体系下各国只要紧盯美元汇率就行，各国央行只要维持足够的美元储备就足以维持大部分职能。换句话说，各国货币从黄金兑换券变成了美元兑换券，想要扩大财政赤字，想要降息刺激增长，不用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而只要获得足够的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就可以了。只要能源源不断地从美国人手里获得美元，就能在保证本币币值稳定(不发生恶性通胀)的情况下超发货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用货币本身来消弭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不过虽然各国货币变成了美元兑换券，可美元自身还是黄金兑换券。有人会问，那凭啥美国人要让美元作为各国货币和黄金之间的缓冲呢，美国人是大善人吗?

当然不会。我们在前面说，对货币的控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战略需求。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套国际结算体系，但它也是美元霸权的体系。美元作为主权货币却行使国际一般通货的职能，本身就是在为美国国内资本主义创造巨大的外部性，是美国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工具。

欧洲各国的工业基础在二战中毁之殆尽，战后全世界的工业产能高度集中于美国，美国人有很强烈的动机对外倾销商品，输出过剩产能。再叠加对苏联西扩的恐惧，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各国倾销商品，对外贸易维持巨大的顺差;再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其他对外援助、贷款，以及投资对外输出美元，在美国本土市场之外维持着庞大的需求。这样既满足了其地缘战略的需要，也初步建立起以美元为主导的经济秩序，这是美元霸权的雏形。

这一时期的经济秩序是良性的。一方面，美国对外贸易常年出超，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美国国内资本维持着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美国的金融账户持续逆差，较高积累效率形成的过剩资本又以援助、贷款和海外投资的形式对外输出，为其国内的扩大再生产提供必要条件。

西欧和日本的工业基础在美国的资本输出下得以重建，经济复苏的欧日诸国开始大规模凯恩斯主义实践。得益于大规模基建投资、福利国家建设和政府对产业的投资和补贴，财政支出大幅扩张，在整个五六十年代，欧日诸国的财政支出经常能占到GDP的20%以上。在“政府引擎”的拉动下，西德取得“经济奇迹”，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法国也迎来“光荣的三十年”，像意大利、英国等国也获得了足够耀眼的经济增长。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迎来了“黄金时代”。

但“黄金时代”下埋藏的是危机的种子。再工业化的过程同样是再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被打烂的西欧和日本由外部被重新纳入内部，再度建立起壁垒，成为新的积累主体。原本在大萧条和二战中被出清的过剩产能与过剩资本再次变得饱和，重新崛起的日欧诸国在利润率的竞争上向美国发起了挑战，美国制造业优势在逐渐衰退。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日益扩张，对美元的需求也在迅速膨胀，之前美国经常账户顺差-金融账户逆差的良性循环再难维持，巨额的外贸顺差最终被逆转，日欧诸国反向取得了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这样一来，原先由经常账户顺差和金融账户逆差所构成的美元循环，就被双逆差取代了，美元加速流向海外。

于是这一世界体系的内生性缺陷，所谓的“特里芬困境”，就充分暴露出来。

本来美元在美国内外是一个良性循环，美国人对外倾销商品，赚来的钱又以援助和投资的形式流向海外，并形成购买力以便于满足美国更大规模的商品倾销。这一时期海外的美元数量较少，其规模远不至于影响到美元和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但随着美元良性循环被打破，美国的双逆差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元沉淀在海外，超发的美元就开始威胁其黄金兑换券的地位。

美元越来越贬值，与黄金固定的兑换比例就守不住了。到六十年代时，日积月累的超发美元日益侵蚀其自身信用，美元危机频发，日欧各国担忧美元贬值，不断用美元挤兑黄金，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减少。1944年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美国一家就保有全球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而等到1971年尼克松宣布停止兑换黄金时，已减至不到全球储备的三成。

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就终结了。

根本上，这一体系就维持不住。要保证自身的信用，那就必须限制美元超发，限制对日欧输出美元;但如果限制输出美元，又会限制其外部需求，反过来影响美国自己的扩大再生产;那么为了国内的经济发展，美国必须扶持日欧经济，使其经济复苏并不断增长，以便美国倾销商品;但这样一来不仅使美国丧失了对日欧的贸易优势，还使得日欧对美元的需求远超美国所能承受的上限，最终击穿了美元信用。

美元流动性和美元信用，二者不能得兼，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根本困境。说到底，所谓的“美元黄金汇兑本位”仍旧是一种金本位，并没有真正突破货币自我增殖的上限，失败从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美元与黄金脱钩，引发了货币危机，这对于资本主义当然是坏事。但这个坏事却意外打通了信用货币的任督二脉，使得货币真正摆脱了金本位的限制，从而铺就了修炼货币神功第三重的道路。

第三重的名字叫做“货币主义”。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开山鼻祖，他有句名言，“通货膨胀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换言之，通货紧缩也是一种货币现象，为什么会通货紧缩，本质上就是因为货币供应不足。弗里德曼认为，大萧条之所以爆发，破坏性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责任就在于美联储放任银行倒闭，没有供应足够的美元。

这一点凯恩斯绝不会同意。凯恩斯发现，当利率降到极低水平时，货币需求弹性会变得无限大，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会导致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根本上失效。货币政策都失效了，上哪供应那么多美元去?

这是凯恩斯的时代局限性。凯恩斯主义大放光彩是在大萧条之后，当时货币发行还受制于金本位;而等货币主义成为主流理论时，布雷顿森林体系都已经崩溃了，这是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的物质基础。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的根本分歧，在于美元从黄金兑换券向纯粹的信用货币的转变。原本只有基础货币通过债务派生出来的是信用货币，而今连基础货币自身也变成了信用货币。

这一进程是由最基础的货币发行机制奠定的。原先美元发行必须锚定黄金，美联储得维持固定比例的黄金作为准备金;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之后，发行美元的抵押资产就从黄金转向债券，主要就是指美国国债。假如美联储想扩张基础货币规模，就在二级市场上购入美国国债，美元就在交易过程中流向市场，美元就得以发行，这就叫“扩表”;反过来，如果美联储想收缩基础货币，就在二级市场上卖出美债，美元就得以回收，这就叫“缩表”。通过这一买一卖，美联储就实现了对基础货币的灵活调节，不再受限于黄金储备。

这就解决了一个历史难题。原本在金本位下，基础货币发行受限于黄金储备，哪怕是后来的美元黄金汇兑本位，美元也逃不开这一限制。因此货币政策的工具很有限，基本就是围绕调节利率做文章，央行只能通过调节利率来间接调节一般利润率，从而实现对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量的控制。

所以凯恩斯才特别强调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眼里，货币政策的作用实在太有限了，设想一下，如果利率降到极低水平，比如降到零，那央行还能干什么呢?

货币主义就是要解决这个难题的。美元发行锚定在美国国债上，使得美元变成了美债的兑换券。理论上，只要美国政府无限发债，美联储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上无限购债，从而实现基础货币的极大扩张。而且央行在购债的过程中，还会同步压低国债收益率(基准利率)，从而推高风险资产价格(债券、股票、房地产等)，通过财富效应刺激社会总需求上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也就是说，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即便利率降到极低，央行依旧可以发挥重大作用，用货币的力量来支撑全社会的扩大再生产。

这就叫量化宽松(QE)。

至此，货币神功大成。在货币主义者的眼里，宏观调控就等于调节货币供应量，维持全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就等于按固定比例稳定增加货币供应。在突破了黄金的桎梏后，货币获得了“无限性”，从而彻底主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美元霸权由此得以延续，并演化出了新的世界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美国是贸易顺差国，美国人对外倾销商品，积累的美元再对外资本输出，所以美国是经常账户顺差，金融账户逆差;后来因为特里芬困境，美元循环难以为继，美国遭遇了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的双逆差。美元充当国际通货固然有先天缺陷，但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规模太大了，即便美元与黄金脱钩，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主权货币够体量充当国际通货，美元依旧是最不差的选择。在这个基础上，美国重建了美元循环。

重建的是一种逆循环，是原本美元循环的镜像。美国此时已经完全沦为一个贸易逆差国，美国人印美元向全世界购买商品，沉淀在海外的美元再回流到美国的金融市场中参与利润分配。由此美国常年维持着“经常账户逆差-金融账户顺差”的局面，这个局面和之前的美元循环是完全相反的，它建立在美国深度金融化和产业空心化的基础上，这使得资本主义的内涵超越了国界。原本在一国之内完成的剥削关系转变为跨国的剥削关系，国界已经完全丧失了界定资本主义内外的意义;美国愈发成为了纯粹的货币生产者，而美国之外则更多地转变为商品生产者。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分化为生产与消费的阴阳二元结构，尤其以千禧年后中国全面加入国际分工为标志，这个结构被彻底固定下来。

在这个结构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货币生产者”是需求端，美国通过发行美债支撑起庞大的财政赤字和信用扩张，从而创造出巨大的、远超其自身生产能力的购买力。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商品生产者”则是供给端，中国利用廉价要素，尤其是廉价的劳动力来承接产业转移，以远超自身需求的工业产能，生产出海量廉价商品流向美国。中国的廉价商品不仅平抑了美国的通胀，还从根本上支撑了美元的信用，而美元的过剩流动性则反过来为中国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东西方之间由此结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又因为美国是货币生产者，是提供更稀缺的需求的一方，因此它代表了这个阴阳二元结构中更能动的阳面，而中国这样的商品生产者则是阴面。

这就是我们当代最新的世界体系。

这个体系是如此稳固，生产国的剩余价值必须借由消费国的信用扩张才能表达为利润，而消费国则必须借助生产国的资本回流以维持美元循环，进而攫取超额利润。二者互为表里，成为支撑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表达的淋漓尽致。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国作为需求端的塌陷，立马就会引发太平洋对面的产业收缩;而如果没有东方的支持，美国也难以快速有效地发起量化宽松。最终，东西方合作将世界从全面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才给资本主义又续了十几年。

这么看来，当今的世界体系早已不是一战前列强争霸的体系，各大资本主义强国再也不必为了争夺外部性而以邻为壑大打出手，支撑全球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早已融为一体，世界不应该迎来永久的和平吗?

真是这样吗?我们在最开始就提到过，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天然不平衡的。这个不平衡在一战前表达为列强争霸，在二战后表达为特里芬难题，那在当今东西方之间的阴阳结构中又表达为什么呢?

我们在前面说，美元在突破了金本位的限制后，获得了“无限性”。但这种“无限”是一种明显的坏无限，并不是真正的无限。美元发行的抵押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所以想要发行无限的美元，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提供动力，那就必须先发行无限的美债。美国政府借的债要不要还呢?就现实情况而言，我们可以说本金不用还，但利息是必须还的。美国政府还债要基于其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从根本上讲，又受其经济规模所决定。那么，一般来说，当美国的GDP增长速度大于其国债增长速度时，说明美国国债是可控的、良性的，市场不会担心它会有一天还不上利息。但如果反过来，当美国GDP增速小于美债的增速时，那说明美债发行是不可持续的，美债的信用就会动摇。

这里面就有一个根本矛盾。美元霸权的内涵是，美元以主权货币的性质行使国际一般通货的职能。这样美元就不止要满足美国一国的经济需要，还要相当程度上满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那么为了反映全球经济的现实，美元是一定要超发的，美元的流通规模是一定要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的国际共识。那这里就有问题，为了维持美元流动性，美元要超发，那么美元超发的增速就要反映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速，长期来看，二者是同步的。这就要求美元的等价物，也就是美元发行的抵押资产——美国国债——要与全球经济的增速同步。既然美元霸权要求美债增速与全球经济增速同步，那结合我们前面的推论，当美国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全球经济增速时，美债发行就是良性可控的;反之，美债发行就不可持续，长期看市场一定会怀疑其偿债能力，美债信用，连带美元信用也一并会动摇。

那么近二十年来，美国经济增速是否快于全球经济增速呢?对于美国来说，很不幸，答案是否定的。且在美国看来，问题几乎全部来自东方。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一个生产-消费的阴阳二元结构中，美国是提供过剩资本的一端，因此其资本回报率总是要低于另一端。资本回报率可以视作一般利润率，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不厌其烦地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由一般利润率决定，当有利可图时，资本主义经济就会增长，当无利可图时，就会反过来收缩。而当一个经济体的一般利润率大于另一个经济体时，就会表现为这个经济体的GDP增速大于另一个的GDP增速，反过来也是如此。

那么美国作为提供过剩资本的一方，其GDP增速便总会小于提供过剩劳动力的另一方。在另一方的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例还不够大时，这个阴阳结构还是健康良性的，美元霸权还有足够能力驾驭全球经济，作为生产端的东方仍旧是这个世界体系中建设性的力量;但是随着东方不断发展壮大，从资本主义的边疆成长为资本主义的支柱，从资本主义的外部蜕变为一个同样过剩的积累主体时，这个阴阳结构便难以为继了，这时候的生产端就会转变为世界体系中破坏性的力量。

因为从这时起，美国的GDP规模占全世界的比例，与美元计价交易占全球经济的比例，已经完全失衡了。美国国债，也就是美元的等价物，已经让美国不堪重负，美国无法再通过自身的信用扩张，为全球，尤其是东方的扩大再生产提供充分的外部性，这一点从08年，从12年，从疫情开始之前就已充分展开其逻辑。我们看最近二十年来，无论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占比，还是国际贸易计价与结算的比例，美元都是不断下滑的。

甚至可以说，这一逻辑从78年，从92年起，就已经埋下了历史的伏笔。我们在前面说明过，“外部”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燃料，这种生产方式必须不断侵略、不断消灭其外部，将外部纳入其内部，从而为扩大再生产服务。而一旦成为新的“内部”，成为新的积累主体，便又会迅速转为过剩，开启新的循环。这个过剩的过程就是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过程。自从加入WTO以来，我国规上工业利润率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直到08金融危机爆发，由于接入美元体系而带来的巨大外部性就变得高度不稳定，我国也逐渐转向由债务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一点在12年外汇占款比例骤降后得以确立，房地产的发展便是债务驱动最集中的体现。此后规上工业利润率便几乎保持了一个单调下降的趋势，内需不足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十几年的顽疾。

因此，从很早开始，这就是一个存量竞争的局面了。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逼迫东方不停地寻找新的利润率高地，这对于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游的美国来说无疑是重大挑战。从根本上说，东方产业升级的本质就是对美国发起的利润率竞争。对于东方来说，这是一个前有狼后有虎的局面，而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死道友不死贫道的零和博弈。

而对于美国来说，东方的企图无异于要挖了它的命根。一般利润率既是一个经济体资本积累的平均效率，也决定了这个经济体扩张的速度，这个扩张速度等价于GDP的增速。那么，当早已成长为庞然巨物的东方向美国发起利润率挑战时，美元霸权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了。不管东边还是西边，这都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局面。

所有人都在自救，只是所有人都自救，那就所有人都毁灭。这不是什么蓄谋已久的阴谋，这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在世界体系上的反映，从一开始这一矛盾的爆发就是注定的，矛盾的不可调和是物质基础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在东方的经济扩张下，全球资本主义中非美国的经济成分革命性地超越了美国，世界体系中的阴面超越了其阳面，边疆要升格为新的中心，那早已不堪重负的美元循环就再也无法支撑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这一点我们能从懂王的色厉内荏中看出来，能从不断突破新高的38万亿美债看出来，能从节节攀高的贵金属价格看出来，也能从作为美元放大器的日本的风吹草动中看出来。

而反观另一端，现有秩序的不可持续还能从破了万亿美元的顺差中看出来，从破了300%的宏观杠杆率中看出来，从内卷到极致的价格战中看出来。

我们在前面说，货币在突破金本位后获得的是一种“坏无限”、“假无限”。从根本上讲，依靠信用扩张来支撑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有其自限性，因为借钱是要还的。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个人借的钱要靠收入来还，企业借的钱要靠盈利来还，国家借的钱要靠税收来还。如果一个资本主义体系整体上的利润无法覆盖借钱的利息，那信用扩张就会沦为旁氏融资。借的钱还不上就会信用崩溃，无论多么精妙的金融工具都无法否定这一点，信用货币只能是一种未实现的生产关系，绝不是资本主义永恒的外部。

谈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了。世界大战还能不能打的起来?答案是一定会打起来。这不是什么安全焦虑，这是最基础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深度的金融化确实为不平衡的世界体系续了命，信用扩张也的确创造了持续的繁荣。但对于先天不足的系统而言，当时间上的外部被消耗殆尽，为了生存，空间上的外部只好重新回到视野中。我们面临的可能是一战范式的回归。太平洋或许足够大，容得下两个大国，但资本主义的世界却太逼仄了，哪里还有那么多的外部，来实现足够的利润呢?雇佣制度已经消灭了太多东西，它不仅摧毁了目之所及的一切非资本主义成分，将其转化为利润来源，它甚至在消灭人本身，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逼近2.1的代际更替线。这也从侧面说明，资本主义的外部已经枯竭，那么这个同样具备自毁倾向的最新版本的世界体系，也终于要解体了。

我们甚至给这个体系的终结提前造好了棺材。这个棺材的名字叫做ai。

总有人幻想技术革命能给现有体系续命，觉得只要抢占科技高地便能抢占利润率高地。殊不知太平洋两岸对人工智能的竞争，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合成谬误，关于利润率的竞争最终会消灭物质生产中人的活劳动，消灭一般意义上的剥削关系，进而消灭一切利润。

这是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的终点，这也是一场踩踏，而踩踏终究会导向混战。我们在前面说，资本主义囊括全世界之时，便是它的毁灭之日。但在ai推动的生产自动化面前，这个终点怕是大大提前了。可以说，至今尚未被消化的，尚未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外部，也许再也不会有资本主义化的可能了，工业的扩散到此为止。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全部展开之前就会面临终结。这个意义上讲，科技革命绝不是在延缓世界大战的发生，相反，ai的出现极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当然，也不是说世界大战马上就会打。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演化至今，早已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味着各局部之间互相是对方存在的前提。没有生产端的廉价工业制成品，消费端无法平抑通胀;而没有消费端的外部需求，生产端则不可能维持再生产。只是彼时的蜜糖，已是此时的砒霜，原本的助益，已经全然变成了负累。局部在加紧拆掉整体，风险在加速变成危机，而视作平常的小冲突，也越来越频发，要汇聚成骇人的大战。

这个视频的完整逻辑，我已经在过去的三年中不止一次阐述过。当今的世界体系有其韧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这跟一百年前的情况有质的不同。但这一韧性往往会在体系崩溃之后转变为战争烈度，之前有多坚韧，之后可能就会有多惨烈。三年时间，世界体系的韧性被充分消耗，支撑体系的因素早已转变为破坏体系的因素。世界大战已经在迷雾中依稀可辨，等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场末日之战。

不过这并不是一场全然的悲观。世界大战固然是启示录级的灾难，但正如前面一直在论证的，这也是无法避免的灾难。我们不妨将其看做是新世界的产道，人类的星辰大海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绘就的，没有战争将旧世界打碎，就不会从废墟里面生出人类的未来。只是就像茨威格所说，这个一战的幸存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