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龙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意识形态的分裂及其演化趋势

摘要：金融资本积累从上升期向下降期的转化，是当今西方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也是西方意识形态分裂加剧的根源。在金融资本积累的上升期，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新自由主义主导建构了意识形态共识：新自由主义以体现人权、契约、法治、科技理性等所谓“普世价值”自居，极右势力受到遏制，改良主义的民主主义运动借助“第三条道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等其他新社会运动也以左翼自由主义的面貌表现出来。但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必然导致其自身进入危机叠加的下降期。在此时期，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破裂，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右翼民粹主义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的话语逻辑重建意识形态共识的努力，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分裂：右翼民粹主义加速了自由主义的分裂，在右翼自由主义向右翼民粹主义靠拢的同时，左翼自由主义不得不向民主主义阵营靠拢;民主主义自身被逼迫离开“第三条道路”而向社会民主主义回归;右翼民粹主义越猖獗，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也越迫切。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意识形态的分裂格局和演化趋势。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西方 意识形态 分裂 演化趋势

作者简介：宋朝龙，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4年第4期。

金融资本积累从上升期到下降期的转变，决定了西方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占主导地位时，金融资本积累处于上升期，这时金融资本主要通过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革命，科技创新、世界分工的革命，以及社会再生产规模的扩大来完成积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上升期，阶级矛盾相对缓和，金融资产阶级有能力把矛盾维持在一定范围内，有能力把抽掉阶级对立内涵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作为自身的意识形态。但金融资本积累不可能始终处于上升期，其剥夺性积累方式会导致社会深刻对立和危机持续叠加，促使其进入下降期。在金融资本积累的下降期，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共识破裂，它所宣扬的人格平等、中产阶级主导的橄榄形社会、作为自由社会守夜人的国家、扁平的全球化与所谓“普世价值”等遭到现实的否定。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可以掌握温良的中产阶级，却掌握不住陷入失业、贫困的愤怒民众。面对愤怒的民众，右翼民粹主义崛起。右翼民粹主义鼓吹种族主义身份政治，内部宣扬种族优越，外部宣扬种族对立，把人民的愤怒引向少数族裔或其他国家等“第三元”，借种族主义身份政治掩盖矛盾、转嫁矛盾、实现新的扩张。右翼民粹主义者试图在社会严重分裂的背景下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重建国内意识形态共识，但他们不但不能实现意识形态的整合，反而会导致更深的分裂和对立。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加速了自由主义的分裂，右翼自由主义向右翼民粹主义靠拢，而包括自由主义左翼、追求“第三条道路”的一般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在内的中间阶级的意识形态则被迫进一步左转，而被右翼民粹主义动员起来的部分民众在逐步觉悟之后与右翼民粹主义分离，推动着革命民主主义的复苏。在上述变革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回归也成为迫切的需要。

一 西方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源

金融资本的剥夺积累造成深刻的社会对立和内在危机，推动金融资本从上升期向晚期衰退期的演化，这是西方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原因。

金融资本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资本。它是从商品经济的矛盾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经济主体。商品经济包含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货币在这一矛盾的运动中产生后，就从手段变为目的。货币代表社会劳动，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生产的目的和积累的对象。作为目的的货币是潜在的资本。它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把自身从潜在的资本变成为现实的资本。资本又分化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而货币经营资本与信用制度相结合转变为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起来，形成了最发达的总资本形式，即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支配着地产、石油、矿山、铁路、机场、港口、码头、航运等关键领域;支配着国债制度，成为国家的债权人;支配着货币发行权，控制着私有的中央银行，服务于金融资本的整体利益;还支配着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机构;并通过国际联合发展成为支配全球经济政治的主体。总之金融资本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总资本形式，它集中掌握了资本主义全部生产关系。理解西方社会的变动，关键在于抓住金融资本这一主体。

金融资本积累以超额利润、创业利润、垄断利润等为积累对象，为了维持这样的积累方式，金融资本需要不断推动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革命，不断推动科技研发、规模扩张、产业升级、分工重组和世界市场的革命。金融资本动员了大量科研人员、组织管理人员、规划和计划人员，建立了大学和智库，与知识分子结盟，推动了科学技术在劳动中的运用。正如中世纪欧洲教会把知识和教育垄断起来服务自身一样，金融资本也从社会各个阶层吸收人才巩固自身统治。在实现自身积累的过程中，金融资本推动了劳动的社会化，发展起复杂的机构，造就了新的部门和分工格局，形成了由高级管理人员、中级管理人员、一般劳动者等构成的社会等级结构。金融资本积累中的这些职能，是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表现。当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占主导地位时，金融资本主义处于其积累长周期中的上升期。这期间，社会相对比较繁荣，生产扩大吸收了过剩资本，金融资产阶级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就业规模扩大，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是，金融资本积累的上升期是有限度的，因为在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同时，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也发展起来，并日益支配生产性积累，把生产性积累作为剥夺性积累的手段。

剥夺性积累是金融资本积累的内在本性。金融资本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它可以有组织地推动社会进步，也可以对社会进行有组织的剥夺。金融资本借由经营组织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垄断、公共权力垄断等，通过专利权、定价权、金融地产、信用贷款、国债投机、货币发行权等手段收割社会财富，实现剥夺性积累。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能力越强，其剥夺性积累的能力也就越强、越系统、越自主、越无制衡，造成的问题也就越严重而难以解决。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寄生阶层的膨胀和劳动者的贫困化。美联储的报告显示，从 1989年至2018年的30年间，美国“最富有1%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23%上升至 32%，而最底层 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缩小了市场规模，反过来影响工商业资本的发展，导致制造业萎缩。“美国财富 500 强的企业结构自1995年起基本保持稳定，传统制造业在45%左右，而新兴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分别维持在20%、15%和15%左右。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仅占全部就业的8.4%，工资增长也处于历史最低。”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一系列相互加剧的危机，包括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生产过剩危机、利润率下降危机以及金融市场上的债务通缩危机。为避免债务通缩危机，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对策是量化宽松，由此引发货币超发，进一步剥夺了工薪阶层的财富。量化宽松导致滞胀危机、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和福利体系危机。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金融资本让国家出面，借助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新剥夺，而同时又加强了对国家自身的剥夺，使国家日益贫困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总之，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危机，而解救危机的手段又造成对社会和国家更深重的剥夺，这就是为什么只要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不改变，危机就会持续深化的原因。

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危机，频繁地在拉美、东南亚、东欧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爆发，诸多国家饱受国际金融资本所引发的危机之苦。2008年，整体性危机从美国这个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心脏地带爆发，而美国解决危机的手段制造了更大的危机，以致金融资本主义进入衰退期、下降期。这是西方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意识形态格局大变迁的根本原因。

二 新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共识的破裂

在金融资本积累的上升期，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那时，自由主义以体现契约、人权、法治、科技理性等所谓“普世价值”自居，极右势力受到遏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向更接近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转化，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等其他新社会运动，也以自由主义的左翼面貌表现出来。随着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危机加剧，金融资本积累从上升期转入下降期，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所建立的意识形态共识日益破裂，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也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一）法权人格平等的共识遭遇经济人格差异的否定

新自由主义在抽象理性人的基础上，确立了人人身份平等的理念。这是对古代身份制、等级制的否定，具有进步意义。中西方的古代哲人，例如西方的柏拉图、中国的孔子，都认为行为符合身份是基本的道德规范。从血缘关系上，古代社会有着父权、夫权、男权、族权等基于血缘关系的身份关系。从社会交往关系上，古代社会产生了奴隶制、农奴制，存在阶梯式爵位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具有不同身份。从血缘关系中产生的身份制和从社会交往关系中产生的身份制结合起来，相互加强。自由主义的革命意义在于从理念上否定了这样的身份制。自由主义回溯到人的理性禀赋上，认为人人都有理性，都有从理性引申出来的权利，即人权。在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的学说中，“天”不再是指上帝，而是人自身的理性。作为理性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伊斯兰教徒还是基督教徒，人人都有平等的人格、身份和人权。

但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人权是抽象的人权或人格权，它不研究经验对象，而只研究先验规则。自由主义把康德哲学奉为圭臬，而康德的实践哲学就是撇开经验的人而研究人的先验本质。自由主义的重要哲学家罗尔斯在讨论什么是正义的时候，认为人们应该都忘掉自己的身份，忘掉自己的利益，忘掉自己的财产、地位，大家回到原初状态，回到“无知之幕”，每个人都躲在幕后，互相不知道彼此的处境，然后再从中引申出正义的规则来。总之，自由主义抽去了经验差别，离开生产关系谈人，所谈的人不是现实的人，而是纯粹抽象的理性人。自由主义所谓人格平等只是法权人格，而非经济人格，没有触及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也没有触及物的主体化和主体的物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特点，是以理性人的抽象平等来掩善经济关系的对立，以抽象的法权人格平等来掩盖经济人格的对立。在金融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人格的对立还可以被隐藏在法权人格平等的面具之下。但面对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造成的深重社会对立，人与人在经济人格上的对立，成为难以忍受的现实，自由主义关于人格平等的说教，越来越失去对劳动群众的吸引力。

（二）契约自由共识遭遇基于契约的债务陷阱的否定

在自由主义的哲学中，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缔结契约。自由主义者把契约和理性联系起来，认为：契约是人类理性的表现，契约是两个人之间、两个自由意志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契约就是自由的表现，契约社会就是自由社会;支持契约社会就是支持自由社会;符合契约就是正义的。自由主义正义论的首要原则，就是尊重契约。自由主义者认为，契约自由能带来个人潜能的最大限度发挥。按照自由主义的假设，在契约制度下，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禀赋做自由的选择，由此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领域，从而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契约自由能带来交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人知道自己是缔结契约的主体、谈判的主体，那么围绕着各种私人经济利益，只要让相关当事人来谈，总能谈成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在当事人看来总是最优的;在每个人都是谈判主体和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总能达成一个满意的结果，达到一个双方都认为最优的均衡点，从而实现双方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自由主义承诺，只要社会按照契约原则来运行，那么社会就是平等的社会，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形社会。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契约社会既能保障个人身份平等、法权自由，又能带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所以契约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把契约关系宣布为首要原则的社会就是最完美的社会，就是自由社会。

实际上，契约自由的社会并不就是真实的自由社会。交易成本为零，和康德抽掉经验谈先验、罗尔斯谈原初状态一样，都是把现实的人从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把现实的人归结为抽象的人，都是谈的抽象的交往关系。人并不是在先验的条件下进入契约关系的，而是带着具体的目的、具体的条件进入契约关系。如果不是仅从形式上看契约，而是也从内容上看契约，那么契约关系的双方可能带着对立的目的和不对等的条件进入契约关系。高利贷、抵押借贷也是一种契约。以土地为抵押的高利贷可能造成地产集中，以人身为抵押的高利贷可能造成债务奴隶制。在古希腊，契约自由造成了债务奴隶制;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契约自由也造成了普遍的债务奴役。同理，从形式上看，金融资本每笔交易都没有违背契约，商品、证券、地产、国债等买卖都没有违背契约，但契约自由、契约平等背后确立的恰恰是金融资本对社会生产资料的私人垄断，是物化的社会权力，是金融资本对社会的剥夺。在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的严重分化、对立、撕裂的社会面前，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自由社会变成了贫困、失业、债务枷锁支配的社会，原本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变成了中产阶级被剥夺的社会，橄榄形社会变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通过契约就可以实现社会自由的自由主义观念，面对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造成的深刻社会对立开始遭受普遍质疑。

（三）国家是自由社会守夜人的共识开始逐步崩溃

新自由主义者从所有人都同意这个“底线共识”中引申出“最小国家”这个政治学理念。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法权自由秩序下，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关照自身利益，不需要国家多加干预;国家只需要保障法权自由的秩序，而不能干涉财产、所有权和所有制。自由主义只要“正当”，不追求“善”。在这些理念下，新自由主义者引申出私有化、取消工人社会保障、削减社会福利、为富人减税等政策。他们推行“无禁区”的私有化，抨击福利制度，主张一种最弱意义上的国家。他们认为，有关国家福利制度的观念是不道德的，福利制度是摧毁一切个人自由的怪物。他们主张取消最低工资保障法和社会保险法。自由主义者认为少数人服从多数就是暴政，并以所谓理性人之间的原始契约原则反对民主原则。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剥夺性的政治理念、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它会限制和剥夺人民民主，剥夺政府的公共职能，剥夺国家对金融资本的干预权，把大量应该由公共权力调节、监管和掌握的经济权力让渡给金融资本的私人机构。

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最小国家”理论和金融资本对公共权力的剥夺相辅相成。新自由主义为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创造了宽松条件，造成了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肆虐，加剧了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危机。为了救助金融机构，西方国家实行降息、减税、超发货币、增发国债、回购金融机构垃圾证券、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身处危机的社会生产者希望得到国家救助，但国家反而劫贫济富，加强对民众的剥夺，救助贪婪的金融机构，使作为“自由社会守夜人”的国家，暴露其本来面目。国家是“自由社会守夜人”的共识也走向崩溃。

（四）自由秩序的国际关系理念遭到金融资本帝国剥夺性统治逻辑的否定

新自由主义者把其抽象的法权自由思想推广到全球，认为只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塑造各国的制度以及国际关系，必然能够实现一个自由、平等、扁平的全球化，必然会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以美国为首的金融资本帝国，在全球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要求相关国家实行产权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削减政府福利开支。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华盛顿共识基础上构建的世界秩序就是终极的世界秩序。但实际上，金融资本是借新自由主义剥夺了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政权，培植亲西方的寡头势力，使诸多国家的战略资源、经济主权落入国际金融寡头的控制之下，加深了欠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在金融资本主义从上升期向下降期转化的时代，金融资本帝国加强了对外围国家的剥夺，甚至加强了对自身伙伴的剥夺。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人权高于主权、基于规则的秩序、资产阶级共和国之间无战争、永久和平等理念，在日益深刻的全球化危机面前，不攻自破。

（五）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遭到广泛的质疑

如上所述，自由主义者对个人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国际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做了抽象解释，建立了一套从抽象理性人出发，涉及人格权、所有权、契约社会、“最小国家”、“人权高于主权”等内容的理念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体是自足的，所有权是自由意志的直接体现，所有权本身是不可再分析的，是不包含着内在矛盾的;契约自由、法权自由、形式自由是从理性本身中引申出来的交往规则，是社会自由的条件;在契约自由中，个人的潜能将得到最大的实现，社会利益也会自我均衡并达到最大化，因而契约社会也必然是富足的社会、发达的社会;国家作为社会契约即社会公约的产物，从外部保护着自由社会，而国家本身也被社会严格监督，其职能被限制在最小范围，以防止所谓政府腐败和对自由秩序的侵犯;自由主义者借口建立全球自由秩序，为全球化提供安全、自由等公共品，以所谓保护人权的名义干涉他国内政，执行世界警察职能。自由主义的整个理念和意识形态体系被宣布为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是保证社会发展进步的永恒条件，因而被标榜为普世主义的价值观。自由主义者认为这套理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秩序是永恒的状态乃至“历史的终结”，人类将在这种秩序下实现各方面的完善，而这个秩序本身不需再完善也无法再完善。在这套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体系中，金融资本作为支配生产关系和国家的主体地位被成功掩盖起来。正是在这个新自由主义保护系统之下，金融资本以更放纵的剥夺性积累的逻辑导致了深刻危机。2004年，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还认为“美国进入大稳健时代”，全球化和新经济已经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美国社会经济的前景一片乐观。但金融资本长期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而且从个人、社会、国家到国际关系的危机顺次铺展开来。金融资本主义从上升期到下降期所暴露出来的系统危机，使自由主义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显示出其自身的危机和历史限度，表明这一套体系根本就不是普世的。

三 右翼民粹主义重建意识形态共识的种族主义非理性话语逻辑

新自由主义可以蒙骗温良的中产阶级，却蒙骗不了愤怒的民众。在金融资本主义从上升期向下降期转变的时期，在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所导致的深重危机面前，由自由主义主张的公民政治转向右翼民粹主义主张的种族政治，是西方政治谱系变动的新态势。右翼民粹主义的实质是推动这种转向，以种族主义打造新的意识形态，试图在社会撕裂的背景下重建政治共识。右翼民粹主义在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想象中遮蔽了金融资本的统治，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遮蔽了金融寡头的阶级政治，掩盖金融资产阶级对社会生产者阶级的剥夺，把金融资本剥夺性、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问题归咎于少数族裔，宣扬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宣扬白人至上论或国族优先论，鼓吹旧帝国的理想，以牺牲其他族裔或国家的利益来掩盖矛盾、转嫁危机、巩固霸权并继续扩张。

（一）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转移社会矛盾

右翼民粹主义者鼓吹种族主义身份政治，把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归咎于移民和其他族群。面对焦躁、绝望的民众，右翼民粹主义者试图把矛盾的焦点从金融资本身上转移到移民以及其他少数族裔身上。为了转嫁矛盾，右翼民粹主义者重新捡起了身份对立的政治话语，在生命再生产造成的身份差别中寻找身份政治的材料。人类生命再生产导致各种各样的身份差别，比如老年与青年、男性与女性。广义地说，不同族群肤色的差异也跟人类生命再生产相关。一部分人的祖先留在非洲，另一部分人的祖先迁徙到北欧，再一部分人迁徙到黄河流域，后来分别变成了黑人、白人和黄种人。这些差别又与不同地域、文化、语言等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族群差别。右翼民粹主义者将族群差异作为身份政治的材料，把族群差异扩大为族群仇恨和种族对立，将民众愤怒的矛头引向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据致力于反歧视的美国非营利组织“Stop AAPI Hate”发布的数据，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达6603 件，前一年同期数据为3795 件;约 44%的受害者为华裔，17%为韩裔，9%为菲律宾裔，8%为越南裔;2021年1月1日至5月2日，纽约市报告了180起仇恨犯罪，同比激增73%，在针对各族裔的仇恨犯罪中，针对亚裔的案件最多。

（二）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掩盖金融资本支配的阶级对立关系

右翼民粹主义者试图在社会生产者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对立加深的条件下继续强调二者利益的一致性，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破裂的情况下用种族主义话语逻辑重建意识形态共识。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公民政治掩盖金融寡头的实际统治，那么右翼民粹主义者则试图以种族主义身份政治达到同样的目的。后者从种族的角度来定义人民，将其界定为某一种族内部统一、纯粹、同质、不分阶级且无分化的整体;把人民与金融资本的对立撇开，用种族主义身份政治的同一性来掩盖阶级关系的对立性。在西方右翼民粹主义者看来，作为统治民族的白种人是道德纯粹、文化优越的种族共同体;是外来移民抢占劳动岗位与社会资源造成了本国民众失业与生活质量的下降，而不是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了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核心国家，移民大多充当廉价劳动力，大量从事白人不愿做的低端工作，并不会在真正意义上构成与白人的竞争关系。右翼民粹主义者把矛头指向移民显然是转移矛盾。这里顺便讨论下民粹主义的翻译问题。学界有种观点认为 Populism 应该被翻译为“平民主义”，但笔者认为翻译为“民粹主义”更加恰当。popul是“面具”，引申为人民是抽掉了差异的群体概念，是与现实的人对立的抽象人，“民粹主义”这个概念表达的正是这种抽象人的内涵。此外，“民粹”还有精粹之民族、优等之民族的内涵，包含着民族的特权、纳粹之意，它所具有的借种族主义身份政治掩盖和转嫁矛盾、寻求新的扩张动力等内涵，不是“平民主义”译名所能展现的。

（三）右翼民粹主义者鼓吹强人政治、惩罚型国家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67年召开的一次关于民粹主义的著名会议上，霍夫斯塔特等人把民粹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萨米尔·阿明、齐泽克、巴迪欧及威廉·罗宾逊等多位学者撰文呼吁警惕新法西斯主义势力。阿明认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世界可能陷入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原因。右翼民粹主义暗含着文明优劣论、种族优劣论。历史上，德国纳粹集团曾宣扬优等种族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他们主观地认为所谓雅利安一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了“主宰权力”的优等种族，有更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西方右翼民粹主义者在基础逻辑上与德国纳粹集团相似，他们也在鼓吹文化优劣之分，强调某一种族的优越性以及其他种族的低劣性;把矛头对外，宣扬强人政治和惩罚型国家;寻找替罪羊，通过加强外部种族对立进行内部动员整合，将内部认同建构在民族排外的基础上;主张运用强硬手段，认为权力和力量即为正当性;利用部分人的非理性情绪引发敌对、煽动仇恨;不断寻找“假想敌”，通过渲染情绪、歪曲真相、夸大事实、散布谣言、抹黑谩骂。“惩罚”他们眼里的“劣等族群”。

（四）右翼民粹主义具有利用民众、蛊惑民众、敌视民主的本质

民粹主义是什么性质的运动?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为民粹主义是坏东西，反而认为它反映了大部分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诉求和愤怒，是底层百姓的正当利益诉求，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健康力量。这种观点忽视了民粹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民粹主义是被右翼操控的民众运动。民粹主义不是“平民利益”“底层关怀”“关注弱势”“维护权利”，也不是直接民主、人民主权，其实质是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与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右翼民粹主义者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改良主张，如特朗普部分取消了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压缩社会福利。右翼民粹主义者也会向民众许下各种空泛的诺言，但他实现的往往是纲领中适合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条文，而反映工人、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条文则被遗忘了。右翼民粹主义者为了鼓吹其保守主义的帝国理想，不惜动员社会中的流氓无产阶级，部分被蛊惑的底层民众成为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打手”。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波拿巴帝国的直接支持力量是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极易被收买，从事反革命勾当。

右翼民粹主义者的主张最后凝练为一种逆历史潮流的、倒退的帝国理想。这种保守主义的帝国理想，使右翼民粹主义者不仅消极地转嫁矛盾，而且试图在转嫁矛盾中巩固扩大优势。为此，他们掀起逆全球化潮流，主张退出多边条约、国际组织，从国际事务中抽身，推卸在气候变化、生态环境、能源、止战及反恐方面应承担的责任，频繁制造贸易摩擦或贸易战，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支持或纵容新纳粹势力。右翼民粹主义实质上是金融资本帝国在极度危机时代提出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是金融资本帝国以种族主义对内蛊惑民众、对外以新的手段继续扩展霸权的体现，是金融资本帝国在深重危机中试图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积极进攻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选择。右翼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一种民族失败论的悲情做口号来动员国内民众，实质上是一种对外积极征服的思想体系。特朗普的第二次任期还没有开始，这位新总统已经提出兼并加拿大的主张，这些主张也已经成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动员、蛊惑民众，获得金融资本支持的新诱饵。

四 右翼民粹主义冲击下西方意识形态的分裂格局及其发展趋势

右翼民粹主义正在西方发展壮大，这是金融资本主义从上升期转向下降期的政治趋势。虽然部分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者蛊惑民众，获得诸多意识形态认同，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以非理性主义话语逻辑重建意识形态共识的努力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意识形态分裂：右翼民粹主义加速了自由主义的分裂，右翼自由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起来，左翼自由主义不得不向民主主义阵营靠拢;一般民主主义被迫离开“第三条道路”向社会民主主义回归;革命民主主义因一部分民众从右翼民粹主义中觉悟和分离出来而得到加强;为了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系统性危险，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回归也成为迫切的需要。

（一）右翼民粹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结合，形成了更具进攻性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

新保守主义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的崛起，是右翼民粹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合流的必然结果。这种合流是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中心国家金融资本积累危机的结果和表现，是金融资本帝国晚期政治生态、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的鲜明标志。右翼民粹主义继承和发挥了右翼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内核，继续服务于金融资本的利益。金融资本集团意识到，要安抚民众、转移民众斗争方向、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既不能托庇于保守主义的宗教观念，也不能托庇于人权平等的意识形态，而要托庇于右翼民粹主义的种族身份政治。在美国，特朗普推动右翼民粹主义从边缘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共同完成了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启了这一结合，拜登政府使这一结合更加完善。人们不但在特朗普政府中看到了右翼民粹主义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更在拜登政府中看到了新自由主义对特朗普主义的继承，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将使这种结合更加密切。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与右翼民粹主义合流，是因为两者都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已。新自由主义暗含着种族主义的极端保守主义的一面。自由主义对抽象人的极度强调使其缺乏具体内容，因此要从历史传统中吸收家庭、宗教等内容来充实自己，由此形成的对传统价值观的强调，使自由主义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面。自由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也隐含着种族主义的优越感。欧美自认为是启蒙最充分、离理性最近的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族群则是需要被启蒙的，因而自由主义本身就暗含着种族主义的身份政治。

（二）部分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纯粹自由主义者向民主主义阵营靠拢

右翼民粹主义压缩了左翼自由主义运动的独立空间和意义，推动了左翼自由主义进一步分化，部分左翼自由主义者向民主主义阵营靠拢。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少数族裔的民权运动是左翼自由主义运动的代表。这些运动认真对待自由主义的理性前提，争取实现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平等人权，为被金融资本主义掏空的形式自由争取内容，但是却不去批判和触动金融资本主义的根基。他们不是反思金融资本主义，而是抽象地反思现代性，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在自由主义的前提下，使用自由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少数群体争取与他人同等的公民权，其目的和武器都是自由主义所提供的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他们试图把自由主义所承诺而没有做到的东西争取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在自由主义的前提下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后现代主义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先声，把右翼民粹主义所鼓吹的种族主义身份政治和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政治混同起来，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身份政治是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直接延伸，甚至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是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产生的结果。实际上，右翼民粹主义所鼓吹的种族主义身份政治，与后现代主义的身份政治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右翼民粹主义反对“普遍人权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则要争取这种“普遍人权”。两者在性质上是对立的。

自由主义是由右翼自由主义、纯粹自由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组成的综合体，右翼自由主义是其主导部分，纯粹自由主义和左翼自由主义是其从属部分。纯粹自由主义者试图用法治方式，把民粹主义重新纳入新自由主义的法权自由、程序正义的框架下，这注定要失败。这些纯粹自由主义者往往是左翼民主运动的反对者，他们从纯粹自由主义的抽象形式自由出发，把左翼民主运动等同于民粹主义，甚至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作暴政和民粹主义，以所谓“中性”“客观”“独立”立场批判民众非理性情绪，把任何民主运动都叫作民粹主义，把任何超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契约论、违背宽容原则的思想都叫作民粹主义。他们反对民主运动的立场，必然使其失去反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力量。随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危害性加深，一部分纯粹自由主义者可能与右翼民粹主义结合，而另一部分纯粹自由主义者可能抛弃意识形态偏见，转向民主主义，与民主主义联合。

（三）部分左翼自由主义者和纯粹自由主义者向民主主义阵营靠拢

在新自由主义鼎盛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曾经通过“第三条道路”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其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锋芒被日益磨光。但是，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导致的社会对立，金融寡头在危机期间对社会的继续剥夺，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众运动的掌握，都推动着民主主义运动对金融资本的批判和斗争，从而推动“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分离而向社会民主主义回归。美国曾经被认为是没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国家，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逐步发展，美国甚至出现了公开的社会民主主义竞选人。例如，美国民主党的桑德斯就公开批评金融寡头，举起了社会民主主义旗帜。桑德斯主张消除美国社会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减小贫富差距，反对被寡头操纵的政治安排，关注民生建设，争取社会福利，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和相当多民众的支持。

（四）革命民主主义将得到加强

右翼民粹主义的行为客观上为革命民主主义培植了土壤，后者将因部分民众从右翼民粹主义中觉悟和分离出来而得到加强。右翼民粹主义不是左翼激进运动的表现，而是左翼激进力量相对软弱而无力领导劳动阶级的情况下，民众运动受右翼保守主义影响和蛊惑的表现。左翼民主主义力量弱小、不成熟，使工人阶级某些阶层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无意中造成的重要变化，就是加速了民众的充分动员。这些动员起来的民众可能离开右翼民粹主义加入民主运动的队伍，壮大革命民主主义的力量。目前，在西方崛起的右翼民粹主义对民众尚有蛊惑力。但从长远来看，右翼民粹主义作为金融资产阶级主导的运动，不可能真正满足民众的需求。在右翼民粹主义冒险政策失败而促使民众一次次失望后，在右翼民粹主义鼓吹民众斗争而暗中保护金融寡头利益的图谋被识破后，觉悟的民众将脱离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者严重损害国际社会和平稳定，也加速了国际上反对力量的动员。

（五）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复兴成为迫切的需要

右翼民粹主义加剧了国内族群分裂和世界局势动荡。金融资本帝国通过右翼民粹主义饮鸩止渴，如今正走进自我反噬的阶段。随着右翼民粹主义走向前台，马克思主义也将在世界舞台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中间阶级的其他意识形态和政策体系都不足以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民主运动的再度结合，通过马克思主义把民众运动从右翼民粹主义的操控中解放出来，才能凝聚起社会民主力量。只有把社会民主运动引向社会主义，消灭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支配，把金融寡头所支配的社会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公共所有，在生产资料社会联合所有的基础上保障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资料，才能真正消除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寄生性积累所导致的系列危机，消除产生右翼民粹主义的社会根源。

五 结语

右翼民粹主义崛起是当前西方意识形态格局和政治生态变迁的最显著标志。它在金融资本积累从上升期转向下降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共识破裂的背景下走上前台。在深刻的社会危机面前，右翼民粹主义者试图以非理性主义的、种族主义的话语逻辑和意识形态重塑社会共识，但这种共识是极其狭隘的共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共识，是继续掩盖金融寡头剥夺性积累的共识。虽然目前右翼民粹主义的西方势头正盛，但是右翼民粹主义不可能达到其重建政治和意识形态共识的目的。从长远来看，右翼民粹主义越活跃，影响越大，就会越推动左翼自由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的分离，促进左翼自由主义与一般群众性民主主义运动的结合。而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也将日益离开“第三条道路”的影响而向社会民主主义复归。随着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革命民主主义也在复苏，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回归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意识形态的分裂格局和演化趋势。

参考文献引用格式：宋朝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西方意识形态的分裂及其演化趋势[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4,(04):102-11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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