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132周年专辑】我们该怎么纪念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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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2周年之际，纪念早已成为一种高度制度化与仪式化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保持警惕：我们是在纪念一个真实的革命者，还是在重复一次被去政治化、去阶级化后的象征性致敬。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纪念从来不是情感消费，而是一种立场检验，它所检验的并不是态度是否虔诚，而是我们是否仍然愿意、也是否仍然有能力，把历史的核心问题重新放回到阶级与制度的坐标之中。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与剥削制度、阶级压迫和权力异化持续对抗的一生。正因为如此，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一个不是被温和对待的对象，围绕他的理论、路线与实践，始终存在着最激烈的攻击、最恶毒的诬蔑与最系统性的否定。

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任何真正触及既有秩序根基的革命思想，必然会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联合围剿，正如那段早已被写明却仍在不断被现实验证的话，所揭示的那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遥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在把他们给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这并不是抽象的道德判断，而是对阶级社会运行逻辑的冷静揭示，神像化并不等于尊重，纪念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继承。恰恰相反，越是频繁而安全却不触及实质的纪念，越可能意味着对思想内容的系统性剥离。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这一时期的一切成就、矛盾与争议，都无法脱离一个根本前提来理解：这是一次以无产阶级为政治主体、试图通过制度重构来防止旧有剥削关系复辟的历史实践。

土地制度的变革、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对官僚特权的持续警惕，并非出于理想主义冲动，而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深刻认识之上的理性选择，对于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诞生的新生政权而言，若不能从制度层面遏制阶级分化的再生机制，所谓的发展，最终只会异化为新的剥夺。

他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反复强调的，从来不是抽象的道德理想，而是源于对权力结构演化的清醒判断，他始终清楚革命胜利并不意味着阶级对立自动消失，剥削也不会因为口号而自行终结。

恰恰相反，新的权力结构一旦脱离群众监督，就会迅速孕育出新的利益集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官僚化、特权化和脱离群众的警惕，显得近乎执拗，却又异常现实，因为他深知真正的危险往往并不来自正面冲突，而是来自胜利之后的松懈;不是来自明确的敌人，而是来自那些看似合理、看似温和、却不断改变社会运行逻辑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形成了一整套与后来截然不同的制度取向，然而这些在今天常被轻描淡写给否定的制度，却在当时承担着一个核心功能：确保革命的胜利不至于迅速变质。

在这里，他并非不知道代价，他也清楚这样的制度安排会压抑人性中的某些本能欲望，但他更清楚另一种可能的结局：一旦分配逻辑让位于市场逻辑，一旦效率凌驾于平等之上，一旦权力开始自行解释合法性，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而这种分化一旦固化，将远比短期贫穷更难逆转。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判断中，后来的分歧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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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步入新的阶段，社会开始迅速转入以市场为核心的运行轨道，发展被确立为最高目标，差距被视为必要代价，效率被赋予道德正当性;形式仍在延续，话语仍被使用，但内在逻辑已经发生改变，支配社会的力量也随之转移。

毛泽东对这种转向并非毫无预感。相反，他是最早意识到这种危险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修正才会成为他晚年反复提及的词汇。

这并不是情绪化的指控，而是一种结构性判断：当阶级斗争被宣布结束，当利益分化被视为自然结果，当群众逐渐退出政治中心，那么这种变化就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一种趋势。

可历史并没有给他一个温和的验证过程。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毛泽东思想中最具现实指向性的部分，逐渐不再被允许;作为现实批判的思想资源也不再被真正激活，只能将其安置在一种安全距离之中。最终被保留下来的，更多是象征意义而非分析工具;是历史地位而非现实立场，他被允许作为过去的伟人存在，却不被鼓励成为今天的参照。

这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出于现实人为需要的结果。

可历史并不会因为话语的转移而改变其运行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无论如何评价，其根本特征在于一次彻底的制度性尝试：试图从根本上打破旧的阶级结构，限制资本逻辑对社会的主导，防止权力与资源在少数人手中重新凝固，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始终清晰，阶级分化是否重新出现，劳动者是否再次被边缘化，权力是否重新脱离群众监督。

他老人家晚年的孤独，正源于这种清醒。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所担忧的并非某一政策的成败，而是历史方向的不可逆。在谈话中，他反复降低对自身的评价;在私人书信中，他开始流露出不自信;在对未来的判断中，他不断强调「我们这一代人看不到结果」，这并非虚伪的谦逊，而是一种直面历史规律的清醒。

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恰恰相反的是这些看似琐碎、却关乎方向的判断，构成了今天纪念他时最无法回避的内容，也正是在这种沉默背景下，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反而愈发凸显。

因此，在纪念毛泽东同志的时候，纪念的就不应只是一段历史，而应是纪念他始终坚持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不断追问制度方向的思想方法;纪念他始终拒绝将制度成果让渡给少数人，拒绝把发展建立在牺牲多数人政治权利和经济尊严之上的态度。

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毛泽东同志并不是一个用来怀旧的对象，而是一面不断映照现实的镜子，他让人无法轻易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也无法对正在发生的不平等视而不见;那个时代也并不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阶段，而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参照系。在那个参照系中，至少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前提：国家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少数人积累财富，而是为了多数人免于被剥夺。

而当这一前提被逐渐弱化时，纪念本身也就变得暧昧起来。我们被允许怀念他的形象，却被劝告不要过多讨论他的判断;我们被鼓励谈论他的贡献，却被提醒不要触及他的警告。当他的思想不再被用来分析现实，而只是被用来装饰叙事时，他就完成了从革命者到神像的转变。

于是，毛泽东这个被磨去锋芒的名字，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安全。而这种安全，恰恰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最不安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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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纪念只能停留在仪式层面，那么它最终只会成为安慰;如果纪念仍然保留追问的锋芒，那么它才可能成为一种召唤，正如那段话所警示的那样，把革命者塑造成无害的神像，并不是对他们的尊重，而是对被压迫者的再一次剥夺。

正因如此，当春桥在给女儿的信中写下「我相信二十一世纪还会发生革命」时，这句话才显得如此令人不安，它不是对具体事件的预言，而是对历史规律的提醒：只要阶级分化仍在扩大，只要权力仍可能脱离群众，只要多数人的命运仍被结构性力量所决定，历史就不会停在某个被宣布为终点的时刻。

因此，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2周年之际，我们真正该思考的问题是不在于我们说了多少赞美的话，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敢于直面他提出过，却尚未被历史彻底解决的那些根本问题，即革命胜利之后，如何不再背叛革命?

要知道，真正需要被纪念的并不是一个被抽象化、被去政治化的形象，且他真正留给我们的也不是一尊可以被供奉的神像，而是一套仍然可以、也仍然被重新理解和运用的思想遗产;所以我们真正要纪念的是要让他的思想重新回到现实冲突之中，重新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声音;是那种始终不肯向既得利益者低头、始终要求制度回应多数人的立场。

只要这种立场仍然被需要，毛泽东就不只是历史中的名字，而仍然是现实中的问题;只要无产阶级仍然存在，只要劳动仍然被异化，只要权力仍然可能脱离监督，那他就不可能只是存在于过去的人。

所以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纪念他的诞辰时，其实是在我们心中反复自问：我们是否敢于继续思考?是否敢于继续追问?是否敢于去从制度层面思考公平?是否敢于质疑权力的自我合理化?是否敢于站在多数人一边理解历史的勇气?是否还记得，无产阶级从不是一个历史名词，而是正在现实中承担后果、承受代价的人?

也许，这个答案并不抽象，但历史从不会替我们作出最终裁决，它只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同一个问题以不同的形式推回到现实之中。此前无法回避，今天依旧无法回避，真正的答题者，也并不属于历史本身，而属于此刻之中的我们。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与回应之中，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深刻塑造了我国现代命运的历史人物，始终被不断地理解、争论与重读。

值此诞辰之际，谨以这样的思考，祝主席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