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的癌变：从一桩“医学丑闻”的警示，看红色江山的崩塌

“特权是公平正义的最大敌人。”——2025年8月18日，《求是》网这句振聋发聩的评论，以其最简洁、也最深刻的语言，道出了一个贯穿人类全部阶级斗争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对于任何一个旨在埋葬剥削、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与“特权”思想及其制度化表现的斗争，都绝非一个次要的、可以被暂时搁置的“作风问题”，而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永不停歇的、根本性的路线斗争。

近期，国家多部门联合通报的“肖某董某莹事件”医学领域系列丑闻，就如同一颗投入舆论场的深水炸弹，激起了亿万人民群众最强烈的愤怒。我们看到，一张由权力、人情、和利益所编织的、无形的“特权之网”，是如何在招生、科研、医疗等多个领域，肆无忌惮地，为少数人“开绿灯”、“铺后路”，并无情地，碾压了无数普通学子“寒窗苦读、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这一事件，以一个极其生动、也极其丑陋的“政治标本”，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特权对社会公平的巨大侵蚀。

然而，我们必须以一种更宏大、也更沉重的历史视野，去提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如果，这种特权现象，不再是需要被“严肃查处”的、局部的“个例”；如果，它，发展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执政党内部，被普遍默许、甚至被制度所保障的“常态”，那么，将会带来怎样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后果？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20世纪那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大悲剧——苏联的解体。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苏共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竟无一人是男儿”出来抗争，其根本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而理想信念的崩塌，其最直接、最深刻的催化剂，正是特权的泛滥。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苏联的悲剧，不是“公有制”的悲剧，而是“公有制”被一个新兴的、脱离了人民监督的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所异化，并最终蜕变为“官有制”的悲剧。

它以其最惨烈的方式，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血淋淋的、最完整的教训：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能以雷霆万钧之势，持续地、反复地，向其内部滋生的“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开战，那么，特权，就终将反过来，消灭这个国家本身。

一、癌细胞的“起源”：从“革命先锋”到“官僚等级名录制”特权阶层的形成

要理解这场悲剧，我们必须首先回到癌细胞的“起源”之处。一个曾经由最纯粹、最坚定的革命者所组成的先锋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的？

1.1列宁主义的“初心”：作为“人民公仆”的先锋队

在列宁的时代，布尔什维克，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成为一名党员，在当时，并不意味着任何物质上的好处，反而意味着监禁、流放、乃至牺牲。支撑他们进行不懈斗争的，是心中那个对实现世界共产主义不可动摇的、炽热的理想信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为这个先锋队在夺取政权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必须遵循“巴黎公社原则”：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武装的人民；一切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随时可以罢免，并且，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

这，就是从制度上，防止“公仆”变“老爷”的、最根本的保证。它旨在建立一个廉洁的、高效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真正的人民政权。

1.2“官僚等级名录制”的异化：从组织工具到阶级温床

然而，在列宁逝世后，特别是在残酷的内外战争环境和繁重的建设任务压力下，一套被称为“官僚等级名录制”的干部任命制度，被逐步建立和强化了起来。在初期，这套制度，对于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和干部队伍的忠诚，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但是，当革命的浪潮退去，当国家进入长期的和平建设，特别是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在理论上，抛弃了“阶级斗争”这把最锋利的解剖刀之后，这套“官僚等级名录制”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致命的异化。它，从一个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工具”，一步一步地，蜕变为一个自我封闭、自我服务、自我繁殖的、新生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温床”。

进入这份“名录”，就等于获得了一张通往特权阶层的“船票”。

1.3特权阶层的最终固化：一个“红色”的新贵族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彻底地固化了下来。他们，形成了一个与广大苏联人民，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世界里的、“红色”的新贵族。

他们，拥有不对外开放的特供商店（白桦商店），在那里，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到普通民众闻所未闻的、来自西方的奢侈品。

他们，拥有设备精良的专门医院和位于黑海沿岸的豪华疗养院，享受着与普通民众截然不同的医疗和休假待遇。

他们，居住在由国家分配的、宽敞舒适的高级公寓和位于风景区的乡间别墅（达恰）之中。

他们的子女，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的、特权的渠道，轻松地进入最好的大学，并在毕业后，被安排进最优越的岗位，从而，完成这个特权阶层的代际传递。

这，就是《求是》文章中所痛斥的、那种“凭一通电话、一个招呼”，就能轻松挤掉无数寒窗苦读学子的、最典型的“教育特权”。而“肖某董某莹事件”中，那种姑姑为侄女伪造成绩单、导师为学生论文弄虚作假、各路人马“打招呼”的丑恶景象，不过是苏联“官僚等级名录制”阶层内部，那种盘根错节的、系统的、无所不在的“关系网”政治的一个微缩模型而已。

当这种特权，在一个宣称要“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变得制度化、普遍化、甚至世袭化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性质，就已经从根子上，发生了动摇。

二、经济基础的“癌变”：从“公有制”到“官有制”的致命篡改

这个新兴的官僚特权阶层，一旦形成，就必然会利用其所篡夺的国家权力，去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的性质。一场将“公有制”，篡改为“官有制”的、静悄悄的“所有权革命”，便发生了。

2.1所有权的阶级“灵魂”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制的性质，不取决于法律上的名义，而取决于，谁，在事实上，支配着生产资料，并占有其剩余产品。

“国家所有”，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法律形式，其阶级内容，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

2.2“国家”的异化：从“人民的工具”到“官僚的私产”

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抛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之后，苏联的国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不再是“无产阶级”用以镇压资产阶级、保卫人民利益的专政工具；而蜕变成了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用以维护自身特权、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事实上的“私产”。

2.3“官有制”的最终成型：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彻底丧失

当这个已经异化了的“官僚国家”，依然在法律上，掌握着全国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时，所谓的“全民所有制”，就彻底地、名存实亡了。它在实质上，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官有制”。

在这种制度下，工厂，名义上，是“国家的”，但实际上，它是由任命的官僚厂长所支配的；土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实际上，它是由官僚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所控制的。广大的工人、农民，再一次地，从工厂和土地的“主人”，沦为了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他们，对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利润如何分配，完全丧失了发言权。

这，就是将“共产”，篡改为“官产”的全部秘密所在。

当人民，被剥夺了对生产资料的、真正的、民主的管理权和监督权时，所谓的“公有制”，就必然会沦为一个被官僚集团所窃取的、空洞的“外壳”。

2.4经济的必然僵化

这种“官有制”，是一种极其糟糕的经济形态。它既丧失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那种在“自由竞争”下的、野蛮的“效率”（因为官僚们不是真正自负盈亏、面临破产风险的企业家）；同时，它又丧失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那种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主人翁精神的、巨大的“优越性”（因为工人们再次沦为了消极的雇佣劳动者）。

其最终的结局，必然是经济的全面僵化、技术的长期停滞、以及腐败的普遍蔓延。勃列日涅夫时期长达二十年的“停滞时代”，就是这一经济癌变，所必然导致的、最直接的恶果。那些特权阶层，由于自身的生活，早已与普通民众的疾苦相隔绝，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动力，去进行真正深刻的、旨在提高效率和改善民生的经济改革。

三、社会肌体的“撕裂”：从“教育不公”到“信仰崩塌”的连锁反应

特权，如同一把最锋利的刀，它必然会在一个本应是“同志”关系的社会肌-体上，划开一道深刻的、流血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条鸿沟，最先、也最残酷地，体现在了教育领域。

3.1苏联版的“凌晨三点”：教育公平的彻底沦丧

《求是》的文章，愤怒地描述了“我的孩子还在刷题，他们的孩子却靠特权轻松上名校”的社会不公。这，恰恰，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社会最真实的写照，而且，其不公的程度，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当时，苏联的整个教育体系，已经事实上，分裂为了两个平行的、互不相通的“轨道”。一个，是为普通工农子弟所准备的、通往普通大学和技术学校的“凡人轨道”。

在这个轨道上，竞争激烈，资源有限。而另一个，则是为“官僚等级名录制”的子弟们所专门铺设的、通往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顶尖学府、并最终，通往党政军核心岗位的“精英轨道”。

在这个“精英轨道”上，分数，早已不是决定性因素。“电话法权”（即一个有权势的电话，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伪造的推荐信、专门的“预科班”，成为了通行的“潜规则”。“肖某董某莹事件”中，那种伪造成绩单、导师“打招呼”、内外勾结的行为，在当时的苏联高层，不过是“常规操作”而已。

这种制度化的教育不公，其所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它，从根本上，堵死了下层人民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一条通道。

它，向全社会，发出了一个最残酷、也最令人绝望的信号：在这个国家，决定你未来的，不再是你的努力和才华，而是你的出身和血统。“知识改变命运”的理想，被“特权决定命运”的现实，击得粉碎。

3.2从“普遍犬儒”到“信仰崩塌”的精神溃败

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制度化的不平等，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人民群众，看到那些在台上，满口“马列主义”、“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在台下，却过着堪比西方资本家的、腐朽奢靡的生活，并用尽一切特权，来为自己的子女，铺就一条金光闪闪的道路时，他们，对官方所宣传的一切意识形态，就必然会，产生最深刻的、最彻底的怀疑。

于是，崇高的革命理想，被普遍的、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所取代。

人们，不再相信宏大的叙事，不再相信集体的力量，转而信奉“有关系好办事”的潜规则，以及庸俗的、个人主义的物质享受。整个社会，陷入了精神上的“失钙”和“失魂”状态。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的真实写照。

3.3党群关系的彻底破裂

在这种情况下，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被彻底地切断了。党，不再是人民群众心中，那个可以信赖的、领导他们走向解放的“先锋队”；而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脱离群众的、甚至与群众利益相冲突的“官僚集团”。人民，从国家的主人，重新沦为了被统治的、沉默的“局外人”。

四、思想防线的“总崩溃”：从放弃“阶级斗争”到“特权”的合理化

一个政党的政治腐败，总是以其思想理论的背叛为先导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巩固，恰恰，是与苏共在思想理论上，一步一步地，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同步进行的。

4.1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历史虚无主义的“总源头”

这场思想上的大溃败，始于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以一种极其粗暴、非历史主义的方式，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也借此，全盘否定了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段虽然充满了艰辛和错误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建设史。

这，就是在思想领域，为“特权”的合理化，打开的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缺口。

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并在全党、全社会，播下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种子。当一个政党，自己都开始否定自己的历史时，它，也就失去了要求人民去信仰它的、最根本的道义基础。

4.2“全民党”的谬论：为特权阶层“正名”

紧接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抛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他们宣称，苏联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因此，苏共，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全体人民”的党。

这个理论，看似是在“扩大”党的基础，实则，是在从根本上，阉割和抽掉了党的“阶级灵魂”。

它的真实政治功能，就是为那个已经形成的、脱离了无产阶级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存在，进行理论上的“正名”和“辩护”。既然已经没有了阶级，那么，他们所享受的种种特权，就不再是“阶级压迫”的体现，而成了“领导国家”所必需的、合理的待遇。阶级斗争的“熄灭”，成为了特权阶层“万岁”的理论护身符。

4.3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修正到公开的投降

当一个政党，在理论上，已经彻底地，放下了“阶级斗争”这把最根本的武器之后，它，在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时，就将变得毫无任何抵抗能力。

戈尔巴乔夫所鼓吹的“公开性”、“多元化”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不过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最合乎逻辑的、最终的、也是最无耻的终点。他，以苏共总书记的身份，亲手地，完成了从“理论修正”，到“公开投降”的最后一步。

他，就是那个官僚特权阶层，在历史的最后关头，所推选出来的、最合格的“总叛徒”。

五、大厦的崩塌：“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历史必然

当一个政党的肌体，已经被“特权”的癌细胞，侵蚀得千疮百孔；当它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官有制”所掏空；当它的社会根基，已经因为与人民的决裂而腐烂；当它的思想防线，已经彻底崩溃时，那么，它的最终倒台，就只是一个时间和方式的问题了。

5.1统治阶层的“自我政变”

苏联解体的最后那一幕，极其具有讽刺意味。那，与其说是一场来自外部的、或来自下层的“革命”，不如说，是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自身，所发动的一场“自我政变”。

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苏共官僚们来说，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所考虑的，早已不是如何去“保卫苏联”。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将自己手中所实际支配的、但名义上仍属于“国家”的庞大财产，通过一场“政治巨变”，最迅速、最合法地，转变为法律上，也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

因此，他们，成为了那场解体运动中，最积极的推动者和最大的受益者。叶利钦，以及他身边那群所谓的“民主派”，其核心成员，无一例外，都是原来苏共“官僚等级名录制”系统中的高级官员。他们，通过亲手埋葬苏联，完成了从“红色官僚”，到“新生寡头”的、最华丽、也最无耻的一次转身。

5.2人民的“沉默”：对“官有制”的最终审判

而面对着国旗的降下、国家的解体，那近两千万的苏共党员，和数以亿计的苏联人民，为何会表现出那般惊人的、历史性的“沉默”？为何，竟“无一人是男儿”，出来为这个国家，做最后的抗争？

答案，早已写在了前面的全部论述之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个正在倒塌的“国家”，早已不是“他们”的国家了。

那个由腐朽的、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所把持的、实行着“官有制”的苏联，早已与他们的根本利益，发生了深刻的背离。他们，对这个政权，早已没有了任何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人民的沉默，就是对这个已经蜕变为“官有制”的、修正主义政权的、最响亮、也最无情的“最终审判”。

一个被自己的人民所抛弃的政党，一个失去了人民拥护的国家，其最终的崩溃，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挽救的、历史的必然。

结论

综上所述，苏联的悲剧，以其最完整、最深刻、也最惨痛的案例，向我们雄辩地证明了，《求是》文章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那个核心论断，是何等的正确——特权，是公平正义的最大敌人，更是社会主义事业最致命的敌人。

苏联的解体，不是“公有制”的失败，而是“公有制”，被一个新兴的、以“官僚等级名录制”为代表的官僚特权阶层，所篡夺、所异化，并最终，蜕变为“官有制”的、必然的、悲剧性的结局。这个特权阶层，它，在经济上，造成了停滞与腐败；在社会上，造成了分裂与对立；在思想上，造成了虚无与背叛；并最终，在政治上，亲手埋葬了自己所窃据的那个国家。

因此，对于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与“特权”的斗争，就必须被提升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国家的前途命运的、最高度的战略层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地、有效地，去监督权力的民主制度；必须始终保持，最清醒的阶级斗争意识，对党内那些企图将“公权”变为“私权”、将“公产”变为“官产”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这，是一场永无终点的“保卫战”。保卫的，是“公有制”的革命灵魂；保卫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色；保卫的，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那来之不易的红色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