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瑟夫·库拉纳（Joseph Choonara）

译者：萧炎 杜仄

到《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出版到时候（2023年6月），人们普遍预计的主要经济体的衰退尚未发生，但是毫无疑问，全球经济正处在巨大压力之下。

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反弹已经过去。伴随着德国经济的收缩，世界银行下调了最新的预测，目前预计2023年整个欧洲区零增长。美国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预期增长为0.5%。C国4月份的月度工业产出大幅下降。自2008-2009年危机以来，C国房地产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现在已经放缓。城市地区的青年失业率已上升至五分之一，是疫情前的两倍。C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惊人增长与现在似乎是天壤之别。

当然，我们应该警惕经济预测。在英国，国际货币组织和英格兰银行不情愿地表示，他们之前关于增长和通胀的预测是错误的。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休·皮尔（Huw Pill）给一个相当蹩脚的借口，即预测只在经济稳定时期有效。这两个机构现在都放弃了他们最悲观的预测，即英国将面临一个世纪以来最长的衰退。然而，异常顽固的通货膨胀（图1）和英国央行相应的加息（图2）仍有可能导致经济崩溃。

图1: 英国和经合组织的CPI通胀和“核心”通胀率，来源：经合组织数据

这凸显了资本主义统治阶级面临的困境——该体系的大部分已经依赖超低利率，但统治阶级广泛接受的控制通胀的唯一机制是提高利率。这种困境不仅仅是一个恼人的政策问题；它反映了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矛盾是如何在当代条件下表现出来的。这篇简短的分析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并探讨目前世界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图2：中央银行政策利率，来源：国际清算银行数据

低利率制度

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指出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中心矛盾。一方面，该制度依赖于通过剥削工人来创造新的价值。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主张是，这种“活劳动”的工作对于在资本主义下创造新的价值是必须的。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涉及竞争，资本家被迫降低个体商品的成本。这通常意味着自动化，即增加“死劳动”的比重：机械化以及过去劳动力生产的生产资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死劳动”的价值会转化进入最终商品，但由于资本家也以其价值购买了它，因此使用它不会创造新的价值。因此，“活劳动”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再生产“活劳动”所需的价值（工资）与它创造的总价值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可能低于它创造的价值。

自动化过程有利于资本家尽早进行必要的投资。然而，一旦生产普遍进步，价格下降到反映个别商品目前价值的水平，总体结果就是“活劳动”相对于“死劳动”的数量被稀释。其结果是整个系统的利润率（利润和投资之间的比率）有下降的趋势。这种模式现在已被实证研究充分证明。

对马克思来说，利润率的下降并非不可逆转。它可以通过增加对工人的剥削或生产资料价格迅速下降等机制加以遏制。然而，正是危机时刻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特别有效的解决方案。对马克思来说，危机是指“暂时停止一切劳动和大部分资本的毁灭，将[资本主义]暴力地带回了能够继续充分利用生产力而不至于自杀的地步”。危机摧毁了积累起来的大量"死劳动"，或使其贬值，例如，通过出售滞销商品或让倒闭企业彻底破产。与此同时，部分债务也会崩溃，失业率上升也会增加对工人工资的压力，最终使那些幸存下来的资本家恢复盈利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变化削弱了这种解决危机的机制。正如我之前所写的：

随着资本单位膨胀到巨大的规模，并与国家和金融体系交织在一起，今天被称为“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浮出水面。在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被迫决定是否允许痛苦的危机过程持续下去，希望由此产生的“创造性破坏”将恢复资本主义体系的健康，或者是否救助和支持失败的公司……以避免一些企业巨头倒闭时的灾难性衰退。大公司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趋势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一家公司的倒闭很容易影响到其他看似无关的公司。

因此，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低盈利能力已被锁定——这有助于解释生产率停滞不前和增长乏力的原因。在盈利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信贷扩张和金融繁荣，而不是对生产的密集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巨大的信贷泡沫的支撑下，多个泡沫已经出现，并在最近的“一切泡沫”中达到高潮，其中“从加密货币到老爷车等资产”的价格飙升，因为投资者“追逐收益”。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最近所言，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僵尸企业得以存活，让硅谷陷入了现金的泥沼”，而“企业和政府则利用廉价信贷来承担更多债务”。

这种模式已经开始蔓延到C国等其他主要经济体。在经济繁荣时期，C国的利润率迅速下降。由于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和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C国已经达到了早期出口驱动型扩张的极限，也开始转向信贷扩张和国家刺激。

在不出现全面衰退的情况下，全球资本主义将继续依赖于各国央行支持低利率，以及量化宽松等机制，以及在危机时刻的直接国家干预。在新冠期间，这一点得到了显著体现，随着各国出手支持资本和支撑劳动力市场，破产和违约率下降。如图2所示，疫情还暂缓了利率的提高，而利率在2009年已达到极低水平。甚至在通胀飙升之前，就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和评论人士指出，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不稳定，助长了一个不断扩张的金融体系，对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

通货膨胀和利率

疫情封锁期间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的中断，以及乌克兰战争和气候变化对生产的持续破坏，最终迫使这一问题出现，将许多国家的通胀推高至数十年来未见的水平。一位精明的左翼经济学家伊莎贝拉·韦伯(Isabella Weber)很早就建议，政府可以通过价格控制来应对——这遭到了许多经济学权威人士的嘲笑，自那以后，随着韦伯本人帮助在德国制定“汽油价格刹车”，人们的意见有所软化。法国政府已经与零售商就食品价格达成了自愿协议，甚至英国的部长们也在玩弄类似的计划。

尽管如此，按照正统的经济理论，对抗通胀的关键武器一直是加息。这些确实是一种钝器。它们的作用是增加借贷成本，从而抑制企业和消费者支出、投资和招聘。随着失业率上升，预计工人们将控制他们的工资要求，从而消除“工资-价格”螺旋。在英国等国家，这种方法的影响有限。早期的通胀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食品和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或全球供应链的问题输入的。这些价格上涨转嫁给了消费者，尤其是大型能源供应商和超市。一旦通货膨胀站稳脚跟，其它在市场上有足够分量的公司就会试图通过提高价格来提高利润率。这种“贪婪的通货膨胀”在英国显得尤为糟糕，在那里，除去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通货膨胀最近一直在上升(图1)。鉴于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通货膨胀，谈论“利润-价格”螺旋比谈论"工资-价格”螺旋更有意义。

几位作者研究了公司牟取暴利在生活成本危机中的作用，尽管证据仍有争议，但即使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的研究也无法掩盖“单位资本成本”(即流向资本的价格涨幅)的作用，在英国和欧元区，“单位资本成本”(流向工人的价格涨幅)对通胀的贡献超过了“单位劳动力成本”(流向工人的价格涨幅)(图3)。

图3: 对2022年第四季度年度“GDP通胀”贡献的估计，来源：哈斯凯尔数据，2023

结果

利率的上升给那些开始依赖廉价信贷的公司带来了压力。在英国，破产率达到了25年来的第二高，略低于2008-2009年的短暂峰值。近几个月来，欧盟各地宣布破产的企业数量也呈上升趋势，在美国，这一数字有望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企业违约率也开始上升。

在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幅度远远超过英国和欧洲，因此，美联储对未来加息变得更加谨慎。在通胀率居高不下的地方，未来加息的可能性更大，正如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所承认的那样，即使加息引发经济衰退，情况也是如此。

近几个月来，银行系统出现的问题加剧了人们对他们可能这样做的担忧。随着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和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的倒闭，美国经历了其历史上第二、第三和第四大银行的倒闭。这些银行都受到了冲击，因为它们无法适应低利率的终结。硅谷银行与之前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关系密切，在宽松货币时代现金充裕。它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长期政府债券中。这是一个典型的“借短贷长”的例子——利用储户的短期收入流购买资产，这些资产将长期占用这些资金，但最终会产生更高的回报。然而，利率上升给债券价格带来了下行压力，而这与科技行业的发展放缓同时发生。由于存款被提取，硅谷银行不得不亏本出售债券。一旦情况明朗，银行挤兑就开始了，消息传开，客户只需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取款。

签名银行在2018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专注于加密货币，随着“一切都是泡沫”的破灭，加密货币的价值崩溃了。硅谷银行倒闭后，它也遭遇了银行挤兑。第一共和银行的重点是那些愿意接受低利息存款以换取廉价贷款的高净值个人。利率的上升危及了这种商业模式。随着客户开始提款，第一共和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其他几家大银行也伸出了300亿美元的救命稻草。尽管如此，截至4月，已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存款被提取，该银行于5月1日关闭。

随着其他几家地区性银行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美联储介入，提供了一项紧急贷款计划。其他央行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反映出人们对危机会蔓延到国外的担忧。这些并不是完全是错的。硅谷银行倒闭十天后，瑞士政府指示瑞士银行（UBS)吞并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瑞士信贷银行是瑞士第二大银行，也是迄今为止瑞士银行的主要竞争对手。

近年来，瑞士信贷银行面临着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丑闻。这些指控包括在保加利亚帮助毒贩洗钱的刑事定罪和在莫桑比克的腐败案，以及通过与名誉扫地的金融家莱克斯·格林西尔（Lex Greensill）和破产的纽约投资公司阿古斯资本管理公司（Archegos Capital Management）交易而损失数十亿美元。尽管如此，该行既没有在利率上鲁莽下注，也没有在加密货币上大量投资，又没有受到美国银行倒闭的直接影响。据说它拥有“稳固的资产负债表和宝贵的核心业务特许经营权”。然而，在美国银行崩溃之后，储户成群结队地离开了。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说：“硅谷银行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其储户也面临风险。但是，如果瑞士信贷银行即使流动性强、资本充足，也会遭遇挤兑，那么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银行身上，无论何时何地”。

到目前为止，这种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事实上，随着贷款利率的上升，许多银行都报告了创纪录的利润——但这种担忧反映了臃肿的金融系统面临的实际压力。

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说，比银行业危机更重要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经济体面临的压力。在宽松货币政策时期，资金大量流入这些国家，鼓励它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贷。量化宽松等政策的结束和利率上升，正在将资本吸引回美国。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货币价值暴跌，削弱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购买力。与此同时，这些国家面临着借贷成本的飙升，尤其是那些以美元借贷的国家。

根据评级机构惠誉(Fitch)的数据，自2020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4起主权债务违约事件，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在整个2000年至2019年期间，只有19家。白俄罗斯、黎巴嫩、加纳、斯里兰卡和赞比亚目前都处于违约状态。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做法遭遇了反抗，尤其是在斯里兰卡，去年一场起义推翻了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Gotabaya Rajapaksa)政府。在黎巴嫩，由于黎巴嫩镑贬值98%，抗议者在2月份的抗议活动中烧毁了几家银行。

未来的斗争

日益加深的经济低迷也对发达国家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旧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地带的幻灭，并延续了我们近几十年来看到的政治两极分化的过程。正如我在这个问题的其他地方所讨论的那样，来自激进左翼的改良主义潮流最突出的政治回应，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党(Podemos)、英国的科尔宾主义(Corbynism)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它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掌权或接近掌权时，受到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因此，往往是激进右翼，如各种法西斯、右翼“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组织在竞选时抓住了这场危机。

英国也不能幸免于这一过程。在英国，保守党政府试图通过将难民和移民作为替罪羊，转移人们对自身日益严重的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如何精确地操纵种族主义，在总理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的党内造成了紧张局势，苏纳克周围的一个派系担心无法填补劳动力短缺。这个团体与内政大臣苏埃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的支持者意见相左。布雷弗曼在5月份的极右翼国家保守主义会议上发表讲话，抨击移民、“专家和精英”、跨性别权利、“身份政治”、对英帝国历史的批评以及激进左翼，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试图在收容难民的酒店外发起抗议。到目前为止，这些抗议活动中的许多都成功地遭遇了“反对种族主义”(Stand up to Racism)等组织的反示威，但左派必须继续对这些事态发展保持警惕。

丹尼斯·戈达尔（Denis Godard）在本期关于法国罢工运动的文章中有力地指出，挑战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在工作场所进行斗争的替代方案，而是对它的必要补充。他的文章还提醒我们当前经济动荡的另一个方面：工人们通过使用罢工武器来复兴自主活动受到了阻碍。法国仍然是这场复兴的高潮，同时葡萄牙、德国和希腊等国也发生了重要罢工。在英国，工会官僚机构打击不断演变的罢工运动的努力部分得逞。

一些工会，如卫生服务部门的英国总工会(GMB)和英国统一工会(Unison)，以及消防员工会(FBU)，已经解决了全国性的纠纷。在没有明确的升级行动路线的情况下，接受了远低于通货膨胀的薪酬协议。另一种情况，例如，在英国几家铁路公司，RMT的车站工作人员和火车工作人员以及ASLEF的火车司机，行动迟缓。在这里，成员们拒绝接受糟糕的协议，但工会领导人似乎不愿超越间歇性的罢工行动，因此几乎没有机会对雇主进行彻底打击。这与正在发生的一些局部战斗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战斗中，更广泛的罢工行动被证明是成功的。

与之相反，一些工人团体对糟糕的协议提出质疑。英国皇家护理学院(Royal College of Nursing)的情况就是如此，其成员以54%的投票否决了领导层建议的协议。在投票中，出现了诸如“NHS员工说不”这样的运动团体，表达了许多人对被领导层出卖的愤怒。由于普通会员的强烈不满，通信工人工会的领导人不得不取消对皇家邮政薪酬协议的投票。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UCU)在5月举行的年度大会上，对其秘书长乔•格雷迪(Jo Grady)进行了谴责，并差一点通过一项不信任案，原因是她对争议处理不当，破坏了工会内部的民主机构。英国全国教育工会（NEU）内部也就学校行动的局限性进行了辩论，并努力协调各工会反对不良协议。例如，例如，今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一次120人参加的会议是由伦敦朗伯斯区和哈克尼区的全国教育工会（NEU）、伦敦地区的英国大学与学院工会(UCU)和“NHS员工说不”共同主办的。

尽管有这些积极的发展，但我们离工人独立于官僚机构并将自己的策略作用于正在发生的争端所需要的那种普通组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准备挑战工会领导人的基层活动家的萌芽网络的存在，标志着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社会主义者在未来时期必须培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