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在台湾的误用

1.本·安德森民族理论的引入

上个世纪末台独运动者引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下简称本·安德森）的民族建构理论来为「台湾民族」的建构打地基。本·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在1999年被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这时距离该书出版的1983年其实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配合着「台湾民族」建构论的兴起，在台湾流传甚广。翌年，世纪之交的2000年3月正值陈水扁当选总统，本·安德森受邀来到台湾给一个演讲，叫做「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想象」。那一次我也受邀担任他演讲会的回应人之一，而有了亲身和他交流的机缘。

本·安德森的民族建构理论，是以二战后东南亚殖民地独立建国的历史为素材而归纳出来的。民族这个东西在他看来不是「天然的」，而是「人为的」，是先有了国家才去建构民族（参见安德森 2010）。他这套理论原本是从西方殖民者的视角出发，来批判和贬抑二战后从殖民帝国控制下独立的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的。然而当时年轻的台独派学者却把这个理论倒过来使用：既然「民族」这个东西可以人为的建构出来，那我们也要用同样的方法从无到有来建构「台湾民族」这个东西。

这些年轻的台独派学者跟老派台独不一样，不像老派台独并不否认两岸同文同种，他们对历史抱着虚无的态度，直接谈建构一个新的「台湾民族」。这是一个重大的差异，可说台湾民族建构论是后冷战与后现代的产物。本·安德森的理论对他们是个强有力的支持，所以演讲会那天来了很多人，把会场坐得满满的，这让我感觉到那种强烈的气氛。

2.台湾民族建构的历史条件

台独运动的兴起有其既特殊又普遍的三个历史条件。

台湾的民族想象首先种因于日本殖民统治，这是第一个历史条件。从本·安德森的理论来看，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台湾的民族想象上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住在台湾岛上的汉人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台湾人概念，有的是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身份，而且还彼此械斗。日本来了之后，不仅划定了这个殖民地领域，还用日语进行现代化教育，让此后受过教育的漳州人、泉州人与客家人必须用日本话来沟通。可以说台湾人身份、语言与殖民统治的地理边界都像本·安德森所说的，成了新民族的想象范围。这是台湾民族想象的第一个条件，也是本·安德森民族建构论的可用之处，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马关条约》是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

从小接受日语教育的作家吴浊流（1900-1976），以日据时代的生活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乡土小说，反映对于一代台湾人来说的身份困境。

我们今天看到的台独运动可以在年轻人中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还有两个更大的原因。第一个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据台之后所进行的现代化工程，为新的民族想象提供了一个否定过去的武器。台独运动基本上就是一个在现代化旗帜下的「脱亚入欧」运动。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确定脱亚入欧的思想，它的「脱亚」其实是脱离中国文化圈，即是「脱中」。中国本身也有着这么一个脱亚入欧的冲动，比如现在还有人说中国必须继续被殖民三百年。在这个脉络下，台湾更不用说了。虽然清朝末年曾在台湾开始了一些现代建设，但台湾社会主要是被日本殖民政府从上而下现代化的，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个道路可说甚为缺乏自主性。

台湾不少社会精英是天天从台湾这个全球化的边缘，直接望向如今是西方世界中心的美国，或者望向日本与西欧那些次中心，同时也渴望着被他们所看到。两岸分裂百年之后，在与中国大陆竞逐谁更接近全球现代中心的心理下，台湾精英焦虑恐慌的是他们可能会沦为边缘的边缘。总的来说，日本据台所带来的殖民主义现代化路径，不同于中国大陆的自主性道路，使台湾有了脱亚入欧分离运动的可能。这个脱亚入欧的现代化竞逐正是台湾民族想象的第二个条件。

接着更重要的因素是1949年的两岸分裂。在那种国共斗争的严峻形势下，国民党的思想基础除了那套片面僵化的「中华民族主义」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亲美反共意识形态。这个冷战意识形态与作为，不仅为台湾的民族想象事业清除了思想上的抗体，也在其发展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是建立一个将对岸的中国人视为对立他者的心理潜意识。然后国民党又被有意无意地认定是传统中国的代表，于是在我们战后这一代的西化潮流中，反国民党、反传统与反中国遂有了心理连结的可能。这种冷战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遂为台湾民族想象创造了第三个历史条件。

台湾社会在1987年解严之后，日本殖民与现代化问题并没有得到一个历史清理，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历史条件都不是本·安德森民族理论可以解释的。这些认识给了我不小刺激，刚才谈到「洋左」，本·安德森的这套东西就是「洋左」论述里颇为重要的一个例证。我在那次演讲会之前就已读过本·安德森的那本经典之作，为了参加那次会议又重新读了一次。会后也与他有过一些交流，遂能更多地理解到他的幽微用心。他的这些东西构成了台独话语的其中一个因素，让我在世纪之交开始反思，西方左翼的这整套东西对于解决两岸问题会起什么作用。

3.台湾民族建构的内在难题

台湾民族建构虽然有上述看似充分的历史条件，也有着严重的内在难题。

首先，「台湾人」这名称因为历史的原因而与讲闽南语的移民紧紧绑在一起，成为后来台湾人政治运动难以避免、也甚难突破的身份核心。台独运动的主体是讲闽南语的，也就是漳州人和泉州人的后裔，「台湾人」传统上指的就是这么一群人。作为台湾之名的起源地的台南，基本上就是一个闽南语城市，传统上对台南人而言，客家人不是台湾人，原住民也不是台湾人，外省人更不是台湾人。这个身份一直跟台独运动以及这么一群闽南语族群绑在一起。

这种族群观很像美国黑白之间的区分，就像奥巴马是黑人而不是白人那样，你有部分外省人的血统就不是台湾人。这种排他性在历史上表现的最为极致的就是纳粹德国的排犹。而「台湾人」身份的内在排他性所隐含的这种族群分类法，正是台湾民族建构的第一个困难所在。

台湾的族群政治在解严之前就已酝酿，解严之后更是成为选举时煽动选民的利器，危害之烈在于必须不断的寻找内部敌人。以闽南语族为主体的台湾独立运动的族群政治，总是不断地为其外部敌人「中国」在台湾岛内找出其相应的「中国人」投影，尤其是「非台湾人」的外省人，以作为其内部敌人。频繁的台湾选举更是最佳的操练场，以此煽动选民。

在1990年代，李登辉为了解决这种族群政治的内部冲突，曾提出与中国人对立的「新台湾人」这名称，企图涵盖被老台湾人一名的局限性所排斥的原住民、客家人与外省人。他希望大家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新台湾人」，这是台湾民族建构的新想像，然而至今看不出其有成功的希望。

再则，是关于台独运动一直强调的所谓主体性的问题。日本虽然一心脱亚入欧，也还继续保持其历史传承，但是台独运动的脱亚入欧却是以割断历史传承为代价，反而导致其主体的空洞化。

日本能够看似成功地脱亚入欧，有其文明与地缘的因素。就如柄谷行人（2015）所言，日本是东亚文明的亚周边，即是边缘的边缘，于是有了这个脱离的条件。而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则是最不可能有这种条件的，因为它就是中心本身、亚洲本身，只能成为被脱离的对象。然而中国有些边缘地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会有这个机会，例如台湾作为一个边缘岛屿，在乙未之变日本占领之后就有了这个机会。这是吕秀莲会「坦言」感谢日本的缘故。

但是日本不管如何脱亚，都只是不再以中国为师，却不曾否定自己的历史与传承，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依然是其立国根本，是其所谓的主体性所在。而台独运动在这点上却是不同于日本对其历史与传承的坚持，它脱亚入欧的想象是以割舍其文化母体的中国文明与闽南文化为代价，而将其主体掏空了。

这个自我掏空在乙未新生代接受日本殖民现代化教育，不再学习传统典雅闽南语而自我弃绝了闽南文化之根的时刻，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对自我历史的弃绝最近的表现就是，中央从2017年起不再纪念郑成功这位「台湾人主体」的开创者，还有一连串的「去中国化」的历史教科书的推行。如此表现在各方面的自惭形秽，最终只能成就一个自我否定的空洞主体。

这种自我否定、割舍了历史与传承而变得空洞虚无的主体，最后只能依靠占支配地位的、外铄的价值观，尤其是来自欧美文明的价值观，来理想化自我形象。而所谓的多元文化或普世价值这些话语，就成了用来遮掩这个空洞自我的遮羞布。其结果，我们用西方的话语来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集体神经病征——缺乏自我而只能透过外人的眼光，尤其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也看这世界。

在这种以外铄价值来填塞的空洞主体状态下，心理上为求补偿，台独运动抬高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贡献，大量地将日殖时期的遗留物列为古迹，怀念日本所赐予的种种现代化建设者如嘉南大圳的八田与一，以及重建日本神社等等作为，就很可理解了。然而这些都只是以日本的现代性来填补自我的空虚，却完全没学到日本对历史传承的自我肯定精神，反而成为其未曾反省清理的法西斯遗毒的重灾区。

4.本·安德森民族理论的误用

如此我们从台湾民族建构论的严重内在问题，再回来谈本·安德森民族理论的缺陷与误用。

其实台湾民族想象在其源起的同时，首先就受到另一个更强大的民族想象——「中华民族主义」的挑战。乙未之变不仅在大陆强化了中华民族主义的发展（康梁变法），也在台湾开启了心怀祖国的现代化知识分子的抗日运动。再则，国民党在台湾虽然以亲美反共政策为台湾民族想象推波助澜，但也强化中华民族的各种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元素，并制造了不少台湾民族想象的障碍。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如本·安德森所指出的博物馆在民族打造上的神圣光芒。又如中华民国的现实领域「台澎金马」里面的「金马」。一百年来在台湾同时萌芽并存的两种现代民族主义的这个内在矛盾，构成了台湾民族打造的一个最大的，而且可能是致命的障碍。这是我在本·安德森的那次演讲会中对他提出的一个现实问题。

就本·安德森的民族建构理论而言，后进新兴国家的博物馆发挥着民族想象的强大功能。然而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些宝物的收藏在一千年前的北宋就已经开始了，历经金元明清四代的陆续收藏，传到民国手中，最后国民政府把它很重要的部分带到台湾来。以本·安德森的理论来说，单从博物馆的传承这一项，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出中华民族的想象竟是发端于宋代。

这听来是有些荒谬，然而宋代却是个有趣的时代。它的印刷业鼎盛；它开始了说书的传统，是中国白话小说的滥觞；它完备了以才取士的科举制度，让所有的读书人，以其通用的官话，在其统辖领域内有个来到首都的朝圣之旅。所有这些商业印刷、小说、以才取士、通用语言以及掌握知识的人的进京朝圣之旅，都是本·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所描述的民族想象的诸种历史条件。这些条件竟然早在宋代就发生了，但是我们今天却不会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始于一千年前的宋代。

闻悉台湾被日本侵占，在北京的台湾举人和台籍官员，立即联名上书，要求坚决抵抗，决不能将台湾轻易敌手。图为台湾同胞抗议割让台湾书。

显然本·安德森的民族理论有着严重缺陷，以致于应用到中国的历史情境就破绽百出。或许我们用“民族国家”、“东方专制主义”或“天朝模型”等来观察中国以及台海两岸关系，都是犯了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东方学》）中指出的错误，这是当时我对本·安德森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

这么一个有着重大破绽的「民族建构」理论，竟然就在世纪之交，成了被台湾的学者用来人为建构台湾民族而引进的思想工具，或许也让我们见识到西方理论之一斑了。

5.本·安德森的一厢情愿

本·安德森在这次演讲会上还提到他从留美台湾学生听到的一件事。他说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男留学生，对于台独主张十分激愤，以致说出要X尽所有台湾女性这样的话来。本·安德森觉得这事很有象征意义。

无论本·安德森转述的内容是否属实，我们知道全世界带有法西斯种族主义倾向的男人，都会有这种集体敌对者妇女的念头。较近的例子是21世纪初巴尔干半岛的族群冲突；再早的是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更早的还有1895年日本军队攻占台湾时，在镇压了台民的武装反抗后，对妇女施以奸淫凌辱的手段，这些都是载之史册的。这种集体强暴行为并不只是在发泄性欲，更是胜利族群的男性向敌对族群男性耀武扬威的一种精神镇压。这里或可看出族群政治里所潜藏的男性的、法西斯的心理因素，是那般充满着集体的精神病征。

由此来看，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中极少数人会有这种想法本就不足为奇，反过来亦复如此，也有一些强烈主张台独的男性想去对岸干同样的事。但是，这种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现象并不是本·安德森的重点，他要强调的是男性集体武装者只会对敌对异族的妇女进行奸淫，而不会对自己族群的妇女同胞干这种事；因此当他听到有大陆中国人想对台湾妇女干这种事时，就想到已经开始有大陆的男性不把台湾人当成自己的同胞了！

当然本·安德森不会无知到以为那位大陆留学生的念头具有丝毫普遍性，但以他的民族理论以及同情台独的立场，自然会想到若两岸之间的问题是两个异族之间的问题，就有了「解决的曙光」。于是那天他就进一步说，如果有很多中国大陆男性都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是他们不再把台湾人当成同胞的时候，那「台湾民族就有可能成立」，「台湾独立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台湾岛内从1918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掀起了非暴力的政治抗争运动。力图以合法手段争取日据下合理待遇为目的的“设置台湾议会请愿运动”，自1921年到1934年，共进行了15次，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图为请愿者在东京受到台湾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虽然本·安德森这种想法太过一厢情愿，但他确实碰触到存在于两岸之间的一个重要关键。身份认同是互相的，你即使取得美国国籍，很多美国人还不见得会完全接受你为美国人。你再怎么装扮成日本人，日本人也会把你当外人。但是你去中国，他们却还是把你当同胞，不管你接不接受，喜不喜欢。因此台独对大陆民众而言是背叛同胞，而不是敌对异族。

大陆民众把台湾人当成同胞的心理，其中当然有打造中华民族的现代因素在内，但主要还是来自前现代的传统心理。就像以前台湾人一向都称南洋华人为华侨，把他们当成中国人，这种前现代观念碰上二战后纷纷成立的、界线分明的现代民族国家，当然屡被指责为「捞过界」（编注：广东话，指超过了自己的职权范围）的大中国心态。

但不管政治正确与否，这种不完全与现代民族国家配合的文明包容观，其实是台湾人长久以来的潜意识。解严后开放出国观光，很多台湾人第一次到新加坡，还会惊讶于新加坡人也会说「台湾话」。其他的因素不谈，这里是包含着一种把新加坡华人视为自己人的根本心理，这是中国人把有相同文化和宗族连带的都认为是自家人一样的心理。而正是这种身份认同的根本心理，是难以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来轻易加以解消的，就构成了台湾民族建构的一个障碍。

以本·安德森教授的聪明及其对东亚/东南亚的知识，他是看到了两岸之间与台湾内部在身份认同上不是可以轻易解决的这个麻烦。他也看到了他那套现代民族建构理论的困境，是他当时心里的疙瘩。所以会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大陆民众不再把台湾人当作同胞，以为这样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可以看出这个一厢情愿是他的民族建构理论的自然衍生。